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入15.2K,花16.8K,四成香港青年自認貧窮_風聞
心之龙城飞将-03-16 16:47
信報手筆2023年03月16日 11:20:57 9人蔘與5評論香港近日一項民調,十分吸睛,因為多達40%受訪青年“自認貧窮”。
調查還發現,青年個人月均生活支出約16800元(港元·下同),月入中位數卻僅15200元,顯得入不敷支,故指時薪須達71.6元才算足夠,因而建議大幅上調計劃中的40元最低工資。
作為社福視角的調查,以上結論其實不難想象;換作重視經濟角度的機構主責,由最終落腳點以至調查方向均不一樣。
但問題是,上述民調之所以令人譁然,一大焦點並不在於所謂青年收入過低,坊間也幾沒掀起有關最低工資的討論;大家最關注的,乃青年支出是否有點過高,譬如1.68萬元的月均支出裏,為何膳食會佔6841元,即日均花費兩百多元。
許多數據,沒比較是沒意義的。市民對膳食開支特別有感覺,正因簡單地可跟自己生活習慣比較。當然,這種比較主觀性強,以下就拿客觀數據來作分析:
收入過少?支出過多?
先談支出。統計處在編制消費物價指數時,會定期蒐集市民消費模式來作開支權數,其中正可反映普羅市民的開支水平與習慣。
相關權數調查每五年進行一次,最新一次是2019年9月至2020年9月期間,雖然時間相距今日不算很近,但也不特別久遠。
除了住屋因為涉款較多及波幅較大例外,許多開支權數的變化其實不大,例如2014/15年與2019/20的食品開支權數,便僅從27.29%微調至27.41%。
消費物價指數還分三種,亦即甲類、乙類、丙類,其中甲類涵蓋約50%較低開支範圍的住户;倘知“恩格爾係數”,就知愈貧窮的人,食品開支所佔整體開支比重往往愈高,只要想象窮國人民錢多花在買糧食而非買娛樂就不難理解。

港青花在膳食的6841元月均開支,佔其整體約16800元開支的40%,較甲類消費物價指數裏的32.71%權重還要多,也自然高於上面提過的27.41%整體水平──按“恩格爾係數”所指,是否肯定了港青相對貧窮?
探究實際金額,消費物價指標權重裏反映,一般市民月均僅花不足3000元在食品方面,港青所花的顯然倍高於此;換言之,這不等於港青特別貧窮,而更可能意味他們是“大花筒”。
當然,青年的消費意欲及需要往往較大,例如正處發育期也食量更多,但無論如何,港青與一般市民的食品支出差距還是過於巨大,這亦是為何坊間對此大表錯愕的主因。
事實上,住屋在消費物價指數的組成裏,高佔40.25%權重,這往往是港人生活開支的最大負擔;港青多與家人同住,尚未成家立室,故調查中的住屋開支只佔約20%,顯示相關壓力輕了一半。
調查還分開提供了公屋與非公屋的數據,而兩者分別佔比約10%和30%,均較全港平均為低。
沒了住屋重擔,港青整體開支應較一般市民為小才對?實情是,消費物價指數裏反映港人月均開支為10708元,港青每月所花的16800元卻高出超過60%之多。
調查發現,港青在教育方面的學費或學貸負擔不輕,佔了1895元或整體開支的11%,但即使扣除此數,港青在其他各方面的花銷,始終遠遠高於一般市民。
再談收入。受訪青年月均收入中位數為15200元,與統計處最新2022年第四季全港就業收入中位數(不計外傭)的20000元相比,確然有所不及。
但值得留意是,統計處數據還顯示,15至24歲青年的收入中位數雖低至14600元,但到25至34歲便會升至21000元,即很快就高於中位數,到35至44歲更達25000元。
隨着逐步邁向老年,45至54歲會見頂回落至21000元,到60歲以上更降至15000元。
的確,薪酬與競爭力掛鈎,其中能力亦與資歷相關。初出茅廬者,薪酬相對較低實屬正常,到壯年階段自可收成,至老年則會轉衰。
如果説青年收入較少,何不關心老年收入同樣較少?由是觀之,是否一律要人為幫推一把?只見樹木不見林,很易墮入有失偏頗的陷阱。
尤其是,要解決入不敷支的問題,比較重點又何必重收入、輕開支,即為何各年齡層的收入均較消費物價指數所反映的10708元高,即沒出現入不敷支之窘(包括長者收入也高於人均支出),唯獨是調查中的青年卻屬例外呢?問題究竟在於青年的收入,還是支出?

