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羅佩：一個“精神中國人”_風聞

高羅佩：一個“精神中國人”學人Scholar2023年03月12日 18:05:080人蔘與0評論

在書房中撫琴的高羅佩

文 | 江曉原，上海交通大學教授

載《讀書》2023年第2期

在國內近年的媒體話語中，“精神X國人”基本上已成為一個貶義詞，沒想到我在荷蘭人中發現了一個“精神中國人”——高羅佩雖然並非完人，但對他而言，“精神中國人”已經不是修辭手段，而是實錄了。

高羅佩之奇人奇書

荷蘭外交官、漢學家高羅佩（R. H. van Gulik，1910～1967），因著《秘戲圖考》《中國古代房內考》兩書及系列偵探小説《狄公案》，而馳名歐美與東方。

各國出版的狄公小説

高羅佩出生於荷蘭，3～12歲跟隨任軍醫的父親生活於印度尼西亞，種下熱愛東方文明的根芽。中學時即開始學習漢語，1930年入萊頓大學攻讀法律，但醉心於東方學，修習漢語、日語及其它一些亞洲語言文字。1935年獲博士學位，此後奉派至多國任外交官。高羅佩四處搜求中國圖書字畫、古玩樂器，併成珠寶鑑賞家；又通中國書法及古樂，能奏中國古琴，做格律詩。1943～1946年間在華任外交官，此外還曾任外交官於東京、開羅、新德里、貝魯特、吉隆坡等處。1967年因癌症病逝於荷蘭。

高羅佩一生著述頗豐，有傳世著作16種如下：

1《廣延天女：迦梨陀娑之夢》（Urvasi， A Dream of Kalicasa，梵文英譯），1932。

2《馬頭明王諸説源流考》（Hayagriva，the Mantrayanic Aspect of Horse-cult in China and Japan， with an introduction on horse－cult in India and Tibet），博士論文，1935。

3《米布論硯》（未芾《硯史》之英譯及註釋），1938。

4《中國琴道》（The Lore of the Chinese Lute），1940。

5《嵇康及其〈琴賦〉》（Hsi K’ang and his Poetical Essay on the Lute），1941。

6《首魁編》（中文日譯），1941。

7《東皋禪師集刊》，高羅佩在日本收集的東皋禪師文獻，1944。

8《狄公案》（Dee Goong An），系列小説，共中篇15部、短篇8部，1949～1967。

9《春夢瑣言》（Tale of a Spring Dream），明代色情小説，高氏據其在日本所蒐集之抄本印行，1950。

10《秘戲圖考》（即《明代春宮彩印》，Erotic Colour Prints of the Ming Period，With An Essay on Chinese Sex Life from the Han to The Ch’ing Dynasty；B.C. 226～A.D. 1644），私人印刷，1951。

11《中日梵文研究史論》（Siddham， an Essay on the history of Sanskrit studies in China and Japan），1956。

12《棠陰比事》（英譯及註釋），1956。

13《書畫説鈴》（英譯及註釋），1958。

14《中國繪畫鑑賞》（Chinese Pictorial Art as viewed by 1he Connoisseur），1958。

15《中國古代房內考》（即《中國古代的性與社會》，Sexual Life in Ancient China，A preliminary survey of Chinese sex and society from ca.1500 B.C. till 1644 A. D.），1961。

16《長臂猿考》（The Gibbon in China， An essay 1n Cbinese animal lore），1967。

另有兩種作品，有些文獻也歸入高羅佩名下：《英語/黑腳人語詞典》（1930）和《黑腳人語/英語詞典》（1934），這是高羅佩中學時代幫助老師整理的語言工具書，出版時老師將他的名字也列上了，但高羅佩並不將這兩種作品列入自己的著作目錄。

高羅佩有兩個中文老師，第一個就是高羅佩在中學時代協助他編詞典的烏倫貝克（C. C. Uhlenbeck），第二個是在萊頓大學時的戴聞達（J. J. L. Duyvendak）。戴聞達是漢學界的名流，名頭遠在烏倫貝克之上，但高羅佩卻認為他的中文水平不如烏倫貝克。高羅佩甚至在筆記中説戴聞達“不能算漢學界的偉人”，連高羅佩的傳記作者也不得不表示“很多漢學家不會同意高羅佩這個觀點”。不過我倒是傾向於同意高羅佩的判斷——在國際漢學刊物《通報》所載戴聞達文章的中國古代文獻引用段落中，我確實發現過斷句標點錯誤。

