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當年對鬱彬教授的採訪_風聞

【本文來自《丘成桐反對宣傳奧數冠軍：培養孩子數學別隻顧着刷題》評論區，標題為小編添加】

在北大 84 年的研究生考試中，我的數學成績是第一名。但是我選的導師在口試中卻沒有錄取我。所以我轉向了概率和統計，而不是一開始想做的泛函分析。雖然這是被迫做出的決定，但它是一個很棒的決定，使我大受裨益。在我的家族裏有許多勇於擔當社會責任的了不起的人，所以我也想像他們那樣在社會上有自己的影響力。雖然我當時對統計並不瞭解，但是我能感覺到它是一門經世致用的學問。後來我又得到一個機會參加陳省身的交流項目，雖然北大數學系開始沒有讓我加入這個項目。當時兩位從 AMS 來的教授面試了我們，其中一個是丘成桐教授。在面試中我向他們解釋了從研究生課程泛函分析學到的緊算子，通過了面試。我繼續研究概率和統計。1984 年的陳省身交換項目一共有 15 個學生，其中何旭銘和我最後學了統計。（劉軍在 1985 年參加了該項目）。

因為這個項目我們拿到了 AMS 的推薦信，而有了這個我們申請美國的好大學會相對容易些。我申請的那一年，Le Cam 是伯克利的招生委員會主席。我被錄取了，並且得到了一筆獎學金。我和 Le Cam 有通信交流。我想閲讀一些關於統計的材料，於是他寄給我 Bickel 和 Doksum 寫的那本書，那是我在某種意義上第一本統計書籍。雖然我在北大上過迴歸分析，但是我當時除了 “迴歸” 二字對統計完全沒有概念。

施： 和中國的研究者交流，我確實發現中國的高科技公司對於能分析大數據的人才有很大的需求。同時，在生物與物理的研究範圍，他們也希望能夠更有能夠設計實驗，並能夠實驗數據的人才。對此，您覺得中國的大學能做些什麼？

鬱： 我覺得這些正在發生。北京大學正在討論一個數據科學中心的項目。任何明顯的改變都曾經是緩慢的進程。但是，一旦有經濟的需求出現，進展會快很多。中國或者是美國的統計研究人員，應該提高計算能力。如果你已經在很高的水平上了，只要你有想法，很容易就能找到合作者。但如果你是一位初學者，而且還從未接觸過數據，那你覺得有誰會僱傭一個統計本科生來給一個計算機本科生提供建議呢？給學生配備好的計算訓練一直是一個問題。最終，我希望我們的畢業生能夠向計算機專業的學生一樣。當然，這是最後的目標，到那時我們將同時擁有批判性思維和計算技術。我並不擔心我們的數學能力，但這可不是因為那不重要。我們一直在有意識地培養學生這方面的能力，所以這還不是當務之急。而批判性思維與計算能力的結合才是統計學學生的弱勢。

施： 我完全同意你的看法。在數據時代，批判性思維是我們的拿手好戲。

鬱： 我們需要找到合適的方式培養學生。

施： 這也是我的問題所在。我覺得批判性思維可並不能從書本上獲得，更像是從經歷中得到的。比如，你得有人來批評你，展現給你不一樣的想法，引導你走不一樣的路。如果缺少這樣的人，那該怎麼辦？

鬱： 這些事情我也很困惑。我有一個同事她更傾向於在線教育。我很高興看到在線教育能夠幫助更廣泛人羣學習。有人説沒有師傅（導師）想要培養批判性思維難上加難。培養活動至少應該有反饋，或者説聊天的空間。這個問題也是教育界的前沿話題。我們怎樣利用現代科技？我正在嘗試着教會學生如何思考，同時在教師評價的鼓勵批判性思維一項中我獲得了 6.5（滿分 7 分）。但並非所有學生都喜歡這樣的課。有人覺得這可不算是傳統學業中的一部分。我希望，這種課被越來越多的人接受，因為這種課教給學生工作和研究中所需要的重要技能。

施： 你在先前曾經提過，你想在數學中找到規律性，找到可預測性，而不是找反例。比如我覺得我的想法不一定正確。

鬱： 這是循序漸進的過程。就像我感覺到作為系主任會遇到各種不同的觀點。**如你所言，如果沒有身邊的人，是不可能形成批判性思維的。如果所作所為都是‘正確’的，那就毫無批判性思維可言。**批判性思維並不是中國傳統文化中的主要部分，中國人有趨同的傳統，這在一些情況下是適用的，但是在科學中不是這樣。有時候我覺得這是西方文化的一部分。在中華文化中我們有叫做‘思辨’和‘傳承’的理念，但這更多的是聽取別人的意見而不是提出問題。我的孩子在 Black Pine Circle School 上學，接受蘇格拉底 Socratic 思想訓練。我在讀蘇格拉底 Seminar 的書，並且想要將其中的一些想法帶進我的教學。當時想要成為一名合格的批判性思維的老師，還要有經驗及嘗試。

這是 當年 對 鬱彬教授的採訪。https://cosx.org/2013/11/interview-of-binyu/ 全文在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