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王樹增筆下流淌的《長征》戰史（六）_風聞

在王樹增筆下流淌的《長征》戰史（六）

六、紅四方面軍的長征

（一）紅四方面軍部隊的特點

徐向前總指揮在政治局沙窩會議上，介紹紅四方面軍的部隊狀況是，“對黨忠誠；服從命令聽指揮，紀律較好；作戰勇敢，打起仗來各線幹部層層下放，指揮靠前；兵力運動迅速敏捷，長於夜戰”；“平時注意軍事訓練”；“戰後注意總結經驗”；缺點是“文化程度較低，軍事理論水平和戰略戰術的素質不夠”（P445）【第十四章《黑暗時刻》】。

 

（二）張國燾完全放棄川陝革命根據地

在擊敗川軍六路圍攻後，“以暴躁蠻橫的性格，反覆無常的政治立場和寂寥冷落的人生結局而著稱”（P307~308）的張國燾，放棄了“包括二十三個縣、五百萬人口在內的”（P308）川陝革命根據地。

贛川兩地戰略轉移的共同特點都是“大搬家”式的轉移。而完全放棄紅四方面軍創建的這個第二根據地，就連總指揮徐向前事前一點也都不知道。

直接原因有兩個：一是戰後根據地轄區在川軍“兩進兩出”後經濟的崩潰，加之“根據地內的勞動力和兵源都已枯竭”，“隨着飢餓現象的發生傷寒和瘧疾等傳染病開始流行 ”（P313），難以繼續有效立足。二是中央要求他西渡嘉陵江“全力向西線進攻”（P315），以策應野戰軍（中央紅軍此時的正式名稱）此時的戰略轉移。此時，在“劍門關戰鬥後，為了取得戰役的全面勝利，紅四方面軍決定集中主力殲滅位於梓潼、江油的川軍鄧錫侯部，力求向川甘邊界地區發展”（P324），紅四方面軍已經完全“控制了東起嘉陵江，西至北川，南到梓潼，北至平武的縱橫約三百里的廣大區域”（P327）。

隨後，紅四方面軍在川西發起了土門戰役。紅軍逐次佔領了川軍鄧錫侯部設防於此的伏泉山、千佛山、佛祖廟陣地和位於土門的觀音樑子主陣地，並在“突破土門後，各部隊在隘口上的每一個要點都與反擊的川軍進行了艱苦的作戰”（P370）。從而，打通了四方面軍進入川西北藏區的門户【《長征》第十二章】。

此時的問題是，在蔣中央在徹底打敗挑戰南京正統地位的桂馮閻新軍閥的中原大戰並一統天下之後，紅色政權如此繼續生存下去？

這較之前的國家政治態勢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有了很大的不同。即原來可以利用的各省地方軍閥的空隙變得十分狹小，而名義上已經統一全中國（此時東北已在1931年“九一八事變”之後被日本人侵佔，另外台灣也早在甲午戰爭後也被日本割佔）的南京國民政府，在其“攘外必先安內”政策指導下，將“剿共”作為其第一要務的情況下，如何生存與發展？是不是就再也無法生存了呢？

答案，當然是否定的！

其實，江西蘇區反“圍剿”失敗的根本原因，還是在於黨內路線方針的失敗。在全民族共同抗日的新歷史環境下，這本來是新時期最大的人心所向，而南京政府完全與民心背道而馳；而紅軍的戰鬥力並不差，以分得了土地的農民為主體的紅色力量為中心的根據地的羣眾基礎也是完全存在的，關鍵就在於如何從中找到一條新策略新路線。博古中央的根本失敗也就在於這裏。

因此，張國燾完全放棄川陝根據地而要去貧瘠並且屬於未開化的蕃地川西北重建新的紅色根據地，幾乎就是想當然的痴人説夢，完全就是根本就不切實際的幻想。人財物什麼都沒有，靠什麼來支撐紅色政權與軍隊？其實，在四川盆周和陝南地區明顯要好得多【第十一章《巴山蜀水》，川陝紅軍、二六軍團和紅25軍的長征】。

 

（三）張國燾率部南下進攻川西受挫

在卓木碉（今腳木足），張國燾開了一個會。在這個有“五十多名紅軍軍以上指揮員”（P526）參加的高級幹部會議上，他宣佈了自己“臨時中央”的組成名單。

張國燾南下之所以最終失敗，就在於強烈刺激並直接衝擊了此時四川多家軍閥最敏感的生存神經與既得利益。你要端掉別人的飯碗，人家自然要同你拼命。

而兩軍對壘，紅軍的實力終對是不可能壓倒對手的！

此時，張國燾擁有包括紅四方面軍的五個軍和中央紅軍的兩個軍（軍團），共7個軍28個團。而經蔣中央初步展開的“川康整軍”，四川“善後督辦公署”督辦兼總司令劉湘上將名義上卻能指揮第20軍（楊森）、21軍（唐式遵）、23軍（潘文華）、24軍（劉文輝）、41軍（孫震）、44軍（王瓚緒）、45軍（鄧錫侯）和104師（李家鈺），共7個軍174個團（P548）。在隨後的戰鬥中，11月18日集結至百丈關地區的川軍部隊，就超過了80個團、高達20萬人（P555），而武器裝備上的懸殊，更自不待言。

