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入15.2K，花16.8K，四成香港青年自認貧窮_風聞

信報手筆2023年03月16日 11:20:57 9人蔘與5評論香港近日一項民調，十分吸睛，因為多達40%受訪青年“自認貧窮”。

調查還發現，青年個人月均生活支出約16800元（港元·下同），月入中位數卻僅15200元，顯得入不敷支，故指時薪須達71.6元才算足夠，因而建議大幅上調計劃中的40元最低工資。

作為社福視角的調查，以上結論其實不難想象；換作重視經濟角度的機構主責，由最終落腳點以至調查方向均不一樣。

但問題是，上述民調之所以令人譁然，一大焦點並不在於所謂青年收入過低，坊間也幾沒掀起有關最低工資的討論；大家最關注的，乃青年支出是否有點過高，譬如1.68萬元的月均支出裏，為何膳食會佔6841元，即日均花費兩百多元。

許多數據，沒比較是沒意義的。市民對膳食開支特別有感覺，正因簡單地可跟自己生活習慣比較。當然，這種比較主觀性強，以下就拿客觀數據來作分析：

收入過少？支出過多？

先談支出。統計處在編制消費物價指數時，會定期蒐集市民消費模式來作開支權數，其中正可反映普羅市民的開支水平與習慣。

相關權數調查每五年進行一次，最新一次是2019年9月至2020年9月期間，雖然時間相距今日不算很近，但也不特別久遠。

除了住屋因為涉款較多及波幅較大例外，許多開支權數的變化其實不大，例如2014/15年與2019/20的食品開支權數，便僅從27.29%微調至27.41%。

消費物價指數還分三種，亦即甲類、乙類、丙類，其中甲類涵蓋約50%較低開支範圍的住户；倘知“恩格爾係數”，就知愈貧窮的人，食品開支所佔整體開支比重往往愈高，只要想象窮國人民錢多花在買糧食而非買娛樂就不難理解。

港青花在膳食的6841元月均開支，佔其整體約16800元開支的40%，較甲類消費物價指數裏的32.71%權重還要多，也自然高於上面提過的27.41%整體水平──按“恩格爾係數”所指，是否肯定了港青相對貧窮？

探究實際金額，消費物價指標權重裏反映，一般市民月均僅花不足3000元在食品方面，港青所花的顯然倍高於此；換言之，這不等於港青特別貧窮，而更可能意味他們是“大花筒”。

當然，青年的消費意欲及需要往往較大，例如正處發育期也食量更多，但無論如何，港青與一般市民的食品支出差距還是過於巨大，這亦是為何坊間對此大表錯愕的主因。

事實上，住屋在消費物價指數的組成裏，高佔40.25%權重，這往往是港人生活開支的最大負擔；港青多與家人同住，尚未成家立室，故調查中的住屋開支只佔約20%，顯示相關壓力輕了一半。

調查還分開提供了公屋與非公屋的數據，而兩者分別佔比約10%和30%，均較全港平均為低。

沒了住屋重擔，港青整體開支應較一般市民為小才對？實情是，消費物價指數裏反映港人月均開支為10708元，港青每月所花的16800元卻高出超過60%之多。

調查發現，港青在教育方面的學費或學貸負擔不輕，佔了1895元或整體開支的11%，但即使扣除此數，港青在其他各方面的花銷，始終遠遠高於一般市民。

再談收入。受訪青年月均收入中位數為15200元，與統計處最新2022年第四季全港就業收入中位數（不計外傭）的20000元相比，確然有所不及。

但值得留意是，統計處數據還顯示，15至24歲青年的收入中位數雖低至14600元，但到25至34歲便會升至21000元，即很快就高於中位數，到35至44歲更達25000元。

