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現世開太平——伊朗和沙特和解復交有感_風聞

2023年3月10日晚上，世界政治舞台上出了大事，中東的什葉派和遜尼派的兩個核心國家伊朗和沙特在中國的反覆斡旋之下，實現了初步的和解，將在兩個月內恢復建交併互派大使。這個事可謂石破天驚，許多評論家都意識到，此事不僅具有現實的地緣政治和地緣經濟意義，而且還標誌着世界政治舞台上一個新時代的到來：中華力量正在重回世界政治舞台中央，自信地展現世界領導力，將建設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承諾付諸實踐。

信仰的副作用

在“阿拉伯之春”肆虐大中東地區的時期，沙特的一位什葉派教士因呼籲推翻沙特王室而被判了死刑，沙特和伊朗的外交關係就此斷絕。不僅如此，雙方各自糾集了自己的兄弟政權在多個戰場上長期較量，比如在也門的血腥戰爭。一個阿拉伯碩士留學生來我辦公室彙報論文寫作進展的時候，談起也門戰爭，告訴我説，他已經有26個表兄弟犧牲在了也門。當他説這話的時候，不僅毫無悲傷，反而帶着些許自豪和感慨，似乎承受犧牲是種值得炫耀的優秀品質。我告訴這個傻孩子，為了族羣的生存，敢於鬥爭敢於犧牲是好事，但是作為未來的戰略家或者政治家，你必須有現實主義的歷史眼光，必須能夠識別哪些戰爭是必要的和正義的，哪些犧牲是無謂的和愚蠢的。在海灣，你們阿拉伯世界被分而治之；在整個中東，遜尼派、什葉派和猶太人又被分而治之。你們中東的戰爭殺傷巨大卻永無總結，是因為主導世界秩序的盎格魯撒克遜帝國玩得一手巧妙而殘忍的“離岸制衡”，你們付出生命和財富的代價，而將權力和能源拱手交給外部帝國。我建議他多讀讀二戰後的歐洲一體化歷史，學習一下如何通過妥協和主權共享，實現宿敵之間的經濟共生和持久和平。

在世界文明史上中東是歷史最悠久的幾個文明發祥地之一，中東人的智商不低，但是為什麼百年來難以識破和擺脱英美人的離岸平衡策略的操弄呢？一個重要的原因就在於宗教派別之間的對立和分歧。對於篤行宗教的人來説，本教的異端比異教徒更可惡。宗教派系的紛爭和敵對，給外部勢力挑起地區內的衝突提供了很好的抓手。

昨天恰好跟人民銀行系統的一批中高層幹部分享二十大報告和中國式現代化的學習體會，其中講到和平的現代化、人類命運共同體以及對時代主題的判斷，我也提到了宗教信仰分歧對於普遍和平的阻礙，比如當年的威斯特伐利亞體系誕生自17世紀前期天主教新教之間的三十年宗教戰爭，遜尼什葉之爭則延續了千年而難解。但是中華文化是骨子裏最不信神的文化，它不是以死後的審判和來世的福利來規範人的行為，而是關注如何在現世以立德立言立行而實現獨善其身、光宗耀祖、兼濟天下乃至青史留名。

有人説中國人也有宗教，比如逢年過節要搶着去靈驗的廟裏燒香，祭拜祖宗的時候很莊重虔誠。我説，中國人去廟裏拜拜的時候，並不介意對方是哪路神仙，只要靈都可以拜：“保佑我升官發財生兒子，保佑我實現一個小目標，事成之後我給您燒高香塑金身”。這種心態其實不是信仰，而是交易，國際貿易上稱為詢盤，是向據説有真材實料的神祇提出交易邀約。上世紀80年代的時候，有些皈依了宗教的知識分子喜歡搞反省和自我批判，認為中華文明沒有信仰是個大問題，沒有信仰的人只講權謀而不講信用，這樣的民族不知其可。但是我們搞社會科學的人對這類文化人的無病呻吟向來不買賬，究竟真相如何，把數據拉出來看一看就明白了。

下邊這張圖是美國學者搞的全球問卷，考察各國人民的宗教嚴肅度與發展績效之間的關係。整體上看趨勢非常明顯，越是篤信虔敬的國家，人均GDP越低，而現代化的過程，其實也意味着世俗化，比如歐洲和拉美地區。

