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文化和代際角度看中國後城鎮化時代的發展與機遇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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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晨茹 | 文·

2023年，疫情後的第一個春節，我回到了家鄉江西吉水。離家快20年，家鄉的一些事情已經有點陌生。每年回家更多是陪父母，看老人，偶爾也會關心當地的社會經濟情況。

2016年後，我發現吉水的變化突然多了起來，先是要開發一個叫進士博物館的項目，後來是修建新城，然後是當地最大的房地產商被抓，同時當地的縣委書記也被抓，再後來是掃黑風暴。幾年之內，這個寧靜的小城似乎被翻了個底朝天。

這些，也讓我對家鄉的事情變得感興趣起來。今年回鄉也開始在探親時找人攀談。在聊天的過程中，他們普遍都會提到，這幾年當地最大的新聞是前任縣委書記袁守旺被抓。並且，他的“事蹟”還被拍成了專題片在央視播出。

專題片裏面的內容，和其他和工程相關的貪腐案並無本質區別。無非是有決策權的基層官員主導當地工程項目，被覬覦政府採購資金商人圍獵，進而指使或默許家人受賄。這類型故事的細節，可以在電視劇《狂飆》裏看到類似的情節。

只是，在和家鄉的一些基層官員聊的時候，也會得到一些不同的聲音來豐富對這個人的理解。有一些人認為，除了貪腐和“一個人説了算”之外，“袁守旺這個人還是比較能幹的，一任縣委書記幹了之前兩任縣委書記的工作”“雷厲風行，説拆就拆”。

的確，如果要論表面的城市建設，吉水這幾年的變化非常大。基礎設施建設在這些年日新月異，有些準三線城市的氣候。

當然，這些建設的經費不會憑空出現。江西省地方政府行事相對保守，但在近些年，也學會了其他省份十幾年前就開始用的政府融資工具城投平台。除去城投借款之外，賣地也是建設資金的重要來源。

在袁書記任期的這些年，吉水縣城的房價從幾千漲到了近萬元每平。當地的居民，包括外出廣東打工的人，也在這十年加槓桿購買縣裏的商品房。於是，十年過去，經歷這一輪購房大潮，當地居民以及外出廣東打工的吉水人基本做到了户均兩套商品房以上。

我想，吉水縣雖然不能完全代表中國絕大多數小城市，但可以部分反映中國城鎮化產業鏈過程中發生的一系列邏輯和現象。中國過去水大魚大的經濟，得益於兩個引擎，一個是外貿，一個是城鎮化。

外貿主要是以中國的低成本（人力、環境、土地）來承接外需（美國和歐洲）。而城鎮化，主要是承接外需過程工業化引發的基礎設施建設（道路、橋樑、機場）以及商品房需求。

從某種意義上，中國過去三十年經濟的組織模式主要是圍繞着這兩個主旋律來架構的，沿海城市靠外貿，內陸城市靠房地產。袁守旺和圍繞在他身邊的工程隊、房地產商是內陸城鎮化經濟的代表。

縣級行政是國家與社會的交匯點，是地方執行中央政策的基本單元。而縣委書記，便是每一個單元的“首席執行官”，負責整合資源進而實現目標。這個目標，在過去三十年主要是經濟增長。腐敗，從一定程度上，可能變相地起到了給“首席執行官”股權激勵的作用，所謂“拿錢辦事”。

然而，三十年過去，隨着中國人口紅利幾近消失，環境保護的重視，中國簡單的勞力低成本優勢讓位於東南亞；城鎮化也隨着人口大遷徙的放緩而到了末期。當基礎建設階段性完成，這個時期的“首席執行官”也完成了他們的歷史使命。

隨着後城鎮化時代的到來，如今，在新生人口逐漸減少、總人口下降的關隘，許多人看不到未來的方向——尤其是已經適應和理解了過去三十年中國增長邏輯的受益者們。對於不少人來説，前方迷霧一片。