青年消費相關金額佔薪酬比例頗高(信報圖片)
何謂貧窮?主觀客觀?
事實上,調查的“貧窮”定義,乃取主觀定義,即由受訪者自己回答自己是否“貧窮”。
調查並發現,港青對“貧窮”一共有三個界定範圍,分別是“好多目標未能達成,導致精神貧窮”、“工資未達港人月入中位數”,以及“三餐不繼”。
要説以上三個“定義”存在巨大鴻溝,實不為過。
所謂“人心不足蛇吞象”,“目標未達”的演繹可以很廣,包括有人會因金錢殺人烹屍,難道相關兇手又算貧窮?即如世界首富,亦有許多目標未達,畢竟人之慾無窮。
要談“三餐不繼”,以港青收入水平,實已高過消費物價指數所反映的支出水平,即一般來説不會入不敷支,只是港青開支卻異常地多。
至於“工資未達港人月入中位數”,“中位數”的數字定義,已意味着有一半人低於此數(同時亦有一半人高於此數)。
某程度言,現時香港薪酬分佈呈現“鐘形”,包括按年齡而有高有低,才是一個合理及自然的結果;反之,要把青年一塊推高,以致相對地其他年齡層被人為壓扁,才是不正常兼不合情合理的操作。
世上“貧窮”定義眾多,包括有清晰的客觀定義。最普遍的定義乃“絕對貧窮”,即每日只有1美元或2美元左右;無疑,這主要見諸發展中國家,不適用於香港這個富裕社會。
已發展地方,由於幾乎不存在“絕對貧窮”,故多采取“相對貧窮”定義,即以收入中位數的某個比率劃界;世銀把中位數的三分之一以下劃為相對貧窮,香港的貧窮線則訂於中位數的一半。
除收入外,也有通過其他指標來定義貧窮,例如預期壽命、嬰兒死亡率,甚至從開支入手,包括攝取食物的卡路里、能否負擔非必要開支(如買醉)等等──若以開支看,港青花銷就斷非“貧窮”所為。
經過長時間爭議,香港從2013年引入“貧窮線”,無疑是貧窮定義上的一個極大轉折點;可是,這不見得有助回應貧窮問題,也不見得一錘定音令貧窮定義爭議消失。
貧窮線存在諸多缺點,主要包括:
首先,只計收入不計資產,所以缺乏就業收入的長者,很易被界定為貧窮,而隨着人口老化,貧窮率亦必愈來愈高。有長者居住的住户,便從2009年的27.8%,增至2020年的36.5%。
其次,收入以住户為單位,在核心家庭增多的情況下,亦易推高貧窮率。
好像兩名退休人士跟子女同住時,由於住户收入高於中位數,其貧窮率是0%,但當這家庭一拆二後,就會變成一個低收入退休住户、一個高收入在職住户,貧窮率馬上改為50%,實情是三人收入根本沒變化。
事實上,香港住户平均人數同期就從2.85人降至2.6人,一人住户和二人住户的佔比也分別從16.6%和26.2%,增至20.7%和28.8%。
再者,貧窮線的收入定義,是否算及政策介入(即除税和福利轉移的財富再分配效果),也一直出現“各取所需”之窘,譬如壓力團體就傾向取福利前數字,反之亦然。
在政策介入前,最新貧窮人口超過165萬,但計及包括恆常現金和非現金等所有選定項目,貧窮人口則鋭減至三分之二至55萬左右。
更重要是,退一萬步説,如果以“貧窮線”為客觀指標,則調查中港青月入中位數有15200元,與全港中位數20000元的一半即10000元相比,相信受訪者裏大多數均不屬於“相對貧窮”!