我對這個問題的理解是，從骨子裏不信神恰恰是中華民族最獨特而偉大的地方。有人説，一個文明的基因DNA就藏在它的古典神話和寓言之中，考察一下中國遠古神話，開天闢地、女媧補天、大禹治水、愚公移山、精衞填海、夸父逐日，這些神話暗示着我們這個生存遊戲的初始界面其實非常不友好，老天爺並不關照我們。但是華夏先祖們通過這些神話傳説，告訴自己的子孫：生存發展不靠恩賜。他們在五千年前為子孫後代設定文明品格的時候，就要求後代們在神面前站着而不是匍匐在地。

上圖中有兩個異類國家，他們的位置明顯地偏離出整體均線。一個是美國，一個是中國。美國有一半人篤信宗教，但是並不妨礙他們高居最富裕國家之列；中國人最不信神，但似乎有某種神秘力量將它拉扯到比較貧窮的區域。我認為，之所以存在這樣的中美倒掛，是因為這兩國在世界市場中的位次和分工方式。這張圖暗示着，只要中國人能把那些阻礙我們發展的負面因素消除掉，中國的人均GDP未來有可能躋身全球最高之列。

和平的外交攻勢

沙特伊朗在北京的和解只不過是後疫情時代中國實踐積極主動的大國外交與和平外交的一部分而已。隨着沙特伊朗兩國的和解和復交，漫長而血腥的也門戰爭將迎來停戰，黎巴嫩和敍利亞等國的政治局勢也將不同於前。不久之前，中國提出了俄烏衝突的解決方案，雖未能取得立竿見影的和平效果，但是得到了各方的高度關注，也擺明了我們的立場。其實這場外交攻勢早在去年年底就已經開始了，最引人注目的是中國最高領導人對沙特的訪問，一次性搞了三場峯會：中沙峯會、中海峯會、中阿峯會。

在那次對沙特的訪問中，中方領導人明確提出未來中國向沙特購買能源應該考慮人民幣計價結算。當時外媒有很多評論宣稱此議不成功也不會成功。中東能源出口國憑什麼要接受中國人發行的貨幣？現在答案來了：一是石油-人民幣-黃金的三角循環比美元更加安全更加靠譜，中東人拿到的可以是黃金而不是紙片；二是中國可以提供比美方更加先進、更成體系的軍事裝備支持；三是中國能為本地區提供一種名為和平的稀缺公共產品。

昨天很多朋友給我發一張截圖，是我前年講解“未來起點收入”方案時的一段話：“作為最和平最世俗的民族，我們其實更適合遊走於各國各民族之間，彌合各種族羣各種宗教之間的分歧，撮合各種交易”。

我兩年前的主張如今碰巧得以部分成真，這當然值得高興。我那次長視頻所要講解的主要內容，其實不是外交而是內政，我所倡議的“未來起點收入”，就是要主動擴大人民幣計價的國債，用這筆錢大力提升國民尤其是年輕人的福利水平和綜合競爭力，從而讓整個中國從出口導向型的發展模式轉向內循環為主的雙循環。我相信，如果此策能被採納，那麼中國的人均GDP將在十多年裏大幅躍升。但是可惜的是，這個方案至今仍然處於科普和學術辯論的階段。當且僅當中國的主政羣體能走出對債務和福利的恐懼與憎惡的時候，也就是説，擺脱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影響的時候，中國的高質量發展才有可能實現。

兩種秩序邏輯的歷史淵源

再回到外交和國際秩序塑造的話題上來。這輪主動塑造和平的外交攻勢，不僅體現了我們的外交方針已經從韜光養晦轉向有所作為，而且從過去十年的戰略防禦為主轉向戰略相持和對攻。正如我們的官方文件反覆講述的那樣：英美在世界各地製造分裂，衝突和仇恨，而我們將在世界各地塑造和平、合作和共贏，打造命運共同體。可能是因為我跟歐美人打交道比較多，也可能是因為讀現實主義的政治與國際關係的書籍比較多，説實話我自己以前對這種外交上的道德高調和理想主義存懷疑態度，但是近年來，我開始重新思考這個問題，尤其是考慮到中國獨特的文明傳統和制度慣性。