高羅佩年輕時就行事出人意表，20歲他一入萊頓大學就和一個考古學家的遺孀同居。遺孀有很高的文學藝術修養，比高羅佩年長18歲，還有有一個7歲的兒子，一家三口居然像模像樣地過起日子來。這段姐弟戀既滿足了高羅佩的青春激情，也幫助了他在藝術鑑賞方面的成長。五年後高羅佩畢業被任命為初級外交官，想帶遺孀母子同行，但明智善良的遺孀謝絕了他的好意。後來遺孀在二戰的顛沛流離中死於心臟病，高羅佩知道後傷悼久之，他在自傳中説：“隨着歲月的流逝，我才開始充分意識到，她是多麼善良的女人。”而此時高羅佩“職業外交官+兼職間諜+漢學家”三重身份的多彩人生已經徐徐展開。

高羅佩年少時在印尼爪哇島留影

從1935年起，高羅佩的正式身份是荷蘭外交官——在這個身份上，他逐漸升遷一直做到荷蘭駐日大使（1965～1967）。二戰中荷蘭淪陷，設流亡政府於倫敦，高羅佩作為荷蘭外交官仍聽命於荷蘭流亡政府，但有一段時間又被“出借”給英國充當兼職間諜，高羅佩也聽命行事。例如他曾奉命在尼羅河上的豪華遊輪中去接近一位“美麗的埃及公主”，目的是探明她會不會投向軸心國陣營。高羅佩向上司報告該公主膽小怕事，沒有勇氣介入軸心國的陰謀事務。但他成功獲得了公主的好感——後來他去開羅任職，公主還邀請他去府邸做客。根據高羅佩傳記作者（他在外交部門的前下屬）的看法，高羅佩1943～1946年間在中國重慶擔任外交官，也是負有間諜使命的。

高羅佩對中國文化的熱愛與理解

高羅佩的第三重身份是漢學家，在這方面他達到了非常高的段位。

高羅佩先後在多國任外交官，所到之處必尋訪當地博物館、書店、古玩文物市場，收集當地古籍、文玩等物；還想方設法與當地文化名流展開個人交往。這些活動明顯超出了一般外交官的職責，有時甚至搞到“曠工”的地步——工作時間在他辦公室裏找不到人。為此他和上司的關係經常不甚和諧，有時發展到各自給荷蘭外交部打報告指責對方，上司甚至當眾指斥他“遊手好閒”。但一來高羅佩還有“兼職間諜”的身份，二來他對當地的豐富文化知識有時也確實對外交工作很有幫助（這一點連他上司也不得不承認），所以外交部對他倒頗為寬容。

高羅佩對中國、日本、印度、中東、東南亞等地的文化都有興趣，但這些文化中最讓他迷戀的，毫無疑問是中國文化。他渴慕中國傳統士大夫的生活方式，自起漢名高羅佩，字忘笑，號芝台，名其書齋曰“猶存齋”“吟月盦”“尊明閣”等；並於1943年娶中國大家閨秀水世芳為妻。他傾慕中國文化，還有一些相當奇特的表現。

1935年高羅佩初次任職日本，還只是25歲的青年外交官，當時日本為單身外交官安排了年輕的女管家——實際上兼有同居女友身份，高羅佩對這樣的安排也欣然接受。他的第一個女管家是靜子，高羅佩在筆記本中記下了他和靜子共處和遊玩的蹤跡，有風流韻事的日子高羅佩還會做一個“ X”的記號。

一段時間以後，文子取代了靜子。起先高羅佩似乎對文子頗有好感，筆記本中説她”是一個可愛的快樂女孩子“，但三個月後文子就被他辭退了，高羅佩在筆記本中記下的原因竟是：“凡是中國的東西她都蔑視”，這讓高羅佩無法容忍。

高羅佩在日本的第三個女管家是岡谷勝代，她和高羅佩同居了七年，兩人“沒有發生過一次吵嘴，甚至沒有相互責備過”。岡谷勝代對中國文化的態度是高羅佩喜歡的：她“尊重中國事務和思想”。二戰後高羅佩又去日本任職數年，這時他已有妻子兒女，而岡谷勝代處在窮蹙中，她來看望高羅佩，高羅佩顧念舊情，數次用現金接濟她。