這就是在控制川西盆周地區的多個縣城之後，紅軍在百丈關戰役最終失敗的根本原因。加之進入盆地平原地區後，紅軍部隊放棄原來所擅長的山地游擊戰，轉向並不熟悉的丘陵攻堅戰與陣地戰，更難以有取勝把握。這樣，除犧牲掉最重要的紅軍骨幹力量外，前期組織綏靖丹巴崇化懋功進攻戰役時的戰略收益，也隨之皆盡喪失。

徐向前元帥在晚年回憶，“百丈戰鬥是一場空前劇烈的惡戰，打了七天七夜。我軍共斃傷敵一萬五千多餘人，自身傷亡亦近萬人。敵我雙方都打到了筋疲力盡的地步”（P558）。

最根本的還是在於，在發起嘉陵江戰役並取得戰鬥順利發展之後，沒有及時向北收縮，向陝甘南部發展，以期建立新根據地。此時的戰略被動，顯示出張國燾本身在戰略問題上的不成熟由此可見一斑。戰略指揮的成熟是需要歷練的，斯大林在對希特勒納粹德國的衞國戰爭中所交的“學費”，是何其的昂貴！【第十六章《天高雲淡》】

 

（四）集結於川西的六萬紅軍北上

經百丈一戰退回川西的紅四方面軍，隨後與賀龍、蕭克部會合於甘孜。1936年7月5日，賀蕭與原紅九軍團羅炳輝改編的紅32軍共同組成的紅二方面軍。據中革軍委電令，總指揮賀龍、政委任弼時、副總指揮蕭克、副政委關嚮應，轄賀龍（兼）的紅2軍、陳伯釣紅6軍和羅炳輝紅32軍。

在此期間，經過朱德和“一九二七年以擁護共產國際反對陳獨秀著稱”，此時已經“經過許多磨難，已顯得非常老成”（P606）的政治局委員任弼時做工作，尤其是在林育英代表共產國際作出的“指示”的壓力下，張國燾終於同意北上。這六萬紅軍，除二六軍團外再次穿越大草地，其中紅四方面軍部隊是第三次踏上這片“死亡之地”。

以許世友為騎兵司令的紅軍騎兵師（有三千人）負責開路籌糧，他們在色曲河邊“用白花花的大洋購買了四百多頭犛牛、一千多隻羊，還有一些糧食”（P610）。走在最後的紅二方面軍，因為嚴重缺糧和承擔收容使命減員甚大。在最後時刻，後來犧牲在上饒集中營的紅18師師長張振坤甚至發出了“交公糧”的提議（P614）。

 

（五）一段至今也沒有説清楚的歷史

經過五十天的岷縣攻城戰後，當一、四方面軍在會寧縣城會師時，二方面軍卻在渡過渭河時經歷了“長征中最危險的一次”戰鬥（P634）。

1936年10月21日，一、二方面軍在西吉縣平峯鎮會師。

隨後在西渡黃河時，紅四方面軍總部率第5軍、第9軍和第30軍成功渡河，而第4軍和第31軍卻在蔣軍猛烈攻擊下未能西渡。其中已渡河的部隊約2.18萬人，組成西路軍並在四個月後完全失敗。

【《長征》第十八章《江山多嬌》，張國燾最終決定北上，六萬紅軍再次穿越大草地。但基於寧夏戰役與西路軍的失敗，紅軍只得回防陝北。此時，西北三方聯合抗戰局面在上層已經形成，中國革命的歷史性轉折即將到來】。

公正地講，張國燾對待非本部的其他紅軍部隊還是公正的，在分配作戰任務時很是照顧的。對於此前的黨內爭吵，他也不完全是沒有道理的，不服氣與怨氣也並非沒有一點緣由。但是，張所採取的行動，卻很有點當年上海時期的羅章龍的味道。

然而，對於以打通國際路線為指導原則而發起寧夏戰役，本書又陷入再次歷史迷霧與亂相。現在，歷史的當事人都不在了，再也不可能發生類似《遼瀋戰役》一書沒有前言那樣的事了。本來應該是説得清也應該説清楚的，依然讓人感到混沌。

如此對得起那些犧牲在祁連山的紅軍西路軍的指戰員嗎？難怪當時的廣州軍區司令尤太忠拒絕總政的那個劇本，也不寫個人的回憶錄【《長征》第十八章《江山多嬌》】。

個人認為，張國燾的最終出走，從心理角度講，有負氣與恐懼雙重因素。負氣繫個性，也是脱胎於中國傳統的這一代知識分子的通病，陳獨秀使然，難道蔣在河內刺汪並誤殺曾仲明夫婦，對汪兆銘就是個例外？恐懼是內因，主要起因於陳紹禹自莫斯科飛返延安後，向張轉述斯大林向自己人動刀的有關“大肅反”的最新消息。當然，坦率地講，如果張當時不走，大概也過不了“文革”這一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