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王樹增筆下流淌的《長征》戰史（五）_風聞

在王樹增筆下流淌的《長征》戰史（五）

五、中央紅軍歷時一年多的長征

 

（一）穿過粵湘邊境的封鎖線

中央紅軍跨過桃江時的傷亡是三千七百多人（P98），還犧牲了英勇的紅三軍團四師的師長洪超（前任師長是已犧牲的張錫龍），這就不能説是“通過”了。不過，打下仁化城口鎮前後，渡過錦江並穿越二十多里的粵北嶺南山谷（P102）時，陳濟棠還是幫了大忙的。儘管希望讓紅軍替他擋住來自北面的中央軍對粵軍的壓力，只是陳濟棠個人的一廂情願。

控制樂昌的九峯山後，紅軍進入湖北境內。紅四團團長耿飈也在天堂圩得到了那張後來治好了他瘧疾的藥方。而在經歷過上千裏轉戰後，紅軍在經歷過湘南暴動的宜章，受到當地民眾的熱烈歡迎與大力支持並進行了短時間歡快的休整。因為，“這裏的百姓知道紅軍的主張是什麼，知道紅軍官兵是什麼樣的人”（P116）。

其實，此時還是有機會於此重新選擇前進方向的。

面對即將貫穿瀟水和湘江的湘南桂北的平川地帶，在蔣已任命時任湖南省主席何健為“追剿”軍總司令，其以尉繚子的“眾以聚不虛散，兵已出不徒歸；求敵若求亡子，擊敵若救溺人”予以督促，並以“昨夜秋風入漢關，朔雲邊月滿西山。再催飛將追驕虜，莫遣沙場匹馬還”（P113）加以勉示的嚴峻形勢下，毛澤東和彭德懷都有此建議。因為，對於李白新桂系軍的戰鬥力，他們都是相當清楚的。然而，博古“三人團”對此根本置之不理。

在轉移初期，“第一軍團和第三軍團分別位於軍委縱隊的左右兩邊開路，第八軍團和第九軍團分別位於軍委縱隊的左右兩側護衞，第五軍團在整個軍委縱隊的最後來擔任後衞。拿紅軍總參謀長劉伯承的話講，軍事轉移的出發隊伍像是紅軍主力抬着個‘八抬大轎’，轎子裏需要小心保護的是沒有任何抵抗能力的‘新媳婦’，這個‘新媳婦’就是龐大冗長的兩個軍委縱隊”（P93），這種“甬道”式的行軍方式，是此時中央紅軍喪失戰略機動性的一個重要原因【第四章《路在何方》，過前三道封鎖線】。

紅軍進入湖南後，關鍵點在湘南的道縣。不過，攻打縣城倒也是有驚無險。並且“在攻擊道縣時，縣城內外的百姓自發地參加戰鬥，他們對紅軍的每一句讚揚和每一次笑容。都讓紅軍官兵激動不已”（P149）。然而，此地西距湘江還有160公里，中間還隔着瀟水與都龐嶺。由於軍委縱隊在道縣停留的三天，導致整個隊伍行動遲緩。過瀟水時，在周渾元縱隊（由第5師、13師、96師和99師四個師組成）的攻擊下，軍情已顯得非常緊急了，以致紅五軍團一個營還未過江，浮橋已被紅軍總部作戰局長張雲逸下令炸燬（P158）。更重要的是，桂系遵照劉斐“不攔頭、不斬腰、只擊尾”（P156）的作戰原則下，一度曾經“開放”過五天的西進“走廊”，由此被重新關閉。

於是，在湘江西岸的南北兩個渡口——紅三軍團於界首、光華鋪和紅一軍團在全州南的腳山鋪（前後南北間隙僅30公里），將被迫應對來自桂軍和湘軍的衝擊與進攻。而此時的軍委縱隊還在70km之外的文市【第六章《橘子紅了》，突破第三道封鎖線前後的作戰態勢和毛澤東的經歷與個性】。

