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伊修好，中東變局里程碑_風聞

3月10日，在中國的斡旋下，沙特與伊朗宣佈將恢復外交關係，並加強安全、經貿、政治等領域合作。沙特與伊朗同為中東地區大國，雙方長期敵對，並於2016年斷交。此次兩國修好，對中東無疑是里程碑式的重大事件，對世界和平與穩定也是個重要喜訊。

在戰火與對抗不斷的中東，太需要和平與和解的推力了！

要知道，美國近年來雖然戰略重心東移，但在中東仍然小動作不斷，力圖形成針對伊朗的包圍圈。

有意思的是，在被問及沙伊復交一事時，美國總統拜登顧左右而言他：“以色列和它的阿拉伯鄰國們關係越好，對所有人都有好處。”

貌似答非所問，實則心有所念。所念不善，行之不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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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伊矛盾非無解，無奈有隻“平衡手”

 沙特與伊朗矛盾激化，內因當然是主要原因。這是兩國間多種矛盾共同作用的結果。宗教上，伊朗與沙特分屬伊斯蘭兩大教派——什葉派和遜尼派，意識形態矛盾難解。雙方歷史上兩次斷交都是宗教衝突引起。經濟上，沙特和伊朗都是石油輸出大國，雙方存在能源競爭關係。地緣政治領域，兩國都是中東地區強國，均希望奪取地區領導權，成為中東地區霸主，因此長期互視對方為頭號競爭對手。

尤其2011年中東劇變以來，雙方在也門、敍利亞、伊拉克、黎巴嫩等國家展開代理人戰爭，致使雙方衝突日趨加劇，關係降至歷史冰點。

沙伊矛盾固然複雜尖鋭，但並非無解。恰恰是美國的推波助瀾，導致兩國仇怨越結越深。長期以來，美國一直將中東視作自己的勢力範圍，為更好掌握中東，美國中東政策的主要做法就是“拉一派，打一派”，通過製造和擴大地區國家間的敵對關係，藉以充當“離岸平衡手”，使中東服務於美國的全球戰略。而中東地區宗教勢力錯綜複雜，伊朗、阿拉伯國家與以色列之間矛盾交錯，客觀上為美國推行“分而治之”政策提供了便利條件。

圖為2016年，在沙特處決一名持不同政見的什葉派神職人員後，伊朗的抗議者衝進沙特大使館，兩國之間本已緊張的關係全面斷裂

具體到沙特與伊朗關係，鑑於這兩個國家均是地區大國，在中東地區均有着一定號召力，因此美國不願看到任何一方過於強大。

美國對伊朗的政策尤其敵視。巴列維王朝時期，伊朗與美國曾有一段蜜月期，美國通過扶持伊朗和以色列來平衡阿拉伯世界的影響力；而1979年伊朗爆發伊斯蘭革命後，反美政權上台，美國又開始視伊朗為中東地區頭號敵人，千方百計拉攏以沙特為首的中東盟友遏制打壓伊朗。尤其在美國在中東戰略收縮加快背景下，伊朗實力上升讓美國如坐針氈。

為此，美國近年來小動作不斷，力圖在中東形成針對伊朗的包圍圈。2020年9月，美國以“和平協定”為名，牽頭促成以色列、阿聯酋與巴林簽署《亞伯拉罕協定》，並推動更多阿拉伯國家加入，根本目的是推動以色列與阿拉伯國家和解，拓展圍堵伊朗的盟友體系。

2022年7月，拜登先後訪問沙特和以色列，提出構建“中東防空聯盟”以及遏制伊朗的“中東版北約”，並拉攏印度、阿聯酋、以色列形成I2U2小多邊機制來針對伊朗。

2023年1月，美國先是默許了以色列對伊朗軍工廠的無人機襲擊，並在一個月內先後派出中情局局長伯恩斯、國家安全顧問沙利文和國務卿布林肯訪問以色列及其他中東國家，包圍打擊伊朗的戰略目標暴露無遺。

在特朗普政府的斡旋下，以色列與阿聯酋、巴林在2020年9月簽訂《亞伯拉罕協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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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伊內生需要與中國外交理念

從最終效果看，美國縱容和激化沙特等阿拉伯國家與伊朗對立，使美國從中大獲其利：其不僅借沙特等阿拉伯國家低成本地孤立和遏制伊朗，還向沙特大量兜售武器藉以漁利。此外，拜登政府還高舉人權大棒，不斷借卡舒吉事件等敲打沙特，促其為美國做出更多讓步。

2022年俄烏衝突爆發後，國際原油價格出現波動，沙特能源經濟受到影響。但美國為進一步制裁俄羅斯，多次呼籲以沙特為首的OPEC國家提高原油產量。此舉無疑是對沙特經濟利益的嚴重侵犯。

