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磚五國：世界秩序新的延伸_風聞

金磚國家作為一個跨區域、全球性的國家合作組織，其成員國不僅在文化歷史上有較大的差異，在經濟發展和全球秩序構建上也都有各自的計劃和打算。這種強烈的差異性，使金磚國家未來的磨合和發展對全球化的未來具有樣本意義。

金磚五國：差異與磨合

長期以來，在美國一超獨霸的國際秩序中，多邊主義成為許多新興國家的政策選擇。俄羅斯、印度、巴西等區域大國是冷戰結束以來多邊主義的重要倡導者。2001年，時任高盛資產管理業務主席的英國經濟學家吉姆·奧尼爾將上述三國和中國劃為“新興經濟體”。奧尼爾從經濟發展的角度判斷， 10年後上述四國的經濟總量將在全球經濟總量中佔據更高份額，四國的貨幣和財政政策將對全球產生重要影響。因此， G7有必要向上述四國開放，構建更加開放的全球經濟決策制度。

中俄印巴四國的英文縮寫，按照一定順序排列的話，剛好是“RIC”，與英文“磚”（rick）讀音相同。雖然奧尼爾僅僅是從研究角度看待這四國，但“金磚國家”的説法不脛而走。後來還出現了類似的“ VIST五國” 等説法，不過從體量和組織上來看，金磚國家影響力遠超後者。金磚國家均有意願在當下國際關係中發揮更大作用，為構建新的世界秩序做出貢獻。正是這個原因促使各方走向合作，使金磚由一個研究概念變成了一個合作機構。2006年，金磚國家召開了首次部長級會議。2009年，四國在俄羅斯葉卡捷琳堡舉行了首次領導人會晤，金磚國家正式成為一個國際性組織。2010年，南非成為金磚國家成員，使“ RIC”變成了“ RICS”。目前，金磚國家的總人口超過 31億，佔全球人口總量 40%以上。五國的 GDP總量佔全球 GDP總量之比，從2001年的約 8%上升到 2019年的 23.2%。

金磚國家之間具有較大差異性。這種差異性體現在文化、經濟和地緣政治等領域。五國中，中國的 GDP總量是南非 GDP總量的 37倍（2018年世界銀行數據），人口是南非的 24倍。宗教信仰上，東正教、印度教、天主教、新教分別是俄羅斯、印度、巴西和南非的主要宗教。在地理距離上，五國分佈在四大洲，其中僅有中國分別與俄羅斯、印度接壤，五國的地緣政治利益有較大差異，且中印之間還存在領土爭端問題。各國在經濟結構上也各有不同。金磚國家組織既有區域性，也有全球性，這使其在全球治理機構中具有獨特的地位。

由於五國之間存在差異，金磚國家的合作機制並不尋求建立一個核心領導機制，而是採用協商一致的辦法應對共同關注的問題。五國對發展經濟有強烈的願望，對當前的國際經濟和政治秩序有較強的改革意願。金磚國家一方面致力於自身在 IMF內部投票權的提升和世界銀行股權審議，另一方面則試圖構建一個五國內部的金融秩序，其中的兩個主要金融合作機制是 2016年成立的金磚國家新開發銀行和 2014年建立的金磚國家應急儲備安排（CR）。值得一提的是，成立新開發銀行和 CR，都是來自中國的建議。

新開發銀行和 CR機制既是創新，也是傳統的延續。它們的創建借鑑了 IMF和世界銀行的方式，在組成結構和功能上都模仿了這兩家機構。新開發銀行和 CR雖然在機構上獨立於世界銀行和 IMF，但在很大程度上，它們之間的作用是互補的，甚至金磚機制的推廣在一定程度上依賴於現有的國際金融秩序。例如，CR的相關規定就顯示，如果某一借款國需要提出超過其貨幣互換額度的 30%，該國就必須與 IMF達成平行的援助協議。

在新開發銀行的決策權上，中國所提出的“國際關係民主化”方式得到實踐。五個成員國均分新開發銀行的股份，每國各佔 20%，各成員國出資的份額也相同。在 CR上採取的做法則有所區別，除了 5%的投票權由五國均分，其餘投票權按照各國出資比例決定。中國在 CR中擁有的投票權最高。新開發銀行到 2019年已有 102億美元賬面貸款，為實繳資本的多邊銀行中最高。

新開發銀行和CR是金磚國家在西方主導的世界金融體系之外成立的融資機構以及金融機制。此外，五國還在醖釀成立金磚國家跨境支付系統以及評級機構。這套新的金融體系是在“體系外”的新嘗試，但並未完全脱離原有世界體系，也並不謀求脱 離原有世界體系獨立。不過，金磚金融體系僅適用於五國之間，未經較大的危機考驗，實驗性質濃厚，普適性還有待觀察。