也有些人會拿日本90年代後期的經濟發展來做類比，理解當前中國可能面臨的困境：房地產泡沫破滅後，日本人經濟增長停滯——

一方面，美國通過廣場協議讓日本外貿貨幣優勢喪失，進而刺破日本房地產泡沫；

另一方面，通過對日本半導體行業的封鎖，讓日本芯片半導體行業讓位於荷蘭和台灣——這些情節，在如今似乎有些相似。

因此，當2018年，美國開始針對中國科技進行封鎖時，一種悲觀情緒開始蔓延。在經歷了一些不確定性後，許多精英人羣選擇在疫情開放後第一時間移民到了新加坡或者其他國家。對於經濟前景的不明朗，加上基於對於戰爭等因素的考慮，國外許多長線資金也選擇在這個時候減配中國。

作為一個投資人，在大的增長邏輯發生改變的時候，無法迴避的便是宏觀問題。對宏觀問題的理解像一個人的價值觀，想清楚這些事情後，會在未來十年動盪的歲月給予你定力和信心。選擇比努力更重要，這點對於投資同樣如此。

我始終認為，簡單的線性外推和類比，無法對這些問題進行有效的理解和解答。要理解這些問題和看清未來。我們可能需要從三個方面來論述：

1、國際秩序的形成和演變；

2、中國人的文化和精神內核；

3、東西方文化交匯下的代際轉變。

理解這些事物，可能會幫助我們在“袁守旺們”謝幕的後城鎮化時代，理解如今我們的一些頂層設計安排。

以及未來二十年，我們這一代人在接下來新的敍事當中，所處的位置和擔當的使命。

國際秩序的形成和演變：戰爭與和平

從“天地以萬物為芻狗”的角度，戰爭不只是一種人道主義抨擊的對象，而是一種新秩序形成的方式。或者説，戰爭是人類社會螺旋上升的一種工具。

正如中國封建時代的秩序是戰國時期形成，如今的國際秩序，是兩次世界大戰構建的。兩次世界大戰後，國際秩序發生了三個重要的變化：

1、美國的崛起；

2、蘇聯的形成；

3、東方的沉默。

戰爭的背後是經濟實力，美國從十八世紀開始的工業化支持了這場戰爭的全面勝利。

一方面，美國勝利後，在歐洲國家的支持下，開始通過貨幣、軍事、經濟三種方式開始主導國際事務。貨幣上，懷特打敗了凱恩斯，構建了以美元為主導的佈雷頓森林體系。軍事上，美國用核實力成為了許多國家（譬如日本）的軍事盟主。經濟上，馬歇爾計劃幫助歐洲重建，日本和東亞四小龍也通過外貿成為美國經濟中的一環。整體來講，美國的朋友們基本都在戰後實現了和平與經濟增長。

另一方面，蘇聯在軍事實力的支持下在二戰後選擇了不同的體制道路。我們現在看到俄羅斯和東歐的軍事經濟實力已經全面落後，但在上世紀三十年代美國大蕭條時期，卻也發生美國人想移民去蘇聯的情形。但是，由於後期一系列經濟、政治上的錯誤，蘇聯在上世紀90年代初土崩瓦解，如今的俄羅斯繼承了蘇聯的政治軍事遺產。

對於以中國來説，二戰後中國還處於農業社會，人均經濟實力遠不如日本和蘇聯。只是中國人性格比較倔強，還是依靠小米加步槍實現了政治獨立——既不依附於蘇聯，也不依附於美國。或者説，始終遊離在這兩個最大的政治經濟體之間。如果説，中國是東方文明的代表，那這個階段，東方文明在世界舞台上，基本是沉默的。

雖然在政治上，中國選擇獨立自主。但在經濟上，上個世紀下半葉，中國還是依靠進入到美國構建的國際秩序，在幾十年內實現了工業化。上世紀70年代，在對抗蘇聯拉攏中國的政治訴求下，基辛格促成尼克松訪華。中美外交破冰。

務實的鄧小平在考察了東南亞和日本後發現一個規律：和美國做朋友的人都富起來了。於是，在1978年之後，中國選擇經濟上全面擁抱美國。因此，在袁守旺上大學的80年代，和劉強東、馬化騰等上大學的90年代，是中國文化、秩序全面學習西方的時期。

中國人穿歐洲人設計的服裝，看好萊塢拍攝的電影，學德魯克的管理學，用比爾·蓋茨的操作系統，大學的精英最好的去處就是美國留學，新東方俞敏洪老師便是藉着這股東風，獲取了人生的第一次輝煌。

