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年來規模最大，中央國家機關精減編制5%，背後有何深意？_風聞

國務院機構迎來了新一輪改革調整。全國兩會正在召開中，機構改革這一“重頭戲”登場。其中，中央國家機關人員編制按5%比例精減的消息引發了廣泛的關注。

中央國家機關的公務員或被精減？未來幾年的國考會否更難？精減編制的目的何在？地方會否跟進縮編？一時間各種討論不斷。

實際上，控編減編一直是國務院機構改革的思路之一。

改革開放之後，中國曾多次調整國務院各部門機關編制。其中力度最大的為1998年，國務院各部門行政編制由原來的3.23萬名減至1.67萬名，精減了47.5%。

21世紀以來，中央國家機關雖經歷多次部門架構調整，但行政編制方面再未設明確的精減目標，主要維持“只減不增”的紅線。此次，新一屆政府計劃精減5%的編制，系25年來規模最大的一次。

值得注意的是，3月10日獲得通過的國務院機構改革方案也提到，收回的編制主要用於加強重點領域和重要工作。多名專家在採訪中告訴時代週報記者，中央國家機關編制的總量不一定會減少，本次機構改革的重點在於結構性調整和過程性調整。

△圖源：圖蟲創意

不是一個簡單的“減”

中國對於機關、事業單位的編制有明確規定。

1988年國務院機構改革中，改變了過去“就機構論機構、就編制論編制”的做法，在轉變職能的基礎上，先定職能，再定機構和編制。如今常見的“三定”概念由此誕生。

當前，“三定規定”主要使用“×××職能配置、內設機構和人員編制規定”的提法。除特殊部門外，按照要求，各部門的“三定規定”需公開發布。

以2018年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的“三定規定”為例，其中明確，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機關行政編制805名。設局長1名，副局長4名，司局級領導職數120名。

從改革方案來看，我國上一次明確要求精減國務院機構人員編制，還要追溯到1998年。當時，方案提出的目標是精減50%。實際改革以後，國務院系統的行政編制由原來的3.23萬名減至1.67萬名，精簡了47.5%。

而最近一次的國務院機構改革則在2018年。

方案中並未專門提出精減人員的內容，但據新華社在2019年7月6日發表的《黨和國家機構改革紀實》，在中央和國家機關層面，有39個部門重新制定了“三定”規定、25個部門調整了職責。重新制定“三定”規定的部門，同劃入時的基數相比，精減編制713名，精減比例為3.1%。

“5%的佔比是比較温和的。但從機構職能調整的角度來看，這次其實不是一個簡單的‘減’的問題，而是重新進行佈局調整。”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公共管理教研部主任王滿傳告訴時代週報記者。

王滿傳表示，精減編制5%並不意味着公務員要面臨裁員，主要是進行結構的優化調整。這一方面適應了政府工作佈局的需要，也能夠更好地理清政府和市場的關係。

對於具體精減編制的方法，改革方案中提到，對於精減後少數部門超編問題，給予5年過渡期逐步消化。其中，“摸清家底”後收回空編、公務員退休後自然空編等或許是主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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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回的編制流向哪裏？

從改革方案中可以看到，收回的編制主要用於加強重點領域和重要工作。

在南開大學周恩來政府管理學院副教授張志紅看來，本次國務院機構改革方案中，應當關注的重點不僅僅是編制數量的情況，關鍵在於編制的動態管理，重點在於結構性調整和過程性調整。

張志紅認為，機構改革遠非單純的精兵簡政。“當前的改革更加關注政府高質量履責，而不是數量的簡單計算。政府改革對於效率的追求從未停止，但政府機構改革的核心在於確保職責、機構、體制、規模與社會發展和政府管理的各種需求相匹配，而不是為了精簡而精簡。”

“此次機構調整體現了政府統籌力度的增加，進行了許多大分化、新組合，其更多目的是針對不同的職責，採取不同的組織結構形式。編制的動態調整隻是其中的一個表現形式。”張志紅告訴時代週報記者。

