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興衰視野下的“海上民族”考論_風聞

作者：金壽福 來源：《歷史研究》2022年第4期

文明興衰視野下的“海上民族”考論-中國社會科學網 (cssn.cn)

摘 要：“海上民族”一直被視為導致公元前12世紀前後愛琴海和東地中海地區多個政治體先後滅亡的罪魁禍首，其主要依據是埃及第十九王朝國王拉美西斯二世、麥內普塔和第二十王朝國王拉美西斯三世描寫他們迎擊“海上民族”的銘文。然而，埃及國王關於抗擊“海上民族”的描寫屬於“國王神蹟”題材，並不符合歷史事實。而且，將“海上民族”置於黎凡特、安納托利亞、塞浦路斯島、克里特島和愛琴海時空框架中進行考察可以發現，該區域文明衰亡的原因各不相同，絕非簡單用“海上民族”所能解釋。相反，該區域人口流動是文明衰亡造成的後果，而非其原因。實際上，“海上民族”是西方學者以古埃及國王誇大其詞的銘文為基礎，而建構起來的虛擬存在。

**關鍵詞：**文明興衰；海上民族；埃及；愛琴海；地中海

 

　　埃及第十九王朝國王拉美西斯二世（公元前1279—前1213年在位）、麥內普塔（公元前1213—前1203年在位）和第二十王朝國王拉美西斯三世（公元前1184—前1153年在位）分別在銘文中描寫了他們迎擊入侵者的軍事行動。三位國王都提到，這些外來者分水陸兩路，人數眾多且具有武裝入侵性質。拉美西斯三世的銘文這樣描述入侵者：“居住在島上的人開始謀反，所有地方都被攪得毫無安寧可言。沒有哪個國家能抵擋住他們的武器，從赫梯到阿拉西亞，如同草一樣被割掉。他們在阿姆魯一帶建造營地，原來的居民消失，耕地不復存在。他們向埃及挺進，舉着能變萬物為灰燼的火炬，非利士人、傑克爾人、舍克勒施人、達奴人、維舍什人都成為他們的同盟。他們把手伸到世界邊緣，心中懷着‘我們的計劃會實現！’的必勝信念。”以上文字描寫的是拉美西斯三世在位第八年抗擊來犯之敵的部分內容，在這位國王刻在哈布城祭殿牆壁上的銘文中只佔3行空間。

　　1855年，法國埃及學家德魯熱闡釋這段文字和牆壁上浮雕的寓意時，首次使用“海上民族”（Peuples de la Mer ，英譯為Peoples of the Sea，通常譯為Sea Peoples）稱謂。1873年，法國另一位埃及學家馬伯樂沿用“海上民族”術語，認為海上遷徙民通過陸路和海路且主要藉助武力進入地中海東岸和入侵埃及。此後，許多學者解讀拉美西斯三世關於外族的文字和浮雕，以此證明安納托利亞、黎凡特眾多政治體於公元前12世紀初遭滅頂之災。被稱為“海上民族”的族羣兵分兩路，選擇海路者駕馭船隻（有學者甚至使用了“艦隊”一詞），選擇陸路者主要藉助牛車，不僅拖家帶口，還帶上了家當。他們所經之地，城池被夷為平地，房屋被燒燬，此種行徑一直持續到其在埃及邊境被擊敗為止。

　　19世紀哲學家和東方學家米勒認為，“海上民族”是民族誌最為重要的研究課題，他們使古代高級文明遭遇最嚴重打擊，是古埃及歷史上最值得關注的問題。德國古代史學者邁耶把“海上民族”的興起，列為人類從青銅時代向鐵器時代過渡期最重要的事件之一。此後，“海上民族”這個其實並無多少史實支撐的概念被多數埃及學家和東方學家接受。有學者試圖把地中海地區的遷徙潮置於更大時空之中討論，視其為北起多瑙河、東至中國北部的世界性現象。同時，幾乎所有論及“海上民族”的著述，都將這一羣體比喻成“蝗蟲”，指責他們不僅給所經之地的原住民帶來災難，而且使青銅時代的繁榮景象戛然而止。受這種説法影響，芬利把希臘本土所謂多利安人入侵、“海上民族”遷徙、赫梯王國滅亡和非利士人在今以色列、巴勒斯坦一帶定居等，視為公元前1200年前後發生的相互關聯的事件。

　　所謂“海上民族”入侵導致赫梯王國滅亡，摧毀地中海東岸許多城鎮，最終入侵埃及的説法，起初完全依據古埃及國王尤其是拉美西斯三世留下的銘文。之後，歷史學家和考古學家從兩個層面按圖索驥。一方面，歷史學家試圖把古埃及文獻中提到的名稱，與特定族羣名或地名聯繫起來，比如從盧卡（Lukka）發現了呂西亞（Lycia）的蹤跡，把圖爾沙（Tursha）等同於伊特魯里亞（Etruscan），從阿卡瓦沙（Akawasha/Ekwesh）看到阿蓋亞（Achaea）的影子，沙達那（Shardana）被等同於撒丁島（Sardinia），舍克勒施（Shekelesh）被視為西西里島（Sicilia）。上述名詞的詞源及其演變並未得到足夠重視，簡單依據表面上的類似或部分相似便在兩個名詞間畫等號的做法，如今越來越受到學者質疑。另一方面，考古學家在古埃及銘文中提到的地方發掘時，一旦發現有被毀壞的遺址，就歸罪於“海上民族”所為。事實上，發掘人員很多時候只能確認遺址曾遭毀壞，至於是誰、出於什麼原因、在何時、以何種方式破壞，很難説清楚。“海上民族”就此成為特定時期和環境下解決許多疑難問題的“萬能鑰匙”。