那時候，中國經濟發展的路徑是可以“抄作業”的，準確來説是抄東亞四小龍的作業——搞外貿，城鎮化。那時候做投資也是簡單的，看看那些先發國家發生了什麼，中國也會發生什麼。中國的選擇是：經濟上抄作業，政治上韜光養晦。

中國人的選擇也很簡單，沿海搞外貿，內陸有資源搞資源，沒資源搞工程房地產；投資上買房子，要麼放在銀行變成存款。於是，在這種一致向“錢”看的背景下，中國度過了轟轟烈烈且簡單的三十年。

這三十年 ，也是60後、70後的黃金年代。他們從二十多歲走到了五六十歲，財富和政治資源也在這個過程中積累。那一代人，是幾百年以來中國普遍富起來的第一代人。這也就不難理解，那一代人中許多精英主義者對於西方文化發自內心的認同。

這個過程的國際秩序也是簡單的，世界只有美國一極。對於美國自己而言，那三十年的政治經濟是由東西海岸主導的。西海岸主導科技，東海岸主導軍事和金融。

在兩岸精英的掌控下，世界沒有大的衝突，只有因能源等爭端引發的局部戰爭（也基本以美國獲勝）；世界越來越平，全球貿易通暢；科技發展迅猛，信息產業席捲全球。整個世界也形成了清晰的分工：美國聯合西歐制定秩序、主導科技和文化；中國用人口優勢成為製造業大國；中東和俄羅斯提供能源。其他國家或地區根據自己的稟賦嵌入到這個體系中或者被這個體系排斥。

當然，嵌入到這個體系的前提是，政治上須被美國所認同。

我們可以研究一下通訊產業鏈的全球化分工，來理解這個全球化的架構。通信行業的技術和標準制定掌握在美國和北歐手中（高通、蘋果、google、諾基亞、摩托羅拉），中國有最大的市場（中國移動），負責製造基站設備（華為），當然，也在中低端手機設計製造銷售中佔有一席地位（小米、OPPO）。

但是，經過三十年的快速發展，走到今天，這個體系似乎出現了一些問題。全球化和科技發展引發的貧富差距越來越大，環境和資源壓力與日俱增。從美國本土來看，這種秩序的受益者似乎是東西海岸的精英人羣。在逐利和成本最優的驅使下，大量工廠和低端勞動從美國遷往成本更低的中國或者越南。中部製造業陷落形成鐵鏽地帶。

2008年次債危機後，美國為了消化債務，選擇用美元地位向全球輸出通脹，加劇了經濟發展的不平等。隨後，代表貧民的民粹主義政府崛起。特朗普也在美國藍領的簇擁上當選了美國總統。總之，無論是美國本土，還是其他國家的普通民眾，都對之前的分工體系產生了不滿，歷史的天平再一次向公平傾斜。

另外，對於中國而言，在人口紅利幾近消失，城鎮化到中後期的情況下，中國本土閒置了大量基礎建設產能。泛科技領域也有天然的產業鏈向上延伸的訴求——不只是製造和銷售，而是進入到芯片、操作系統等更為核心的領域。

對於前者而言，中國企業需要出海消化過剩產能，和美國、歐洲等跨國企業在海外市場進行直面競爭；對於後者而言，這觸碰到了美國和歐洲企業羣競爭力的核心地帶。於是，便有了2018年開始美國全面制裁中興華為事件。

有一些人認為，美國對於中國的敵意來自政治和文化。但我認為，這更多時候是一種理性的經濟行為。時間放寬到兩百五十年前，美國和英國之間爆發了獨立戰爭。如果論政治文化，美國在許多理念上繼承自歐洲。但依然選擇通過戰爭的方式宣佈獨立。

在資本主義新教倫理下，經濟利益是通往天堂的入場券。過去，美國和中國的關係類似耐克阿迪和申洲國際。如果有一天，申洲國際要出自己的服裝鞋履品牌，這家公司的客户（優衣庫、耐克等）大概率會和申洲分道揚鑣（事實也是如此）。而申洲也會有自己的難處，因為它知道，如果不進取，自己可能有一天也會被越南的代工廠所取代。

因此，這個時候，如果你是申洲，你會怎麼做？你可以選擇繼續做代工廠，把工廠遷徙到成本更低的越南。也可以選擇成立自己的品牌，幾十年前，耐克的創始人在鬼冢虎和阿迪達斯的壓力下選擇從一個代理商轉而做自己的品牌，並把美國精神賦予在這個品牌當中。

