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民 | 評《李雙雙》：“大共同體”的建立與中國婦女的解放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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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上海海燕電影製片廠拍攝了電影《李雙雙》，導演魯韌，劇中主角李雙雙和孫喜旺分別由張瑞芳和仲星火來飾演。

《李雙雙》相當生動、細膩地詮釋了五十年代後期，在中國廣大農村地區興起的人民公社化運動，給農村的婚姻家庭關係、婦女地位所帶來的積極影響。

故事從一場勞動結束之後開始，大家都放工了，回家吃午飯。

李雙雙路過村旁小河邊，順手清洗毛巾。此時，她的丈夫孫喜旺扛着鋤頭從小橋上走過，只見他將外套直接扔給雙雙，一句話都沒交代就走了。

看到此情此景，二春説道：

“你看喜旺嫂子真不錯，伺候得喜旺哥多周到。”

喜旺得此評價甚為得意，誇耀道：

“我們倆從來就是這樣，我説一不二……在家裏哪樣不是我説了算？我説，你們不信，從打夯修水渠這麼忙，我就沒穿過舊鞋。你們看，都是這雙沒穿舊，新的就已經做出來了。”

從李雙雙滿臉笑意順從地為喜旺洗衣服（要知道，李雙雙也勞動了一上午，回去還要做飯），到二春對此流露出的羨慕與肯定，再到喜旺的洋洋自得，《李雙雙》一開始就告訴觀眾，這是一個大男子主義思想猖獗的村莊，並且無論男女，包括生性潑辣的李雙雙在內，對這種風氣都習焉不察，視為理所當然。

但是，變化很快就到來了。

首先，是一個有點自私的舊式婦女孫有老婆，私自拿了生產隊的幾塊木板，被李雙雙阻止，從而爆發了爭吵。

當孫喜旺被喊來的時候，他希望媳婦能少説兩句話，別把人得罪得太狠，最後怒道：

“你憑什麼管人家，你算個什麼呀！”

“我？”雙雙一愣，立刻理直氣壯地回應道：

“公社社員！”

注意這句話，它實際上點明瞭整部電影的主題，並且在雙雙最終獲得和喜旺平等地位的過程中，發揮了決定性作用。

在此前之前，李雙雙被其他人稱為“喜旺嫂子”、“喜旺家的”，被喜旺稱為“俺那屋裏的”、“俺家做飯的”、“小蘭她媽”……這些稱呼所標示的身份，都意味着李雙雙沒有權利“管人家的閒事”，只有“公社社員”的身份不同。

這場小衝突過後，因為李雙雙“擅自決定”帶領村裏的婦女上水利工地上勞動，引發了更大的一場家庭衝突，由此導致了家庭內部的權力天平，開始向雙雙一方傾斜！

在工地上，喜旺遇到了正帶領婦女們風風火火地幹活的李雙雙。回到家後，他眉頭緊皺，撇着一張嘴，悶悶不樂，對雙雙要他接孩子、捅爐子的留言視而不見，只是坐在炕上生悶氣。

雙雙回到家後，就動作麻利地生爐子、擀麪條，忙得像陀螺一樣團團轉，對光坐着什麼也不幹的丈夫忍不住有些小抱怨：

“你回來怎麼不先把爐子打開，沒看到我門上寫的字啊。”

喜旺卻認為這並不是一件小事：

“我不能開這個頭，我要替你做飯，將來還要我替你洗尿布呢。”

他用了“替”這個字，含義很明顯，就是做飯、帶孩子、洗尿布等等家務都不是他該乾的。

夫妻倆由此爆發了激烈爭論。雙雙要拉着喜旺去找老支書兼隊長評理，喜旺耍賴不敢去，反而把雙雙關在院子裏。當然，他也因此沒有吃上面條，只能用一個冷饅頭當午飯。

02

李雙雙為什麼能夠“初戰告捷”？

觀眾發現，這是因為隨着農村合作化、公社化運動的開展，農村的社會結構發生了根本改變。

在長達兩千多年的封建社會里，中國農村基本上只有家庭/家族這樣的小共同體，再往上就是國家這一“超級共同體”。

家庭/家族這樣的小共同體，固然也有對女性保護的一面，但主要方面卻是壓迫和禁錮。正如毛主席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所概括的那樣，農村存在四條束縛農民的極大繩索，即政權、族權、神權、夫權——婦女被壓在最底層。

