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人女星逐夢好萊塢_風聞

大洋彼岸，影壇歷史被改寫。

當地時間3月12日，第95屆奧斯卡頒獎典禮落下帷幕。電影《瞬息全宇宙》在本屆奧斯卡共獲得11項提名，最終被授予包括最佳影片、最佳導演在內的7項大獎，主演楊紫瓊摘得最佳女演員獎。

這一刻突破了歷史——這是首位華人乃至亞裔女演員獲得該獎項。

在此之前，楊紫瓊已經憑藉《瞬息全宇宙》接連獲得金球獎、美國評論協會獎、美國演員公會獎等多個獎項的最佳女主角，是今年北美影壇頒獎季當之無愧的大贏家。

百年以來，在所有闖蕩過好萊塢的華人女星中，楊紫瓊是承上啓下的關鍵人物，她開啓的“打女”形象拓寬了華人女演員在好萊塢的戲路，最終又憑藉一部奇幻劇情片證明了自己的演技，前人的艱難努力也在她身上開花結果。

但另一個層面上，來自北美影壇的至高認可或許不再像以往那樣重要。去年全年，中國年度票房43.3億美元，佔全球票房總額的比例較2020和2021年滑落至第二，仍有17％，次於北美（包含美國與加拿大）的29％，這一地位實際上已穩固保持了10年以上。

曾經的好萊塢對中國明星而言是烏托邦式的夢想殿堂，這源於它強悍的造星能力和輻射全球的商業影響力，如今烏托邦的根基不再牢不可破，華人女星的異鄉逐夢，可能也會成為歷史的絕唱。

“銀幕上的中國人總是壞人”

去年10月，演員黃柳霜被刻印到了25美分的硬幣上。硬幣其中一面是美國開國總統喬治·華盛頓，另一面屬於這位好萊塢華人影星第一人。同時這也是美元上首次出現亞裔面孔。

美國鑄幣局局長表示：“這枚硬幣旨在反映黃柳霜成就的廣度和深度，她克服了一生中面臨的挑戰和障礙。”而在黃柳霜活躍於大銀幕的時代，她的成就並沒有得到公認，挑戰與障礙則無處不在。

黃柳霜出生於20世紀初的唐人街，是第三代華人移民。上學時，坐在她背後的同學會用針扎她，僅僅是為了看看中國人有沒有痛感。

1882年所頒佈的《排華法案》在明面上認可了美國社會對華人的種族歧視，直到上世紀三十年代，好萊塢改編賽珍珠的小説《大地》和《龍種》時，即便角色設定是華人，也寧願用化妝和特技讓白人出演。這種壓迫感極強的外部氛圍貫穿了黃柳霜的成長階段乃至整個演藝生涯。

14歲時，黃柳霜以龍套的身份出現在了電影《紅燈籠》裏，觀眾和評論界以驚恐的眼光看待着此前從未有過的中國面孔，甚至有報道以《黃禍！中國入侵銀幕》作為標題。3年後，她在《海逝》中爭取到重要角色，影片本身講述的就是一對東西方戀人愛而不得的悲劇，有一幕是男人擁吻女孩而女孩嬌羞躲開，如此設計是因為當時禁止不同種族的演員在銀幕上接吻。

19歲時，黃柳霜在《巴格達竊賊》中出演一名蒙古女奴，是片中的二號反派。該片耗資113萬美元，製作規格在1920年代排在前列，黃柳霜的扮相則頗具象徵意味：梳兩個環形髻，穿緊身服裝，除了胸部與臀部近乎赤裸，像枚帶着異域邪惡色彩的情慾符號。

一條毒蛇舔舐她大腿的畫面被印成了電影海報，黃柳霜也憑這一幕成為了雜誌的封面女郎。《巴格達竊賊》隨後大賣，黃柳霜名聲大噪的同時戲路也幾乎被限死，女奴、妓女之類的形象頻繁出現在她的後續出演作品裏。

