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西方人吹噓的國際法，讓西方人閉嘴，大清用國際法維護國家主權_風聞

普魯士人

近代國際法產生於歐洲，並隨着歐洲侵略世界而推廣開來。近代國際法實際就是強盜邏輯，武力至上，日本明治維新的元老們對這一點深表贊同。中國曆來有自己的法律體系，但近代以後，礙於中西實力差距，中國被迫學習西方國際法。1864年，丁韙良翻譯了《國際法原理》，取中文名為《萬國公法》，自此以後，國際法這一稱謂開始在中國政界廣為流傳。在此背景下，1864年，在天津大沽口海域發生了普魯士和丹麥船舶糾紛，二國糾紛的背後實際是普魯士統一德意志的野心，在這詭譎多變的情況下，清朝沒有妄自尊大，而是按照西方人的邏輯，採用“國際法”原理，有理、有節地調節了二者糾紛，維護了中國海權的尊嚴，但卻引發了更大的災難。

普丹戰爭

一、中普、中丹建交

第二次鴉片戰爭後，“（列國）均聞風而來，以與中國換約為榮”，即歐洲資本主義國家除了沒有《北京條約》中賠款、割地條款外，但凡和清朝簽約，都取得了“通商優惠”和“海關優惠”的待遇。

在這種背景下，1860年，普魯士派遣艾林波為特使來華逼約。1861年9月2日，清朝和普魯士簽署了《通商條約》，清朝還特別允許普魯士王國可以代表德意志在北京設立駐華公使。1864年，首任普魯士兼德意志駐華公使李福斯入駐北京。就是他在中國海域挑起了和丹麥的衝突。

普魯士

丹麥曾是北歐強國，但近代以來，丹麥發展緩慢，卻也算是步入了資本主義獨立國的地位。丹麥和中國正式交往發生於1863年，這一年，清朝和丹麥簽訂了《通商條約》，丹麥和中國有了商業往來。

二、大沽口船舶事件

自1864年俾斯麥當上普魯士首相後，開始採取鐵血手段，以強硬的武力要統一德意志地區。普魯士早就將德意志北面的丹麥王國視為統一路上的絆腳石，在1864年1月，普魯士聯合奧地利發動了對丹麥的全面進攻，普、丹二國進入全面敵對狀態。

普丹戰爭

在這種背景下，1864年4月，普魯士駐華公使乘坐普國軍艦“羚羊號”到天津大沽口海域停留，聲稱正在和中國政府交涉接下來由水路直接進京的行程。就在此時，在大沽口外，普魯士軍艦發現了三艘丹麥商船，李福斯立刻指揮軍艦開火，並扣留了三艘丹麥商船，隨即引發了國際爭端和中國海權問題。

普魯士戰艦

普魯士外交人員在中國海域公然攔截扣押第三國船隻事件，當即就被上報到了天津的三口通商大臣崇厚那裏。清朝開始干預。但李福斯馬上拿出國際法説：“按照國際法一般原理，交戰國在一定條件下是可以拿捕敵方商船的……海上之戰，則以敵國通商獲利，恐得錢糧足以養兵，故捕拿民物以絕其利藪，使不能不復行和好也。”這番話可把崇厚給忽悠瘸了，崇厚只能上報到北京總理衙門，崇厚給總理衙門的報告基本上説清了大沽口船舶事件的經過，其結語是説“聞該國（普魯士）與丹國系屬世仇”，將此事件定性為尋釁滋事。

大沽口海域

當時的總理大臣是奕訢，奕訢這個人還是頗具近代外交眼光的。他認為：李福斯初次來華，一到海口就尋釁滋事，若不妥善解決此事，“不但無以折該使臣虛驕之氣，且恐各國以中國置之不較，將來藉口執此為攔江沙外各國公共洋麪之據”。就是説如果不妥善解決此事，恐怕此後各國就以此事為先例，我大沽口海域將徹底淪為洋人的法外之地，國家的尊嚴和麪子往哪擱。所以奕訢馬上動員總理衙門熟悉國際法的文書官吏，馬上查找依據，準備反擊普魯士的詭辯。