　　過去幾十年，考古人員在地中海東岸和愛琴海地區取得重要成果，展示出與古埃及文獻判然有別的圖景。藉助考古材料，把“海上民族”的籠統概念置於東地中海和愛琴海廣闊地域中辨析，一定程度上不僅成為可能，而且非常必要。以往不顧人口分佈和變動、族羣成分及其宗教信仰和物質文化特徵（包括陶器及其他可供斷代的器物和骨骼等），熱衷於在東地中海和愛琴海地區尋找古埃及文獻中人名、地名的做法應告一段落。本文重審古埃及文獻的史料價值，在此基礎上根據黎凡特、安納托利亞、塞浦路斯島、克里特島和愛琴海地區的考古發掘，證明“海上民族”的提法並不符合歷史事實。

一、古埃及銘文中的“海上民族”

　　古埃及銘文顯示，“海上民族”先後三次試圖進入埃及，起初是在拉美西斯二世時期。他們如同海盜一樣襲擊古埃及船隻，侵襲沿海地帶孤立的定居點，甚至深入尼羅河三角洲。拉美西斯二世稱，他建造了始於今羅塞塔並向西一直延伸到馬特魯的防線；他登基第二年，打擊騷擾邊境的人羣，俘虜一些人。拉美西斯二世提到被稱為沙達那的族羣，學者認為他們是“海上民族”的一支。拉美西斯二世在位第五年，在今敍利亞的卡迭石與赫梯人作戰，沙達那人此時已成為埃及國王貼身保鏢。不難看出，至少沙達那人與“海上民族”沒有關聯，他們可能是尼羅河西部的遊牧部落或騷擾三角洲海岸的海盜。

　　拉美西斯三世描述的“海上民族”入侵，人數比前幾次多，程度也更嚴重。《哈里斯大紙草》給出的“海上民族”名字，與哈布城祭殿牆壁上的銘文內容相同，只是用舍克勒施替換了沙達那。哈布城祭殿的銘文並未把特瑞什人（Teresh）列入被拉美西斯三世打敗的“海上民族”，但同一祭殿的浮雕，在被俘虜的敵人隊列中出現了特瑞什人。在表現拉美西斯三世打擊利比亞人的畫面上，屬於“海上民族”的族羣站在埃及一邊作戰，畫面文字顯示這場戰鬥比拉美西斯三世迎戰“海上民族”早3年。不可思議的是，“海上民族”無論充當拉美西斯三世的僱傭兵，還是作為被打擊對象，穿戴均完全一致。基於此，我們推測，古埃及銘文和浮雕上的“海上民族”多泛指外族，是為外族的代名詞，其實是一種話語模式。

　　在拉美西斯三世所建祭殿的牆壁上，有一幅圖展現了這位國王率領埃及軍隊圍攻赫梯要塞的情形，其中一個要塞是阿爾扎瓦（Arzawa）。令人困惑的是，拉美西斯三世又以非常確鑿的口吻説，他面對的“海上民族”在到達埃及之前已滅掉赫梯王國，被毀滅的城市中就有阿爾扎瓦。在《哈里斯大紙草》中，拉美西斯三世聲稱“我到達戴尼恩人的島上，將他們斬盡殺絕”，可是這位國王從未到過地中海任何一個島嶼。很明顯，拉美西斯三世並不想真實地記錄歷史事實，而只想設法表達他是如何圓滿完成了保衞埃及的神聖任務。

　　另外，古埃及書吏只書寫輔音，加之象形文字中沒有發“l”音的符號，古埃及人用“n”或者“r”表示此音，有時甚至兩者並用。此種情況意味着，外來人名或地名在象形文字中發生了很大變化。以拉美西斯三世首次提到的帕樂塞特人（Prst/Peleset）為例，銘文説他們原來居住在島上，是所謂“海上民族”的重要一支。商博良最早試圖從象形文字中的“Prst”找到非利士人“Plst”即“Philistine” 的影子，認為埃及語中沒有發“l”音的字母，所以用“r”替代了“l”，後來多數學者採納了他的觀點。有學者進一步認為，帕樂塞特人就是《舊約》中與以色列人爭奪土地的非利士人。有人以為他們來自克里特島，有人把位於安納托利亞的阿爾扎瓦視為其出發點，還有人認為他們一開始就居住在迦南。爭論持續很久，始終無法達成一致。對於主張非利士人來自地中海的學者來説。最有力的證據是在這些人駐地和活動區域發現了具有愛琴海風格的陶器，且陶器是在當地生產的。他們認為，在今以色列、巴勒斯坦一帶出現明顯屬於愛琴海物質文明的陶器和其他器物，應是愛琴海地區的居民經塞浦路斯、羅得島遷徙到地中海東岸的結果，非利士人顯然是“海上民族”的一部分。

