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感於高層多次強調教育減負_風聞

有感於高層多次強調教育減負

１

近日在上海報刊文摘讀到摘自《黨史博採》第1期一文《毛澤東和新中國成立初期的教育“減負”

》。

此文回顧：1950年、1951年毛澤東先後兩次寫信給當時的教育部長馬敍倫，“要各校注意健康第一，學習第二”。

1957年毛澤東在與7省市教育廳（局）長談話中提出：“課程不要那麼多，那麼高，要砍掉一半，只要八門就行了。”

1964年2月13日，毛澤東在人民大會堂主持召開教育工作座談會，……肯定了教育方針路線是正確的，但對學制、課程、教學方法等提出了嚴厲的批評：“舊教學制度摧殘人才，摧殘青年，我很不贊成”，“學制可以縮短”，“現在課程多，害死人，使中小學生、大學生天天處於緊張狀態。近視眼成倍增加。課程門類也太多，學生不能讀課外讀物。沒有娛樂、游泳、運動的時間，怎麼能行呢”，“課程可以砍掉一半”。鄧小平也對此表示認同：“學生緊張得不得了。我在家時，小孩子説，門門五分沒有用。課程過多，學生不能獨立思考，讀死書。”

１９６４年7月3日，毛澤東在看了《北京師範學院一個班學生生活過度緊張，健康狀況下降》的材料後，給當時的中宣部長陸定一寫了一封信説：“學生負擔太重，影響了健康，學了也無用。建議從一切活動總量中，砍掉三分之一。……”

２

讀到這些，頗有感慨：為何當時毛主席多次要教育“減負”，直到今天中央高層也還在強調的教育減負，卻一直都未能落實？

毛主席當年説教育要減負的那一代人，現在已經多是爺奶了。現在的爺奶、當年的孩子們，也可以比較一下當時的學習負擔，與今天孩子們的相比，是輕還是重？恐怕是還要輕得多！

當年毛主席説要“砍掉一半”、“砍掉三分之一”的課程，今天應該“砍掉多少”？

３

新中國成立以來，教育一直被要求“減負”，但實際上一直還都存在停不下的“加碼”現象，這原因究竟在哪裏？值得深究。

恐怕應該説，只有找到“根源”，才能“釜底抽薪”，才能真正解決這個其實在中國周邊國家、地區（韓、日等），教育上都存在的現象。

４

可能要説，這裏有觀念問題需要改變；但更有科學有效的制度設計的需要，並有以制度形成良性機制的需要。

或許要説，中國周邊國家、地區（包括韓、日等歷史上中華文化影響較大地區），都對後代教育重視，與中華文化傳統有關，本不錯也應該和必要。

但重視也會世俗成“書中自有黃金屋”，再加上世俗“人之常情”的攀比心理等作用，而進入“一種傾向掩蓋另一種傾向”。由於“高度”重視走向“過度”，並過於看重教育的書面而非實際能力的證明——“文憑”。

同時，現代科技使“知識爆炸”，也助推了教育的不斷“加碼”，忽視了“循序漸進”、因材施教、“為用施教”。

應該看到，人類的後生們對知識的接受能力，並沒有因為“知識爆炸”而“接受能力爆炸”。這就出現了為“爭先恐後”、為跟上“知識爆炸”而“灌輸”、“拔苗助長”……

而毛主席１９６４年就指出：“學生負擔太重，影響了健康，學了也無用。”鄧小平同志也表示認同的：“學生緊張得不得了。我在家時，小孩子説，門門五分沒有用。課程過多，學生不能獨立思考，讀死書。”對今天也還有切中之處。

不過，就人的觀念而言，其實，存在決定意識。教育的制度、機制，社會的現實，影響和決定人的觀念。例如，在戰亂或非平和環境下，人們也會出現“讀書無用論”。和平環境下人們普遍對教育的重視、期盼，與非平和環境下有不同，正説明“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觀念。

從這個角度看，可能要説：必要、科學而非“世俗”的頂層制度設計，會產生良性的、有利於提高人的素質和人才培養的機制，也會形成一種社會“存在”，其對人的觀念的影響，也是巨大、重要、必要的……

因此，對“教育減負”這個難題，可能要説，有觀念問題需要改變；但更有科學有效的制度設計的需要，並有以制度形成良性機制的需要。

陶文慶（文磬）

備案個人主頁中文域名：

http://www.陶文慶.cn

個人主頁_風聞 

https://user.guancha.cn/user/personal-homepage?uid=80966

個人知乎主頁 

https://www.zhihu.com/people/twq5105

＝＝＝＝

附：

《毛澤東和新中國成立初期的教育“減負”》　　

毛澤東一生中曾創建和主持過學校。1921年底，已經是共產黨員的毛澤東在填“少年中國學會會員終身志業調查表”時，在“終身欲研究之學術”欄中，鄭重地填寫了“教育學”三字；在“終身欲從事之事業”欄中，填寫了“教育事業”。20世紀50年代初，毛澤東在作自我批評時説：“我沒想到我會當共產黨的主席，我本想當一名教書先生，就是當名教書先生也是不容易的呢！”甚至直到晚年，他只接受一個稱號：導師。他説：“就是教員。因為我歷來是當教員的，現在還是當教員。”

