亞歐大陸兩端的青銅文明_風聞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作者：畢經緯 周洵

　　面積相近的中國與歐洲，分別位於亞歐大陸的東西兩端，並在青銅時代孕育出各自的青銅文明。前者奠定了東亞文明的根基，後者則成為西方文明的直接源頭。“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對兩地青銅文明進行對比分析，是把握東西方古代文明以及人類文明多樣性的重要課題。

　　時空格局

　　公元前2000年前後，甘肅齊家、西城驛、四壩以及陝西石峁、山西陶寺、河南王城崗和新砦等地出現了一定數量的青銅製品。這説明中國北方與中原已邁入青銅時代的門檻。約500年以後，以長江中游為中心的南方地區在中原青銅文明的影響下進入青銅時代。至此，中原、北方、南方青銅文明三線並行的格局基本形成，並一直持續到青銅時代結束。

　　中國北方青銅文明以青銅武器、工具、裝飾品為主，在器物類別及鑄造工藝上與亞歐草原沒有本質區別，屬於亞歐草原青銅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原地區則形成了以容器為核心的青銅文明，這一文明形態不見於中國之外的青銅文明。南方青銅文明與中原地區相近，只是在青銅器的組合、形制、紋飾以及埋藏情境等細節方面有一些自身的特點，屬於中原青銅文明的次生類型。三地青銅文明的交流主要發生在中原與北方、中原與南方之間，而北方與南方的交流尤其是直接交流則較少。

　　公元前3000年前後，歐洲青銅時代自東南歐開啓，在之後的1500年間，歐洲大陸各地陸續邁入青銅時代的門檻。歐洲大部分地區的青銅文明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均流行青銅武器、工具與裝飾品。但是，歐洲地理單元破碎，自然環境複雜多樣，境內的青銅文明也因之呈現出不同的地域特徵（簡·麥金託什：《探尋史前歐洲文明》，劉衍鋼等譯，商務印書館2010年版）。

　　南歐地區深受地中海東岸新月沃地青銅文明的影響，進入青銅時代的時間較早，人像比較發達。東歐尤其是南部地區進入青銅時代的時間不晚於南歐地區，青銅器呈現出明顯的草原風格，武器十分發達。在南歐和東歐青銅文明的影響下，中歐與西歐內陸進入青銅時代的時間也較早，青銅質地的農業工具較多，還流行骨灰甕、酒罐等青銅器。西歐沿海和伊比利亞半島在南歐與西歐內陸青銅文明的影響下，結合自身的文化傳統，形成了以鯉魚舌劍、翼形斧、彎背刀等青銅器為特色的大西洋青銅文明。北歐遠離青銅文明核心區，加上銅錫資源匱乏，進入青銅時代的時間較晚，其青銅文明雖深受東歐、中歐、西歐青銅文明的影響，但也創造了樹形斧、太陽車等極具特色的青銅器。

　　中國的山脈與河流多東西走向，加上緯度和氣候的制約，造成中國文化的南北差異大於東西差異，青銅文明也呈現出這一特徵。由於中原青銅文明始終比較強盛，北方青銅文明基本上被限制在長城沿線及以北地區，而南方青銅文明則基本分佈在秦嶺—淮河以南，使得中國青銅文明呈現出比較穩定的三線並行格局。歐洲青銅文明的格局則比較複雜，推動歐洲青銅文明格局變遷的力量主要來自南歐地中海青銅文明與東歐草原青銅文明。這兩支文明一南一北，對歐洲大陸施加了長久的影響，加上草原人羣對南歐地區的一次次衝擊以及古希臘和羅馬的相繼崛起，使得原本就多元的歐洲青銅文明格局更加複雜多變。