（二）慘烈的湘江渡口血戰

湘江血戰是從1934年11月28日開始的，共打了五天。

在北面防守腳山鋪的紅一軍團，主要是李聚奎一師和隨後趕到的陳光二師；南面的紅三軍團，主要是守界首的張宗遜四師和守新圩的李天佑五師。這些部隊都是當時紅軍的絕對主力，彭德懷還得到了軍委一個炮兵營的加強。

而他們的其他兩個師尚配置在東面，同第八、第九軍團一起協防作後衞，可見這些新部隊的戰鬥力是很可疑的。因為，除裝備外軍官和軍士是決定部隊戰鬥力的核心，體系的龐大並不同時意味着部隊戰鬥力的飛躍提升。此外，紅五軍團的陳樹湘紅34****師，不同於董振堂的起義部隊，是一支由井岡山骨幹和閩西地方紅色武裝老兵組成，“士氣旺盛，作戰能力很強”（P192）的部隊，此時已成為“整個中央紅軍的後衞”（P187）。

到“十二月一日凌晨，中央紅軍於湘江南北兩翼部署的阻擊線，都已被壓縮到了通道即將被封閉的狀態”（P187）；此前三十日午夜，“桂軍已經插到了第八軍團與第九軍團之間”（P187），紅八軍團這支成立僅兩個月的部隊，在灌陽水車西被打散。1934年12月初，“第八軍團最後回到中央紅軍主力部隊的人員不到一千人，其中戰鬥人員僅為六百人”（P188）。

12月1日18時，中央紅軍野戰軍司令部的戰場通報中提到，“四師一部在光華鋪被敵截擊，五師及六師尚未完全抱達”；“三十四師及六師二團被切斷”；“六師十八團於陳家背被切斷”（P188）。湘江渡口阻擊戰，在“‘戰鬥最激烈的一天’裏，在紅一軍團的阻擊陣地上，到處響徹着紅軍幹部‘一切為了蘇維埃’的呼喊”（P189）。

湘江三十公里渡口區域之戰，其實就是為龐雜而緩慢行進的軍委縱隊通過湘江爭取時間。然而，從文市到石塘圩，軍委縱隊在“一天一夜之間僅僅前進了不到二十公里”（P179）。1934年12月1日中午，“李德和博古終於到達了湘江東岸”。“此時，從界首方向衝來的桂軍僅剩不足二公里了”；“敵人的子彈已經打到了浮橋上”。這天的17時30分，“包括李德和博古在內的軍委縱隊全部渡過了湘江”（P190）。

僅四天時間，紅軍就由出發時的8.6萬餘人驟減至3萬餘人，“其中僅犧牲和失蹤的紅軍官兵就高達三萬五千人”。這種損失是其他任何一支軍隊都難以承受的！“中國工農紅軍遭遇到前所未有的重創，中國共產黨人的心靈也遭遇到前所未有的苦痛”（P195）。

這種用精英戰鬥部隊換取龐大物資安全的思路，簡直就是對革命的巨大犯罪！【第七章《血漫湘江》，紅軍在湘江的一場血戰；如果將此全當成戰史來讀，這就很有侷限了】

（三）轉兵貴州

在通過湘江之後，經過位於貴州的通道、黎平和猴場三次政治局會議，紅軍改變了全軍原定前進方向，進入貴州。

在通道，劉伯承復任紅軍總參謀長；將兩個軍委縱隊合併，並讓老弱病殘集中編入休養連；撤銷紅八軍團建制，剩下的幾百人編入紅五軍團。更重要的是，在此重申，“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工農紅軍的重大決策必須經過政治局會議的集體討論，並以會議決議的形式給予明確確實”（P216）。這也是召開遵義會議的前期準備。

在李德面前，“毛澤東的態度（也）開始強硬了”（P215）。

此時戰事不多，但敵情依然嚴峻。在薛嶽率領的中央軍面前，擁有12個旅黔軍（第25軍）的貴州軍閥王家烈的地位，變得岌岌可危。

橫渡烏江，對紅軍同時也是一個嚴峻的考驗：“烏江兩岸，懸崖陡峭，難以攀登；江道曲折，水流湍急；自古就有‘烏江天’之説”（P222）。經過激烈的戰鬥，紅一軍團在猴場和回龍場、紅三軍團在茶山關、軍委縱隊在江界河渡口，分別成功渡過烏江。其中表現最突出的紅軍英雄是紅四團三連連長毛振華【第八章《恭賀新年》，進入貴州度過新年並渡過烏江】。