隨着解放戰爭的勝利，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反動政權被推翻了，取而代之的是實行婦女解放政策的紅色政權；經過土地改革，族權（經常和地主階級的紳權結合在一起）也瓦解了；新政權大力宣傳破除封建迷信、普及科學常識，神權受到了極大衝擊，只有夫權還隱藏在家庭之內，以隱而不顯的方式相對完整地存在着。

農村合作化、公社化運動的開展，導致農村的社會結構出現的一個革命性變化，就是在小共同體“家庭”和超級共同體“國家”之間，建立了人民公社這樣的“大共同體”，每一個農民都因此獲得了新的身份，即人民公社社員。

人民公社是中國革命的邏輯產物，其在文化和價值觀方面，當然是支持婦女解放的，這就為農村婦女擺脱夫權束縛提供了極大便利。

李雙雙在人民公社的框架內，逐漸取得和喜旺平等地位的路徑，可以簡單概括為這樣幾個步驟：

第一，李雙雙高度認同自己作為人民公社社員的身份；

第二，她從社員的身份出發，名正言順地積極參與公共事務，維護集體利益；

第三，對公共事務的積極參與，使李雙雙在生產隊裏的威望越來越高，她還得到了公社黨委及各級領導的支持，這使得喜旺依託於舊傳統的“夫權”黯然失色；

第四，喜旺逐漸認同了雙雙。他認識到雙雙的行為不僅符合大家的利益，顯然也更符合時代潮流。

第五，由於這一系列的變化，李雙雙和孫喜旺的家庭關係，也以“先結婚後戀愛”的方式，水到渠成地在新基礎上重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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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李雙雙和孫喜旺博弈的第一個組合段中，還有兩個很值得分析的細節。

一是，當水利工地上勞動力不夠，二春為此感到焦慮時，李雙雙和一羣婦女説她們可以去，二春一句話就認定她們不行，他調侃道：

“到工地上抬大石頭打夯你們幹得了？你們吶，只能在家裏收拾收拾孩子，伺候伺候男人。”

這句話惹翻了李雙雙和婦女們，她們把二春抬起來“打夯”，並更加堅持要上工地勞動。

其實，從二春這句話裏，觀眾就可以悟出，李雙雙她們要去工地，絕不僅僅是“狂熱”、“閒着無聊”，而是包含着追求男女平等的政治性含義。

換言之，婦女參加勞動，本身就是一種政治行為。

幾千年來，女性的地位為什麼不如男性？根本原因是女性在生產力中所處的地位不如男性重要。

在人類文明的早期，當採集是主要生產方式時，實行的母系氏族社會；然而，當需要更多體力的漁獵、農耕逐漸取代了採集時，母系氏族社會就讓位給了父系氏族社會。

在此後的階級社會里，男性保持了對主要生產活動和軍事活動的壟斷，也保持了對女性的壓迫性地位。

在這種情況下，女性為了獲得一個平等的機會，採取了各種辦法，甚至不得不把自己偽裝成男性——花木蘭必須女扮男裝才能上前線殺敵報國；祝英台必須女扮男裝，才能獲得受外出讀書的機會，一旦她迴歸為女性，就連選擇自己婚姻的權利，都立刻消失了。

李雙雙和圍繞在她身邊的那些嘰嘰喳喳的婦女，也許還不能從理論上釐清這個問題，但她們的直覺卻是正確的，即如果不能在公社的生產勞動中獲得和男性完全平等的地位，那麼也不能在家庭中獲得和男性完全平等的地位，“只能在家裏收拾收拾孩子，伺候伺候男人”，繼續被男人鄙視。

五十年代，中國女性走上工作崗位時，受到了主流文化旗幟鮮明的支持，被視為社會主義優越性的一種體現。

與之呈鮮明對照的是，二戰期間，美國由於大量男性被徵召入伍，女性不得不走出家門，參加工作，這使得美國男性感覺自己的地位受到了“威脅”。美國男性的這種不安全感，誘發了好萊塢“黑色電影”的興起。在黑色電影中，一般總是有一位“蛇蠍美人”的形象，她冷酷無情，手段毒辣，總是在幕後操縱男性，陷男性於極端危險的境地。

