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曙：中企在東南亞遭遇的罷工困境_風聞

今年1月，印度尼西亞發生針對中資鎳礦企業罷工所引發的北莫羅瓦利衝突事件，造成三人死亡並有多人受傷的嚴重後果。一直以來，提到赴東南亞投資，中資企業第一反應往往是“安全嗎”？這裏的“安全”，更多的是指狹義的、治安層面的“安全”，而非更廣義的綜合營商環境領域的“安全”。因為歷史上東南亞國家排華所造成的陰影，在中國人內心深處始終揮之不去。

其實，在經濟增長迅速的東南亞主要新興國家，比如印尼和越南，罷工是司空見慣的事，針對中資企業（含台資企業）的罷工更為突出。印尼和越南現行法律對於勞工的利益保護，以及工會組織的強大力量，為工人罷工提供了便利條件。但值得注意的兩個現象是：一、日資企業在東南亞佈局多年，投資存量至今仍大於中資企業，但是針對日資企業的罷工明顯極少；二、常規罷工事件，各國外企時常遇到。但罷工引發的惡性衝突，往往集中發生在中資企業身上。

對此，中資企業首先要了解發生衝突的根本原因是什麼，其次才能對症下藥，找到解決問題的辦法。

目前，引發罷工的原因，主要是當地勞工對改善工作環境、提升工作待遇以及同工同酬等方面的訴求。類似2014年越南513事件那種基於兩國領海爭議等政治因素而引發的罷工，進而發展到對中資企業打砸搶，則屬於較特殊的原因。但由於中國和東南亞多國均存在領土或領海爭議，因此這類政治風險也不得不予以考量。

日資企業之所以普遍較少遭遇罷工事件，最直接的原因恰恰是大多數日資企業在員工待遇及保障方面做得較為完善。以引起中國網民熱議的佳能和東芝兩公司為例，這兩家老牌日資企業在關閉中國大陸的工廠時，對員工的各類補償金額，均顯著超過中國《勞動法》及《勞動合同法》規定的補償標準。日資企業在東南亞同樣也普遍給予員工更多的關懷。

此外，相較於歐美等傳統強國，中國駐外使領館對當地中資企業及中國籍人員人身和財產安全的重視程度還有待加強。一個較為普遍的現象是，當中資企業或中國籍人員須要尋求使館幫助時，往往較難直接與使領館取得聯繫，使領館的對外聯絡電話無人接聽，並不是個別現象。試圖獲得使領館的協助更加困難。這一現狀往往使得衝突發生時，缺少母國保護的中資企業及中國籍人員，會面臨不法分子更肆無忌憚的攻擊，進而發生比罷工本身更嚴重的後果。

須要進一步提出的是，中國目前缺乏反海外商業賄賂領域的立法，這從一定程度上放任了中資企業尤其是央企、國企在海外為獲取項目而開展的商業賄賂行為。這種賄賂往往會引起所在國民眾的反感，形成中資企業善於破壞規則的認知，嚴重影響中資企業在所在國的形象和口碑。這種現象也往往被所在國的反對黨甚至執政黨等政治勢力加以利用，為緩解本國內部矛盾，煽動本國的民族主義情緒，將禍水轉嫁給中資企業，進一步加劇針對中資企業的罷工和衝突。

中國實行改革開放已40餘年，國民經濟獲得巨大發展，在諸多製造業領域取得全球領先的優勢。這種優勢伴隨着中國企業走出去，也惠及東南亞國家，有助於東南亞國家獲取更多技術資源，提升地區經濟實力。同時，中資企業也應當充分尊重所在國的國情和當地民眾的感情，恪守商業規則，進一步完善跨境投資合規流程，以贏得市場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