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出租車司機去世，上海租界司機抬棺遊行，背後故事令人感動_風聞

1939年3月20日下午2點，在上海昌平路的大眾殯儀館，一支60多輛由各個車行汽車組成的出喪車隊，浩浩蕩蕩地沿膠州路、新閘路向虹口區駛去，他們在為一個叫諸林根的司機送行，隊伍中有人高舉遺像，有人滿臉肅穆，還有人高喊口號，沿途圍滿了羣眾，與其説這是一場送別倒不如説更像是遊行。諸林根是誰？為什麼他的去世能引起如此大的轟動？

一、虹口區罪惡的夜：被謀殺的司機

20世紀30年代，位於上海市區東北方的虹口區是國際公共租界。雖為公共租界，但經過20年代日本對虹口的大規模移民，這裏早已“東洋化”。1937 年年底，隨着國民黨軍隊的撤退，上海一大部分租界都被日軍控制，虹口區就是其中的一個。日軍以虹口區有大量日本人為由，在虹口區設置了一個全由日本人擔任警察的警區，虹口區至此徹底納入日本人的勢力範圍內。為了保障虹口區的交通，日方與雲飛、泰來兩家公司合作，允許他們在這裏經營民間交通的生意。

日軍攻佔上海

1939年3月5日，夜晚的上海燈火通明。九點三十分，兩個日本男子和一漢奸翻譯在南京路新亞酒樓吃完飯後，打電話給雲飛公司叫其派遣出租車載他們去虹口。雲飛公司讓司機戎定善接這單活。可戎定善一去不復返，兩天後，警察在虹口吉林路的一間房子內發現了戎定善的屍體。屍體脖子上滿是勒痕，身上銀錢也都被搜刮乾淨，人們猜測或許是劫匪所為。戎定善被害案尚未偵破，七天後的3月12日早晨6點，警察在滬東定海路又發現一具出租車司機的屍體，頭上帶有槍傷。根據其駕照上的名字，人們才得知此人叫秦公成。沒想到四天之後再起兇案。3月16日晚，泰來汽車公司接到單子，説一工程師要乘車去上班，泰來便派諸林根開車前去。中途諸林根接了個虹口區的單子，結果次日人們就發現諸林根的屍體被丟棄在新記浜路旁，死因是割喉外加刺刀穿透腦膜。這些遇害司機的共同特點在於他們的顧客都直接或間接與日本人有聯繫，司機身上都是致命傷，兇手使用的武器多為日軍裝備。

日軍

此時的日軍正在虹口大肆暗殺、逮捕抗日誌士，於是人們斷定，是日本行動隊在僱傭完出租車司機後，為掩蓋機密，便將他們殺了滅口。對此雲飛、泰來兩公司的司機義憤填膺，在《譯報》上發表《全體出差司機拒駛被佔區宣言》：“敵人有計劃的殘害我同胞……最近十日以來，汽車司機戎定善、諸林根等三人遭殘害，慘不忍言。吾全體司機一律拒絕駛往敵區。……望各界同胞予以同情援助！”

二、洶湧的暗流：上海地下黨的謀劃

不到兩週，就有3位司機接連遇害，這激起了上海市民的怒火，也得到了中共的關注。中共江蘇省委經過討論後決定，讓上海地下黨組織起出租車行業的工人們，在諸林根的出喪儀式上發動一場愛國遊行，打擊日本人的囂張氣焰。

熙熙攘攘的上海

中共在上海工人羣體中早就做好了安排。1937年10月，中共中央就派劉寧一到上海出租汽車行業開展工作。劉寧一到上海後，進行了一系列調查，他發現出租車司機在與公司的勞資關係中常常因不熟悉相關條款制度而處於弱勢地位。上海地下黨就派人在諸如雲飛這類大型租車公司內部開設夜校，幫助司機們提高文化素養和培養愛國信念。共產主義觀點和抗日救亡的理念很快受到司機羣體的歡迎，他們當中不少人都加入了共產黨。1938年，劉寧一召集銀色、雲飛、泰來、祥生四家出租車公司的工人代表，組建起四行聯盟。四行聯盟除了平時替司機討薪維權，還秘密組織司機們參與為前線捐款等活動。

日軍轟炸上海

慘案發生後，上海黨組織迅速作出指示，讓四行聯盟中的出租車司機拒駛日本佔領區，成員們紛紛響應號召並表示：“不是為了今後多得些金錢，而是為了國家、民族、自身的人格，再也不肯昧着良心去當侵略者的幫兇，再也不肯為侵略者做犧牲品了。”上海黨組織同時正式決定3月20號藉着出殯活動組織遊行，以此喚醒上海市民的愛國精神。

三、三月二十日：在敵佔區的愛國遊行

在中共上海黨組織的籌備下，1939年3月20日上午8點，在昌平路大眾殯儀館，遇害司機諸林根的追悼大會如期舉行。平時與諸林根關係要好的工友們紛紛送上鮮花弔唁，各個出租車公司的司機、黨員、愛心市民共計800多人蔘加了追悼會。在會上，雲飛公司和泰來公司管理人員也對諸林根的遇害表示惋惜，併發放了撫卹金。

下午2點追悼會結束，由諸林根的靈車和60 輛來自出租車公司的汽車組成的送葬隊伍從殯儀館緩緩出發。車隊後面跟着長長的送葬隊伍，人們手上舉着用白布紅字製成的標語，如：“諸林根死在誰手裏？”“遺恨必雪、殺身成仁、忠義不屈、民族共憤、勿忘復仇”“我們的人是怎麼死的？”“我們要復仇”，等等。圍觀市民也很快被這股悲愴、激憤的情緒所感染，送行隊伍越來越大，越拉越長。經過英美租界時，英國巡捕緊張地架起機槍，拉起防線，試圖阻止人羣，但很快就都在人們的指責聲中灰溜溜地逃走了。在出喪途中，凡是路過的出租車站門前都設路祭以表哀悼。圍觀的市民感嘆道：“如果大家都像出租汽車司機那樣熱心、愛國，那中國就不會亡國了。”

上海租界的老洋房

這場遊行沒有將“反抗日本”“抗日到底”這類愛國口號掛在嘴邊，因此並未受到日寇攻擊。但遊行仍然表達了強烈的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精神，為飽受日寇欺辱的上海人狠狠地出了口氣。正如事後劉寧一在《每日譯報》上所點評的那樣：“汽車司機們的這一行動，表達了他們自己的志氣，表明了中華民族的精神。”

文史君説：

上海市民之所以敢在日寇控制下的上海蔘加遊行，一是同情諸林根等遇害司機的悲慘遭遇，二是痛恨日本人自控制上海以來的諸多暴行。1937年8月，日軍佔領虹口、閘北等地後，就對上海平民實施了無差別屠殺。從保定路到華徳路，近200人被日軍殺害，遇難者遺骸四處散落在街道上。在全面接管上海後，日方又指使特務和漢奸暗殺、綁架愛國人士。因此此次大遊行，不僅是上海人民長久壓抑在殘暴統治下的發泄，更是帶着愛國之情、仇日之意的高聲吶喊。

參考文獻

1、董慧：《抗日救亡史上的悲壯一幕——1939年上海出租汽車工人“抬棺大遊行”運動研究》，東華大學2018年碩士學位論文。

2、中華全國總工會中國工人運動史研究室編：《回憶“四行聯盟”和汽車司機大出喪鬥爭》，《上海工運史研究資料》1982年第1期。

（作者：浩然文史·天上白玉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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