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生代理月入過萬，演出黃牛隱於校園_風聞

作者 | 丁茜雯          編輯 | 範志輝

 

鬥不完的黃牛黨，正在加速“擴編”。 

 

近期，周杰倫演唱會主辦方發佈公告喊話黃牛，要求其停止兜售溢價門票。經公告所示，周杰倫演唱會太原站、呼和浩特站僅委託大麥、貓眼等六家單位（票務公司）進行票務銷售，但目前在摩天輪票務、票牛網、淘寶等平台卻出現了公開或隱匿兜售演唱會門票的情況，而這些非授權門票售價也遠遠高於票面價值。 

截止目前，雖相關平台均已下架相關門票，但值得注意的是，粉絲購買二手票的渠道，除了第三方平台外，還有在社交平台上拉客的“票務”。這些竭力想要與傳統黃牛劃分界限的“票務”，實則也是“曲線救國”的黃牛，甚至將觸手伸至校園招收學生出票下線，美其名曰“校園代理”。 

 

而這一波及面更為廣泛的私域二手交易形式，也令來自黃牛的野火，愈加燒不盡。 

 

演出黃牛隱於校園

 

不管主辦方、藝人、粉絲如何上有對策地進行“屠牛”，位於灰色地帶的黃牛總能鑽到規則之外的空子，甚至採用了不少迂迴戰術，將主意打到學生這一消費羣體身上。 

 

當下，隨着“秒售罄”成為演出市場復甦後的常態，黃牛也瞅準商機吸納不少身為粉絲/樂迷的學生羣體，搖身一變成為“黃牛的黃牛”，雅稱“校園代理”。在這一產業鏈條上，學生作為下級代理往往是替上級進行代理分銷，即身為上級的黃牛手中有什麼便賣什麼，以自己的人脈“養”牛。成為代理之後，學生也將其朋友圈、社交賬號充分利用，以其涉足粉絲圈層和地區為首要對標，並逐漸在客源引流的基礎上，擴大銷售範圍。 

 

另一種則是黃牛僱傭大量學生為“人肉搶票”代理來囤積票量，再以“代搶”或是“現票預定”的名義，在各大平台兜售門票。比如，韓國男團NCT DREAM香港場演唱會，便出現了大量代理招收代搶，打出“出單成功率高、拿貨價低零售價高、只管收錢”、“想掙多少就掙多少”的誘人條件。另外，黃牛也會採取低價回收、高價轉賣的方式，從普通學生手中收取散票賺差價。 

久而久之，黃牛工作室也在高校學生中發展出“眾包模式”，在全國各地高校批量“收徒”，將搶票賣票的工序交給學生。但在這一模式中，繳納代理費也成了必經之路，在幾百到一千元不等。 在小紅書上，便有不少招收學生代理培訓的賬號長期發展下線，話術也與微商頗為相似。 

 

身為學生代理的“芒果”便向音樂先聲介紹，代理費是每個票務都會收取的，“畢竟天底下沒有免費的午餐，做代理肯定要付費的，一般是你的上一級代理按他自己入行的年限來定義，做得越久就越有底氣收高價代理費，但圈裏也有個不成文的規定就是代理費要在1000元以上，上家才會進行正規培訓。” 

 

不難看出，黃牛在校園市場也構建出了足以自循環的生態系統。 

據音樂先聲觀察，學生代理主要以大學生為主，也有部分初高中生兼職賺取外快，這一數量龐大且交際圈多樣化的羣體，也就成為了黃牛市場向下探索的重要一環，並伴有一定的等級制度。 

 

這條產業鏈基本按照黃牛工作室、校園總代理、一級代理、下級代理、分支代理、初級代理等“層層代”的等級來進行劃分，不同的等級也伴有不同的票源與票價模式。

 

高校學生一般作為初級代理，很難獲知票源、票價差價定義，承擔的是在社交平台廣撒網引流客源的工作，以及吸引潛在消費者支付定金或全款。而在進階之後，則會陸續獲得一定的客源、資源，但仍舊離一手票源有所距離。 

 

芒果也表示，一手票源十分難求，大多為黃牛工作室或公司自己把控，很多代理為了搶佔先機也會“忽悠”客户早早下定金，“一層一層的代理加碼下來，總票價會加價更多，定金也會浮動，這也就是購票的票價為什麼會高於票面。”比如時代少年團即將於5月1日在蘇州開唱的消息一經傳出，不少代理已陸續開啓搶佔客源，定金更是高達500元且不為購票者估價，也就是高票價仍存在可能性。 

