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地產税可能勢在必行了？_風聞

兩會上，李克強總理提出2023年GDP增長目標為5%左右，立刻被稱為史上最保守增長目標，一般認為將輕易超過。甚至有人認為，2020年與2021年實際上平均為5.1%，如果2023年與2022年（3%）平均為5%的話，2023年實際上可能達到7%。事實上，確實有人預測今年的增長可達7%。一是因為疫後反彈，二是因為低基數。

這樣的樂觀預測並非毫無根據。按照中國税務總局給出的增值税發票計算，在今年春節期間消費相關行業銷售收入，較去年猛增12.2%。

不過今年困難確實不少。各地土地出讓金在2022年降幅超過20%，縮水至78000億元，2023年也預計微增0.4%。

據説各地樓盤有所反彈，但主要是二手房交易，而非新房建設，對促進投資拉動沒有幫助。

換句話説，靠大砸錢、投資拉動可能都不行了。首先沒錢，其次砸了錢也拉不動。

首先需要解決地方政府財政來源問題。沒錢是萬萬不能的。土地出讓金不行了，個人所得税和增值税不敢動，只有房地產税了。

房地產税説了多少年了，觸動太多利益集團，一直不敢動。現在不是沒辦法了嘛，否則能拖還是會繼續拖的。問題是，要是開徵房地產税，會不會觸發一輪大拋售？要是造成房地產價格崩盤，買房的人是高興了，但整個經濟可能就遭殃了。房地產已經成為中國經濟的錨定點了，房地產價值大滑坡，影響堪比美國股市價值大滑坡。一句話：地動山搖。

有辦法開徵房地產税的同時，避免大拋售嗎？還是有的，同時開徵房地產增值税，以售出價與購入價之差為開徵基礎，容許計入通脹調整。這在歐美稱為Capital Gains Tax，徵收好多年了。為了制止大拋售，房地產增值税的税率一開始可以定得高一點，比如35-40%，作為對拋售的威懾，以後慢慢降低。房地產税則可比照歐美慣例，定在“合理價位”的0.5-1%水平，在北上廣深，可能0.1%更加合理？

“合理價位”由附近相近的房舍售價確定，納税人可以辯訴，要求更改。市政當局批准的“合理價位”跟着房舍單元，賣房的時候對買家公開。所以要現在壓低可以，賣出的時候就要考慮損失，除非永遠不賣。

房地產税還可以與空置税疊加，只有證明有人居住，包括本人或者租客，才可豁免空置税。不過這需要與個人所得税申報聯繫起來，申報地址與房屋地址要對的上。

“無主”房地產税的老問題在大數據年代好解決，限期申報和證明產權，否則政府有權扣押、代為出租，回收房地產税，多餘部份代為存款，直到業主申報。積欠過多則直接拍賣抵債。

房地產税也應該與個人所得税掛鈎，避免出現因為房地產增值太大，老住户反而因為收入跟不上，而捧着金飯碗討飯吃。或許可以這樣：收入在個税起徵線以下，免交房地產税；在起徵線至當地中位收入之間，逐步增加；在中位線以上，繳納全額。

地方政府歲入必須從土地出讓金脱身出來，基於城鄉擴建的歲入模式已經不能繼續下去了，是時候改為更加可持續的房地產税模式了。

新增税種肯定是討罵的。作為納税人，誰都痛恨徵税的時候，誰都覺得自己被不公平剝削了，繳納與獲利不對稱。誰都會義正詞嚴地指着別人：他比我錢多，憑什麼要我交那麼多而他交那麼少？

税收是國家行為的經濟基礎。國家不賺老百姓的錢，但國家沒錢是萬萬不可的。税收也不只是均貧富。實際上，均貧富只是税收公正的很小一部分作用。税收是否公正只看一條：取之於民，用之於民，而不是浪費了，或者肥水流到貪官那裏。享受政府財政福利（或者公益）的主體也應該納税的主體，少數富人的納税可以養起一個國家是不現實的期望。真要出現那樣的事，説明國家的貧富懸殊已經到了變態的程度了，或者國家根本不做什麼事，兩者都絕非福音。富人的財富也很多不是以可徵税的形式出現，這種現象是否合理，如何改變，是大得多的問題，這裏就不扯遠了。

税收是重新分配財富的手段。不只是把富人的“不義之財”、“過度財富”徵收上來重新分配，也是把中產階級（在任何正常社會，這應該是社會的主體；中產階級也不是有房有車無貸，而是收入比富人低、比窮人高的中間階級，或者説中位收入的2/3到2倍區間內）的“剩餘財富”重新分配的手段。很多事情需要政府集資才能辦成，辦成之後大眾受益。這些都是必辦之事，不是可有可無的。個體是很難靠自己的“散財”辦成這樣的大事的，政府就是這個集資、辦事的人。這才是税收的最大作用。

徵税和徵兵一樣，是國家特有的權力。政府是必須徵税的，差別只是從哪裏徵税，以什麼形式。税負最後也一定是由全體人民負擔的。現在土地出讓金是地方政府的主要財源，貌似不徵房地產税，實際上推高了房地產價格，比房地產税徵收得更狠，最後依然落實為全體人民的沉重負擔。這一代僥倖躲過、不“受害”，下一代跑不了。要説公平，延遲效應使得先來者得益、後到者遭殃，這實際上是很大的不公平。改為房地產税和增值税後，新建房地產的價格得到控制，地方財政來源有保證，反而對先來者和後到者更加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