相反，沙特與伊朗作為當事者則深受其害。對沙特來説，沙伊對抗導致沙特國防開支居高不下，僅也門戰場耗資就超過6000億美元。而且，沙特鉅額軍事投入非但沒有增強地區影響力和安全感，反而陷入更大的不安全感——沙特境內重要目標頻遭胡塞武裝襲擊。

伊朗同樣因沙伊對抗導致地區處境孤立，高額戰爭開支極大擠佔民生投入。2019年伊朗民眾抗議此起彼伏，2022年“頭巾運動”高燒不退，“顏色革命”風險日趨迫近。總之，沙伊對立導致兩國兩敗俱傷，得不償失。

圖為2018年也門，為以沙特為首的聯盟效力的戰士

當前沙伊重歸於好，內因無疑是主導因素，即兩國都認識到：“合則兩利，鬥則兩傷”，對立衝突只會讓兩國付出更大代價。因此近年來沙特與伊朗高官在伊拉克舉行多輪對話，邦交正常化已進入兩國視野。

但毋庸置疑，中國在斡旋和調停沙伊和解中的作用可圈可點，意義重大。這是我國中東外交的重大勝利，是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的成功實踐，也是人類命運共同體精神的體現。

中國之所以能夠完成這一外交盛舉，説到底是中國的外交理念更符合時代潮流和中東現實需要。與美西方長期推行的霸權主義戰略不同，新中國自成立之初，就確立了“和平共處五項原則”。進入新時代以來，中國領導人又提出“一帶一路”倡議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具體到中東政策，中國領導人在2016年訪問阿盟總部時，提出了“不找代理人，不搞勢力範圍，不謀求填補‘真空’”的“三不”原則。這一方針體現出中國將合作共贏和促進中東和平與發展作為對中東外交的首要目標，不謀私利，不添亂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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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中東外交為何差異巨大

中美在中東地區的外交政策差異巨大，主要原因可歸結為以下三點：

第一，戰略文化和哲學基礎。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自威斯特伐利亞體系建立以來，就陷入了以爭奪霸權、侵略擴張為核心的國際關係格局中。其對外交往以個人主義，利己主義為價值指引，在對外殖民擴張過程中形成了優勝劣汰、零和博弈、弱肉強食的叢林文化法則，並竭力維持自身的優勢地位。

而我國古代對世界的看法遵循“天下”觀念，強調文化交融和相互尊重，不追求征服與對抗。中國秉持集體主義的價值觀念，具有強大的包容性，追求“貴和”思想，“各美其美，美美與共”，推動建立的是持久和平和普遍繁榮的世界。因此，美國視一切美國以外的國家為對手或可以利用的對象，而中國是真正在平等與相互尊重的基礎上與他國拓展友好關係。

第二，地緣政治影響。美國作為歐亞大陸外部的國家，其為維護自身霸權地位，在歐亞大陸的基本政策就是防止該區域出現有可能挑戰美國霸權的新崛起國家。為此，美國長期在亞歐事務上採取“分而治之”的政策，讓該區域國家相互征戰，以便使美國可以長期扮演“離岸平衡手”角色。中東地區遠離美國本土，對美國直接影響有限。因此，美國作為域外大國，其地緣政治目標是通過塑造自身在中東的影響力，維持中東格局的平衡，防止一體化進程或區域領導者的出現，進而穩固自身霸權。

與之相比，中國原本就是亞歐大陸的重要一員，維護中東局勢對穩定中國周邊形勢意義重大，有利於打造亞洲安全共同體，為中國的國際國內雙循環發展提供良好的外部環境。同時，中國與中東同為發展中國家，積極參與中東和平進程符合中國團結廣大發展中國家，提升自身全球影響力的戰略目標。

第三，生產方式的性質。美國曾經是世界最大工業化國家，但時至今日，美國經濟已高度金融化。對金融資本來説，製造混亂反而是迅速致富的不二法門。正是在這種“戰爭經濟學”的邏輯驅動下，美國在包括中東地區在內的世界各地頻頻製造地區衝突，藉機插手控制，從而穩固自身在國際原油價格、美元石油結算等領域的金融領導地位，謀取利益。同時，中東地區戰亂的形勢也有利於美國趁機從中牟利，兜售軍火，大發戰爭財。

相比之下，中國主要是基於工業化發展的需求，與中東國家有着廣泛的經濟共同利益，一方面需要與這些國家擴大經濟、能源、基礎設施等領域的合作。另一方面，中國在中東有着大量的海外利益，維護中東地區的和平穩定，對於在中東中國企業、投資安全的保障意義重大。

事實證明，美國在中東以“世界警察”“和平使者”自居，其實卻是破壞區域和平穩定的首要分子。美國在中東更多扮演的破壞者、攪局者角色，並最終給中東帶來難以遏制的地區動盪和難以估量的人道主義災難。相比之下，中國始終是中東和平的建設者、中東穩定的促進者、中東發展的貢獻者。中國成功斡旋沙伊關係，正是在這種外交理念下塑造完成的。中國推動沙伊復交，為中東其他熱點問題的解決提供了路徑示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