　　有學者依據“沙達那”和“撒丁島”發音類似，就設法將兩者聯繫在一起，認為沙達那人也是“海上民族”的一支。然而，此種説法非常牽強。其一，古埃及人在書寫時一般省略元音，因此，象形文字並不完全反映詞句的真實發音；其二，當時的航海技術非常原始，這些被認為因天災人禍而逃亡的沙達那人不大可能進犯埃及，而且他們進犯失敗後還有能力遠赴撒丁島，更是不可思議之事。事實上，在拉美西斯三世抗擊所謂“海上民族”時，一定數量的沙達那人已定居在埃及。《威爾伯紙草》記載了約109個沙達那人佔有土地和租種等情況，有幾個條款特別提到土地由沙達那人的孩子們耕種，類似細節表明不僅在埃及的沙達那人可以擁有土地，而且第二代沙達那人已與埃及人沒有區別了。埃及第二十二王朝流傳下來的石碑還刻畫了一個沙達那人向克努姆和哈託獻祭的場面，他的裝束與埃及人完全一樣。

　　據萊什科研究，拉美西斯三世從拉美西斯二世、麥內普塔等國王的祭殿中借用了打擊“海上民族”題材。尼姆斯認為，拉美西斯三世祭殿牆壁上的許多題材，確實是從拉美西斯二世的祭殿抄襲的，不少畫面完全一致。不僅拉美西斯三世的生辰名與拉美西斯二世一致，而且拉美西斯三世給子嗣取名時還採用拉美西斯二世子嗣的名字。從這一角度看，所謂拉美西斯三世打擊“海上民族”究竟有多少事實依據，確實值得商榷。

　　從新王國初期開始，隨着埃及國王把對外擴張視為合格國王的必要條件，“國王神蹟”這一題材應運而生。它以誇張的形式、藉助各種修辭手法描寫國王功績，從國王與眾神的關係到其如何捍衞國土、讓民眾安居樂業。一句話，國王是埃及得以存在和繁榮的唯一保障。這種題材的核心不在於國王做了什麼，而是藉助由來已久的敍述模式，宣稱國王達到了傳統理想的標準。正因如此，在表現拉美西斯三世從海上和陸地抗擊“海上民族”的兩組畫面上，可以看到他獵殺獅子的場景。畫面旁邊的文字把“海上民族”稱為“獅子”，把西亞的其他族羣説成“野牛”，而尼羅河三角洲以西的利比亞人則被描寫為“瞪羚、野驢、野兔”。可見，所謂“海上民族”就是埃及周邊族羣以及與埃及發生過沖突的族羣的統稱。這些族羣在拉美西斯三世時期是否仍生活在埃及附近，衝突是否發生在其統治時期，對埃及藝術家來説無關緊要，他們唯一關切的是以圖文並茂的形式，表現拉美西斯三世是稱職的君主。這些畫面屬於古埃及歌頌國王功績的傳統題材，產生於新王國初期，而被拉美西斯三世發揮到極致。

　　拉美西斯三世不僅被描寫為兇猛的“塞特神”，還被比作極具破壞力的旋風、烈火、公牛、隼等力量。“海上民族”被想象成“創世神”所確立秩序的破壞者，拉美西斯三世必須像獵殺兇惡的獅子一樣剿滅他們。拉美西斯三世駕馭戰車衝在埃及軍隊最前面，後面是排列整齊的戰車隊和步兵，對面則是倉皇逃竄的敵人，秩序維護者與混亂製造者兩種形象的對比一目瞭然。埃及士兵的任務似乎只是觀戰和助威，因為拉美西斯三世拉開他那巨大的弓箭就已讓敵人聞風喪膽，這種超現實敍述是“國王神蹟”的顯著特徵。

　　埃及第十九王朝末期，王室內不同派別為爭奪王位激烈角逐，登上王座的幾位國王都很昏庸，阿蒙摩斯、塞提二世、西普塔、塔烏塞瑞特在位時間都不長，因此埃及對黎凡特地區固有勢力範圍失去控制，導致該地區社會動盪併為人口流動提供了條件。一系列宮廷內亂之後，王權落入塞提納赫特之手，他的兒子就是拉美西斯三世。為籠絡祭司集團，拉美西斯三世向分佈在埃及各地的眾多重要神廟捐獻土地和物資，減少甚至免除各種賦税。全國大約1/3土地歸神廟所有，其中3/4屬於阿蒙神廟，從而打破了以往政教之間的平衡，國王失去對國家經濟的掌控權，導致物價上漲、社會動盪。因此，拉美西斯三世採用“海上民族”敍事為自己開脱。在古埃及歷史上，把外族當作替罪羊的事例屢見不鮮。哈特舍普特是第十八王朝女王，按照古埃及王權理念，女性沒有資格登上王位。為使王位合法化，哈特舍普特一方面編造自己為“阿蒙神之女”的神話，另一方面反覆強調她重建了被喜克索斯人破壞的神廟。值得注意的是，哈特舍普特統治時期，距離喜克索斯人在埃及建立的朝代滅亡已80多年。埃及學界的共識是，喜克索斯人並未藉助武力進入埃及，更沒有在埃及造成大規模破壞。顯然，把喜克索斯人妖魔化，對女王擺脱國內困境大有裨益。