高羅佩作為漢學家的造詣，不僅有上列16種傳世作品背書（其中至少13種和中國直接有關），還有另一個比較罕見的例證——中國古琴。高羅佩很早就迷戀中國古琴，不僅購藏古琴，還學會了彈奏。到重慶擔任外交官時，他加入了“天風琴社”，成為這個琴社唯一的外國成員。琴社中頗有中國當時的社會名流，高羅佩藉此機緣和他們建立起個人交往，比如國民黨元老于右任、軍閥馮玉祥等。高羅佩在中國利用各種機會結識的社會名流，還有沈伊默、徐悲鴻等人，甚至在香港結識了早年叛降國民黨的張國燾。

高羅佩(左一)參加重慶琴家楊少五家中古琴雅集

高羅佩1943年赴重慶的旅途中還遇到了英國人李約瑟，當時他們有過多次長談，高羅佩在記事本中記錄了他和李約瑟的交往。在重慶，他和李約瑟有時候還會下中國象棋。兩人的友誼後來還發展為學術研討。

高羅佩彈奏中國古琴，不僅成為對他漢學家地位的高雅背書，而且非常有助於他在中國上層社會展開社交。甚至還可能對他所屬外交使團的工作提供了意想不到的幫助。當時各國外交官在中國旅行時屢遭土匪劫掠，國民黨當局束手無策，但唯獨荷蘭使團不遭劫掠，據説是因為高羅佩在琴社結識了馮玉祥，而馮玉祥居然又是“哥老會”幫會中的大人物，馮向幫會打了招呼，荷蘭使團就安然無恙了。

高羅佩對中國文化的深入理解，還表現在他對時事政治的正確判斷上。例如他堅信蔣介石政府和日本人之間有着秘密勾當。他對蔣介石政府假裝抗日保存實力的政策也有非常清醒的認識，認為蔣的目的就是維持自己的權力。高羅佩的這些見解，恐怕和他兼職間諜的工作不無關係。

《狄公案》《秘戲圖考》《中國古代房內考》

高羅佩論著中在歐美最為風靡者為以英文創作的系列探案小説《狄公案》，自1949年開始出版，至今在西方各國再版不絕。書中假託唐武周時名臣狄仁傑，敷演探案故事，致使“狄公”在西方讀者心目中成為“古代中國的福爾摩斯”。高氏對古代中國社會生活、風俗民情及傳統士大夫生活方式的深入理解，在《秋公案》中得到充份反映。《狄公案》系列共中篇15部，短篇8部，也借用了西方探案小説技巧，符合西方法律和價值觀念，頗有中西合璧之妙。

高羅佩熱衷於蒐藏及研究晚明色情文藝，在日本購得一套晚明春宮圖冊《花營錦陣》的翻刻木版，他認為這套印版價值甚高，遂着手將其印刷出版，《秘戲圖考》即發端於此。高羅佩最初只打算附一篇關於中國春宮藝術的概論，及至動筆撰寫，始覺洵非易事，還須瞭解更多關於中國古代性生活、性習俗等方面的知識。此前與此有關的西文著作當然也有，但高羅佩對這些著作嗤之以鼻：“在這方面我未發現任何值得認真看待的西方專著，卻不期然發現一大堆徹頭徹尾的垃圾”，遂決定自己來“篳路藍縷以啓山林”，於是1951年在東京私人印行了《秘戲圖考》。

《秘戲圖考》全書共三卷。卷一“漢至清代中國人性生活之專論”又分為三篇：上篇是關於中國古代與性有關文獻的歷史概述，中篇為中國春宮圖簡史，下篇為《花營錦陣》中與圖對應的二十四闕豔詞的英譯及註釋。

卷二“秘書十種”也分三卷，皆為高羅佩自己抄錄的中文文獻，捲上有錄自性學古籍《洞玄子》、日本古籍《醫心方》（丹波康賴編撰，公元984年）“房內記”、中醫古籍《千金要方》（孫思邈著，初唐）“房中補益”，以及敦煌卷子伯二五三九上的《天地陰陽交歡大樂賦》（白行簡撰，約公元800年，對《大樂賦》的專題研究見拙文：“《天地陰陽交歡大樂賦》發微”，《漢學研究》9卷1期，1991）。卷中為高羅佩蒐集的明代房中書《純陽演正孚祜帝君既濟真經》《紫金光耀大仙修真演義》《素女妙論》及一種殘頁《某氏家訓》。卷下為兩種春宮圖冊《風流絕暢圖》和《花營錦陣》的題辭抄錄。又有“附錄”，抄錄若干零星相關史料，最重要者為四種色情小説《繡榻野史》《株林野史》《昭陽趣史》及《肉蒲團》中的淫穢選段。