隨着逐步邁向老年，45至54歲會見頂回落至21000元，到60歲以上更降至15000元。

的確，薪酬與競爭力掛鈎，其中能力亦與資歷相關。初出茅廬者，薪酬相對較低實屬正常，到壯年階段自可收成，至老年則會轉衰。

如果説青年收入較少，何不關心老年收入同樣較少？由是觀之，是否一律要人為幫推一把？只見樹木不見林，很易墮入有失偏頗的陷阱。

尤其是，要解決入不敷支的問題，比較重點又何必重收入、輕開支，即為何各年齡層的收入均較消費物價指數所反映的10708元高，即沒出現入不敷支之窘（包括長者收入也高於人均支出），唯獨是調查中的青年卻屬例外呢？問題究竟在於青年的收入，還是支出？

青年消費相關金額佔薪酬比例頗高（信報圖片）

何謂貧窮？主觀客觀？

事實上，調查的“貧窮”定義，乃取主觀定義，即由受訪者自己回答自己是否“貧窮”。

調查並發現，港青對“貧窮”一共有三個界定範圍，分別是“好多目標未能達成，導致精神貧窮”、“工資未達港人月入中位數”，以及“三餐不繼”。

要説以上三個“定義”存在巨大鴻溝，實不為過。

所謂“人心不足蛇吞象”，“目標未達”的演繹可以很廣，包括有人會因金錢殺人烹屍，難道相關兇手又算貧窮？即如世界首富，亦有許多目標未達，畢竟人之慾無窮。

要談“三餐不繼”，以港青收入水平，實已高過消費物價指數所反映的支出水平，即一般來説不會入不敷支，只是港青開支卻異常地多。

至於“工資未達港人月入中位數”，“中位數”的數字定義，已意味着有一半人低於此數（同時亦有一半人高於此數）。

某程度言，現時香港薪酬分佈呈現“鐘形”，包括按年齡而有高有低，才是一個合理及自然的結果；反之，要把青年一塊推高，以致相對地其他年齡層被人為壓扁，才是不正常兼不合情合理的操作。

世上“貧窮”定義眾多，包括有清晰的客觀定義。最普遍的定義乃“絕對貧窮”，即每日只有1美元或2美元左右；無疑，這主要見諸發展中國家，不適用於香港這個富裕社會。

已發展地方，由於幾乎不存在“絕對貧窮”，故多采取“相對貧窮”定義，即以收入中位數的某個比率劃界；世銀把中位數的三分之一以下劃為相對貧窮，香港的貧窮線則訂於中位數的一半。

除收入外，也有通過其他指標來定義貧窮，例如預期壽命、嬰兒死亡率，甚至從開支入手，包括攝取食物的卡路里、能否負擔非必要開支（如買醉）等等──若以開支看，港青花銷就斷非“貧窮”所為。

經過長時間爭議，香港從2013年引入“貧窮線”，無疑是貧窮定義上的一個極大轉折點；可是，這不見得有助回應貧窮問題，也不見得一錘定音令貧窮定義爭議消失。

貧窮線存在諸多缺點，主要包括：

首先，只計收入不計資產，所以缺乏就業收入的長者，很易被界定為貧窮，而隨着人口老化，貧窮率亦必愈來愈高。有長者居住的住户，便從2009年的27.8%，增至2020年的36.5%。

其次，收入以住户為單位，在核心家庭增多的情況下，亦易推高貧窮率。

好像兩名退休人士跟子女同住時，由於住户收入高於中位數，其貧窮率是0%，但當這家庭一拆二後，就會變成一個低收入退休住户、一個高收入在職住户，貧窮率馬上改為50%，實情是三人收入根本沒變化。

事實上，香港住户平均人數同期就從2.85人降至2.6人，一人住户和二人住户的佔比也分別從16.6%和26.2%，增至20.7%和28.8%。

再者，貧窮線的收入定義，是否算及政策介入（即除税和福利轉移的財富再分配效果），也一直出現“各取所需”之窘，譬如壓力團體就傾向取福利前數字，反之亦然。

在政策介入前，最新貧窮人口超過165萬，但計及包括恆常現金和非現金等所有選定項目，貧窮人口則鋭減至三分之二至55萬左右。

更重要是，退一萬步説，如果以“貧窮線”為客觀指標，則調查中港青月入中位數有15200元，與全港中位數20000元的一半即10000元相比，相信受訪者裏大多數均不屬於“相對貧窮”！