在經濟領域之外，金磚國家的多邊主義色彩還體現在政治安全領域。為了將金磚政治安全合作推向常態化和機制化，並就重大國際安全問題及時對錶、協調立場，金磚國家成立了兩個具有代表性的合作機制：金磚國家安全事務高級代表會晤機制和金磚國家外長會晤機制。目前兩個機制在地區安全問題（如敍利亞問題）、能源安全和非傳統安全領域均發出了自己的聲音。2017年金磚國家廈門峯會公報倡議“國際社會建立一個真正廣泛的全球反恐聯盟”，發出了金磚國家對於遏止全球恐怖主義的呼聲。

G20是金磚國家推動全球治理和全球化進展的重要平台。作為國際社會應對全球金融危機的制度性產物 ，G20在應對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及後來的歐債危機中都發揮了重要作用。2013年俄羅斯聖彼得堡峯會後， G20逐漸演化成了三個集團：發達國家集團（ G7+歐盟）、金磚五國集團以及由中等國家組成的 MITK集團（墨西哥、印度尼西亞、土耳其、韓國、澳大利亞）。阿根廷和沙特阿拉伯為遊離在各方之間的成員國。聖彼得堡峯會也標誌着三方之間在 G20平台上就全球治理展開博弈。由於迫在眉睫的問題得到緩解， G20的議題逐漸變得寬泛，其範圍從解決全球經濟增長乏力到推動性別平等，無所不包，各方利 益嚴重不一致，導致 G20目前的運行效率堪憂。中方和一些成員國曾建議 G20設立秘書處作為執行機構，但這一建議未能得到落實。金磚國家在峯會前實現了協調立場，維持了金磚各國在 G20這一全球平台上的立場及行動一致，這對金磚國家的團結協作來説是重要的考驗。由於金磚國家的極力主張， G20峯會將多邊主義（ 2018年布宜諾斯艾利斯峯會）和自由貿易（ 2019年大阪峯會）寫入峯會宣言，這對於繼續推進經濟全球化無疑有重要意義。

“金磚 +”：獨特的發展方式

2017年金磚國家廈門峯會公報上提出了採用“金磚 +”模式，“致力於同其他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建立廣泛的夥伴關係”。“金磚 +”模式有利於建立更廣泛的夥伴關係，把金磚國家合作機制打造成最有影響力的南南合作平台，為金磚國家合作發展注入新動力。同時，金磚國家與現有的聯合國體系以及西方主導的金融體系也並不互相排斥，這有利於國際秩序的漸進式改革和創新。

金磚國家在經濟金融領域合作取得的實質性進展，比在政治安全領域的進展要多得多。但無論是金磚國家新開發銀行還是應急儲備安排，目前還未真正受到危機的考驗。金磚國家在政治安全領域的表現也僅限於呼籲和聲明，缺少協調一致的有效行動。金磚國家協調機制的進一步升級，有賴於五國之間更加緊密的溝通和協調。不過，金磚五國的經濟發展存在極度不平衡。自 2000年以來，除了中國和印度在全球 GDP總量中的佔比上升之外，俄羅斯、巴西和南非的佔比實際上出現了下降。這種變化可能影響到五國內部的力量平衡，制約其實施效率。

金磚五國的關係進展還將受制於各國自身的發展趨勢以及與西方國家的關係。除了中國外，俄羅斯、印度和巴西都或多或少陷入地緣政治問題中。在 2014年烏克蘭危機後，俄羅斯與歐洲和美國的關係至今無法修復；印度則陷入國內不斷升温的印度教民族主義中，與巴基斯坦依舊齟齬不斷。印度試圖維持自身在南亞和印度洋的“勢力範圍”，其對於美國的“印太戰略”頗感興趣。中印在領土問題上的衝突，以及印度對於自身地緣政治的濃厚興趣，可能會導致中印關係出現起伏，從而影響到金磚國家和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之間的經濟合作關係，這是金磚國家關係中的一個弱點。在巴西， 2018年當選的總統博索納羅號稱“巴西特朗普”，整體上代表了巴西政局向右轉的趨勢。不過，雖然他持親美政治態度，但並未減少巴西在國際合作上的注意力。總體而言，金磚國家機制還是一個相對年輕的機制，它保持着新興市場國家參與國際事務的活躍，但其影響力很難説已經超越了五國本身。金磚國家試圖通過“金磚 +”而不是通過擴員來提高影響力，就是因為五國本身組成了一個非常複雜的矛盾體，擴員只能增加矛盾，而不能增加影響；“金磚 +”的方式則更加靈活，容易為國際社會所接受。