值得一提的是，這一“學生代理制”中的拿票分利體系，也極為混亂。

 

其中，入門小白賺取賣票佣金利潤，往往徘徊在“為愛發電”或是拿不到售出票價的10%的狀態。芒果提到，這些拿取低利潤的代理也被稱為“十元票務”，實際上深受限制，“假設一張票代理賣出的價格為1600元，那麼這160元可能就是能夠獲得的最高佣金，這還是在上級代理沒有條條框框限制下的樂觀結果。如果層層代下來，因為票價和別人大差不差，其實很難出單。” 

 

一般來説，校園代理們在交付代理費之後，實則會面臨原有社交圈限制引流、騙子身份質疑等現實，造成長期難以收回前期的代理成本，甚至存在大量代理會面臨賣出票也拿不到佣金的情況。也正是因此，漸漸熟悉這一行的校園代理們為了減少損失，也會繼續發展自己的售票下線，依靠收取代理費回本賺錢。 

“不過，有些代理本身也不打算賺錢，就是方便自己買票，我們也樂見其成。”芒果提到，這也就意味着，找到一個靠譜有門路的黃牛總代是極為重要的，“最樂觀的結果月入過萬不成問題，最差的情況也就是竹籃打水一場空吧。”

 

學生代理，不止不休

 

看上去風險與機遇並存的“無痛”代理，能夠吸引學生、黃牛前仆後繼加入，也與學生羣體所代表的年輕消費市場密不可分。 

 

一方面，學生代理是打入追星族羣的優質切入口。 年輕人對於當下市場演出熱度有着更為迅速敏鋭的判斷。畢竟，面對井噴狀態的演出市場，黃牛也需要了解哪個藝人演出更為搶手好賣，除了像是周杰倫、五月天等不愁賣的“頂流們”，一些擁有強力消費受眾的偶像也是黃牛的目標，甚至可以操盤出一票難求的火熱景象。 

 

比如NCT DREAM即將在3月底舉辦的香港場演唱會，內場1688元的票價已在黃牛手中炒至3600元到8100元不等。同為粉絲又是代理的Lu便指出，票價起初很穩定，不僅有正價團票，在黃牛手中較高價位有所下調，”但很多追K-Pop的大學生也是代理，我們都知道NCT DREAM在中國粉絲很多，就和自己的總代商議高一點賣出，畢竟頭回來中國，肯定供不應求。” 

另一方面，學生羣體也是演出市場的主流消費者。 在各類社交平台上，諸多學生代理頻繁提及，在賺取外快的同時，還能夠以便宜於二手市場價的代理價購票，且可第一時間得知演出信息，在粉圈之中也能樹立一定的信源形象，換取粉圈話語權，甚至可能成為“粉牛”。而“粉牛”是指在粉圈中能與主辦方交涉團票的個人或組織，進而在二手市場高價轉賣門票或是抽成團票。 

 

此外，作為黃牛的最低等級代理，學生也是極具性價比的廉價勞動力。目前，活躍在票務圈子的黃牛渠道，無外乎是”空殼“公司註冊，發展學生為代理，不僅省去人力物力等系列支出，還能獲得大量免費勞動力售票，即便是如約支付佣金，也不過“灑灑水”，甚至有大量學生代理僅是口頭約定，難以收到售票利潤，淪為打白工。 

同時，這也給“老手”黃牛提供了一定紅利。涉世未深的學生代理不乏出現變相坑騙粉絲、朋友，或是自身陷入黃牛騙局，在社交平台上，已然有大量代理發文稱，收到假票、不退錢不給票、總代跑路，甚至代理與總代雙雙詐騙消費者等亂象。 

 

比如，博主“追星少女”曾發文指控，2019年許嵩“尋寶遊戲”巡迴演唱會北京場有近百位粉絲與名為“Eric”的大學生代理交易買票，其卻與上級總代黃牛同步坑騙粉絲遲遲未郵寄門票表示現場發票，最終導致大量粉絲無法進場或加價購買現場黃牛票，而Eric則與總代黃牛被指控詐騙約10萬元。 

