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人員子女的考公“連坐”裏，隱藏着我們對未來社會的期望_風聞

​要澄清的是，考公“連坐”在這裏其實並不準確，最多算是給考公的人設置的底線。

公務員是一種公共職位，考試這種篩選方法，不識字的人會首先被篩掉，就意味着所有參與者都明白，“並不是所有人都有資格成為公務員”，但這個條件太低了，我們對佔據公共職位的人的要求其實是“只有能力勝任的才能成為公務員”。在公務員職責可大可小和國家供養穩定，並且終身僱傭的體系裏，公務員這種面向社會全體成員，並且被擠破頭的崗位天然的要被質問“你憑什麼坐在這個位置？”沒有道德瑕疵，算是這種質問的一個回答。能力大小可能短時間不能看到，但道德瑕疵這件事，要在現代信息技術條件下暴露出來，其實是很容易的事情。近親有犯罪記錄，就屬於有道德瑕疵的一種，在整體社會的篩選中，肯定要優先選擇沒有道德瑕疵的人出任公共職位。

法律界人士一句“連坐”就想破除這種在人才選拔制度上的道德考慮，不光要翻船，可能會刨掉所謂現代法律體系的根基。

在對未來社會的構想中，假定我們有從大到小三個目標

1. 我們要建設一個沒有犯罪者的國家。

2. 我們要建設一個有很少的犯罪者，但每個犯罪者都被保護的很好的國家，當然，對犯罪者的保護不能超過非犯罪者。

3.我們要建設一個有很多犯罪者，但每個犯罪者都被保護的很好的國家，對犯罪者的保護可以超過非犯罪者。

如果理想主義者會選擇1的話，普通人肯定會選擇2，但其實現在的歐洲和美國，都在向着第3個目標狂奔。

我們為什麼反對去除死刑？只有死刑才能在未犯罪前震懾潛在的犯罪分子，在重大傷害發生後，迅速的從物質上消除掉犯罪者。如果一個潛在的犯罪分子只是內心有邪念，但因為外部社會的強大壓力而放棄犯罪行為，那只需要做好保護非犯罪者的日常，就能夠保護他，不需要等到他犯罪之後再去保護他。所以中國古代社會強調道德所帶來的社會壓力，如果人人都迫於社會壓力選擇正常行為，那是對社會資源的節約，警察，監獄，軍隊和法庭，每個部門都要消耗大量的社會財富，如果把這些資源都節省出來，更有可能在叢林社會的國戰中取得勝利。

而從西方引進的一套所謂的保護犯人權利的現代刑訴法制度，只是從一個微觀的細節上一點一點的向着目標3前進，一個沒有社會道德壓力的潛在罪犯，不會因為忌憚犯罪後所帶來的各種後果而停止犯罪行為，反而覺得他的犯罪行為是和社會進行的一次互動，甚至很多犯罪者會產生，我犯罪了，但我也坐了幾十年牢，我不欠什麼。不，你讓社會離一個人人安居樂業的社會更遙遠了。律師這種天然的要和犯罪分子打交道的職業，如果要利益最大化，那當然是每個人都是犯罪分子，每個人都因為犯罪而需要律師，人人都不犯罪的一個世界，律師是要首先失業的。

我們不能撿了保護犯罪者利益的芝麻，丟掉了儘可能減少犯罪行為，節省社會資源的西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