紅軍佔領遵義縣城是很順利的，紅四團乘勝追擊佔領了婁山關和王家烈老家桐梓。以遵義為中心，“中央紅軍基本上控制了黔西北地區南北長約兩百公里東西，寬約一百公里的區域”（P235）。

自出發後連續作戰的紅軍，在此得到了難得的短時休整。甚至“紅軍領導”（P237）在羣眾大會上，宣佈遵義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第二個首都。紅色力量也在這裏受到了當地老百姓的熱情擁護：“他們從來沒有見過像紅軍這樣的軍隊——士兵不欺壓百姓，長官不積斂錢財，官與兵皆紀律嚴明，精神振奮，人人對未來滿懷熱切的嚮往”（P238）；“短短几天之內帶有地方政權性質的十三個革命委員會在遵義附近各縣相續成立”；“而聲勢浩大的‘擴紅’運動，在數天之內就吸收了至少四千多青年農民加入了紅軍”（P236）。而川南地區的富人，也同時受到了激烈“振盪”。

（四）遵義會議後的“四渡赤水”

隨後，中央軍和黔湘粵桂滇川軍也圍了上來。

在如此狹小空間內建立根據地的原設想隨之變得不再現實，北上入川成為新的戰略目標。這樣，“遵義只不過是中央紅軍萬里征途上的一個最初的落腳點”（P238）。19日，“紅軍總部和中央縱隊（由軍委縱隊改稱）撤離遵義”（P246）。

由於低估了劉湘川軍的戰鬥力與情報失誤，1935年1月27日，“中革軍委決定集中優勢兵力，在土城附近的楓樹壩、青崗坡一帶與川軍進行決戰”（P251）的戰鬥決心，在赤水縣城“首次與川軍發生戰鬥，作戰的失利令紅軍官兵第一次體會到川軍攻擊性的作戰風格和極其強悍的戰鬥力”（P250）；在川軍旅長郭勳琪（戰後升為模範師中將師長）的堅決抵抗下沒能實現。土城戰鬥的失利，對重新掌舵的毛澤東而言是非常不利的；也同時埋下了隨後會理會議的根子。

隨後西移敍永、古藺的渡江計劃，也失敗了。

在雲南東北部的扎西鎮，再次召開了政治局會議並通過了遵義會議決議，即事實上著名的遵義會議其實是到這時才真正結束的。秦邦憲（博古）也在此交出了權力，其象徵就是，“讓那幾副一直跟隨博古行軍的裝有黨內文件、中央檔案和印信公文的擔子，從此跟隨着張聞天行軍”（P261）。

在這些戰鬥中，紅軍損失很大。最典型的是彭德懷紅三軍團四師十團的九連長，在整編後降職到一個班當班長，而“這個班的九名戰士竟然全是（團裏）各連的連長”（P258）。

紅軍也再次進行了整編。全軍四個軍團共編為16個團，“其中，紅一軍團兩個師六個團；其他各軍團取消師，紅三軍團四個團，紅五、九軍團各三個團。同時抽調一百多名幹部成立中共川南特委，並組建川南遊擊縱隊”（P261）。另外，還有一個軍委幹部團。從江西出發時，幹部團擁有“三個步兵營和一個特科營，以及一個上級幹部隊”（P253）。

下一步的出路在哪裏呢？——毛澤東決定重新打回貴州！【第九章《夜郎之月》，佔領遵義及土城決戰的失敗】

在兵行東進過程中，紅軍的保密工作做得很好。“在中央紅軍離開扎西向東移動的七天之內，除了川軍發現了紅軍移動的一絲跡象外，國民黨軍並沒有弄清楚中央紅軍的行動意圖，其各部大軍依舊在向扎西方向急速推進”。從而使“中央紅軍經過七天不停頓的行軍，終於在國民黨軍重重包圍的一個縫隙間，穿過走到了包圍圈的邊緣”（P268）。隨後，紅三軍團主力從二郎灘渡口浮橋、紅一軍團一部也在土城附近渡口渡過赤水河。在佔領桐梓後，中革軍委的命令是“向南，衝過婁山關，再佔遵義”（P273）。