二、赫梯王國滅亡再認識

　　自青銅時代末期開始，愛琴海風格的陶器在黎凡特分佈很廣，學界賦予它們不同名稱（如邁錫尼ⅢC期、非利士Ⅰ期陶器，或希臘青銅晚期ⅢC陶器），學者以前認為其與遷徙而來的非利士人相關，而非利士人是“海上民族”的一支。許多學者試圖在考古發掘物與特定族羣之間畫上等號。依據柴爾德的觀點，特定容器、工具、墓葬儀式和房屋形式是相關族羣的文化表現形式。文化歷史學派認為，特定器物屬於特定族羣。施塔格不認為來自古巴勒斯坦地區的工匠在邁錫尼製陶工場學到相應技術，更願相信非利士人把技術從邁錫尼帶到了古巴勒斯坦。他進一步大膽設想，終有一天會在阿什凱隆（Ashkelon）或其他非利士人居住過的地方發現他們的文字，這種文字或許是線形文字，或許是邁錫尼文明的另一種文字，到那時，世界歷史上又一個失落的文明將會被發現。

　　考古發掘顯示，被視為非利士人特有的陶器，出現在非利士人活動區域以外，單純藉助陶器確定年代有許多不確定因素。首先，埃及和西亞年表中的時間可上下浮動100—120年；其次，陶器從生產到使用，再到被考古學家發現，間隔時間及被轉手情況我們所知不多。一件陶器出現在其產地以外的地方，可能存在多種情形，如有些陶器最初被賣到某地，之後被當地人仿製，促成更多類似產品出現。邁錫尼ⅢC期陶器在黎凡特沿海一帶出土，而且其考古“語境”差別非常大，不僅不同發掘點，甚至同一發掘點，陶器形狀和製作工藝都不一樣。就目前考古結果判斷，在上述地點出現邁錫尼ⅢC期陶器，無法簡單用“海上民族”入侵作出滿意解釋。在阿什杜德（Ashdod）發現的邁錫尼ⅢC期陶器，生產時間早於阿什杜德北部烏加里特遭破壞的時間，説明這些陶器與所謂由北向南遷徙的“海上民族”沒有任何關聯。

　　與歷史上其他大規模遷徙不同，非利士人遷徙到黎凡特之後便失去蹤影，在屬於鐵器時代的考古發掘點，考古人員並沒有發現具有非利士人獨特文化特徵的器物。因此，學者猜測，非利士人很早就融入原住民，有學者用同化（assimilation）、文化適應（acculturation）、文化融合（cultural fusion）來概括這一過程。他們認為，這是非利士人與迦南地區原住民和平共處的結果。但按《舊約》的説法，非利士人不但建立了獨立王國，而且是古代以色列人不共戴天的敵人。另外，非利士人與原住民融合，達到只留下自己名稱的程度，似乎也有悖於上文所引柴爾德的觀點。

　　近年黎凡特北部的考古發掘活動，在非利士人來源問題上取得重要突破，阿穆克平原在鐵器時代早期被稱為“菲利斯丁”（Palistin），意即非利士，意味着非利士並不像《舊約》所説專指非利士人居住的地方。據學者考證，帕樂塞特起初表示“外來人”、“流浪漢”之意。正因如此，被認為與非利士人有關的陶器分佈非常廣，出現在相對偏北的耶斯列山谷，但在靠近“非利士五城”的希伯倫山區並未發現。最讓人驚訝的是，在以色列南部沿海被認為是非利士人集中居住的許多地方，考古人員也未見到這種陶器，説明陶器系藉助貿易和交換等多種方式傳播，出現地與非利士人居住地並沒有必然聯繫。

　　在《舊約》中，非利士人被描寫為與古代以色列人爭奪生存空間的宿敵。非利士巨人歌利亞與英雄大衞的決鬥，是猶太民族及西方家喻户曉的故事。按此故事所述，屬於“海上民族”的非利士人集中居住在埃克朗（Ekron）、加特（Gath）、阿什杜德、阿什凱隆和加沙（Gaza）。學界曾普遍認為，非利士人操印歐語系語言，但最新研究顯示，阿什凱隆、阿什杜德、加特和埃克朗都是閃米特語名，加沙名稱的來源無法確定。除埃克朗外，其他四個名稱在青銅時代的埃及文獻中都被提到過，換言之，這些名稱早於所謂非利士人遷徙到黎凡特的時間。第十八王朝國王圖特摩斯三世在其有關黎凡特徵戰的記錄中提到加沙，圖特摩斯三世統治時間比拉美西斯三世早近300年。另外，地名具有文化價值，能夠傳遞語言、政治和文化信息，比如加特意指“釀酒的地方”。阿什杜德和阿什凱隆都與“稱量”相關，應當與繁榮的商業和貿易有關。假如非利士人並非閃米特人，而是征服原住民後在此定居的“海上民族”，那麼他們一直沿用原屬閃米特語的地名確實令人費解。

　　儘管《舊約》稱非利士人來自愛琴海一帶，但正如以上五個所謂非利士人居住地與愛琴海文明毫無關聯，眾多非利士人的名字如Ziklag、Yishbi 、Fichol、 Abimelech、Achuzat、Dagon、Achish均不具有任何希臘元素，無一例外都源於閃米特語。推崇“海上民族”之説的學者，只是強調非利士人在着裝、陶器等方面與愛琴海地區有相似之處，但無法解釋愛琴海一帶的人為何如此迅速和徹底地放棄人名、神名等根本性身份特徵。雖然《舊約》極力把非利士人描寫成從愛琴海一帶遷徙來的族羣，但在《約書亞記》中，非利士人與迦南人指同一羣人。從《舊約》的描述可知，非利士人並不善於航海，居住在離海岸線有一定距離的地方。

