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兩會」選舉產生領導機構澳區人選及其他_風聞

　　繼全國政協十四屆一次會議選舉產生的領導機構成員中，澳區委員何厚鏵繼續當選為副主席，及劉雅煌、何潤生、張宗真、黃柳權（澳門中聯辦副主任）、崔世昌等五人新當選為常委會委員後，十四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選舉產生的常委會組成人選，澳區代表高開賢也首次當選為常委會委員。

　　高開賢雖然是澳門代表團的兩名副團長之一，也是十四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主席團的兩名澳區代表之一，但卻雀屏中選，估計是基於「賀一誠模式」，亦即是由作為本職是澳門特區立法會主席的全國人大代表，當選為全國人大常委會的委員。而從過去十幾年來，賀一誠的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的履職過程中，其本職先是澳門立法會副主席，後是澳門立法會主席，都能夠兩者的工作恰當安排，融洽處理，因而相信高開賢也能夠做到「聲音兩頭跑」，既能勝任在最高國家權力機關的工作，也能像這三年來那樣，很好地主導作為澳門特區的權力機關之一的立法會的工作。

　　不過，本來以高開賢為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的一百七十二名候選人中，高開賢是澳區委員的唯一被提名者，等於是「同額選舉」，不受有十三個「差額」的影響，而且基於對「一國兩制」的尊重，他應是反對票極少。實際上，也是「同額」提名的香港唯一候選人、民建聯主席李慧瓊，就以二千九百另一票贊成票、三十五票反對及三票棄權當選十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併成為歷來最年輕的來自港區的全國人大常委。而高開賢的得票情況則遜於李慧瓊，以二千八百四十二張贊成票、九十張反對票及七張棄權票當選為十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雖然説，與「陪跑」的十三名候選人中，有六人獲得過千張反對票相比，九十張反對票是「濕濕碎」，但作為澳區全國人大代表中的老將的高開賢，卻比剛當選為全國人大代表的李慧瓊「吃虧」了。

　　這可能是與年齡有關，而且也可能與李慧瓊的「最年輕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相對照，亦即是在本屆全國人大代表中，七十歲的高開賢可能是屬於年齡最大的「梯隊」成員之一。五年後的新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選舉，如果在年齡標準要求上與內地候選人「一刀切」，可能就不會被列為候選人。

　　前澳門中聯辦主任傅自應，曾任澳門中聯辦主任的王志民，也當選為十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並分別經投票獲決定出任全國人大外事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及民族事務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其實，傅自應於去年五月三十日因年齡關係不再擔任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副主任、澳門中聯辦主任、澳門特區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國家安全事務顧問，就於同年六月二十四日獲任命為第十三屆全國人大外事委員會副主任委員。而在同一天，也因年齡關係不再擔任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副院長職務的王志民，也獲任命為十三屆全國人大民族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只不過當時他倆尚不是常委會委員，現在則是「補」常委會委員的「課」。

　　曾任香港中聯辦主任的彭清華，則當選為十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排名第十一的副委員長。雖然他已經離開港澳工作系統整整十年，也雖然他不是當屆（二十屆）中共中央委員會委員，但可以説是自廖承志、姬鵬飛之後，港澳工作系統中又一位具有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位階」者。只不過是，廖承志、姬鵬飛是先任副委員長，後（兼）任港澳辦主任，而且當時還分別擔任中共中央委員或中央顧問委員會常委，而彭清華則是在離開港澳工作協調多年後升任副委員長，而且也已卸任中央委員。

　　另兩位以「副國級」兼任港澳辦主任的，是全國政協副主席廖暉與夏寶龍，而且夏寶龍還兼任秘書長，只是在出任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後才辭去秘書長之職。但在十四屆全國政協委員名單中，可能是因為年齡關係，不見夏寶龍的名字，因而與副主席無緣。

　　前國務院港澳辦主任、主持工作的副主任張曉明，當選為十四屆全國政協常委會委員。他在去年離開港澳辦後，出任全國政協副秘書長。現在當選為常委會委員，更有資格出任副秘書長，但可能要等十四屆常委會召開第一次會議，決定副秘書長及各專門委員會人選時，才作任命。

　　在十四屆全國政協常委會中，香港和澳門中聯辦都有一位副主任入選，分別是陳冬和黃柳權。按照慣例，是中聯辦內分管統戰工作的副主任入選。

　　香港媒體日前報導，中央要強化對港澳工作的集中統一領導；港澳辦可能由國務院辦事機構轉為中共中央直屬機構，並且強化港澳辦的領導角色，加大對中聯辦的指導和協調，形成一體化領導。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有可能脱離國務院系統，升格為直屬中央的中共中央港澳辦公室，如同中共中央台灣工作辦公室與國務院台灣事務辦公室為「一套人馬，兩塊招牌」。

　　但十四屆全國人大會議一次會議通過的國務院機構改革方案，當中並未提及港澳辦脱離國務院系統。這可能是港澳辦只是國務院的辦事機構，並非是屬於國務院的組成單位，而且相關改革計劃是屬於黨中央的事務，因而不被納入這個「改革方案」，要待「兩會」閉幕之後才公佈。

　　香港中聯辦主任鄭雁雄在全國人大十四屆一次會議的香港代表團全體會議就指出，堅持黨中央集中統一領導，是機構改革的根本政治原則，也是確保機構改革方向和成效的根本政治保障。回顧香港從由亂到治走向由治及興的重大轉折，黨中央二零二零年及時調整港澳工作領導體制是扭轉局勢的關鍵性一招。實踐已經並將繼續證明，不斷適應形勢發展和工作需要優化改革港澳工作領導體制，才能確保黨對「一國兩制」事業的有力領導，才能保證「一國兩制」實踐沿着正確方向行穩致遠。

　　這是官方首度正面談及「不斷優化改革港澳工作領導體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