這次攻打婁山關，戰鬥卻進行得十分激烈，因為此時的黔軍居然表現出非常的戰鬥意志。在此，紅軍從北向南的進攻點依次是點金山、關口和黑神廟谷地。其中尤以2月26日的關口爭奪戰最為激烈，雙方甚至在此進行了激烈的肉搏戰鬥。而在隨後進攻的遵義時，2月27日下午，自1928年1月22日平江起義後，就“與彭德懷年復一年、生死與共”（P282），27歲的紅三軍團參謀長鄧萍，在偵察黔軍城防時中敵冷槍，不幸犧牲。

此戰，經扎西整編撤銷師級建制後的紅三軍團四個團主力盡出，包括張宗遜、黃克誠的紅10團，鄧國清、張愛萍的紅11團，謝嵩、鍾赤兵的紅12團和彭雪楓、李幹輝的紅13團，這些現任團長政委其中很多都是原來的師級幹部。在革命勝利後活下來的這些人中，軍銜最低的也是中將（在此仗中負傷失去一條腿的鐘赤兵）。

由彭德懷統一指揮的紅軍一、三軍團實施的黔西北遵義戰役中，紅軍隨後作戰的對象就變成了中央軍的吳奇偉縱隊，主要是其中渡過烏江的第59師、第93師這兩個師。

在遵義城南的紅花崗、老邪山地區的反覆爭奪中，由紅10團堅守的老邪山戰鬥最為激烈。“一個整師的國民黨兵黑壓壓地向紅軍的陣地前沿蠕動而來”；“一次次的肉搏戰一直持續到下午三時，團長張宗遜負傷倒下，參謀長鍾偉劍犧牲，老邪山陣地遂被國民黨軍佔領”。隨後“彭德懷上了最前沿，指揮部隊奪回老邪山”（P284）；“朱德也上來了”，“幹部團再次出現在戰鬥最危急的時刻”；“這次進攻紅軍所有的機槍都開了火，官兵們不顧一切地蜂擁向前”。在“最後時刻，吳奇偉的信心首先動搖”（P285）並被林彪隨後的追擊“追”垮。“紅一軍團二師最先追到烏江邊的官兵大約有九百多人，師長陳光和政委劉亞樓跑在這九百多官兵的最前面”（P287）。

之後，蔣改變戰術重拾堡壘戰，“決定在貴州境內的所有國民黨軍‘暫取攻勢防禦’”（P292）。紅軍在同周渾元縱隊7個團發生魯班場的攻堅作戰中失利，因為“對中央紅軍來講，攻擊堅固陣地的戰鬥是極其艱難和危險的”（P294）。

此後，紅軍渡過烏江，威逼貴陽；在調動滇軍的孫渡縱隊“馳援”貴陽後，中央紅軍經黃泥河鎮進入滇中，前鋒直指昆明。然而，作為佯動部隊的紅九軍團一時被阻斷，“一頭撲進了黔北的大山中”（P298）【第十章《殘陽如血》，“四渡赤水”的後三仗】。

（五）北渡金沙江

進入滇中後，虛晃一槍的紅一軍團前鋒部隊佔領了滇軍補給基地、距昆明僅50 km的楊林鎮；而由軍團偵察科長劉忠率領的偵察連和軍團便衣偵察隊，甚至已進至距昆僅15km的大板橋，大有兵臨城下之勢。此時滇軍部隊已盡數東出，位於貴州境內：雲南省主席兼第十路軍總指揮龍雲手中，僅有昆明“五百多人的民團”（P355）及城中少量警察和憲兵。同時，“中央紅軍進入雲南搶渡金沙江，紅一軍團奉命背靠金沙江佯攻昆明，然後又奉命限時返回金沙江邊，不少官兵在強度極大的行軍中掉隊”（P376）。