　　迦南地區出現的火葬曾被視為新族羣到來的標誌。不過，在阿佐爾發現的該地區最早的火葬跡象，被認為不會早於公元前11世紀中葉，發生在非利士人定居下來一個世紀之後。有關黎凡特地區火葬的唯一確鑿例子出現在泰爾法拉，時間為公元前10世紀。顯然，孤例根本無法確認來自愛琴海地區的異域風俗。另外，希臘的火葬習俗也是從安納托利亞傳入，只是到了公元前11世紀末才在部分地區變得普遍。人形赤陶棺曾被視為非利士人喪葬習俗的一部分，這種棺除呈現人體形狀外，棺蓋也很特殊，上面雕刻了一副非常怪異的面孔。實際上，人形棺早在公元前14世紀先後在代爾巴拉、泰爾法拉、伯珊等地出現，無疑受到埃及的影響。

　　在所謂非利士人居住區發現的陶器中，分析其種類、形制、裝飾等，可以分辨出來自四個方面的元素，最重要的是迦南本地的傳統，其他是埃及、塞浦路斯與邁錫尼的風格和主題。一方面，邁錫尼對迦南陶器的影響一直被誇大；另一方面，邁錫尼風格的陶器出現在迦南的時間，早於“海上民族”到達該地區的時間。從20世紀90年代中後期開始，學界不再把物質文化的變化簡單視為人口遷徙甚至外族入侵的標誌，而是着重考察居民行為模式的嬗變，比如生活方式、意識形態和經濟條件。在奇裏乞亞和黎凡特北部的發掘證明，今以色列所處的黎凡特南部與上述兩個區域在文化上並無本質區別。《舊約》中的非利士人和古代以色列人，實際上是青銅時代向鐵器時代過渡期社會變革、人口流動和族羣重組的結果。在此過程中，來自愛琴海和塞浦路斯的遷徙民和海盜，都可能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甚至在某些地點和場合扮演主角。

　　據古埃及文獻記載，赫梯王國在“海上民族”遷徙大浪潮中被吞沒，但是，被認為與“海上民族”有關的邁錫尼ⅢC期陶器只在地中海地區出現，在赫梯都城哈圖沙所在的安納托利亞中部未見蹤影。在哈圖沙的發掘顯示，此地受到破壞的痕跡主要集中在宮殿、神廟和城門等公共建築，無論是上城還是下城，其中的房屋並未遭受嚴重破壞，尤其是沒有被燒燬的跡象。有些學者認為，內外交困的蘇皮魯利馬二世不得已才作出遷都決定。在赫梯王國時期，位於地中海沿岸的許多諸侯國從未完全融入王國體系，而是根據王權強弱若即若離。另外，青銅時代中後期，東地中海繁榮的貿易促使許多人成為商人和水手，出現很多被稱為“海上遊牧民族”的商隊。在和平時期，這些人促進了物質流通，觀念、知識和技術傳播以及文化交流。但是，一旦原有政治格局遭到破壞，許多人如海盜便成為加劇動盪局面的推手。目前學者普遍認為，赫梯王國的衰落過程較長，亞述的威脅、王室的權力鬥爭、諸侯國的分裂活動、海盜在西部沿海的侵擾、都城受北部卡斯卡人攻擊及連續多年的霍亂，都是赫梯王國最終滅亡的因素，而並非像古埃及文獻所説在遷徙民的潮流中轟然坍塌。卡赫美士是赫梯王國的重要城市，上文提到拉美西斯三世聲稱，這座城市淹沒在“海上民族”遷徙浪潮中。而考古發掘顯示，哈圖沙被廢棄時，卡赫美士並未遭到破壞。有學者甚至認為，當時哈圖沙部分居民有組織地遷居卡赫美士等地，使用盧維語，保持赫梯傳統建築樣式，實行安納托利亞傳統火葬方式。

三、愛琴海地區並非“海上民族”發源地

　　按古埃及文獻描述，在安納托利亞和黎凡特造成重大破壞的“海上民族”來自愛琴海地區。但是，在愛琴海地區的考古發掘，無法證明該地區是“海上民族”尤其是非利士人的家園。《舊約》中的《阿摩司書》《耶利米書》均提到非利士人來自迦斐託（Caphtor），學界經過一番爭論基本達成共識，認為這個地名指克里特島，最重要的證據是，公元前15世紀古埃及《阿蒙內普特名稱詞典》列舉的地中海地名中有發音相似的凱弗提烏（Kftjw）。然而，僅憑兩個地名發音類似，便以為所指是同一個地方，完全無法令人信服。即便兩個名稱同指克里特島，也不能由此推斷非利士人就是“海上民族”的一支。

　　學者將青銅時代愛琴海一帶的經濟稱為“宮殿經濟”，認為服務於宮廷的精細官吏系統藉助複雜統治機制掌控資源調配。統治階層建立了一系列徵收和運輸賦税的站點，使貿易極為便利。倫福儒根據用線形文字B書寫的文獻得出結論：邁錫尼宮殿實行的是再分配經濟，產品運送到中央，根據需求再作分配；不同地區耕種特定穀物，宮廷所轄範圍內所有地區都從宮廷獲得所需物品。宮廷對產品和勞動力的需求，無疑決定了整個區域的經濟發展。

