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組建科學技術部，意味着什麼？_風聞

驚天動地的事情，往往發生在平凡的日子裏。

1941年12月7日，對於當時的美國人來説不過是一個平平無奇的星期日。但從那天之後，世界的格局卻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日本偷襲珍珠港，美國旋即捲入二戰，進而導致了聯合國的成立，以及後面的冷戰。

追溯今日世界格局的本源，當年夏威夷瓦胡島的那個悶熱週末是一個無法繞開的時間節點。

或許多年以後，當人們開始談論中國科技發展史的時候，可能也無法繞開2023年3月7日這天。

2023年3月7日下午4時許，新華社通報了一則消息：中國將重新組建科學技術部。

為什麼説這個事情如此重要呢？結合一下現在的國際形勢就知道了——原先的“時間表”還是太保守了，我們在關鍵科學技術上的突破進程必須要加速了。

直接説我的觀點：重新組建科學技術部，或許意味着我們要認認真真發展科技，乃至可能要開始啓動“新型舉國體制”這個“大殺器”了。如果一切順利，或許在未來的幾年裏，我們將有幸看到一場井噴式的中國科技爆發。

01

我對重新組建科學技術部的理解

為什麼我這麼説，理由很簡單，看看新華社的新聞原文就知道了。排在第一位的就是**“推動健全新型舉國體制”**——這種官方新聞都是有規矩的，如果這東西不重要，我們根本不會把它放在最前面。

所以就很好理解了：重新組建科學技術部是外在的組織形式，新版本的科學技術部要做的事情（職責）排第一的就是“推動健全新型舉國體制”。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那些從科學技術部職責範圍裏划走的事務：組織擬訂促進農業農村發展規劃和政策、指導農村科技進步的職責被劃給了農業農村部，組織擬訂科技促進社會發展規劃和政策的職責被分別劃給了發改委、生態環境部、國家衞健委等部門。

這是啥意思呢？

大家要知道：中國的很多政府部門實際上都是有社會責任的。以農業農村部為例，它的業務裏包括了種植業、畜牧獸醫、漁業漁政、監督管理、科技教育、資源環境、國際合作、政務管理和農村事業。

簡單粗暴來説，農業農村部不僅要操心糧食安全這種重大事項，還要管理獸醫資格考試、新型農業機械研究、長江水資源保護、外來物種入侵等等農業相關的事情。

科技部也差不多，作為政府的職能部門，身上是背了很多社會責任的——比如需要運用自己在科學技術領域上的特長來幫助農業農村、社會、環保等等事業的發展。

但這一次重新組建科技部之後，我們卻發現：科技部下面很多社會發展相關的職責被划走了。

兩個方面放在一起看，這等於是在給科學技術部進行**“減負”**，把資源收攏起來，加強到更重要的事情上面。比如，推動健全新型舉國體制。比如，優化科技創新全鏈條管理。

02

舉國體制是什麼？

所以，這一次科技部的重新組建，很值得關注的點就在於“新型舉國體制”。

我知道很多人看到“舉國體制”這四個字就要開始着急，但你先別急，好好看完今天這篇文章，它會刷新你對“舉國體制”四個字的認知。

中國“舉國體制”最大的成功莫過於“兩彈一星”和核潛艇，大家記住的是那些為了“兩彈一星”和核潛艇鞠躬盡瘁的科學家，但常常被人忽略的，卻是“兩彈一星”和核潛艇背後的“工程總指揮”——1962年11月17日成立的“中央專門委員會”。

根據**北京大學路風、何鵬宇《以特殊機構執行和完成重大任務的歷史經驗及啓示 》**一文的觀點：中央專委是中國“兩彈一星”和“核潛艇”成功背後的關鍵因素。

我們一般印象裏的“舉國體制”，反映的其實是非常末端的“調集全國資源”。而“舉國體制”真正的迷人之處在於前端，即什麼人、以何種方式、出於什麼目的來調動資源。

在這裏，中央專委就是負責調動資源的人。

我們來看看當年中央專委的陣容吧：主任由周恩來總理兼任，其他成員則包括了賀龍、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陸定一、聶榮臻、羅瑞卿七位副總理以及趙爾陸、張愛萍、王鶴壽、劉傑、孫志遠、段君毅、高揚七位部長級幹部。

