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王樹增筆下流淌的《長征》戰史（三）_風聞

在王樹增筆下流淌的《長征》戰史（三）

三、嚴酷的黨內鬥爭

 

在嚴酷的對敵鬥爭的整體環境中，黨內鬥爭同樣非常殘酷。

（一）在蘇區時期對“毛派”的殘酷打擊

在進行戰略轉移後，被臨時中央留下來的領導幹部，除中共六屆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分局書記項英，身負重傷後當時還沒有具體職務，負責中央分局軍事工作的陳毅之外，幾乎都在主力紅軍離開蘇區的初期就全都犧牲了。尤其是瞿秋白（中華蘇維埃政府教育人民委員）、何叔衡（中華蘇維埃政府內務人民委員）；還有劉伯堅（紅五軍團政治部主任）、賀昌（工農紅軍總政治部副主任）、古柏（前省委書記、時任獨立三師師長）和毛澤覃（蘇區中央局秘書長）等紅軍將領。他們都是博古們不喜歡的“毛派”幹部，就像扔“包袱”一樣交給了敵人，後果可想而知。相反，隨大部隊行動的沒有一個人出現意外。

因此，從莫斯科“空降”而來的這些國際宗派，給中國革命帶來的災難，其實一點也不比國民黨的屠殺後果小，甚至更大。尤其是湘鄂西的那個夏曦，搞得紅三軍（原紅二軍團）只剩下四個黨員，幹部損失1/3以上，著名的紅軍將領段德昌就是這樣死於非命的。在臨死前，賀鬍子端着一碗粉蒸肉為他送行，他還要求節省子彈！他是被自己人用石頭砸破頭顱而身亡的——而這一點，連老蔣也無法做到。

書中也談到了那個共產國際軍事顧問的來歷——原來此人不過是時年24歲的博古的“鍾馗”而已！【第三章《十送紅軍》】

（二）悲情的羅明

黨內鬥爭的殘酷性，從羅明個人的遭遇就很能説明問題。

先是在蘇區時期，由於接受了毛澤東游擊戰爭思想，這位25歲福建省委書記，因臨時中央發起的對福建、江西、閩贛、湘贛“羅明路線”之後的處境維艱；然後是被安排任紅三軍團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部長（他的秘書就是紅13團俱樂部主任兼團總支書記胡耀邦）並在敵機轟炸中受傷；隨後他們夫婦在北盤江畔被留下來，要求在貴州“堅持地方工作”（P344）；隨後就是貫穿夫婦倆人一生的顛沛流離。儘管如此，然而“在漫長的歲月裏，他們始終沒有停止尋找革命隊伍的腳步”（P346）——個人的命運，在革命大潮面前真的算得了什麼呢？

滄海桑田，是多少人的默默耕耘與無私奉獻而形成的呢！然而，勝利之後，又有多少人記住了這些人曾經作出過的這樣貢獻呢？

南斯拉夫的鐵托，還知道“革命不吃自己的孩子”的道理呢？【《長征》第十二章《金沙水畔》】

（三）中共黨史中的項英們

説起來，作為六屆中央常委的項英，在中國革命中的作用也許更多還是負面的。自恃工人出身，還有斯大林贈送刻有名字的一支小手槍，就自以為絕對正確。然而，其的思想意識從來就沒有適應此時中國革命敵強我弱殘酷的對敵鬥爭形勢與環境。在後來的“皖南事件”發生之前，他卻走到另外一個極端——“一切通過統一戰線”！本人也被自己最信任的衞士槍殺。客觀地講，儘管他也是革命烈士，儘管他的革命堅定性無庸置疑，但給革命造成的危害較之那個中央湘鄂西分局書記夏曦等人，其實有過之而無不及。

因此，後來莫斯科“國際派”被中國革命進程所最終淘汰，大浪淘沙的結果也只能是這樣。也因此，在黨史上對這類人的評價不高，這也是自然的——不管其動機與出發點如何，最終還是以對革命的貢獻成敗論英雄的！【第五章《山河蒼茫》】

（四）1935年1月在遵義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

長征途中，1935年1月15日，中共中央在遵義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這次在中國共產黨黨史上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著名會議，其實只開了三個晚上。其中，最大的成果就是“補選毛澤東為中央政治局常委”，並明確“以澤東同志為恩來同志的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P244），組成新的軍事指揮“三人團”。對此，建國後的黨史已經有了浩如煙海的描述【第九章《夜郎之月》】。

（五）毛澤東“一生中最黑暗的時刻”

經過包座戰役，在川西北的巴西，當毛澤東預示到中央面臨危險，即其謂之“一生中最黑暗的時刻”，於1935年9月10日決然率紅三軍團和中央機關及紅軍大學渡過包座河，會合彭德懷的部隊單獨北進。此時，他所掌握着紅一和紅三軍團，只有八千人的實力。

這個事件源於兩大紅軍主力在川西北高原會師後，兩軍整編後時任紅軍前敵指揮部參謀長葉劍英報的信，在其中起了最關鍵作用的。即在中央檔案中始終找不到的張國燾那封，在1937年清算張的政治局會議上，傳言中“徹底開展黨內鬥爭”（P470）的電報。

不管真實的歷史事實如何，對於毛的這一斷然行動，的確令張國燾顎然，但是紅軍前敵總指揮部並沒有採取任何行動加以阻止。這就是徐向前那句“哪有紅軍打紅軍的道理！”所起的歷史作用；而作為擁有所轄部隊“最後決定權”、擔任紅軍前敵總指揮部政委的陳昌浩，也在此時出奇保持了冷靜【第十四章《黑暗時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