　　宮廷是對外貿易的組織者和推動者。謝拉特指出，邁錫尼的宮殿經濟很大程度上基於對多個貿易節點的有效控制。克里特島重要宮殿所在地克諾索斯和菲斯托斯均位於內陸要害位置，便於農產品集散，並且它們分別藉助阿尼索斯和科莫斯兩個港口占據跨區域貿易的優越地位。克里特島上的精英階層享用從東地中海進口的奢侈品，並借用異域精英的權力象徵物和行為方式，以區別於受其驅使的民眾。克里特島和愛琴海地區統治階層的奢侈生活，主要依靠從安納托利亞、黎凡特、埃及等進口貴重品，包括黃金、象牙、錫、玻璃等。研究證明，克里特島上的陶器，無論數量和種類，均受制於跨區域貿易。藉助手藝高超的工匠和經驗豐富的商人，克里特島在東地中海貿易網中扮演重要角色。在今土耳其的烏魯布倫、蓋利多尼亞和希臘的伊利亞等古代遺址附近海域發現了多艘沉船，通過其裝載物能勾勒出東地中海滿載貨物的船隻穿梭的景象。沉船上的貨物主要來自黎凡特，鑑於裝載物包括銅、錫、玻璃、樹脂等，而且數量遠超愛琴海或安納托利亞海岸特定宮殿或城市所需，有學者提出商船不是駛向單一目的地，而是一路上停靠多個港口，並卸下該地所需貨物。一艘船從一個港口到另一港口，出售或交換不同物品，這種做法被形容為“流動市場”（travelling bazaar）。隨着跨區域貿易的繁榮，一個地方的產品不僅跨洋過海，而且工匠和藝人的流動也逐漸增多。最先由克里特人發明和改進的織布器具，也出現在埃及中王國時期的遺址中。

　　與高水平城市化、貿易國際化以及冶煉專業化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克里特農業生產仍處在較原始狀態。特別值得注意的是，考古學家並沒有發現集中儲存糧食的設施。隨着直接貿易線路不斷增多，原來通過宮廷開展間接貿易的區域越來越想擺脱其控制，宮廷無法繼續借助區位優勢從跨區域貿易中獲益。在青銅時代末期，克里特南部重要港口科莫斯被廢棄，而該港口是克里特對外貿易的主要集散地，説明對克里特至關重要的貿易往來在減弱及至停止，導致該島處於困境甚至引發了危機。跨區域貿易中斷意味着邁錫尼宮殿經濟崩潰，大量商人、工匠、藝人以及一大批奴隸和僱傭兵失去生計，人口流動變得不可避免。從根本上説，人口流動不是導致青銅時代終結的原因，而是青銅時代末期社會動盪的後果。從表面上看，宮殿被毀標誌着青銅時代的終結，事實上與宮殿一起消失的還有原來的秩序。在後來的所謂“黑暗時代”，原來由東地中海眾多政治中心提供的、民眾定居生活所依賴的社會穩定性不復存在。對社會秩序構成威脅的人羣如武士——卡特林所説的“漫遊的英雄”（wandering heroes ），便乘虛而入，在一定程度上加劇了社會動盪，導致失去生存基礎的人羣背井離鄉。

　　桑德斯猜想，希臘本土人口在青銅時代末期已超出耕地所能支撐的程度，不少人試圖到邊緣地帶尋找適宜耕作的土地或被迫成為無業民。新研究表明，派羅斯人口大約5萬，並沒有超出土地所能承受的限度。不少學者一度認為，“海上民族”的活動導致克里特島沿海一帶居住點在青銅時代末期被廢棄，或其居民向內陸遷移，而現在多數學者認為，克里特島人口從沿海向內地移動主要是為了尋找水源充足、土壤更肥沃的土地，是地中海區域貿易遭破壞後採取的應對措施。博爾尼亞認為，社會動亂和原有秩序的破壞同樣會引發人口流動，即便在克里特島，不同地區的狀況也不一樣，廢棄原居住區的情況在島嶼東部、南部尤為明顯，而北部、西部主要的居住區都延續了下來。此種情況並不支持如下説法：“海上民族”從希臘本土由北向南抵達克里特島，然後再向東遷徙。

　　在愛琴海和東地中海許多發掘點，考古學家發現了火山爆發等自然災害痕跡，但只是孤例，不足以説明愛琴海和東地中海地區文明的衰落。有學者推測，在邁錫尼不少地方發生的瘟疫使災民背井離鄉。關鍵在於，從考古發掘看，一些城鎮被廢棄，人口似乎轉移到中心地區，假如確實發生瘟疫，中心地區也不可能倖免。一些學者認為，愛琴海和東地中海地區在青銅時代末期經歷了多次地震，勢必產生不容忽視的後果；也有學者認為，上述區域大約在同一時期還遭遇嚴重旱災。不過，並無充分證據表明，以上自然災害引發了大規模人口流動，即“海上民族”遷徙。