新中國成立初期，毛澤東對教育領域關注頗多，其影響是廣泛而深遠的。

健康第一，學習第二

毛澤東一貫強調課程、教材必須精簡。新中國成立後，他多次批評學校課業重，擠了政治，害了學生身體。1950年、1951年毛澤東先後兩次寫信給當時的教育部長馬敍倫，“要各校注意健康第一，學習第二”。1953年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教育問題時，毛澤東又指示：要注意學生健康。同年6月30日在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他提出要使青年身體好、學習好、工作好。身體好仍然位列榜首。

1957年毛澤東在與7省市教育廳（局）長談話中提出：“課程不要那麼多，那麼高，要砍掉一半，只要八門就行了。”根據毛澤東的指示，這年8月，教育部連續發出兩次通知，要求精簡中學歷史、地理、物理、生物，小學語文、歷史、地理7門學科教科書，精簡過難的、次要的、頭緒過多的教材。不過，仍然加上了不打亂學科系統的前提。

後來，在一系列重要會議上，如最高國務會議（1957年10月13日）、南寧會議（1958年1月11日）、成都會議（1958年3月22日）、漢口會議（1958年4月6日）等，毛澤東都要“談談教育問題”，不斷給教育系統施壓，最著名的當屬1964年的春節談話。

1964年2月13日，毛澤東在人民大會堂主持召開教育工作座談會，到會的有劉少奇、鄧小平、彭真、陸定一、康生、郭沫若、林楓、楊秀峯、蔣南翔、張勁夫、陸平、朱穆之、陳叔通、黃炎培、許德珩、章士釗。他們中既有政府官員，也有學術界元老前輩，還有北大、清華等高校的負責人。座談會上，毛澤東肯定了教育方針路線是正確的，但對學制、課程、教學方法等提出了嚴厲的批評：“舊教學制度摧殘人才，摧殘青年，我很不贊成”，“學制可以縮短”，“現在課程多，害死人，使中小學生、大學生天天處於緊張狀態。近視眼成倍增加。課程門類也太多，學生不能讀課外讀物。沒有娛樂、游泳、運動的時間，怎麼能行呢”，“課程可以砍掉一半”。鄧小平也對此表示認同：“學生緊張得不得了。我在家時，小孩子説，門門五分沒有用。課程過多，學生不能獨立思考，讀死書。”

推崇自學

毛澤東傾向和推崇自學，強調自由的、平等的教育和學習模式。他説孔夫子“也沒有上過什麼中學、大學”，“明朝李時珍長期自己上山採藥，才寫了《本草綱目》”，“更早些哦，有所發明的祖沖之，也沒有上過什麼中學、大學”，“美國的富蘭克林是印刷所學徒，也賣過報。他是電的大發明家。英國的瓦特是工人，是蒸汽機的大發明家”，“高爾基的學問完全是自學的，據説他只上過兩年小學”。

1964年3月，毛澤東對北京鐵路二中校長魏蓮一的來信批示説：“現在學校課程太多，對學生壓力太大。講授又不甚得法。考試方法以學生為敵人，舉行突然襲擊。這三項都是不利於培養青年們在德智體諸方面生動活潑地主動地得到發展的。”

同年7月3日，毛澤東在看了《北京師範學院一個班學生生活過度緊張，健康狀況下降》的材料後，給當時的中宣部長陸定一寫了一封信説：“學生負擔太重，影響了健康，學了也無用。建議從一切活動總量中，砍掉三分之一。請邀學校師生代表，討論幾次，決定實行。如何，請酌。”

事實上，從1950年到1964年，中共中央、國務院、教育部根據毛澤東“課程設置要精簡，教材要徹底改革”的指示，落實所有教科書要“少而精”以免學生負擔過重，以利於學生健康成長的要求，多次下發專門文件。規格不可謂不高，密度不可謂不大，但效果一直不理想，尤其是在課程和教科書的精簡上，並沒有達到毛澤東提出的要求。時至今日，仍值得我們深思。

1965年8月，人民教育出版社根據中宣部指示暫停十二年制教科書的使用，繼續修改至次年上半年。只是，此時形勢已是風雨如晦，“文革”將要來臨了。

（摘自《黨史博採》第1期 作者 陳建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