卷三即全書最初方案中的主體——《花營錦陣》二十四幅春宮圖及各圖所題豔詞。此外還有選自其它春宮圖冊的春宮圖二十幅．其中十幅系按照晚明春宮圖木刻套色彩印工藝在日本仿製而成。

高羅佩認為《秘戲圖考》後兩卷內容不宜傳播於一般公眾，故僅全書僅印刷五十部。書中所有英、漢、梵、日等文，皆由他親筆手書影印。高羅佩將此五十部《秘戲圖考》分贈世界各大圖書館及博物館。他認為“此一特殊專題之書，只宜供有資格之研究人員閲讀”，後來他公佈了此書收藏單位的名錄，但只包括歐美及澳洲的三十七部，而“遠東除外”。據現有證據，中國大陸地區未曾獲贈。

高羅佩在《秘戲圖考》中至少八處提到一位“上海某氏”，此人是春宮圖和色情小説的大收藏家。書中談到的《風流絕暢》《鴛鴦秘譜》《江南消夏》等春宮圖冊都是參照他所提供的摹本複製；他還向高羅佩提供了明代房中書《既濟真經》、小説《株林野史》等方面的版本情況。由於此人要求為其姓名保密，所以高羅佩始終只稱之為“上海某氏”“上海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收藏家”等。至今尚未能確考此神秘人物究竟為誰，一個可能的候選人是周越然，他在20世紀40年代以收藏淫穢色情書籍聞名於上海，也發表過這方面的文章，例如“西洋的性書與淫書”（《古今半月刊》第47期）等。

高羅佩為自己的小説繪製插圖

數年後，《秘戲圖考》在學術界引起一些反響和爭論，高羅佩自己也發現了一些新的相關資料，正想有所修訂，適逢荷蘭出版商建議他撰寫一部“論述古代中國的性與社會”並且面向更多讀者的著作，於是有《中國古代房內考》之作。

《房內考》在很大程度上可視為《秘戲圖考》卷一那篇專論的拓展和擴充。他打算“採用一種視野開闊的歷史透視，力求使論述更接近一般社會學的方法”，意欲使兩書能相互補充。《房內考》分為四編，自兩週依次至明末，討論古代中國人的性生活及有關事物。為使西方讀者易於理解，還隨處插敍一些王朝沿革之類的背景知識。因面向大眾公開出版，書中沒有淫穢春宮圖和色情小説選段，若干事涉穢褻的引文還特意譯為拉丁文。

高羅佩研究中國古代性文化的成就

高羅佩《秘戲圖考》《房內考》之作雖難盡美，但開創之功實不可沒，直至今日仍是西方性學及性學史著作家瞭解中國這方面情況最重要的參考文獻，其中確有不少高明見解，最值得特別指出者有如下數端：

例如，高羅佩認為中國古代實行一夫多妻家庭制度，至少上層社會是如此，在此基礎上他對房中術的社會功能給出了較為圓通的解釋。中國古代房中術理論的基本原則是要求男子能“多交不泄”，這一原則垂兩千年而不變；高羅佩認為這是由於多妻家庭中男性家主必須讓眾多妻妾都得到適度的性滿足，方能保證家庭和樂。

又如，高羅佩曾寓目中國春宮畫冊十餘種，凡三百餘幅，他對其中所描繪的性行為姿勢做了統計，得到的結論認為“是健康性習慣的良好記錄”。儘管高羅佩對古代中國人性行為的瞭解主要限於春宮圖，但他的論證仍不失為合理——春宮圖本有煽情之旨，晚明又值一部份士大夫放蕩成風，畫家自然盡力想象以作藝術誇張，所以從春宮圖推論古代中國人性行為主流是健康的，這一結論總體而言是正確的。