　　早在1976年，胡克就對“海上民族”如此驚人的破壞力表示懷疑。邁錫尼文明區域內的發掘表明，沒有任何破壞的痕跡能夠與所謂“海上民族”聯繫起來。“海上民族”猶如人數眾多的強盜一般，走到哪裏，哪裏就變成廢墟，在迪金森看來，這只是傳奇故事，絕不是史實。假如把邁錫尼文明受到破壞歸罪於遷徙人羣，而這些人又是迫於生計，旨在尋找生存之地，那麼，他們為何每到一處都大肆破壞，將其夷為平地？假如目的地是埃及，為何在擁有船隻的情況下不直接駛向埃及？

　　宮殿經濟的結構性問題，是引發愛琴海和克里特島社會危機的重要因素。宮殿經濟權力集中，官僚機制僵化，管理機構過於龐大。邁錫尼主要政治體大興土木，耗費許多人力物力，而耕地匱乏導致不能充分供應糧食和其他生活物品，海外貿易中斷無疑使情況日趨惡化，旱災、地震等自然災害發生時無法有效應對。政治體之間的衝突，是許多城堡和宮殿被摧毀的根本原因，也是邁錫尼文明後期許多政治中心建造高大城牆的原因。按泰恩特的理解，邁錫尼文明區各政治體競爭不斷加劇，最終結局是一方滅亡，其他各方也走到盡頭。

　　愛琴海地區宮殿經濟的衰落和近東地區的社會動盪，可能都與自然災害有關，只是在時間和程度上有所不同。至少可以確定的是，打破近東地區原有狀態的主要原因不可能是來自愛琴海的移民，即“海上民族”。毫無疑問，原來兩個地區間的頻繁貿易受影響甚至中斷，使經濟問題雪上加霜。邁錫尼文明從衰落至最後崩潰至少有30年，在此期間，邁錫尼宮殿經濟同時或先後遭遇國家權力過度膨脹、階層矛盾激化、氣候變化、饑荒、地震等一系列危機。穆利在論述邁錫尼文明衰落時認為，該文明的危機在公元前13世紀中葉實際就已顯現，最後衰亡只是危機積累的必然結果。在倫福儒看來，邁錫尼文明的衰落可被稱為“系統崩潰”（system collapse），衰亡的主要原因絕非所謂“海上民族”的遷入。

　　由於在塞浦路斯發現了邁錫尼ⅢC期陶器和愛琴海風格的建築，不少學者曾將其與“海上民族”聯繫在一起。不過，如今多數學者傾向於認為，在塞浦路斯和黎凡特出現愛琴海文化特徵的陶器和建築遺蹟，不是外族入侵或人口大遷徙的結果，而是反映了上述地區精英相互效仿和競爭的事實，以及文化傳播的漫長過程。有學者原以為，塞浦路斯島上的居民在青銅時代末期使用希臘語，意味着島上的人口由愛琴海地區遷來。現在多數學者認為，操希臘語的人遷入塞浦路斯島是一個漫長過程，遷入者主要是為了找到更好的生存條件，且遷徙時間應集中在公元前11世紀，比所謂“海上民族”遷徙活動晚約一個世紀。

　　早在公元前14世紀甚至更早，即青銅時代衰落之前，具有愛琴海風格的陶器就已傳到米諾斯和邁錫尼文化圈以外，並且在適應當地文化語境的情況下不斷被生產，在特洛伊、安納托利亞西南沿海地區均發現過此類陶器。最晚在公元前13世紀初，此種陶器開始在西西里島、撒丁島出現。以往學者普遍認為，這種陶器公元前1200年左右出現在東地中海地區，是“海上民族”從愛琴海地區向東地中海地區遷徙的結果。現在看來，主要藉助陶器證明“海上民族”的存在及其遷徙路線，很難讓人信服，在特定形制或風格的陶器與特定族羣之間畫等號的做法日益受到質疑。不僅如此，邁錫尼風格的陶器在地中海許多地方都有發現，如撒丁島、西西里島、意大利本土，以及塞浦路斯島、安納托利亞西南沿海、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等地。將不同時間內出現在如此廣泛區域的陶器簡單歸因於“海上民族”遷徙，對真正解決問題無濟於事。

　　假如古埃及文獻中“海上民族”大規模遷徙的説法成立，那麼愛琴海東南部島嶼應是遷徙過程中不可多得的跳板。但是，發掘顯示，這些島嶼上的喪葬習俗並未改變，生產的陶器也保持地方特色，並且經濟也未見遭受破壞的痕跡。相反，在公元前13世紀之後的塞浦路斯，由於佔據繁榮的貿易線路，居住區呈現集聚和向沿海地區轉移的景象。

　　以上跡象都不支持愛琴海和東地中海地區在公元前12世紀末遭遷徙民破壞的説法。穆利斷言，至少塞浦路斯島上的考古發掘不支持包括非利士人在內的“海上民族”遷徙的理論。迪金森認為，沒有任何理由相信修昔底德所謂當時的人只要受到外來壓力就準備遷移的説法。對任何人來説，不到萬不得已不會輕易離開耕地、神龕、墓地這些軀體和靈魂依附之地。“海上民族”（假如他們確實存在）依戀原來的生活地，不亞於伯羅奔尼撒戰爭初期雅典人不願離開自己的家園。對現代人而言，除經濟原因外，他們經常出於宗教信仰和個人喜好而遷徙。對古代先民來説，維持生計即便不是唯一也是最根本的關切。因此，不能把公元前1200—前1150年愛琴海和東地中海地區發生的巨大社會變化，歸因於“海上民族”這一“來無影去無蹤”的羣體。