兩種選擇都無可厚非，背後除去經濟利益之外，也是一種內心的認可：你是選擇繼續成為他人秩序的附庸生存，還是構建自己的秩序。

這種選擇的背後，除去內心的追求，也需要實力的支撐。這也是擺在中國後城鎮化時代經濟發展面前的選擇——融入世界的方式，是繼續做西方秩序下的附庸，還是從自己的價值觀和經濟利益的角度發出自己獨立的主張。

中國人的文化和精神內核：什麼是獨立自主？

在疫情消散後的二月，第一個在疫情後到訪中國的國家領導人，是伊朗總統。

伊朗是一個很有趣的國家。如果論經濟本身，伊朗除去石油之外其他產業並不發達。但是，從政治上，伊朗卻是在蘇聯之後，這些年最敢反抗美國秩序的伊斯蘭教國家。

如果翻開伊朗歷史，你不難理解這背後的原因。這個現在看來產業貧瘠的國家，在公元前曾經是橫掃歐洲的波斯帝國。和中國一樣，幾千年來，伊朗沿襲自己的宗教、文字，也沿用自己的日曆（伊歷）。

歷史證明，政治、經濟、文化三者而言，文化的反脆弱性是最強的。

文化的傳承構成了一個國家的審美和主流價值觀，這是植根在文字符號裏的文明精神內核。過去一百年，毫無疑問，在如今尚存的文明當中，佔主導的文明是西方文明。古希臘是西方文明的發源地；英國牛頓、達爾文在工業革命中將科學、理性、商業文明構築並在全球播種；美國清理完美洲大陸原住民後，保留了英國對於科學、商業的尊重，去除掉了英國貴族的階層固化思維，在兩百年內將西方文明和資本主義帶到了一個新的高度。

西方文明是一個擴張性的海洋文明。無論是四面環海的英國，還是城邦結合的希臘，本地經濟都難以支撐一個大的經濟體。對於貿易和商業的尊重，培養了契約精神和法治理念；基督教的產生和新教改革，也孕育了人人平等的思想，進而成為了西方人民追求自由的精神訴求。

個人英雄主義是西方文明推崇的。這也不難理解，在西方文明的歷史上，哥倫布、牛頓這些有奠基意義的人，很多時候都是以天才和非凡勇氣改變了一個時代。

但是，海洋文明也有其天然的弊端。貿易和商業為主的國家，意味着有一部分價值並非自身創造，而是需要掠取其他國家的資源或者廉價勞力。這使得西方文明逐利擴張過程會伴隨着戰爭（通脹）的輸出。300年前的美洲、現在的中東便是代表。

對於中國而言，中原黃河流域是中華文明的發源地。幾千年裏，有幾個重要的節點構築了中華文明的內核——

第一個節點，是春秋戰國和之後的漢朝。幾百年的戰爭以及之後的和平奠定了法家和儒家在中國治理中的地位。之後幾千年更多是這個秩序的展開和延續；

第二個節點，便是1840年以後的一百多年。西方文化在絕對實力的基礎上以強勢的方式進入到了中國，引發了“百年未有之變局”。儘管中華文明融合了北邊的遊牧民族，但總體而言，中國過去的主流文明是建立在內陸農耕經濟基礎上的。農耕經濟以家庭作為基本組織單元，文化講究勤奮、節儉，更為內斂、保守、崇尚集體主義。提倡生產（製造）、愛好和平而非貿易戰爭。由此可以看出，重農業，製造業在中國是有其文化本源的。

中華文明歷經千年，儘管經歷諸多戰亂和朝代，但始終以一個獨立的姿態呈現——擁有完整的敍事體系。這種文字符號敍事體系，像一個操作系統一樣傳承到了現在。

這個操作系統在漢朝形成，在清朝末期後的一百年間進行了一次大的架構修改——屈辱和自我否定是最好的源代碼。但是，在操作系統修改之後，保持國家統一和穩定，依然是這個體系最重要的兩個政治基石。