不僅如此，黃柳霜的角色總是死於非命，她有一次抱怨道：“可憐巴巴地死去，好像已經成了我的絕活。”從影13年後，她才在《上海快車》裏演了第一個活到電影結束的角色。

某種程度上，黃柳霜是被動的。彼時好萊塢需要的就只是符合東方想象的獵奇感，因而髮髻、旗袍等高度儀式化的裝扮在早期的華人女星身上十分常見，角色類型則大多是些點綴性的小角色或反派。

1928年黃柳霜離開好萊塢時也曾詰問道：“為什麼在銀幕上中國人總是一些壞人、惡棍，而且是一些極端殘酷的反面人物——謀殺、狡詐、一條藏在草叢中的毒蛇……我們的文明比西方歷史悠久，我們怎麼能是那樣呢？”

黃柳霜面對的不僅有美國本土的種族歧視，還有來自故土的質疑。40年代抗戰如火如荼的背景下，宋美齡訪美期間拒絕與黃柳霜見面。她的電影傳入國內，大部分觀眾也難以接受她出賣色相、醜化華人的銀幕形象。曾有上海記者問她“為什麼要演那麼多屈辱的東方女性”，她回答道：“那些角色我不演，也有別的白人去演，我就會失去僅有的‘中國人演中國人’的機會。”

作為先驅者，黃柳霜的經歷也如硬幣兩面，正面是她衝破了好萊塢的族裔封鎖，讓華人也有機會藉助發達的電影工業成為國際明星，她本人也首次將華人的名字留在了好萊塢星光大道上。反面則是，從她開始，好萊塢給華人女星設下了表演模板，要麼是等待拯救的無助美女，要麼是陰暗墮落的致命妖女，總之在“異國情調”的基礎上施展豔情誘惑才是進入好萊塢的通行證。

周采芹是早期在西方世界取得巨大成功的另一位女星代表。她出生於天津的京劇世家，1959年她主演的話劇《蘇絲黃的世界》在倫敦上映，給她拍過個人傳記片《上海的女兒》的導演陳苗回憶過：“這部話劇成功上演，引爆了整個歐洲，讓她成為戲劇界的超級紅人。紐約和倫敦都亮起寫着她名字的燈牌，劇院場場滿座。”話劇講述的是一位英國青年與中國妓女間的愛情故事。

好萊塢因此向她拋去了橄欖枝，周采芹成為第一位華人“邦女郎”，出現在了商業大片《007之雷霆谷》裏，角色設定還是風塵女子。後來她還在《傅滿洲》系列片裏數次扮演傅滿洲的女兒——傅滿洲形象出自英國作家的小説，本身是“黃禍論”的擬人形象。

周采芹的後半生還出演過首部全亞裔陣容的《喜福會》、《驚天魔盜團》系列、《神盾局特工》、網飛版《三體》等，作為演員的個人成就無可質疑，只是特定的時代背景下無法擺脱好萊塢對華人女星的限制。

華人女星的國際突圍

“好萊塢能包容的異域元素是它想像中的東西。如果你的東西超出了這個範疇，它就不能接受。好萊塢有自己的框框，你得符合那個框框。”演員陳沖曾總結道。

隨着70年代末湧現的“出國潮”，有一批華人女演員開始嘗試走國際化道路，陳沖便是其中代表。相比前人，她們帶有更濃厚的中國特質，出國前陳沖就已經憑《小花》獲得了百花獎的最佳女演員。

被意大利製片人發掘後，她出演的第一部影片《大班》依然有一些暴露的香豔畫面。在拍攝《末代皇帝》時，因一場戲失誤不小心露點，她要求導演寫下不使用該鏡頭的保證書才繼續工作。《末代皇帝》享譽世界，也是陳沖國際事業的轉折點，隨後她成為了澳洲、以色列、南斯拉夫等多國電影節的影后。

但要在好萊塢留給中國演員的夾縫中證明自己，陳沖過得並不容易，在博客上將1981年到1991年形容為自己人生中最黑暗最彷徨的時期。由於不太有價值感，她開始轉向導演路線，執導《紐約的秋天》等好萊塢電影，這同樣是華人女星的一項突破。