 

可以説，發展代理對真正的黃牛來説是穩賺不賠的買賣，也就不外乎為何黃牛樂於頻繁煽動學生成為其下線。

而這些現象，也反映出演出市場存在自上而下、由內到外的漏洞，缺乏更為有力的市場監管。 

 

不容忽視的是，促使學生代理遍地走的頭部黃牛羣體，票源其實也大多來自於主辦方、藝人、平台、經紀公司等，説白了上游也離不開對二級市場的剝削。 

 

所謂的嘉賓票、內部票、內場票等票種流入二手渠道大於公開售賣的比比皆是，這些票也是在合法的商業置換之外，以加價的內部銷售形式賣給黃牛。 而黃牛“拿貨”的比例也高達50%以上，可對外公開售賣甚至可能不足30%，自然也就容易出現高價票。這種做法，也是業內眾所周知的潛規則。畢竟，這也是實現利益最大化的一種飢餓營銷手段。 

 

芒果笑言，要想掐斷這種流通其實很簡單，“把票都拿去公開售賣，而不是天女散花一樣這裏分一把、那裏留一把，藝人和主辦簽訂不準外流的死合同，且保證主辦方有得賺，那我們也就沒空子可鑽了。”她舉例道，“吳青峯的演唱會就是這樣，導致我們很難搞到票，不得不在場館外面蹲點粉絲收票。” 

即便是三碼合一、人證合一，黃牛也依然能夠逃脱監管審查機制。正所謂上有政策、下有對策，黃牛為了躲避審查風險謀取更高利益也在當下主攻以虛擬手機號或是人肉綁定的方式囤票售票，也就需要大量的人力。而這也是黃牛廣招代理的重要原因之一，畢竟免費的“人肉”資源，也可助其量產式規避單一號碼囤票的風險。 

 

比如，此前逃跑計劃樂隊與秀動平台人工核查售出門票，刪選出92張綁定同一虛擬手機號的門票。這種謹慎篩選，也令黃牛市場不得不重視發展學生代理。Lu便表示，其總代黃牛在橫店開設的工作室，已正式在浙江各大高校陸續發佈招收大學生兼職的信息，目的也是在獲取代理的人工信息後加大收票力度。 

但換個角度來看，黃牛的猖獗也因於部分消費者無盡的“追捧”。有人願意正價搶票、等加場，也就有不差錢、想要一步到位走捷徑的買家，這樣的消費觀念本無可厚非，但卻是助長了黃牛黨乘利而起。 

 

而年輕學生被誘惑成為代理“助紂為虐”，在變相加劇了黃牛亂象的同時，也逐漸成為了真黃牛的潛在壓榨對象。當學生代理經由黃牛的誘惑或是欺騙等行為影響，很難説不會選擇遊離在市場與平台的法理之外，跨越灰色地帶直至觸碰紅線。 

 

結語

 

學生代理在黃牛眼中，不過是倒賣演出票的“腳力”，也是可隨時被替換的“棄子”。 

 

從行業監管方面來看，學生黃牛代理制不僅損害着整個市場的利益，也是在將其身為消費者的權益拋之腦後，這或許就需要強有力的監管機制投入和引導。 

 

比如2021年頒佈的《演出票務系統服務及技術規範》，便提出讓每張票都有全國統一編碼、提高門票公開銷售比例、出票系統先認證後上崗等新規，為規範票務市場、打擊黃牛生存空間注入一劑強心針。 

 

而像摩登天空在近幾年推出的從屬主辦方的“校園代理”，除了負責通過校園活動發佈旗下草莓音樂節、樂隊巡演等演出內容，校園代理還擁有專屬購票通道，以官方票源充足、學生票量足、搶票不卡頓的優勢來吸引其他受眾購票。這些代理分佈在全國28個地區的學生羣體之間，也被主辦方“上户口”，可供購票者查詢是否為校園代理身份，保證“綠色購票”。 

不過，要想杜絕任何市場空子可鑽，一步到位徹底“屠牛”，這些舉措仍是遠遠不夠的。除了完善法律法規和監管審查，也需要樂迷和主辦方、藝人的多方合力。畢竟，演出市場新生迴歸，本該是一場屬於受眾與藝人的“雙向奔赴”，而不是滋長黃牛裂變的灰色温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