金磚國家機制是中國通過多邊主義參與全球治理的嘗試之一，它為中國在當下變化的全球環境中參與公共事務提供了寶貴而且有效的經驗，對中國提升參與全球治理的能力不無裨益。

金磚的“核心”和軟肋

金磚國家的核心及其主要影響力來源為中、印、俄三國。這三個國家的經濟體量、國土面積、人口總量和國防力量單獨來看均能進入世界前列，在國際影響力上除美國和歐盟之外幾乎無其他類似國際組織可以比擬。這三國之間的關係彼此糾纏而且複雜，也成為困擾金磚國家的重要問題。

近年來，印度已發展為全球經濟增速最快的經濟體之一。作為世界第二大人口大國， 2018年印度總人口達到 13.5億，2019年印度人平均年齡為 28.1歲。快速發展的經濟，豐富的人力資源，以及在語言、思維和體制上與西方接近，使印度在西方受到相對正面的認知，因而十多年來，印度“將會成為下一個超級大國”的聲音，在西方媒體上不絕於耳。早在 2014年，世界銀行的報告就認為，按照購買力平價（ PPP）計算，印度 GDP已經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三大經濟體。

在與西方保持較為密切的關係的同時，印度又曾受到蘇聯計劃經濟思維影響，並與俄羅斯存在長期合作的歷史，因此其能夠與俄羅斯保持非常緊密的軍事和政治合作關係。這種罕見的在外交、安全上的東西方的左右逢源，表現在印度既能夠加入中俄等主導的上海合作組織，又能和美日澳新等國家的軍隊聯合組織軍演，甚至使印度在擁有核武器這一問題上所受到的西方制裁也不過是“板子高高舉起，輕輕放下”。印度軍隊的武器來源更是囊括萬家，聯合國五常中除中國外其餘四常均通過不同方式向印度出口武器。

在良好的國際環境和較為迅速的經濟增長背景下，印度近年來進入“印度教民族主義”抬頭的時代。2014年，納倫德拉 ·莫迪為首的、帶有印度教宗教激進主義傾向的人民黨擊敗長期執政的國大黨，控制印度政權。莫迪一方面實行對外開放的經濟政策，另一方面試圖以民族主義情緒整合國內政治力量，維持其基本盤。不過，受到印度開國總理尼赫魯提出的建立一個“有聲有色的大國”的外交傳統的影響，莫迪的國內政策向外延伸，為印度的外交政策加上了大國沙文主義色彩。過去數年間，印度在區域外交上表現較為活躍，除了與“宿敵”巴基斯坦保持摩擦之外，印度還插手干預斯里蘭卡政治局勢，對尼泊爾實施經濟封鎖。2017年和 2020年，中印兩國邊界洞朗地區和加勒萬河谷地區發生對峙和衝突。其中， 2020年的加勒萬河谷地區衝突，造成印度軍人傷亡和被扣押，點燃了印度境內的排華情緒。在這種情緒下，印度政府一方面出台政策，在經濟上打擊中國在印度的互聯網企業和數字產品銷售，另一方面逐漸向美國的“印太戰略”靠攏。這使中印關係出現了急劇轉折的可能，也有可能波及金磚國家的內部團結。不過，鑑於印度外交存在大國思想，強調自身的獨立主權，例如在俄烏衝突中保持中立地位，加上印度曾經是不結盟運動的領導者，印度全面轉向美國並與其成為軍事政治同盟的可能性並不高。但是，印度仍會利用美國“印太戰略”為自身獲取地緣政治和經濟利益。

過去十年裏，中印關係大體上處於較為平穩發展的狀態。雙方各有經貿投資。僅 2019年，中國對印度的投資就達到 80億美元。中國企業在印度有較多投資，其中包括阿里巴巴投資的印度最大的線上支付企業 Pytm，中國的手機生產商小米、 vivo和 OPPO佔據了印度智能手機市場半數以上的份額，富士康等企業在印度投資建廠。部分中國企業在電力和橋樑等基礎設施建設項目上中標，提升了印度基礎設施的水平。2017年洞朗事件發生後，中印雙方迅速通過外交渠道予以平息，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雙方都不願意看到邊境問題影響雙邊合作的情況。2020年加勒萬河谷事件發生後，印度國內掀起反華浪潮。這一次印度政府藉機封殺部分中國企業在印度的業務，這一單邊行動對中印經貿關係造成了很大損害，中國需要對印度政府下一步行動保持高度警惕。此外，在印度是否成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問題上，中國也與其存在着矛盾。這些問題，毫無疑問會損害中印關係，並導致金磚合作機制運行出現不暢。