有一些人認為，在2018年，中國在面對美國科技制裁之時，為何不能像日本一樣選擇低頭，或者繼續韜光養晦。我想，這就好比一個有獨立人格和沒有獨立人格的兩個人。

日本自建國以來，就是在其他國家文化和文明強烈影響之下生存的。日本的文化的底色是“空”。空的意思不是沒有文化，而是一種接納和包容的姿態。因此，日本天皇在美國艦隊到來之時，很快摒棄過去從中國習來的一套，全面轉向西方。

但中國文明很難做到，中國的文明是有色彩的，色彩意味着獨立，獨立也意味着改變需要更強的陣痛和更長時間。也意味着，改變之後，不是失去了自身的人格，而是以一種新的方式重新構建這個操作系統。

中國不是日本，不是澳大利亞和加拿大，文化的力量是強大的，這讓中國會選擇自己的道路去融入世界——不是自大的封閉，也不是一味地認同西方而失去自己。

因此，我們看到，儘管這幾年面臨着美國的制裁，中國還是選擇了在實力允許的情況下，走自己的道路。科技上，中國選擇在半導體、芯片、操作系統等領域投入；文化上，在經歷否定之否定後，開始認同自己的文化，漢服、中國詩詞等符號開始復興。只是，經歷過否定之否定的新操作系統的構建，可能需要一代人來完成。

東西方文化下的代際轉變：後城鎮化時代下的中國年輕人

2022年，在上海解封后，我計劃了一次一個月的中國地區產業的調研，其中去了一次長沙。

去長沙前，聽許多人説過長沙消費的旺盛。但到了長沙之後，長沙人民的活力還是遠超出了我的想象——中心街區人擠人，就算是在上海也很難看到這樣的景象，晚上十二點多，街邊依然有出來做美甲的年輕人。

疫情的陰影似乎沒有在長沙出現過。除去消費，長沙的產業集羣形成得也不錯，比亞迪中部總部和工廠設置在長沙，一些軟件公司也在長沙落地。

在詢問為什麼長沙這麼有活力的時候，有一個普遍的答案是：長沙房價低。在長沙，通常的商品房只需要七八千，江邊最好的房屋也不過兩萬，年輕人購房沒有太大壓力。並且，長沙高校眾多，年輕人也願意留下，也敢於消費。

在走過長沙城中心的時候，我發現一個現象，長沙城中心保留了許多老城，並通過一些改造的方式，讓這些老城區變成有層次感的商業中心。這些保留長沙老城記憶的商業中心，吸引了一些咖啡廳、酒吧、小商店業態進駐。長沙沒有靠大拆大建來收那麼高的城市建設税，而是選擇保護一些老城區讓一個城市運營更加經濟合理，也保留這個城市的記憶。

於是，通過長沙，我們可能看到了一個後城鎮化時代的城市版本，甚至一個國家該有的後勁和模樣。沒有房地產，高房價，拆和建，一個城市經濟依然可以發展得很好。年輕人有活力，城市也更加有生命力。年輕人的活力，是中國下一個增長曲線的源泉。

也許，60、70後主導的城鎮化和外貿經濟的三十年，幫助中國實現了工業化，也修築好了基本基礎設施。當基礎設施修建完畢的時候，就會有新的適應新時期的人物登場。

袁守旺和許家印在中國轟轟烈烈的城鎮化時期登場，他們配合着完成了中國基礎設施建設的過程，也在這個過程結束的時候謝幕。下一個階段，可能也會有適應新時期的政府人物和企業家出現。

今年春天的一個雨天，我去浙江省政府旁和大學同學吃了一個午餐。大學同學畢業在地方營業部短暫工作了一段時間後，就去浙江省政府金融辦工作。這些年任上，她處理了許多私募基金明股實債的暴雷事件，還經歷了註冊制轉變後地方金融辦政府職能在上市過程中的轉變。

她和我描繪了她工作時候的感受：她沒有覺得自己是個官員，更多是個公務員，幫企業解決問題的那種。她舉了一個例子，有一家企業要上市，要趕時間。剛遞交材料就問她明天是否能辦好。結果企業經辦人員在辦公室守着她跑上跑下走完了所有的流程。

午餐後，我也陪着她走回了浙江省政府。和一些其他不發達地區恢弘的省政府大樓不同的是，浙江省政府的大樓似乎是上世紀九十年代修建的，還保留着那個年代的建築風格和長期南方陰雨天氣特有的水漬。