奕訢

三、中普論戰

李福斯幻想中國還是愚昧無知的國家，不熟悉西方行事邏輯，所以故意用了一些高大上的詞彙，忽悠中國官員，想讓中國官員在迷迷糊糊中默認普魯士的行為，所以他提出“外國持論”，即扣押船隻的海域是在公共海域，中國無權干涉，“往往以海洋距岸十數里外，凡系槍炮之所不及，即為公共之地”。李福斯更是公開闖進總理衙門，要求中國認同普魯士的做法，否則就下最後通牒。

但李福斯沒想到的是，大沽口船舶事件的發生時間極度巧妙。1864年，美國傳教士丁韙良剛剛翻譯完成了《國際法原理》，中文名叫《萬國公法》，這本書受到清朝中央的支持，由清朝中央出資刊印，堪稱官方文書，在中國政界、外交界都受到了極大追捧。就在這個節骨眼兒上，發生了國際糾紛，正好讓我們檢驗了《萬國公法》和西方人吹噓的“國際法”的神聖性。

丁韙良和《萬國公法》

對李福斯的詭辯，總理衙門的官員們在《萬國公法》中找到了三條論據，以肯定普魯士對中國海權的侵犯和違背國際法：

第一，肯定大沽口為中國領海。“此次扣留丹國貨船之處，乃系中國專轄之內洋”、“並非各國公共海洋”；而根據中普的雙邊條約，既然是中國內海，普國軍艦應當遵守中國法律。現在普國“肆意妄為”已經違法。

第二，總理衙門以“凡自主之國遇他國交戰，若無盟約限制，即可置身局外，不與其事，此所謂局外之全權也。局外之國與兩國俱有友誼，即不得厚此薄彼”為依據，明確中國為中立國“局外國”，而各交戰國要尊重中立國地位。現在普魯士在中國海域攔截扣留丹麥船隻，已經違背中立法。

第三，《萬國公法》交戰篇中説，交戰國可以戰鬥的領土在三處，即“疆內（交戰陸上領土）”“海上（交戰國海上領土）”“無主之地”，三者之外，“戰權即不可行”，現在普魯士在第三國領海戰鬥，又違背了交戰法。

普魯士人

清朝這一通有理、有據、有節的反駁弄得李福斯啞口無言，李福斯被迫認錯，説“丹國船隻被我國扣留，咎在我國”，中國“無須任其責”，並願意承擔賠償。結果，經清朝斡旋，李福斯釋放了丹麥的兩艘商船，並賠款1500銀元給丹麥作為第三條船隻的替換，之後李福斯就被普魯士召回。

由此大沽口船舶事件結束，清朝用西方人吹噓的法律邏輯維護了自己主權的合法性，這是近代中國第一次運用國際法維護主權的成功案例。

文史君説

大沽口船舶事件的解決有其巧合性，普魯士當時致力於統一德意志，對中國沒有太大敵意，而且大沽口船舶事件影響較小，並不阻礙兩國實際利益，所以才能在平穩中妥善解決。但此事件對華影響甚大，7月18日，奕訢向清朝中央作了詳細彙報，大誇國際法的好處，言外之意就是中國可以引入國際法，通過合理正當的途徑維護國權。結果在此後的對外交涉中，中國屢屢引用國際法，但在絕對的武力面前，一切説辭都是蒼白無力的。甲午戰爭中，李鴻章用國際法讓列強中立，結果美國人就告訴日本怎麼打台灣；日本在中立海域擊沉了英國的船隻，英國轉而讓中國賠償。甲午之後，國際法上都説尊重中國主權、門户開放，結果是列強共同宰割中國。所以大沽口船舶事件的解決，在當時矇蔽了清朝官員的眼睛，讓他們過分相信洋人“公平”“正義”“守信”的鬼話。

參考文獻

王鐵崖：《中外舊約章》，三聯書店1957年。

丁韙良譯：《萬國公法》，上海書店出版社2002年。

王維儉：《普丹大沽口船舶事件和西方國際法傳入中國》，《學術研究》1985年第5期。

（作者：浩然文史·紫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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