因此,所謂“貧窮青年多達四成”,取此主觀定義實嫌譁眾取寵,利用了貧窮定義的模糊不清。
事實上,由香港到世界各地,就連學術界也對何謂貧窮未有統一共識,因為量度方法可以五花八門。
換個角度,以多元標準來全面量度,就如描述一個人的“美”可以有許多不同維度,多準則誠非什麼壞事,關鍵是大家要弄清楚準則,才可作出“蘋果對蘋果”的適切比較。
當然,所謂“不患寡而患不均”,有時“主觀定義”比“客觀定義”更為有用。只不過,所謂“有用”究竟所指何事。
説準香港,自我評準
眾所周知,香港近年有種奇怪歪風,就是相對港府提倡的“説好香港故事”,坊間卻鍾情於妄自菲薄地“唱衰”,動輒起鬨“香港又輸”、由旅遊到經貿的吸引力皆一律是零之類……
沒有港產片,就沒今日楊紫瓊;當她勇奪奧斯卡影后,並公開感謝香港之際,有部分市民卻非與有榮焉,而是設法把她和香港劃清界限,足見這股自貶風潮有多厲害……
可以斷言,若把港青民調題目從“是否自覺貧窮”改為“是否自覺香港生活水平拙劣”,相信也會得出負面答案。
“客觀定義”的好處,正是提供“可比較性”;跟所謂“沒有比較就沒有傷害”相反,香港則是“愈比較愈是美”,只是人類有個“隔鍋飯香”的陋習,身在福中不知福。
譬如,香港一直高踞聯合國“人類發展指數”的前列位置,於這個方方面面比較各地生活水平的國際權威指標裏,最新去年便排名第四,與首三位的指標數值差距少至0.01分,比第18位英國、第19位日本、和第21位美國則高0.2至0.3分。
務實地言,要客觀地解決所謂青年貧窮問題,除了從開源入手上調最低工資,負責任的做法還有鼓勵港青節流,至少不要跟全港開支中位數那麼離千萬丈,此外並加強理財教育,提倡量入為出、避免入不敷出?
其實,以全港開支中位數來倒推,以每天工作9小時、每月工作26天,最低工資45元已夠確保收支平衡,這跟現水平的40元當然有分別。
而且,若以“貧窮線”作為貧窮標準,除非開工不足,45元已相當於月入10530元,足令收入升至中位數20000元的一半以上。
盲目調高最低工資,尚可能反過來增加基層市民的負擔,因基層食肆受累成本上漲而令基層食品開支增加。
從開支角度看,更有效的降低物價辦法,着手供給側實更治本,例如增加商鋪以及房屋的供應,和確保勞動力供應不致短缺等,畢竟人為干預價格只怕事與願違。
關於最低工資或降低香港物價水平等經濟議題,絕對可以另文詳談,不贅,本文只針對分析“青年貧窮”的原因。
“青年貧窮”的原因?如調查本身所指,這是青年自己的主觀想法所致。客觀是否如此,上文已從許多客觀維度解釋。
至於青年想法會否因此變化?“説好香港故事”多少有點賣花贊花香,但至少必須“説準香港故事”,當中亦須“説準全球故事”。
爭取提高青年收入,肯定不錯,但根本辦法還在於提高青年及香港的競爭力,而非一味人為干預工資,另外理財教育也有助避免入不敷支。
但更根本的,還要使青年對自己、對香港的感覺變得樂觀──社會各界宜鼓吹多點正向思維,不宜再助長負能量歪風。
也許,港青是“精神貧窮”,窮在敗壞的社會風氣下對香港、對自己的自我評價過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