■安徽阜南台家寺出土龍虎尊 作者/供圖

　　外部特徵

　　器類方面，中國中原與南方的青銅器以容器為主，以樂器、武器、工具為輔。夏商時期的青銅容器以酒器為核心，兩週時期以食器為核心，前者主要有爵、斝、觚、尊、卣、壺、罍，後者主要有鼎、鬲、簋、豆、簠、敦。青銅樂器主要有鈴、鐃、鍾、鎛。武器常見戈、矛、戟、鉞、劍、鏃。工具主要有削刀、斧、錛、鑿、鋸、針。中國北方地區的青銅器與亞歐大陸草原青銅器較為接近，流行武器、工具與裝飾品，而容器較少。歐洲的青銅器雖有地域性差異，但均常見武器、工具與裝飾品，尤為流行各種各樣的斧與劍；青銅器主要有板斧、橫銎斧、豎銎斧、短劍、長劍、矛、匕首、砍刀、鏃、鋤、鐮、削刀、錛、鑿、鈎、錐、針、飾針、耳環、項鍊、手鐲、牌飾、杖首、馬具、鏡子、動物，容器和樂器較少。

　　紋飾上，中國青銅器十分重視器物表面的裝飾，具有精美裝飾的青銅器不計其數，很多青銅器有三層滿花裝飾。比如著名的四羊方尊、龍虎尊、皿方罍、蓮鶴方壺、曾侯乙尊盤以及大量錯金銀銅器等（張昌平：《中西青銅器與世界青銅文明》，《中國社會科學報》2012年8月10日第6版）。就題材而言，中國青銅器紋飾中最為流行的獸面紋、夔龍紋、鳳鳥紋、竊曲紋、環帶紋、蟠螭紋、蟠虺紋等基本上都屬於幻想或抽象的動物紋，在春秋晚期人物畫像紋出現之前很少見到人物形象。歐洲有紋飾的青銅器相對較少，紋飾的題材多為生產、生活、祭祀、戰爭或神話故事等場景的刻畫。比如希臘古典時期的鏡子和梳妝盒、伊特魯里亞時期的六腿銅盆、凱爾特人的巨型酒罐等青銅器上的裝飾，多有人物形象，有很強的寫實性，與中國青銅器紋飾大不相同。

　　銘文方面，據統計，目前已報道的商周時期有銘青銅器已超過20000件，而且每年都在不斷增加，其中有不少超過100字的長銘文銅器，記載了各種史實，具有極高的歷史價值，如499字的毛公鼎、記載周人伐商的利簋、銘刻“宅茲中國”的何尊、載有周王與家族世系的史牆盤等。而歐洲青銅時代及鐵器時代早期的銘文主要發現於公元前8世紀以後的希臘半島和亞平寧半島，銘文大多銘刻在石材或陶器上，內容主要有獻祭辭、盟約辭等，如阿波羅像、哈兒克達馬斯罐、埃利斯人與赫拉埃亞人盟約等（張強譯註：《古希臘銘文輯要》，中華書局2018年版）。相較於中國，歐洲有銘文的青銅器不多，單篇銘文的字數較少，內容也不甚豐富，史料價值相對遜色。此外，中國青銅器銘文絕大多數為鑄銘，而歐洲青銅器銘文絕大多數為刻銘。

　　鑄造方面，青銅武器、工具等實心器具的鑄造較為簡單，只要在兩塊外範之間的空隙注入銅液即可完成，不需要內模。中國與歐洲的青銅武器、工具等實心器物基本都是採用這一方法鑄造的。而容器的鑄造要複雜得多，主要有兩種方式：一種是先鑄出銅片，再通過鍛打的方式連接成容器，歐洲青銅容器主要採用這種方法鑄造；一種是更為複雜的複合範技術，需要在內模上翻印外範，然後再把內模均勻削去一層或用更小的內模替代，使內模與外範之間有均勻的空隙以澆注銅液，需要高超的複合範鑄造技術，中國絕大多數青銅容器採用了這一鑄造方法。此外，歐洲尤其是南歐流行的人像、動物等較為複雜的青銅器則主要採用失蠟法鑄成，而學界對中國青銅時代是否使用過失蠟法還未取得一致的意見。