比起陳沖這樣的單槍匹馬闖蕩，還有另一條“國際化突圍”路線。隨着90年代第五代導演崛起、拿遍歐洲三大電影節最高獎，也有一批女星是因主演的本土電影先被西方世界關注，從而被吸納至好萊塢，鞏俐是這條路線的代表人物。

鞏俐給西方的印象在一定程度上有所進步，學者裴開瑞便認為：“她不僅被塑造成慾望的對象，而且還是個挑動者。”儘管銀幕形象仍與情慾掛鈎，但地位從被動的被凝視者，變成了主動發起者，這在當時也被普遍視為展現了女性的性解放力量，再加上異國情調的因素，“引發着西方男性觀眾本已倦怠疲沓的欣賞趣味”。

出生於馬來西亞、先接受香港影壇薰陶的楊紫瓊又有所不同。在她之前，李小龍、成龍等人已經把中國功夫的種子播撒到好萊塢，楊紫瓊打破了功夫與華人男星綁定的慣例，給女演員進軍好萊塢開闢了一條新路。

1995年楊紫瓊拍《阿金的故事》時，從6米高的天台摔落，她似乎感到身體折成了兩半，腿撞上後腦勺。事故的嚴重一度讓她對自己主打功夫的演藝路線產生懷疑，開始思考“我為什麼要這麼做，值得嗎”。導演昆汀·塔倫蒂諾當時恰好在香港，去醫院探望楊紫瓊時，昆汀説“我看過你所有電影”，並逐幀講述自己喜歡的動作場面。楊紫瓊後來回憶這次談話“讓她活了過來”。

兩年後，楊紫瓊在《007之明日帝國》裏飾演一名中國女特工，以打星的形象完成了自己的好萊塢首秀。開拍前，有工作人員安慰她“你在拍一部邦德電影，享受自己就行了”，但楊紫瓊依然決定認真對待角色。這部007電影確實也打破了“邦女郎”原本的花瓶形象，《娛樂週刊》在一次評“十大邦女郎”時寫道：“楊紫瓊不算第一位與邦德平分秋色的邦女郎，但她是唯一一位讓人為之側目的女性，她以漂亮的身手，打下了在好萊塢的地位。”

《明日帝國》後楊紫瓊還出演了許多立足國際市場的電影，在李安的《卧虎藏龍》裏，楊紫瓊的中國功夫又讓好萊塢大開眼界。其中有場與章子怡的對戰戲，到了片場她都以為李安是開玩笑，李安卻很堅定地告訴她：“我希望你使用這裏擺着的所有武器。”

“功夫女郎”這一角色模版的走紅，對黃柳霜、陳沖、鞏俐等人的悲情路線有種修正作用，卑微可憐、等待白人“騎士”拯救的弱女子形象開始變得少見，華人女星也可以在好萊塢電影裏英姿颯爽。在這層意義上，楊紫瓊給章子怡、劉玉玲等人在好萊塢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在《卧虎藏龍》裏飾演玉嬌龍一角後，章子怡蜚聲國際。相較楊紫瓊片中角色的含蓄內斂，敢愛敢恨的玉嬌龍其實更容易被西方觀眾接受，戴錦華就認為：“章子怡被西方接受，跟她玉嬌龍的形象關係密切。”章子怡本人曾坦言：“最有效最快的途徑就是功夫片，功夫片最能打開好萊塢的市場。”

之後在成龍的《尖峯時刻2》裏，章子怡強化了自己給西方觀眾的印象，她的角色美豔動人且身手矯健，還帶着幾分狡詐兇殘的可怕色彩，很符合“既嚮往又畏懼”的東方想象，也融合了過去幾種流行密碼。2005年《時代》雜誌在撰文評價章子怡時，將標題起為“中國送給好萊塢的禮物”，次年又讓章子怡成為了封面人物。

作為移民後裔的劉玉玲起點不如章子怡高，到29歲才擺脱龍套，在美劇《甜心俏佳人》中出演一名配角，以至於自述道：“我從不覺得自己能站在前邊，我總是站在背景裏。”後來則以動作明星的身份慢慢躋身一線：先是在動作片《霹靂嬌娃》中展現火辣打鬥，繼而在昆汀·塔倫迪倫的《殺死比爾》中出演冷酷女殺手，留下了讓許多影迷銘記的邪魅場景。