相對於印度，中俄關系發展較為順利，沒有出現太多的動盪和波折。中俄雙方在 20世紀 90年代結束邊界談判，既穩定了雙方的安全格局，也為雙邊發展區域經濟合作和國際協調提供了足夠的戰略信任，為中俄關系的穩定奠定了長期基礎。與印度不一樣之處是，自蘇聯解體以來，俄羅斯的戰略空間不斷遭到 —至少俄羅斯認為遭到—北約和西方的擠壓。這突出地表現為北約不斷東擴，吸納中東歐國家和原蘇聯加盟共和國，以及通過“顏色革命”帶來政權更迭，強化原蘇聯加盟共和國與俄羅斯的離心力。從傳統地緣政治觀點來看，俄羅斯與周邊國家的緩衝空間被壓縮。這迫使俄羅斯更加強調向東發展，通過穩定與中亞國家和中國的關係，避免出現東西兩個戰略方向都出現於己不利的情況。2008年俄羅斯與格魯吉亞的戰爭，以及 2014年烏克蘭危機發生後，俄羅斯遭遇西方制裁和國際孤立，迫切需要在國際舞台上改變這一局面。金磚國家在外交上的支持對俄羅斯而言至關重要。此外， 2011年敍利亞內戰爆發，俄羅斯逐步捲入敍利亞內戰。它需要同時維持自身在敍利亞、烏克蘭和高加索地區的利益，戰線已經過長，因而需要維持其在西伯利亞和遠東地區的外部安全環境。

在經濟上也是如此。蘇聯解體後，俄羅斯在休克療法和自由主義經濟政策的影響下出現了明顯的去工業化，原有的市場碎片化，高度依賴自然資源和大宗商品出口以保證經濟運轉，特別是石油和天然氣出口。中國快速發展的經濟為俄羅斯提供了能源出口的龐大市場，使之在遭遇制裁後獲得寶貴的國際硬通貨。在這個因素的影響下，俄羅斯與中國先後建成了中俄原油管道和天然氣管道，實現了經濟上的互補。特別是國際能源價格經歷了 2014年的腰斬之後，至今價格仍舊疲軟。俄羅斯與中國在能源方面的合作，降低了其經濟發展的不確定性。

近幾年來，中俄之間的經貿關係發展較為平穩。中國的跨境電商和數字科技公司大量進入俄羅斯，例如 2C跨境電商平台阿里速賣通最大的海外市場在俄羅斯，中國智能手機在俄羅斯獲得了大部分市場份額。俄羅斯增加了向中國出口農產品的總量， 2019年俄羅斯農工產品向中國出口總額增長了 27%，達到 32億美元，佔俄羅斯農工產品出口總額的 12.5%。雙方在經濟結構上體現出了較強的互補性，並且在能源開發和研究、航空航天等高科技領域具有較多的合作。

在2022年爆發的俄烏衝突中，中國政府多次表態國家的主權和領土完整應該受到尊重，烏克蘭也不例外。中國願意和國際社會一道，為俄烏衝突的和平解決做出努力，構建均衡、有效、可持續的安全架構。

雖然中俄兩國在安全方面和國際政治方面存在較多的共識，但中俄之間並非正式的盟友關係。這是由兩國的歷史和現實所決定的。波蘭學者米哈夫 ·盧比納認為中俄友好是“政治權宜婚姻”，認為兩國接近是現實主義國際政治的要求。這一觀點顯然沒有看到兩國在投資貿易、經濟合作以及科研上面所具備的高度互補。將中俄兩國關係置於地緣政治的框架上來看，雙方並無直 接的利益衝突，而且短期內也不存在衝突因素，因此即便從現實主義的觀點來看，長期和友好的中俄關系是可以預期的。

中、俄、印之間對於金磚國家的功能和訴求存在不一致的地方。例如，俄羅斯出於反制西方對其戰略圍堵和拓展自身戰略空間的需求，更希望金磚國家能夠在政治上發揮平衡西方體系的作用；而印度（包括巴西）因其政治上的左右逢源，不願意讓金磚國家合作機制過度政治化。印度對於金磚國家能否給予自身經濟利益，使其在發展過程中不至於過分依賴西方資本和西方經濟體系寄予更高的期望。中國對於金磚國家的訴求則介於俄羅斯和印度之間，但更加強調通過合作取得與當下全球秩序的兼容與融入。此外，在網絡安全、氣候變化、金融波動等非傳統安全問題上，中、俄、印的理念也不盡相同。這些差異在一定程度上構成了金磚國家機制的軟肋，但由於各成員國對此有較為深刻的認識，反而促成了各國之間的理解，在處理各自關係時極少採取過激的做法。這是金磚國家合作在今天得以存續和發展的重要原因。

選自《21世紀的中國與全球化》，王輝耀、苗綠著，中信出版集團，2022年6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