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元素串起“筷子文化圈” | CCG研究_風聞

在全球化走到十字路口的關鍵節點，以區域一體化發展帶動全球多邊主義合作，亞洲無疑潛力巨大。亞洲開發銀行預測，到2030年，亞洲將會貢獻全球近 60%的經濟增長，在 24億全球經濟中等收入羣體新成員中，亞太地區將佔 90%。推動亞洲一體化發展，進一步激發亞洲經濟潛力，對推動全球化實現新的發展具有重要意義。在這一背景下，再論亞盟既是亞洲發展的必然結果，也對進一步推動亞洲及世界繁榮穩定發展有着現實意義。而且，以歐盟、東盟為鑑可知，打造地區一體化組織，對於減緩甚至避免地區政治軍事衝突具有積極作用。在亞洲崛起背景下，緩和亞太地區地緣政治之爭，維護地區和平穩定與繁榮發展，可在“東盟 +3”基礎上打造亞盟，並進一步推進亞太區域一體化。

“儒”元素串起“筷子文化圈”

儒家文化是中國、日本、韓國、越南、新加坡、馬來西亞等以“箸”（即筷子）為主要食器的國家共同的文化印記。這種不同國家之間存在的文化共通之處，是推動實現東亞、東南亞國家一體化的重要基石。

儒家文化在亞洲的廣泛傳播

春秋末年，孔子創立儒學，他“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修《春秋》 ”，全面承繼了自伏羲以來一脈相承的中華文化。自秦漢至清朝，儒學逐漸成為中華文化的主導性意識形態，綿綿數千年，上至國家治理，下到百姓日用，無不以儒家的價值理念為準繩。其中雖也經歷過碰撞、波折甚至災難，但儒學最終均能頑強渡過，且在相當長時間內，一家獨顯，取得了至尊地位。

季羨林先生曾説：“文化有一個很突出的特點，就是，文化一旦產生，立即向外擴散，也就是我們常説的‘文化交流’。”儒家思想在深刻影響中國社會的同時，也遠播到世界各地，從東亞到東南亞，從東方到西方，成為世界文化的重要因子。其中，與中國臨近的朝鮮半島和日本是最早受儒家文化影響且影響最為顯著的地理範疇。而在宋元以後，儒家文化在東南亞地區的傳播也相當迅速。

朝鮮半島早在1世紀左右就開始接受儒家思想。7世紀，新羅王朝統一朝鮮半島，統一後的新羅選派了大量留學生到唐都長安學習儒學，這些留學生成為在朝鮮半島傳播儒家文化的友好使者。10世紀，高麗王朝取代新羅王朝。高麗太祖在建國伊始，即將“惟我東方，舊慕唐風，文物禮樂，悉遵其制”立為國策，旨在學習儒家文化以發展本國的民族文化。958年，高麗實施了科舉制，考試內容均為儒家經典，如“三禮”“三傳”等。科舉制自此在朝鮮王朝實行了千年之久。隨着《朱子家禮》《小學》的傳播，尤其是各地儒家學者紛紛創辦私學，儒學影響開始進入“尋常百姓家”。

直至今天，韓國仍是世界上儒家文化傳統保留最多的國家之一。每年春秋兩季，韓國著名的儒學研究機構成均館都要在首爾文廟大成殿以及全國兩百多所地方“鄉校”舉行盛大的“釋奠大祭”，追悼孔子及眾多儒家聖賢。可以説，韓國人強烈的集體意識、愛國精神，追求人格的完善、家庭的和諧等，都是儒學思想的體現。成均館前任館長崔昌圭曾説過：“孔子不僅是中國的，也是世界的。韓國有將近 80%的人信奉儒教或受過儒教思想的薰陶。”在對中國儒學思想進行學習、借鑑、仿效的基礎上，韓國形成了自己獨具特色的儒學文化。在 2020年應對新冠肺炎疫情期間，中韓兩國採用的大規模隔離和檢測手段有異曲同工之處，也從一個側面顯示出兩國相似的治理思維。

在日本，儒家思想最初傳入的時間大約可以追溯到我國的隋唐時期。為了學習中國的優秀文化， 7世紀至9世紀間的200多年裏，日本多次派出“遣唐使”來到中國。一部分遣唐留學生留在了中國，還有一部分學成後回到日本，無論去留，他們中的大多數都成為儒家思想的傳播者，為日本社會發展、中日文化交流做出了重要貢獻。在 17—19世紀的江户時代，儒家思想在日本的傳播到達極盛。江户後期，西學（即蘭學）傳入，儒家思想在日本的影響力才逐漸降低。直到今天，日本還保留着大量的儒家思想遺蹟。日本皇室的年號多取自中國典籍《尚書》和《周易》。2019年日本使用的新年號“令和”刻意取用了該國最早的詩歌集《萬葉集》，這部漢詩深受中國古典文學的影響。在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發期間，日本援華物資上印刷了大量古代中日交流時流傳的詩文，如“山川異域，風月同天”出自 1300多年前日本記錄鑑真東渡事蹟的《鑑真和尚東征傳》，這一做法迅速引發了中國民間和官方的熱烈反應。