這一時期，國際突圍、登陸好萊塢代表着演員對更高殿堂、更大成就的正向追求，而好萊塢對華人女星的態度顯得比較分裂。“黃禍論”自然已經作古，但刻板印象依然存在，甚至“打”又和過去的“脱”一樣成了新的刻板印象。

而不論“打”還是“脱”，最終指向的文化標籤還是“異國情調”，華人女星們主要還是用來展現東方背景的工具。例如《藝伎回憶錄》集結了鞏俐、楊紫瓊、章子怡三大華人女星，卻講了一個日本故事，足以説明她們的符號屬性其實要大於個人形象。

變容易了，也變“弱”了

中國電影市場的崛起從根本上改變了華人女星的好萊塢之旅。

2002年內地總票房不足10億元，到2012年達到170.73億，10年時間成為了全球第二大電影市場，這種迅猛發展勢頭並未就此結束，到2019年中國內地票房突破600億，和北美電影市場的差距縮小到只有20億美元左右。

這一過程中，華人女星就不太需要艱難闖入好萊塢了，相反，好萊塢時常有迎合自己第二大票倉的需要，對中國女星面孔的呈現，便從文化獵奇轉變為了經濟考量。“特供片”、合拍片也屢見不鮮。

2008年的合拍片《功夫之王》是劉亦菲首次在“國際大片”中擔任主演，與彼時人們的期待不同，劉亦菲並沒有像前輩們那樣就此開啓國際化路線。直到2020年她出任“迪士尼公主”，帶來了《花木蘭》，這可能是百年以來，華人女星在好萊塢真人電影裏形象最光輝正面的一次，尷尬的是中國觀眾並不買賬，該片豆瓣評分僅4.9，內地票房僅2.78億元，排在同年第20位。

劉亦菲尚有“大女主”式的作品，更多時候，華人女星在好萊塢電影裏只能“刷臉”。《變形金剛4》上映前，“李冰冰努力學英語”是一大宣傳點，但實際上只換來不到5分鐘的戲份。張靜初加盟《碟中諜5》時被宣傳為湯姆·克魯斯的勁敵，影片上映後也只是鏡頭不超過5個的龍套角色。

這樣的例子還有很多：《環形使者》中的許晴、《異能》中的李小璐、《火星救援》中的陳數……另一種情況是，雖然戲份不算少，但並沒有融入影片，看上去格格不入。比如在《金剛：骷髏島》中，野外探險的惡劣環境下景甜的臉龐始終一塵不染，又或者在《獨立日2》中楊穎的表演被不少觀眾稱為“彷彿在看《奔跑吧兄弟》”……

在國內市場及投資影企的助力下，登陸好萊塢遠比過去容易，但華人女星在電影中的存在感其實更弱了。畢竟進軍好萊塢的邏輯已經改變，或許對新一代的女星們而言，接拍好萊塢電影本身也不再代表事業上的野心，而是抬升身價的“鍍金”工具。

沒真正離開過好萊塢的女星們，近年接連有佳音傳出。劉玉玲在美劇《基本演繹法》中重新詮釋了福爾摩斯身邊的華生，一併突破了這一西方經典角色的種族和性別限制。2019年，在北美影視圈打拼近30年，她成為了繼黃柳霜之後，第二位留名星光大道的華人女星。

《瞬息全宇宙》是楊紫瓊打入好萊塢25年來第一次出任主演。她曾對着鏡頭流淚表示“這是我等了很久的劇本”，避免把現實中的自己代入所出演的電影是楊紫瓊的職業習慣，但“這次能和角色共情”，“它讓我有機會向觀眾和家人展現我的能力。有趣、真實、悲傷，終於有人相信我能做到所有這些事。”《瞬息全宇宙》獲得的大量榮譽，也回饋了楊紫瓊的付出。

在更大的層面上，華人女星進軍好萊塢已然成為沒太大必要的事。不過，這些成果依然值得祝賀。畢竟，尋求異國審美的認同在任何時代都很困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