《房內考》原版書影

再如，高羅佩對於古代中國士大夫與妓女（通常是藝妓之類）的交往，有較為正確的理解。他認在這種交往中肉慾的滿足“是第二位的”，許多土大夫與藝妓交往甚至是為了“逃避性愛”。因為能與君藝妓交往的士大夫，家中多半也妻妾成羣，不僅不存在肉慾不得滿足的問題，相反還必須維持“出於義務的性關係”，有時殆近苦役。此説考之史實，實近於理。古代中國社會中，文學藝術教養最好的女性羣體，通常既不在良家婦女，也不在深宮后妃（個別例外當然會有），故士大夫尋求詩酒唱和性靈交通的異性，舍此殆無它途。在這種交往中，存在着某種類似“自由戀愛”的氛圍，性交既不是必須的，尤其是不可強迫的（參見施康強：“眾看官不棄《海上花》”，《讀書》1988年11期）。

高羅佩在“兩考”中的另一個重要學術成果，是指出了中國道教房中雙修之術與密宗金剛乘、印度教性力派（二者常被統稱為Tantrism）雙修之術有相同之處。他在《秘戲圖考》中已經注意到，孫思邈《千金要方》“房中補益”所述“與印度密教文獻和一些似以梵文史料為基礎的文獻中所説明顯相似”，在《房內考》中，他的觀點發展為一篇專題附錄“印度和中國的房中秘術”，其中認為：早在公元初就已存在的中國房中秘術曾傳入印度，至公元七世紀在印度被吸收和採納。高羅佩認為：“中國古代道教的房中秘術，曾刺激了金剛乘在印度的出現，而後來又在至少兩個不同時期以印度化形式返傳中土。”這兩次返傳，一次是印度密教在唐代的傳入，一次則以喇嘛教形式在元代傳佈於中土。不過，高羅佩推斷印度房中雙修秘術來自中國，這一點尚難定論，畢竟印度秘術的淵源也很久遠。

《中國古代房內考》的白璧微瑕

高羅佩“兩考”之作，因《秘戲圖考》涉及領域較窄，只是討論晚明色情文藝及其歷史淵源，高羅佩掌握的知識對此足可遊刃有餘，而書中對於春宮圖冊及其印版、工藝等方面的詳細考述，富於文化人類學色彩，頗具實證研究價值。但到了《房內考》，所設論題大大擴展，而高羅佩對於中國古代大量歷史文獻未能充份注意和掌握運用，因此難免力不從心。此外，高羅佩在史學、性學、社會學等方面的學殖與理論素養，對於《房內考》所定龐大論題是不夠的。

《房內考》對中國古代史料掌握運用的欠缺，大略可歸納為三方面：

其一，先秦諸子或多或少都注意到性問題，而以儒家經典對此最為重視。但高羅佩僅注意到了《禮記》中的一些材料，和《左傳》中若干事例，也未作任何深入分析；其它大量史料皆未涉及。佛教經典中以一些獨特角度（如禁慾的戒律、“以欲鈎牽而入佛智”等）涉及性問題，高羅佩也未加註意，只是將目光集中於金剛乘的雙修術上。

其二為，就性與社會、政治等方面關係而言，歷朝官史中的大量材料，是其它史料來源無法替代或與之相比的。這方面的史料高羅佩幾乎完全末加註意，而以他的漢學造詣和條件，應該很容易瞭解這方面的史料。看來高羅佩從鑑賞晚明春宮圖入手進入這一領域，雖能見人之所罕見，卻也從一開始就侷限了自己的目光。

其三，浩如煙海的稗官野史，包括文人的雜記、隨筆、志怪小説之類，這些作品在題材上幾乎沒有任何限制，因屬私人著述，政治或道德方面的忌諱較少。許多文人私下所發表的對性問題的看法和感想，許多關於性變態的記載，以及關於娼妓業的社會學史料，都保存在稗官野史之中。在這方面，高羅佩只注意到了極小部份，且所引材料也缺乏代表性。此外對於反映文人個人精神世界的大量詩文，高氏也只是偶爾提到個別例子（如薛濤、魚玄機的詩），基本上未能掌握運用。

另一方面，“兩考”既為開創之作，高羅佩又以現代外國之人而論古代中國之事，書中出現一些具體失誤，也在情理之中。茲舉數例：

例如《房內考》引述《世説新語·賢媛》記山濤之妻夜窺嵇康、阮籍留宿事，説這是山濤妻想驗證嵇、阮之間有無同性戀關係，實屬附會。

又如高羅佩蒐集、研讀中國古代房中書甚力，卻將《玉房秘訣》中“若知養陰之道，使二氣和合，則化為男子；若不為男子，轉成津液流入百脈”這段話誤解為“一個女人如何在交合中通過採陽而改變性別”，並與“女子化為男子”之説扯在一起。然而上面那段話其實是説男精可在子宮內結成男胎，若不結胎，也能對女方有所滋養補益。