因此，所謂“貧窮青年多達四成”，取此主觀定義實嫌譁眾取寵，利用了貧窮定義的模糊不清。

事實上，由香港到世界各地，就連學術界也對何謂貧窮未有統一共識，因為量度方法可以五花八門。

換個角度，以多元標準來全面量度，就如描述一個人的“美”可以有許多不同維度，多準則誠非什麼壞事，關鍵是大家要弄清楚準則，才可作出“蘋果對蘋果”的適切比較。

當然，所謂“不患寡而患不均”，有時“主觀定義”比“客觀定義”更為有用。只不過，所謂“有用”究竟所指何事。

説準香港，自我評準

眾所周知，香港近年有種奇怪歪風，就是相對港府提倡的“説好香港故事”，坊間卻鍾情於妄自菲薄地“唱衰”，動輒起鬨“香港又輸”、由旅遊到經貿的吸引力皆一律是零之類……

沒有港產片，就沒今日楊紫瓊；當她勇奪奧斯卡影后，並公開感謝香港之際，有部分市民卻非與有榮焉，而是設法把她和香港劃清界限，足見這股自貶風潮有多厲害……

可以斷言，若把港青民調題目從“是否自覺貧窮”改為“是否自覺香港生活水平拙劣”，相信也會得出負面答案。

“客觀定義”的好處，正是提供“可比較性”；跟所謂“沒有比較就沒有傷害”相反，香港則是“愈比較愈是美”，只是人類有個“隔鍋飯香”的陋習，身在福中不知福。

譬如，香港一直高踞聯合國“人類發展指數”的前列位置，於這個方方面面比較各地生活水平的國際權威指標裏，最新去年便排名第四，與首三位的指標數值差距少至0.01分，比第18位英國、第19位日本、和第21位美國則高0.2至0.3分。

務實地言，要客觀地解決所謂青年貧窮問題，除了從開源入手上調最低工資，負責任的做法還有鼓勵港青節流，至少不要跟全港開支中位數那麼離千萬丈，此外並加強理財教育，提倡量入為出、避免入不敷出？

其實，以全港開支中位數來倒推，以每天工作9小時、每月工作26天，最低工資45元已夠確保收支平衡，這跟現水平的40元當然有分別。

而且，若以“貧窮線”作為貧窮標準，除非開工不足，45元已相當於月入10530元，足令收入升至中位數20000元的一半以上。

盲目調高最低工資，尚可能反過來增加基層市民的負擔，因基層食肆受累成本上漲而令基層食品開支增加。

從開支角度看，更有效的降低物價辦法，着手供給側實更治本，例如增加商鋪以及房屋的供應，和確保勞動力供應不致短缺等，畢竟人為干預價格只怕事與願違。

關於最低工資或降低香港物價水平等經濟議題，絕對可以另文詳談，不贅，本文只針對分析“青年貧窮”的原因。

“青年貧窮”的原因？如調查本身所指，這是青年自己的主觀想法所致。客觀是否如此，上文已從許多客觀維度解釋。

至於青年想法會否因此變化？“説好香港故事”多少有點賣花贊花香，但至少必須“説準香港故事”，當中亦須“説準全球故事”。

爭取提高青年收入，肯定不錯，但根本辦法還在於提高青年及香港的競爭力，而非一味人為干預工資，另外理財教育也有助避免入不敷支。

但更根本的，還要使青年對自己、對香港的感覺變得樂觀──社會各界宜鼓吹多點正向思維，不宜再助長負能量歪風。

也許，港青是“精神貧窮”，窮在敗壞的社會風氣下對香港、對自己的自我評價過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