那麼，收回編制流向的“重點領域和重要工作”，具體指什麼呢？

即將要新組建的國家數據局、重新組建的科學技術部，或是收回編制的主要流向。此外，改革方案中也提到，加強金融管理部門工作人員統一規範管理。

在此之前，中央人民銀行和金融監管機構工作人員使用編制不統一，既有公務員編制也有事業編制。

此次的改革方案中明確，把中國人民銀行、國家金融監督管理總局、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國家外匯管理局及其分支機構、派出機構的工作人員納入國家公務員統一規範管理，使用行政編制，執行國家公務員工資待遇標準。

“機構改革，一方面是要精簡調整功能重疊職責不清的機構，不該政府管的就留給市場，減少政府人員的需求，使政府部門更高效更有利於發揮作用，同時能夠有比較大的人員減少，實質性地精減財政供養的人數。”天津大學馬寅初經濟學院創院院長張中祥認為，精減5%的比例相對較低，應從精減中央機關開始，貫徹落實各個國家財政供養機關的精兵簡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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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有部分地方開展機構改革

雖然此次機構改革聚焦結構調整，但中國確實面臨財政供養人員偏高的問題。“財政供養人員只減不增”也是長期以來各級政府需要守住的底線。

今年全國兩會，第十四屆政協委員、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賈慶國提交了《關於配合黨和國家機構改革、實行精兵簡政的建議》。

他認為，財政供養人員偏高的現象給黨和國家帶來不少問題：一是使得政府財政負擔過重；二是加劇了文牘主義和官僚主義問題；三是增加了反腐倡廉的難度。

面對數量龐大的公務員和事業單位人員，縮編控編也是近年來機構改革工作中的重點。

3月1日，財政部部長劉昆在新聞發佈會上談到：“政府過緊日子不是短期應對措施，而是應該長期堅持的方針政策，要壓減開支，騰出更多財政資源，支持地方保基本民生、保市場主體，以政府過緊日子，換老百姓過好日子。”

劉昆指出，中央部門“過緊日子”，具體包括從嚴從緊編制預算，削減和取消低效無效支出等，集中財力保障國家的重大戰略任務。

在中央明確精減編制5%後，地方政府部門或事業單位會否跟進縮編呢？

時代週報記者注意到，在此之前，已有部分地方開展了機構改革。

2015年，江西省出台控編減編工作方案，採取空編逐步收回的方式，提出2017年底前行政編制總體精簡5%的要求。精簡的編制向關係國計民生的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傾斜。

江西省編辦負責人當時介紹稱，該方案旨在進一步鞏固行政體制改革成果，引導地方政府和職能部門轉變管理理念，提高行政效能，充分發揮現有編制使用效益。具體舉措上，建立機構編制精簡、收回的長效機制；精簡“吃空餉”等問題突出單位的編制；推進機構編制和實有人員信息公開，實現省、市、縣三級聯網和網上實時監控。

人口小縣編制人員多、財政負擔較大，也是長期以來社會關注的問題。

在山西、青海等地，一些“人口小縣”正進行機構大改革。2022年7月底，山西河曲縣宣佈，將36個黨政機構精簡為22個、1964名事業編制核減為659名。青海人口最少、總人口僅1.44萬的瑪多縣，黨政機構由改革前的25個精簡為20個，五個領域的執法隊伍由5支精簡為1支，“四人以下局”減少了8個。

對於超編人員何去何從，河曲縣委改革辦在《忻州改革》上刊發的文章中提到，903名事業人員超編，河曲主要採取讓他們到對口黨政部門跟班學習鍛鍊、擔任村（社區）“兩委”主幹和綜治網格員等方式解決。

賈慶國建議，在減少不必要政府職能的基礎上，裁減相應的機構和人員，如原來管理計劃生育的部分機構和人員。同時，大幅減少借調工作人員和輔助管理人員。大幅裁減非必要的事業單位。如裁減各類官辦的學會和協會，精簡相關工作人員，讓民間社會組織發揮其應有的作用。國家可依法依規設立相應基金，支持這些民間社會組織的發展。

記者丨王晨婷

編輯丨梁   勵

值班丨黃   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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