這個陣容的實力，大家真的懂得都懂。

那麼，中央專委是如何調動資源呢？兩個字：命令。

錢學森先生後來曾經這樣回憶：“那時中央專委的決定，要哪一個單位辦一件什麼事，那是沒有二話的。那決定也很簡單：中央專委哪次哪次會議，決定要你單位辦什麼什麼，限什麼時間完成……也不説為什麼，這就是命令！中央專委的同志拿去，把領導找來，命令一宣讀，那就得照辦啊！好多協作都是這樣辦的，有時候鐵路運輸要車輛，一道命令，車就發出來了”

而中央專委調動資源的目的，就是為了加快原子彈、氫彈、核潛艇、導彈、人造衞星、核電站等等一系列尖端科技工程項目的研發。

大家平常熟知的是全國資源和人才都調動了起來去攻關“兩彈一星”，但中央專委是如何以千鈞之力指揮全國人馬的內情卻鮮為人知。

這種超然的力量，才叫“舉國體制”。

03

舉國體制的核心是任務

根據路風教授的觀點，舉國體制的本質是“任務體制”。

什麼是任務？任務就是一個個具體的、能可靠評估的、可以執行的目標。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設定過目標，不論是“今年要減肥20斤”還是“這學期要背3000個單詞”——設定目標的時候，一定要有一個明確的標準和時間，否則那就不叫目標了，只能叫做“理想”——比如“做個對社會有用的人”。

為什麼一定要用任務/目標的形式呢？因為不同的人看問題的方式完全不同。“舉國體制”其實並不是中國的“專利”——你以為美國人就不依靠他們的“舉國體制”嗎？

當年美國研究核武器的時候，最開始走的是“科學家自由探索”的模式。只是，時間不等人，科學家雖然富有探索精神，但科學家不是工程師，並不善於儘快把科技轉化成實際成果。而且，原子彈是一個系統工程，如果只靠彼此獨立的科學家實驗室進行研究，很多時候並不能有效利用資源——結果就是無數美國科學家和實驗室花了很長時間研究原子武器，但最後一切都還只是實驗室裏的理論和技術，沒有人給出一個實在的目標。

事實上，科學家們也根本沒辦法給出一個實在的目標：原子彈的研究不僅需要科學家，也需要大型工業企業幫忙生產各種相關的材料、設備——只有國家才知道到底需要什麼樣的一個東西。

舉個例子來説吧，科學家們知道且需要負責的事情是：原子彈的主要裝藥是鈾-235，獲得它的方式是用特種氣體把它從鈾—238中分離出來。

但科學家們不知道也不需要為此花心思的事情是：這種工藝需要用鎳材料的部件才能抵禦特種氣體的腐蝕。如果用鎳來做這些零件，全球一年的鎳礦產能都不夠用。

最後解決問題的是克萊斯勒汽車公司的工程師——生產汽車的過程裏也有抗腐蝕的需求，汽車工廠解決這個問題的方式是鍍鎳。

克萊斯勒的工程師們知道怎麼提煉鈾-235嗎？他們當然不知道。但他們貢獻的知識卻是提煉鈾-235所必須的一環。

如果沒有一個專門的機構來把這些人組織起來搞事情，需要什麼樣的機緣巧合科學家們才能知道原來汽車公司的這些成熟技術其實就可以解決大問題呢？

於是，美國人設立了“曼哈頓工程”——授予了這個項目超越其他計劃的最高級權限，依靠國家行政權力，調動全國資源來貫徹國家的意志：在美軍的命令下，芝加哥大學冶金實驗室設計了人類第一個核反應堆；為了加快研究進度，在軍隊的催促下，美國科學家拿出了計算機……正是在科學家、政府部門、工業企業的聯合努力之下，才有了羅斯阿莫斯沙漠裏的一聲巨響。