春宮圖的解讀應是高羅佩無可爭議的強項，然而他在這方面也有令人費解的硬傷。最突出的一例是在談到《花營錦陣》第四圖時，描述其畫面雲：“一個頭戴官帽的男子褪下了褲子，姑娘（高羅佩原文為girl）的褲子則脱在桌上。姑娘的一隻靴子已脱落。”然而檢視《秘戲圖考》中該圖，這個“姑娘”穿的卻是男式靴子，脱落了靴子的那隻腳完全赤裸着，是一隻未經任何纏裹摧殘的健康天足。

《花營錦陣》第四圖

按晚明春宮圖的慣例，女子必定纏足，且在圖中女子全身任何部位皆可描繪，唯有足絕不能描繪，高羅佩對這一慣例知之甚稔，還不止一次強調指出過：“即使最淫穢的春宮版畫的描繪者也不敢冒犯這種特殊禁忌”。既然如此，《花營錦陣》第四圖就不可能是描繪男女之間的情事。事實上它描繪的是男同性戀情形，其題辭曰《翰林風》，其中有“座上香盈果滿車；誰家年少潤無瑕”之句，都明確提示是男性。高羅佩可能是因圖中少年的女式髮型而致誤——其實這種換妝在當時並不罕見，《金瓶梅》第三十五回中就有確切例證。

再如，高羅佩寓目晚明春宮圖甚多，卻偏偏忽略了《新刻繡像批評金瓶梅》（約刊於1630年前後）中幾十幅有春宮內容的插圖——這些插圖中人體比例之優美、線條之流暢，遠勝於高氏推為上品的《鴛鴦秘譜》《花營棉陣》等畫冊。

一個真正的“精神中國人”

認為高羅佩是一個“精神中國人”，並非我的發明，高羅佩自己、高羅佩的上司、同行、下屬、傳記作者、臨終照顧他的醫生……全都這樣認為——他們只是沒有使用“精神中國人”這一表達而已。

高羅佩在自傳中説：“我相信，與我自己的西方文明和基督教信仰基石的這種對立，對於我個人的成長具有決定性的意義。我意識到了，雖然我在思想和感情上部分地變成了中國人……我既不是新教徒，也不是天主教徒，我喜歡把自己視為尼西亞宗教大會之前的基督教徒。”高羅佩雖然仍知道自己本質上是西方人，但“在思想和感情上部分地變成了中國人”至少表明他認為自己已是部分的“精神中國人”。

高羅佩和他的寵物長臂猿

高羅佩的上司駐華大使婁翁克，雖曾指責過高羅佩，卻這樣評價自己這位下屬：“如果連他都不知道的關於中國人的語言、歷史、文化、生活、思維和活動的事情，那麼當然也不值得我們知道……他過着三種人的生活，即他自己荷蘭人的、中國人的和日本人的，他能夠如實地對待甚至體驗這三種生活。對我來説，他自己的’自我’多半是一個謎。我有時候覺得在他旁邊生活着某個第二個人物。”

而另一位荷蘭駐華大師楊樂蘭，在為高羅佩傳記寫的序中這樣説：“可以肯定，世界還會長期愛護和珍惜高羅佩留下的多種遺產的足跡。這是因為，那表面上的多樣化，其實非常集中地反映了世界最古老和最豐富的文化之一，即中國文化。人們千秋萬代還會繼續重視該遺產。……這隻引人注目的荷蘭鴻雁，一腔熱血傾注的就是中國。”

高羅佩之子回憶説，高羅佩作為外交官到世界各地任職，所到之處，必佈置一間中國式書齋，還要自己題寫書齋中文名字，他用過的書齋名有“猶存齋”“吟月盦”“尊明閣”。他書齋中的中國元素是如此之多，以至於最後當他出任駐日大使時，不得不將書齋“尊明閣”設置在大使館樓上的房間——“為了避免人們會以為他們進入了中國大使館”。

高羅佩被確診為肺癌晚期之後，自知為日無多，在病房中拼命工作，在他的臨終歲月照顧他的醫生這樣描述高羅佩：“我常常覺得，他本質上是個中國人，他有時更多地是個中國人，不是個歐洲人……他是一個我常常思念的人。”這位荷蘭醫生的描述，幾乎就是“精神中國人”的同義表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