紅軍北渡金沙江預定的三個渡口，分別選在龍街（紅一軍團）、洪門渡（紅三軍團）和皎平渡（中央縱隊）。打下皎平渡的是由劉伯承親自率領的幹部團的先鋒營，戰鬥由蕭應裳連長帶領的先遣連首先發起並奪取了位於江南岸的兩條船，隨後共控制了七條船。由於一、三軍國在前兩個渡口渡江失利，“從五月四日開始，金沙江的皎平渡口異常喧鬧，數萬紅軍聚集在這個峽谷中，從容而有序地擺渡。擺渡全部靠七條木船完成，大船每次渡三十人，小船每次渡十幾人，晝夜不停”（P360）。“中央紅軍的後衞部隊渡過金沙江後，在北岸燒燬了所有的船隻。堅持到底的船工每人得到了三十個大洋的獎勵”（P362）。

與此同時，擔任後衞任務的紅五軍團在石板橋的阻擊任務，也由起初的三天三夜，經六天六夜，最後變成了九天九夜。“最終，完成了阻擊任務的紅五軍團於九日晚順利渡過了金沙江”（P361）。

而在川軍中裝備最差的劉文輝部，他的侄兒、由師長變成了此時旅長的劉元塘，憑藉縣城獨有的防禦優勢，反而在孤注一擲的蠻勇與強硬中守住會理城，這再次説明了“困獸猶鬥”的道理。

中央在此附近的鐵廠（當地的一個地名）召開了八人蔘加的中央政治局會議，即“會理會議”。由此毛澤東對彭德懷的心理糾葛長達23年，一直持續到1958年第一次廬山會議上林彪的當眾聲明。

1933年，“以紅三師和紅十四師為基礎組建起來”（P362）的紅九軍團，在軍團長羅炳輝，北伐時就是滇軍營長，“他的槍法是軍中傳奇，百發百中，絕無失手，……在後來的抗日戰爭中，他的一顆子彈竟從兩個鬼子的胸膛穿出，鑽入第三個鬼子的腦袋，最後嵌進第四個鬼子的胳膊裏” “身材魁梧，膽力過人，立如一座山，坐似一尊塔，能打硬仗”（P363）的指揮下，在當地認同革命主張的一位老農的指點下，經過貓場戰鬥受挫後，神奇地渡過了北盤江；並且在雲南的會澤，憑藉羅炳輝昔日在滇的威望還得到發展；最後在鹽井坪，通過在當地羣眾幫助下找到的“大小四十多條”船（多數是鹽船），順利渡過了金沙江。此時，“經過艱苦的奔波轉戰，終於渡過了金沙江的第九軍團。不但兵力沒有減少而且還壯大了。他們（還）攜帶着一路繳獲的多達九萬的大洋”（P365）——這是為什麼？

其實道理很簡單要——要想得到普通民眾的衷心支持，政治主張就要為這些人所理解與認同，而領導的個人傳奇更使之具體化並如虎添翼【《長征》第十二章《金沙水畔》，如何渡過金沙江？】。

（六）大渡河

在經德昌進入四川涼山彝漢雜居地帶後，中央紅軍在瀘沽境內決定主力走小路取安順場渡過大渡河。直接面對的是除24軍劉文輝部外，還有新出現的川軍20軍楊森部。

在奪取安順場渡口戰鬥中，誕生了以熊尚林為首的17勇士。但受限於只有“最大容量是三十人，往返一次最少要一個小時”（P398）的一條渡船，於是，奪取距安順場160km上游瀘定縣城畔，建於清康熙44年，兩條“鐵樁上刻有‘康熙四十四年歲次乙酉九月造漢中府金火匠馬之常鑄椿重一千八百斤’”（P404）的瀘定橋，就成為紅軍能否擺脱背江而戰，轉危為安的關鍵。

此時，紅一軍團三支力量在瀘定河兩岸進行的協同作戰，顯示出中央紅軍強大的戰鬥力。黃開湘、楊成武的紅四團溯河左岸而上，誕生了以廖大珠為首的瀘定橋22勇士；左權、劉亞樓率領的紅五團（第二先遣隊）佔越西、直抵大樹堡渡口；李聚奎紅一師加陳賡宋、任窮幹部團，沿右岸對川軍的直接攻擊。