同樣類似的事情也發生在江西南昌。去年一個月調研的最後一站，我去了南昌市。停留的那一晚，我住在一個大學師姐家中。師姐的先生出生於1981年，在省發改委任職處長。在通過和他的相處和聊天中，我能感受到他和我之前瞭解的上一代江西的處級官員的不同。他似乎更開放，更願意對外學習。

這兩個案例，我不確定是個例還是相對普遍的現象。但是，這些年在生活工作中，我發現一個現象，中國的代際差距是非常大的。60年之前和60年之後是顯著不同的；1960～1975年的人更為接近；1975～1985年的人是一代人，1985～1995年之間的人又更相似。

總體來説，從心理學上講，1975年前出生的人，兒時普遍貧困且有過飢餓記憶。這種少年時期形成的匱乏感，會讓這一代人整體把物質看得比較重要。這一代人成年後也是中國開始形成劇烈貧富差距的時代。他們中不少人認為有了身家就意味着有了一切。這個年代的人價值考量上是比較物質純粹的。

75後和85後又有一些的不同。這種不同很多時候來自原生家庭。1975～1985年出生的人，他們的父母許多人是被“文革”耽誤的一代。因此，從經濟上，這期間出生的許多人沒有父母給予的物質基礎，也沒有之前的人機會那麼好。在他們需要結婚購房的時期，房價也普遍上漲。這一代人很多人都背上了沉重的房貸。

相比而言，85後的一些人的境遇又有改變。他們既沒有物質匱乏的記憶，父母又受過良好的教育。這一代還是獨生子女的一代，父母會把教育資源集中在一個子女身上。充滿愛的童年會讓這一代人更有安全感，也更願意選擇相信。而安全感，本身是構建長期主義和創造力心理的來源。

並且，他們成長在一個全球化和科技迅猛發展的時代，從少年時期學會了從國際國內廣泛吸收信息。他們其中的很多人，在成長過程中抹平了東西方信息差距，天然理解中國，又理解西方，具備國際化視野。

我們可以看到，目前政府以及企業的重要崗位正在進行代際轉變。底層架構的不同會讓這些人走向決策權崗位的時候，做出前人不一樣的選擇。

這一代年輕人以及未來更長時期的年輕人，雖然不願意進工廠做苦工，但可能會發明工業機器人去替代人工；他們可能不會賺錢後只是想移民出國，而是像王慧文一樣用積蓄去孕育下一次人工智能領域的創業；他們可能不會去贛江邊用6.8億修一個進士博物館，而是想着怎麼把蘇州工業園區的工作方法論搬到江西贛州，讓廣東向內地遷徙的企業可以更好地得到服務。

因為，這一代的年輕人，其實已經不那麼缺乏創造力和耐心了。他們中的精英更尊重科學，也更包容特點。只是，這個國家還需要在大學等機制體制上給基礎學科、創新更多的鼓勵和寬容。

創新需要冒險，需要理想主義，也需要具備長期主義精神的資本。這些底層的文化內涵，都需要在未來二十年後城鎮化時代中的中國進行構建。中國也將在各行各業出現具備這個時期內涵的企業和企業家。這也是下一個十年我們投資人所面臨的結構性機遇的部分來源。

結語

文化的基底有時候決定了一個民族價值觀的底色。在變局來臨之時，這些底色決定了未來十年在面對諸多不確定時候的選擇：你相信什麼？你希望什麼發生？這些判斷，很難來自線性外推。

只有深刻理解這個民族的內涵，這一百多年的變化，理解身邊普通人的辛勞和韌性，才能在此刻注入發自內心的信心：

正如幾千年前，北方的遊牧民族給中原人民隱忍性格中帶來了血性。同樣，過去三十年的發展和西化，東南沿海的發達，也給中國人的性格注入了冒險、開放和創新的種子。

在這種文化的注入下，中國將迎來否定之否定後的復興。否定的過程必然面臨着秩序轉換過程中的動盪。相比過去三十年，未來的社會價值會更加多元，事情也更為複雜。但總體來説，最好的年華能遇上這個時代依然幸運的。

看到風險的同時，也要看到機遇，不用懷念過去，屬於中國的最好時代才剛剛開始。

作者：清泉石資本管理合夥人。曾供職於中信證券，上海文廣，清華大學國家金融研究院。2018年創辦清泉石資本，立足於中國長期資產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