嘖嘖，誰説外國就沒有“舉國體制”的？

在這個視角下去看咱們的“中央專委”，我們就會發現：中央專委也是一個有明確目標的組織。

中央專委在做事情的時候，通常都會明確設定任務和完成期限，然後將這些任務分派給下面的具體單位，同時還會幫助各個單位進行跨系統、跨部門的協調工作。

正是因為有了這樣一個有明確目標且手握重權的機構，我們才能整合全國的資源搞出屬於自己的“兩彈一星”。

事實上，不論兩彈一星還是曼哈頓工程，中間遭遇的很大問題是“工程問題”而不是“科學問題”——負責牽頭調查蘇聯中斷技術援助後中國原子能工業情況的張愛萍將軍在後續的報告中指出：工程問題是可以通過組織協作解決的。

科學家和企業，雖然在科研上都有強大的實力，但他們也有各自的短板——科學家不考慮實際的應用，企業不考慮不賺錢的事情，面對“兩彈一星”“曼哈頓工程”這樣國家級的大工程，科學家們往往懂技術但不知道怎麼把技術轉化成產品，企業們則往往認為此事無利可圖。

由此可見，“舉國體制”是一種整合全國資源解決重大工程問題的“任務體制”，它是一種方法，是不論什麼社會體制的國家都會採用的一種策略。

齊橙寫的《大國重工》這本小説，很值得大家看看。

這本書通篇其實就講了一件事情：中國如何通過一個名為“重大裝備辦公室”的機構來突破各種重大裝備問題的。

舉個例子吧，小説裏有這樣一個情節：國內某個工程車輛廠商研發出了一種新型載重運輸車，急需工業實驗來完善車輛的設計。但國內諸多廠礦為了不耽誤自己的生產任務，更傾向於採購進口運輸車，紛紛婉拒了這家本土企業的請求。最後，小説的主角馮嘯辰想了一出妙計，成功“勸説”某大型礦山領導同意為這款國產運輸車提供工業實驗機會。

説白了，“重裝辦”所做的其實也是“舉國體制”。

在小説中，隨着中國的改革開放，“重裝辦”不能再單純運用行政命令的方式解決問題了，主角馮嘯辰又開始靈活使用金融、商業乃至輿論等等手段來實現中國重大裝備突破的目的。

雖然這是一本小説，但背後反映的規律卻是極度現實的：中國的經濟在發展，各種行業都在飛速前進，社會變得越來越複雜，所有公司都在講合法合規——再也不是那個靠一張命令就可以解決問題的時代了。

更何況，現在我們面臨的問題也不再是原子彈、彈道導彈這樣單一產品的情況了。以半導體行業來説，讓人頭疼的絕不僅僅只是一台光刻機，而是一整個技術集羣。

美國人當年為了發展自己的半導體產業，由美國國防科學委員會和半導體協會共同建立了一個名為SEMATECH的組織，和當年“曼哈頓工程”的不同在於，SEMATECH不會再派軍官和大兵們靠命令來推動技術研發了——它的成員來自於英特爾、IBM、AT&T這樣的企業，負責的更多是協調聯動而不是強勢領導。

我們依舊面臨着重大裝備和科技攻關的問題，

我們依然需要集合全國的力量，

我們需要一個適合當代社會的策略。

於是，我們迎來了“新型舉國體制”——國家做的是“牽頭和統籌”而不是強勢的直接領導，在國家的組織協調下政府、企業、科研院所、學校等等機構聯合了起來，為了實現特定目標一起行動。

END​

集中力量和分散力量

這次重新組建，一方面加強了科學技術部的某些職責，一方面也劃出去了一些職責。

一進一出，背後體現的是集中力量和分散力量。

把這些職責分散出去，不僅是給科學技術部減負，也是給其他的部門增加分量——在農業、工信、衞健等等方面，專業領域的人士更懂得自己行業裏所遇到的問題，把職責交給他們，有助於我們在這些領域儘快取得突破。

這是分散力量，讓專業部門有更大的空間來做自己專業的事情。

而“瘦身”後的科技部，將心無旁騖地承擔起“科技”本身的意義——推動健全新型舉國體制、優化科技創新全鏈條管理等等。

這是集中力量，讓科學技術部有更大的空間來從宏觀上統籌全國的重大科技任務——“中央科技委員會”的成立就是這種思路的體現。

總的來説，重新組建科學技術部的背後，是中國在提高科技攻關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