劉伯承率領的先遣軍首次於此地執行黨的少數民族政策，通過與彝族沽基家族頭人小葉丹的跪拜結盟方式，順利通過了彝民區。

（七）紅軍會師於川西北高原的懋功達維

翻越夾金山，一座海拔四千多米的大雪山，實為擺脱險境並同紅四方面軍會合的無奈之舉。在這次人際罕至的艱難行軍途中，“死亡最多的是擔架員和炊事員”（P416）。

中央紅軍第一軍團二師四團同紅四方面軍第九軍二十五師七十四團三營在懋功達維的會師，是紅色力量征戰以來最激動人心的一個時刻——純真的革命情誼，油然而生：

“紅四方面軍為中央紅軍的官兵們準備了大量的禮物，這些禮物包括毯子、皮衣、衣服、毛巾、草鞋、襪子、襪底等等”（P421）；而“中央紅軍的官兵們沒有物品，只有一路打土豪分得的大洋，於是紛紛捐款”（P422）。“中共中央和中革軍委的領導從會場步行了三里路，到達一條小路的路口；幾千名紅軍官兵在他們的身後列隊完畢”（P424），在大雨中，熱情迎接自一百多公里外的茂縣匆忙騎馬趕來的紅四方面軍最高軍政領導人張國燾。儘管在有關兩軍發展的戰略方向上，是向北還是向西，在毛張兩人之間，此時已現明顯分歧。

其間，時年26歲的紅30軍政委李先念首次見到毛澤東。他講的“大小金川一帶山高地荒，大部隊不宜久留。向東北方向打回去也是紅四方面軍官兵的願望”給毛留下了深刻印象，並“對李先念的一生都產生了巨大影響”（P422）【第十三章《喜泣之淚》，打下安順場、奪取瀘定橋、翻越大雪山，同紅四方面軍會師於懋功】。

當“其時，中央紅軍的實際兵力約在兩萬人左右，而紅四方面軍約有八萬人”（P428）的這兩支主力紅軍進入川西北高原時，國民黨軍也已構成的新的“圍剿”態勢。在多次黨內會議期間，紅軍面臨的形勢依然嚴峻。尤其是當北川失守，紅軍“被迫退至筆架山至神仙場一線據險防守”（P430）後，川軍已直逼紅四方面軍大本營茂縣。而紅五軍團37團三次翻越夾金山，往返於鹽井坪其間。

（八）無休止的黨內爭分

多次的黨內爭論（兩河口、蘆花、沙窩、卓克基和巴西）與籌糧格外困難，使紅軍的行動格外遲緩，開始準備執行松潘戰役計劃。

在此，紅軍進行再次組織整編並混合編隊，並在此重新恢復了紅一方面軍建制。此間，中央紅軍派出張宗遜、陳伯鈞、李天佑和李聚奎四人，分別擔任紅四方面軍紅4軍（許世友/王建安）、紅9軍（孫玉清/陳海松）、紅30軍（程世才/李先念）和紅31軍（余天雲/詹才芳）的參謀長，紅四方面軍還有一個紅33軍（羅南輝/張廣才）。

沙窩會議後，紅軍兵分左右兩路，在打下毛爾蓋後進入松潘水草地。這裏是紅軍轉戰後，“就自然環境之惡劣而言，以松潘大草原為最”（P456）的地方，更加之極度缺糧，部隊在此損失太大，彭德懷甚至將跟隨他多年的大黑騾子都殺了【第十四章《黑暗時刻》】。

在巴西會議後，單獨北上的紅一方面軍從俄界（在此又開了次政治局會議）出發，此地距由新編第14師魯大昌部防守，“從川西進入甘肅唯一一條通道上的險要隘口”（P505）臘子口380km。能否砸開臘子口，成為北上能否成功的關鍵。而苗族戰士“雲貴川”，順利攀上這個“一線天”式的懸崖頂部是其中最關鍵的戰術動作；當然，正面強攻也是不可或缺的。由此，才有了隨後到達哈達鋪時的休整。