■伊特魯里亞青銅馬人像 作者/供圖

■伊特魯里亞青銅魚人像 作者/供圖

　　內在意藴

　　青銅在青銅時代的中國與歐洲都是十分重要的物資。夏商周時期的青銅器是貴族身份地位的象徵，比如夏商時期的用爵制度和兩週時期的用鼎制度與編鐘制度。這種等級秩序影響深遠，前者以爵位制度的形式進入政治領域，後者則在春秋時期成為國家政權的象徵。此外，就考古資料而言，中原青銅器的重心是“祀與戎”，且“祀”在“戎”之前，祭祀的對象主要是祖先，最終的歸宿一般是隨葬於墓葬之中。南方地區西周之前的青銅器大多是因祭祀自然神靈而埋于山川附近，兩週時期逐漸轉向祭祀祖先並最終隨葬於地下。北方地區的青銅器也主要發現於墓葬，僅有少量出於祭祀遺蹟。

　　歐洲青銅器的鑄造與使用主要圍繞戰爭、祭祀、生產和生活，軍事氛圍較為濃厚。歐洲青銅器祭祀的對象主要是神靈而非祖先，比如南歐的人像大多是神像或是獻給神的祭品或是與神有關的人員。北歐的青銅器多出於湖泊、沼澤之中，一般認為是獻給神靈的祭品。中歐與西歐的青銅器多出於窖藏和少量高等級墓葬之中，大多與神靈祭祀有關。西歐大西洋沿岸的青銅器則主要出於窖藏或祭祀坑，如英國倫敦的黑弗靈窖藏、蘇格蘭的皮布爾斯窖藏等，青銅器多為工具和武器，這些窖藏可能是祭祀神靈的遺蹟。東歐青銅器多出於墓葬，少量出於窖藏或祭祀坑，神靈祭祀氛圍沒有歐洲其他地區濃厚。此外，歐洲青銅器的身份標識功能主要是通過隨葬青銅器的數量、體量和精美程度來體現的，而不像商周時期的中國還額外建立起規範有序的用爵制度、列鼎制度和編鐘制度。

　　共性與差異

　　總體而言，中國與歐洲青銅文明有一定的共性，比如歐洲大部分地區青銅時代的起始時間與中國接近，兩地青銅器均主要出於墓葬和祭祀遺蹟，類別上都有武器、工具、容器、裝飾品、日用器具等，其中武器、工具等實心器物的鑄造均主要採用二合範技術。此外，中國與歐洲都十分重視祭祀和戰爭。

　　但是，中國與歐洲青銅文明也存在明顯差異。格局方面，中國青銅文明大致呈現出北方、中原、南方三線並行的穩定格局，歐洲青銅文明的格局則較為複雜多變。外部特徵上，中國青銅文明總體上以容器為核心，青銅器多由複合範鑄成，紋飾多為幻想或抽象的動物紋樣；歐洲青銅文明則以武器、工具、人像為主；青銅器鑄造方法主要有範鑄法、鍛打法和失蠟法，其中容器多采用鍛打法，人像、動物等較為複雜的銅器多采用失蠟法；紋飾多以人物的形式表現社會生活或神話故事，有很強的寫實性。內涵上，中國青銅器的祭祀對象主要是祖先，最終多隨葬於墓中；歐洲青銅器祭祀的對象主要是神靈，大部分獻祭於祭祀場所，小部分隨葬於墓中。

　　造成中國與歐洲青銅文明特點相近的原因，主要有兩個：一是二者之間的文化交流，這種跨越亞歐大陸的長距離交流是通過一個個短距離交流間接完成的，主要發生在中國北方草原與東歐草原之間。二是不同地區的人類在面臨相似的生存環境時，有時會做出相近的文化選擇或文化適應，從而創造出類似的物質文化甚至精神文化，比如農作物與家畜的馴化、陶器的製作、埋葬死者等。再如三星堆祭祀坑中的青銅人像，貌似與盛行人像的南歐、西亞、埃及有一些關聯，但實際上，人像流行是神靈信仰濃厚地區的普遍特徵，並不能説明其間有影響關係。

　　中國與歐洲青銅文明存在差異的原因，主要在於兩地位於亞歐大陸的東西兩端，彼此間的文化交流較少，加上文化傳統、自然環境的不同，其間存在差異乃是必然，正所謂“物之不齊，物之情也”。也正是這些差異，才造就了多姿多彩的人類文明。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中國古代青銅器發生學研究”（19XKG009）階段性成果）

（作者單位：陝西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