可以説，今天的日本對西方的思想觀念、生活方式已欣然接受，但儒家文化也在日本人心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尤其當日本不得不面對工業社會帶來的諸多嚴重的社會痼疾時，“誠”“和”等儒學價值再次凸顯，並將對日本社會產生糾偏和補償的作用。

而漢字作為儒家文化的重要載體，日本人在對其吸收、借鑑與創新的過程中大量保留並運用至今，這也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日本人的文化自信和對儒家文化的尊崇。明治維新以來，日本在東西方文化碰撞下掀起了新詞翻譯運動，在翻譯西方思想過程中創造了“文化”“法律”“革命”“自由”“權利”“物質”“哲學”等大量漢字新詞，這些漢字新詞又隨着日本翻譯書刊傳入中國而在中國廣泛傳播應用。據中國學者統計， 1896—1949年，有 1000多個“和制漢語”被借用到現代漢語中。這些“和制漢語”加上中國人自己翻譯創造的新詞，構成當今中國社會日常用語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儒學在東南亞的傳播，最早始於越南，可追溯到秦朝末年。1075年，越南首次開科取士，儒學作為政治思想理論，被國家用來確定朝制與社會制度。誠如越南著名學者潘玉所言，越南文化，不管是文學、政治、風俗還是藝術、信仰、禮儀，沒有哪一點不帶有儒學的印記。宋元以後，隨着海上絲綢之路的發展，僑居南洋各國的華商日益增多，這些移民也成為儒學文化的載體，使得儒學文化在東南亞地區傳播更為迅速。華文教育的發展是儒學文化在東南亞傳播的一大“副產品”，特別表現為華文私塾和華僑學校的相繼出現。19世紀末 20世紀初，新加坡、馬來西亞以及印度尼西亞等地相繼出現了儒學復興運動—華人移民創辦華人社團、創辦華文刊物、建立孔廟和孔教組織、興辦儒學教育。

在漫長的傳播過程中，儒學先後與佛教、伊斯蘭教等教派混合，呈現出多元發展的特點。一方面，在與當地本土和外來宗教的交流中，儒學呈現出宗教化特徵，特別是在印度尼西亞、新加坡等地出現的孔教組織，甚至還有“儒道釋三教合一”的多神崇拜；另一方面，由於異族通婚和文化融合，儒學文化衝破了本土民族與國家的界限，被其他民族所吸收。由此，在東南亞國家，儒學文化逐漸向本土化方向發展，不同地域呈現出各具特色的儒學特徵。

近代以後，西方殖民勢力在亞洲不斷擴張，朝鮮、越南紛紛淪為殖民地，儒家文化圈危機四起。在中西文化的激烈碰撞下，“向西轉”成為集體選擇，儒家思想在中國、日本、朝鮮、越南等地的影響減弱。儘管如此，儒家文化在東亞文化圈中留下的烙印依舊存在。例如， 20世紀 80年代以來，日本、韓國、新加坡以及中國的文娛產品通常能夠在東亞文化市場中暢通無阻，獲得廣泛的歡迎，顯示出各方存在着文化、審美上的共鳴。日本思想家溝口雄三曾將這種文化上和思維上的共性總結為“知識共同體”。

儒家思想在明清時期傳播到歐洲，這歸功於到中國傳教的外國傳教士們。“利瑪竇們”在將西方文明傳到中國的同時，也把儒家文化傳到了歐洲，他們將四書五經譯成《中國的智慧》 《中國的政治道德學》等書，向西方初步完《中國哲學家孔子》 整地介紹了中國儒學。培爾、伏爾泰、狄德羅、魁奈、萊布尼茨 等歐洲啓蒙思想家都深受儒家思想的影響，他們紛紛從儒家文化中汲取養分，為其所用。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説，作為一種思想因子，儒家思想成為近代歐洲思想啓蒙運動的“啓蒙者”。

儒家思想對亞洲一體化的啓示

思想共識及文化相通是地區政治經濟一體化的文化基礎。儒家文化數千年來在亞洲尤其是東亞及東南亞地區的廣泛傳播和深入影響，為亞洲一體化提供了思想文化上的聯結和可能性。在100多年的東亞和東南亞現代化進程中，經過現代化洗禮的儒家思想保留了許多有效的原則，使之能夠對應當下現代化的各個主題。地緣環境複雜，政治制度、民族、語言等差異較大，使亞洲地區推進一體化面臨較大困難。但以傳統對話當下，儒家文化中含有的“和而不同”、“天人合一”、“知行合一”、“推己及人”和“王道”等文化內涵，恰恰能夠為亞洲區域一體化提出一些基本的共存與發展原則。

首先，“和而不同”是現代多元文化的共生之道。“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儒家認為，包容精神與和合之道是宇宙萬物的法則。多樣性是當今世界的客觀現實。“和而不同”為多元文化提供了相處之道，為不同文化的對話提供了一種新範式，它以尊重不同文化的差異性為前提，以一種平等、互動的方式“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在相互對話與交融中產生解決世界性難題的答案。正所謂“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21世紀的顯著特徵之一便是“多元現代性”，不同歷史和文化背景的國家有可能以不同路徑走向現代化，而具有不同政治體制、發展道路、民族風俗、語言文化的國家之間，可以求同存異、和而不同、和平相處。