結 語

　　把“海上民族”問題置於從青銅時代向鐵器時代過渡期愛琴海、東地中海和埃及的廣闊空間考察，有兩點認識至關重要。第一，古埃及涉及“海上民族”的文獻都以歌頌國王功績為宗旨，不僅含有誇張成分，而且以高度模式化文學題材寫成。第二，一些學者為建構“海上民族”遷徙理論，把來自不同時期和地區的文字、考古材料糅合起來，割斷了它們與具體時空座標的密切關係。

　　古埃及語中的名詞與其他語言中的名詞具有相似性，是否意味着它們指涉同一人、事或概念？需從多角度考證，一是兩個名詞在不同語言中產生和成型的時間順序，二是它們成為指代同一人、事或概念的方式和路徑。實際上，在兩個相距很遠且使用不同語言的地方，發音相似的名詞指向同一事物的可能性很小。離開具體語境，試圖從拼寫和發音角度證明時空距離很遠的兩個名詞間的關係，可謂徒勞無益。

　　從前的考古活動主要集中在希臘和以色列兩地，近年考古人員在愛琴海、土耳其、敍利亞等地也進行了考察和發掘。最新發掘成果顯示，這些區域出現的人口遷徙規模不大，也不具有連續性和趨向單一目標，更不是武裝入侵，且促使不同人羣遷徙的原因不盡相同。青銅時代末期的人口流動，與東地中海地區政治體衰落大致同時發生，但絕不是簡單的因果關係。原有經濟系統的崩潰和政治體的消失，不可避免地驅使許多人背井離鄉，但特定人羣和個體又是在何種壓力下作出判斷和決定的，歷史學家和考古學家很難得知箇中細節。正如布羅代爾在描述近代地中海島嶼上的生存條件時所説，擺在島民面前的巨大挑戰是如何依賴並不豐富的資源，如耕地、葡萄園、畜羣維持生計，只有這條路行不通之時，換句話説，只有真正絕望之時才會背井離鄉。從歷史上人種志案例來看，遷徙者都會選擇距離較近且相對熟悉的地點作為目的地，因為容易適應和融入其中，而且一般情況下遷徙人數並不會很多，通常以家庭或家族為單位。不同族羣短時間內組成浩浩蕩蕩的遷徙隊伍實屬罕見，像“海上民族”分為水、陸兩隊，一路上摧毀宮殿、將居住區夷為平地，更是聞所未聞。

　　在東地中海地區，隨着中央集權沒落，完善的書寫系統不復存在，取而代之的是鐵器時代早期文化，其特徵是散落的城鎮各自為營。族羣這一組織形式逐步出現，如腓尼基人、以色列人、阿拉姆人、摩押人，這些名稱經常與所屬人羣的居住地名稱相同。非利士人恰好此時出現在今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地區，因此無法排除他們與其他族羣一樣，一直居住在此地的可能性，只是中央集權衰落後，他們演變為自成一體的族羣。僅依據《聖經》中關於這些人來自地中海的説法，就認定他們是“海上民族”，顯然站不住腳。

　　人口流動是歷史上一直存在的現象，青銅時代末期自然環境的惡化和社會動盪的加劇，無疑加速了人口流動，但無論是愛琴海還是東地中海地區，遷徙民絕不是同質的，遷移方向也並非都是由西向東，最終目標更不可能都是埃及。拉美西斯二世和拉美西斯三世相隔近一個世紀，很難想象同樣被兩位君主稱為“海上民族”的人羣，在如此漫長的時間裏不斷從愛琴海遠赴幾千裏以外的埃及。從最新考古發掘看，在我們所討論的時間段，並未發生大規模移民潮，小型的遷徙當中有些人從沿海地帶向內陸遷徙，是為了安全以及尋找水源充足和土壤相對肥沃的耕地；有些人很可能是因為原有經濟體系崩潰，而從偏遠居住區移居到中心城市。

　　愛琴海和東地中海地區青銅時代文明從公元前12世紀開始走向沒落，經歷約一個世紀。把如此廣大區域和長時段內發生的複雜政治演變和社會轉型，解釋為“海上民族”遷徙的後果，未免過於簡單，實際上模糊和掩蓋了歷史轉折時期這一地區不同族羣的不同境遇及其應對。有些學者把眾多歷史事件和社會變遷與“海上民族”聯繫起來，但找不到確鑿證據。學界長期以來認為“海上民族”藉助船隻甚至艦隊發動進攻，然而，迄今為止，在東地中海和埃及沿岸的考古發掘並未發現戰艦或其殘片。特別需要指出的是，西方學界關於“海上民族”概念的形成，恰逢歐洲民族國家理念興起之始，遷徙民尤其是大規模人口流動，被想象為威脅民族國家的大敵。青銅時代末期，愛琴海和東地中海地區的人口流動並非導致上述區域政治體滅亡的原因，而是這些政治體衰弱或沒落的後果。原有政權和秩序消失，民眾不得已才背井離鄉，假如他們能組成強大軍隊，把赫梯這樣的國家摧毀，那為何要離開家園？在許多情況下，遷徙民不僅不是導致國家解體和文明衰亡的禍根，反而是受害者。在全球化程度日益加深，而民族主義和保護主義趨勢日益流行的今天，此種認識尤為重要。

　　（作者金壽福，系復旦大學歷史學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