無疑，美國乃至整個西方主流文化是保守的，對男女平等的歷史趨勢深感畏懼。

李雙雙感覺到的問題，孫喜旺也感覺到了，所以他才會甩臉子給雙雙看，因為這個問題對他來説，也是政治性的。

二是，當李雙雙要拉着喜旺去找老支書評理時，喜旺卻死活不肯去。

影片中沒有出現孫喜旺的父母，但可以想見的是，如果李雙雙提出要找公公婆婆評理，喜旺不可能不去，因為他一定會得到支持。但是，支書老進叔是生產隊這個“大共同體”的掌門人，對喜旺那一套封建舊腦筋不會支持，喜旺就不敢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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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上，當地位高於家庭這個小共同體，並且比家庭擁有更高道德權威的大共同體建立之後，類似孫喜旺這樣傳統的大男子主義者的選項是非常有限的——家庭暴力已經被排除，這不僅會引起眾怒，也會招致大共同體的強力干預。

比如因為李雙雙支持桂英和二春的自由戀愛，擋住了前來相親的縣城司機小王，桂英的母親找上門來大鬧。喜旺氣得渾身發抖，咬牙切齒地衝到雙雙面前，但終究不敢動雙雙一根毫毛。

那麼吵架呢？因為喜旺的小道理管不住雙雙的大道理，所以總是以啞口無言敗下陣來，也不行；採用拒絕分擔家務的冷暴力，則可能導致自己餓肚子。

所以，喜旺最後只剩下一種選擇，即“娜拉出走”。

這種選擇相當“女性化”，儘管不是喜旺回孃家，而是跟着副隊長金樵、孫有他們一起外出搞副業。

李雙雙還是非常重視和喜旺的感情的，也非常珍視這個家，這一點，被喜旺看到了，他就企圖以“出走”為武器，要挾雙雙作出讓步。

有一次，李雙雙發現孫有、金樵他們撒糞圖省力，不講質量，一個上午卻掙了10工分。而孫喜旺作為記工員，沒攔住不説，還真的登記了這個分數，甚至還礙於情分被拉着一樣拿了10工分。

孫喜旺想着就這一回，還牽連到自己，壓下算了。李雙雙卻眼睛裏揉不下沙子，她抓件花上衣穿上後，就去公社反映情況。

公社劉書記接待了雙雙。他不但支持雙雙的想法，還舉一反三，要從制度上解決“幹活不講質量”的問題。雙雙大受鼓舞，從公社回來，幹活更加積極，並因為關心集體、敢於批評，很快被選上了婦女隊長，成為隊幹部。

事後孫喜旺對孫有、金樵深感抱歉。孫有、金樵也深感雙雙的威脅，於是挑撥喜旺：

“我説喜旺啊，你那個老婆啊，得好好管管，你要是總由着她，你這路可越走越窄啦。”

喜旺回到家，就大耍小脾氣，説這個家他是呆不下去了，要出去跟孫有一塊搞運輸。雙雙極力挽留他，還掉了眼淚。喜旺見時機成熟，就趁機提出“約法三章”，做為自己留在家裏的條件。

“頭一個，往後該説的説，不該説的別説；再一個，你是婦女隊長，是生產的事你就管，不是生產的事你就別管，別像個灶王爺似的，不管哪家的事你都去管。”“最後一條，做事要放點人情，少給幹部提意見。”

本來，前兩條，雙雙也勉為其難地答應了，但最後一條，真踩到了李雙雙的做人底線，她勃然大怒，把包袱扔到喜旺懷裏，讓他趕緊走人，自己絕不可能答應。

孫喜旺本來也不過是做戲，見威脅失靈，趕忙將衣服塞回櫃子，放棄了第三條，“算我沒説，算我沒説”。

事情發展到這一地步，孫喜旺已經“勢盡”，不再有可能按照大男子主義的原則主導這個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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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在幹部會議上，李雙雙反對金樵拿救濟金，以及幫助桂英反對父母包辦婚姻，喜旺又兩次出走，但這種出走，不可能令雙雙有任何改變，只是喜旺挽回面子的賭氣行為而已，出走彰顯的是喜旺的無力感，也是喜旺自己放棄男尊女卑思想前的鋪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