“到達哈達鋪的紅軍約八千人。如果按作戰部隊計算大約有六千人。六千人的紅軍，大部分是政治堅定、作戰英勇的紅軍幹部”（P516）。在哈達鋪，正式成立了中國工農紅軍陝甘支隊，司令員彭德懷，政委毛澤東。所轄部隊包括，“一縱隊以紅一軍團為主，轄六個大隊；二縱隊以紅三軍團為主，轄四個大隊；中央縱隊為三縱隊。每個縱隊基本保持原來團的建制，但取消了營，直接轄五個步兵連和一個機槍連”。

這就是此後十三年後，中國共產黨奪取全國勝利的核心幹部隊伍！

正如彭德懷離開紅三軍團時，在向該“軍團所有紅軍幹部”的講話中所言，“紅三軍團從第一次反‘圍剿’的幾萬人，到今天長途奔襲至甘南只剩下兩千多人，被錯誤路線快折騰光了。今天剩下的這些人都是精華，是中國革命的骨幹和希望。大家要再接再厲，爭取全國革命的勝利”（P516）。

在此，毛澤東從梁興初收集到的《大公報》和被俘虜的一個魯部少校副官那裏得知了劉志丹陝北蘇區的存在，並因此睡了個安穩覺【第十五章《北斗高懸》】。

（九）中央紅軍到達陝北蘇區

紅軍陝甘支隊進入甘南、陝北地區後面對的敵人，除馬家軍和胡宗南的中央軍外，主要就是此時已從歐洲回國的“不抵抗將軍”、新任西北“剿共”總司令部副總司令並“代理總司令之職”的張學良所指揮的，已主要撤至西北地區的東北軍。此時的東北軍擁有四個甲種軍（分別轄有四個步兵師）和數個騎兵師。蔣此時對張的許諾是，“等把毛澤東這股紅軍徹底消滅了，我和你一起去打日本”（P519）。

紅軍渡過渭河後，在榜羅鎮召開的政治局常委會議上決定，“要在陝北保衞與擴大蘇區” 並“要以陝北蘇區來領導全國革命”（P521）。越過徐海東一個月前在此等待了他們18天的西（安）蘭（州）公路後，在通渭縣城，“自紅軍長征以來，中央和軍委的領導們第一次在飯館聚餐”（P523），全軍在縣城的大河灘同時舉行了難得的會餐。經過消滅東北軍騎兵第7師第19團兩個連的青石嘴戰鬥後，紅軍“越過了長征途中的最後一座大山”（P525）六盤山。

但在環縣曲子鎮方向，紅四團一營一連連長毛振華，在攻打一座地方土圍子時犧牲。值得注意的是，紅七軍撤離右江根據地轉戰千里開往江西蘇區途中著名的紅軍團長王*、後來新四軍第四師師長彭雪楓，也是在同樣環境下意外中彈犧牲的。

在勞山，紅軍消滅了東北軍何中立110師的兩個團及師直屬隊；並在吳起鎮消滅了東北軍騎兵第6師的一個團、擊潰3個團。其間見識過紅軍徐海東部戰鬥力的馬家軍馬培清部，變得格外謹慎。隨後，中央紅軍和陝北紅軍勝利會師於吳起鎮，被毛謂為“對中國革命有大功的”（P544）徐海東，也在此第一次見到了毛主席。

1935年11月3日，在下寺灣成立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國工農紅軍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毛澤東任主席，周、彭為副主席。在會師後再次恢復了紅一方面軍番號，下轄紅1軍團和紅15軍團，此時“全軍總兵力約一萬六千多人”（P546）。並在隨後的直羅鎮戰鬥，殲滅了高傲冒進的東北軍牛元峯109師。

自此，“經過一年的長途跋涉，紅一方面軍終於有了一個可靠的立腳點和謀求新的發展的出發點”。“而對於中國歷史來講，一個真正的轉折點就要來臨了”（P562）【第十六章《天高雲淡》，陝甘支隊與紅15軍團在吳起鎮“合兵”與紅四方面軍南下在百丈關戰鬥失利】。

隨後在山城堡消滅胡宗南部78師一役，對於紅軍是真正的決一死戰，也是“中國工農紅軍長征的最後一仗”（P642）。因為，此時全中國的紅軍主力基本集中於此，這一仗決定了紅色力量能否在此能夠擁有個新的立足點【《長征》第十八章《江山多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