其次，“天人合一”，與當下可持續發展理念吻合。1992年， 1575名科學家在一封聯合發出的著名信件《世界科學家對人類的警告》中寫道：“人類和自然正走上一條相互牴觸的道路。”《世界自然保護大綱》中也提到：“當代社會並存着兩大突出特徵：人類史無前例的創造性和無與倫比的破壞性都在與日俱增。”中國“天人合一”的古典哲學，則為解決當今“人與自然”的矛盾提供了一種思維模式與思想資源。“天人合一”是儒家對於人與自然關係最基本的理解。儒家學説認為，人處於整個大自然生命體之中，是自然的一部分，與自然形成一種相互依存的關係，由此不能隨心所欲地對抗、統治或是支配自然，相反，人與自然是共生、共存的狀態。“天人合一”思想與儒學倡導的“仁愛”理念是分不開的。孔子將仁愛的本心推及至宇宙萬物。如果説“天人合一”在古代因為科技不發達，存在將人與自然的關係神秘化的傾向，那麼在今天，“天人合一”更加容易通過科學獲得令人信服的解釋，也更具備合理性。

再次，“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和“推己及人”，是當代民族國家的共存之道。“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道德觀對於協調當代人類的種種矛盾，建立平等和諧的國際新秩序和共生共榮的人際新關係具有重大的意義。a“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將所有的人，不論是否富貴，是否有權勢和地位，都化為“一”，也就是“一致”“大同”。它體現的是一種推己及人的思想。如果這樣的思維方式能夠推及至國家層面，每個國家都能夠推“本國”及“他國”，那麼“天下可運於掌”，做好全球治理也就變得順其自然了。正所謂“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在國際社會中，各國在謀求自己生存與發展的同時，也應該推己及人，倡導國家之間的互助與尊重。

最後，王道思維可為區域一體化乃至全球治理提供道理力量。2015年，中國台灣著名學者朱雲漢在回答“誰為 21世紀全球秩序的重組提供新思維”這個問題時，直接將答案放在了中國古代文化的“王道”概念上。a“王道”一詞源於《尚書·洪範》，最初是指堯、舜、周公等古代聖王的治世之道，即先王之道，後經孔子、孟子等儒學大家的總結歸納，演變為君主以仁義治理天下的儒家治世思想。王道思想有着強烈的道德主義和公平色彩，朱雲漢認為“王道思想正好可濟西方核心理念之窮”。在這套指導思想下，可能構建出全球新秩序理論。台灣企業家、宏基集團創辦人施振榮到訪全球化智庫（ CCG）時指出，王道是東方傳統文化的瑰寶，王道本身是為王之道，也就是領導人之道，作為領導人，其責任是不斷為社會創造價值，讓所有的利害相關者利益平衡。他認為王道的思維是要利益平衡，利他是很重要的思維。霸道也許可以強，但王道才可以做久。

2015年，趙汀陽在其著作《天下體系：世界制度哲學導論》 中提出，中國古代的“天下體系”，是一個“世界”而不是“國家”的體系。西方理念中，國家是最大的政治單位。超越“國家”而存在的組織形態，則是一個跨國家聯盟，是一個自下而上不斷粘合起來的拼盤，有些類似今天的聯合國。“天下”把世界作為一個最大的政治單位，“使得度量一些用民族 /國家尺度無法度量的大規模問題成為可能”，構成一個高度一體化的組織形態。

此外，“天下體系”中的“無外”原則，與西方的“非此即彼”觀念全然不同。在“天下體系”中，不存在對於異端的排斥，“不包含任何以歧視性和拒絕性原則來否定某些人蔘與天下公共事務的權利”。故而，在多元化現代性特徵越來越明顯的全球化時代，“天下體系”對各種文化和經濟實體而言，具有良好的兼容性和共存的空間。

“王道”及在其基礎上構建的“天下體系”的應用可以是世界的，也可以是亞洲的。亞洲一體化需要新的思維，如果像歐洲一樣過度強調“差異化”，則亞洲聯盟就會淪為空談；如果像北美自由貿易區那樣以大國和強國的利益為中心，亞洲一體化便會離心離德，分崩離析。亞洲每一個區域的一體化機制都有不同的內在運行方式，如海灣阿拉伯國家合作委員會（ GCC）是以沙特阿拉伯為主導的具有高度文化和經濟相似性的區域一體化組織，歐亞經濟聯盟（ EAUE）是以俄羅斯為主導的、具有高度經濟互補性和合作傳統的區域經濟組織。要將這些區域一體化組織作為獨立的單元並與之產生密切的聯繫，不可能走歐盟或者北美自由貿易區的道路，而是需要在“王道”的道德主義召喚下，基於“和而不同”“天人合一”“推己及人”等共識原則進行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