現實總是能在歷史中找到它的胚芽。今天的美國喜歡自稱羅馬再世，它的對外戰略其實就是羅馬同盟體系的現代翻版。而今天的中國，正在重建600年前相當於鄭和下西洋時代的強大海洋地位，我們未來所要塑造的人類命運共同體，必然會在明朝對外政策的模式中找到它的影子。兩個體系中都有朝貢一説，但羅馬共和國和明朝體現了兩種截然相反的帝國邏輯。

羅馬是靠攻伐與掠奪構造了一個輻輳結構，以此來建構其對外資源汲取的朝貢體系。一個小小的羅馬城，通過武力攻擊其他鄰邦而強迫對方接受其同盟條約，其中規定羅馬的盟友在羅馬下一次攻擊別國的時候必須提供兵源、裝備、糧草和金錢，而羅馬則對其盟友提供安全保障。如下圖所示，羅馬旋風般擴張，形成了輻輳結構的帝國同盟體系，每一個所謂的盟友都淪為羅馬的保護國，最終都會被羅馬體系吸收融化掉；羅馬與體系中每一個成員之間都是聯盟關係，但是其它成員之間絕不能成為聯盟關係，反而在羅馬的操縱之下，兩兩之間通常都存在持久的衝突和矛盾。對照孟德斯鳩所寫的《羅馬盛衰原因論》，考察今日之美帝國體系，其結構和邏輯何其相似。

明朝的朝貢邏輯則是尊卑之禮，厚往薄來。明朝周邊的番邦相當於是一個大家族中的晚輩，逢年過節到長輩家裏帶着禮物拜年，但是長輩也得有長輩的樣子，得給晚輩發紅包，同理，中央王朝回禮得根據番邦送的禮物價值翻倍返還。因此，在這個朝貢體系中，國家間根本就不是平等的關係，而是長幼有序的禮治天下，經濟利益是從高處向地處輸送的。明朝建立之後的頭一個百年，日本與明朝之間的貿易便是厚往薄來的朝貢貿易，以至於在日本政壇內部四分五裂之後，不同的割據政權派遣的朝貢隊伍在寧波發生爭貢事件（1523年），不僅自相殘殺並且劫掠殺傷當地羣眾和追捕的官兵。而作為懲罰，明朝斷絕了與日本的朝貢貿易，也就是以後不給紅包了。

這兩種秩序，究竟哪種更加和平更加持久？哈佛大學以前有一位亞裔博士生（時間久了想不起名字來了）他的博士論文寫的就是這個比較研究，他的觀點是東亞朝貢體系更加和平，對於中央王朝而言，戰爭成本更低一些。但是如果論持久性而言，可能是羅馬體系更加持久一些，因為從歷史來看，被吸納羅馬共和國的同盟體系中的那些所謂盟友，最終都被漸漸消化，因為中心長期富足繁華強大，而邊緣日益貧窮混亂弱小，這些盟友之邦的王公貴族們都爭着把自己的孩子變成光榮的羅馬公民，其結果是這些被征服的小民族在一兩百年時間裏漸漸消失在這個體系之中。羅馬共和國無法擴張之後，對內分配對外掠奪的羅馬共和國體制崩潰了，取而代之的是羅馬帝制，西羅馬帝國崩盤是公元5世紀的事，而東羅馬帝國則苟延殘喘到了1453年。相比而言，明王朝在後期就是在財政上窮死的，其存活的時長遠不如羅馬共和國，更不必提東西兩個羅馬帝國了。

基於明朝和羅馬兩大體系的比較，我們就不難理解中美兩國打造的世界秩序的內在邏輯差異了。一個是和合天下，另一個是分而治之。新時代的中國正在日益自信地走向世界政治舞台的中央，我希望未來的中國引領的世界秩序，如果可以有選擇，那麼最好能將兩者的邏輯做適度的融合，既能比此前的英美體系更加和平一些，又能對本土的人民更厚待一些，只有這樣，才能做到“可大可久”，而不僅僅是造福一方、榮耀一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