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工作者絕大多數45歲前後就已到達事業巔峯，可是距離法定退休年齡還要十多年_風聞

發展市場經濟，是保障和促進社會公平正義的一個必然選擇。

市場經濟好是好，但是也有它難以克服的弊端，無論資本主義國家，還是社會主義國家，目前都還沒有太好的辦法通過市場經濟手段來解決一些比較突出的社會問題。

再工業化或者後工業化時期，發展社會生產力的重心已經轉移到佔比逐步增高的知識勞動者羣體。由於知識更新的速度在加快，更由於人類生命週期客觀生理以及心理機能侷限的存在，知識工作者絕大多數在45歲前後就已到達了事業的巔峯。

知識社會是第一個理論上講可以讓人毫無限制地向上發展的社會。因為知識和其他生產工具最大的不同，就是它不能繼承或遺留給下一代。在這一點上，人人生而平等。

現代社會和傳統社會之所以不同，不在於向上流動的機會有太多，而在於現代社會十分歡迎、鼓勵和珍惜任何爭取向上流動的態度。知識社會則更加肯定這種向上流動性：它將任何妨礙上進的東西，都視為一種社會歧視。這意味着，當今社會恨不得每個人都變成“成功人士”，這在過去（短短不超過50年）是一種十分可笑的觀念。

自然，只有少數人可以特別成功，但大部分的人也渴望一定程度的成功。

然而，知識社會追求向上發展的代價高昂，瘋狂的競爭會造成心理壓力和情緒創傷。只要有贏家，就一定會有輸家，這樣的情形在漫長農業文明的傳統社會經常是看不到的。沒有土地的佃農的兒子也成為沒有土地的佃農，或者農民的兒子依然當農民，工人的兒子依然當工人，這樣的情形在過去不算做失敗。

然而在知識社會里，這樣的人不僅對個人而言是個失敗者，在社會上也容易被視為失敗者。

從青少年開始，普遍嚴重的睡眠不足就已經出現，休息日以及晚上還要參加補習班進行填鴨式學習，以便通過每一次的考試，否則就考不上理想的大學，更無法找到一份好工作。這種壓力使很多學生對學習很反感，更威脅到現代社會引以為傲的追求所謂的經濟平等。畢竟，只有富裕的父母才負擔得起昂貴的“追加教育”的學費，不少發達國家同樣如此，也已允許學校變成激烈競爭的場所——僅僅在四五十年內。

這表明在知識社會中，人們有多麼地害怕失敗。

由於競爭如此激烈，越來越多已經極為成功的男男女女的知識工作者，包括企業的經理人、大學教師、醫生、工程師、律師、會計師……等等，到了45歲前後就已經陷入了事業停滯的狀態。他們內心裏其實清楚：自己差不多已經到達了事業生涯的巔峯。如果工作未來仍是他們除了家庭生活之外的一切，他們就有麻煩了。更麻煩的是，他們距離法定退休年齡還要十多年。人生苦短，飛短流長。職場只上不下的邏輯，幾乎可以讓每一箇中年人備受考驗與煎熬……

很多人在談論要恢復知識工作者對僱主的忠誠度，但這樣的努力終究還是徒勞無功。金錢對任何人來説都一樣重要，知識工作者也不例外。可是他們既不認為金錢是最終的衡量標準，也不認為金錢可以替代專業績效和成就。如果説昔日的工人主要還是把工作當成謀生的方式，而今天和未來大多數的知識勞動者主觀上卻希望，工作還應是一種適合自身需要的生活方式。

勞動力市場長期保持僵化陳舊的模式，以至於人們開始懷疑是否還有較多的機會通過教育來改變其未來社會地位的可能。許多人還沒有做好準備來應對製造業就業機會持續不斷衰減，而其產出能力依然不斷遞增的可能。

年輕人一律往前看，是另有一大羣的中壯年擠滿在了前方行進的道路上；中壯年人一律向後看，更有一波又一波的年輕人似乎已經瞄準了想要接管自己的位置。

市場經濟的麻煩則在於，無論何時總好像適合於自身發展的工作機會太少了；經濟稍有不景氣，失業或半失業人羣存在則似乎成為經濟再一次復甦需要的必然。要知道，失業不僅失去的是收入，還有工作本身讓人與人，與社會順暢鏈接的通道，以及現代人生活的必要的一定程度的尊嚴、體面和從容。

西方發達國家法定固定年齡退休制度的社會共濟性功能，事實上早已名存實亡。

此前很早便已有學者指出，知識工作者需要進一步發展自我，最好趁自己還相對比較年輕的時候，就開始探索開始過另一種非競爭性生活，並努力嘗試擁有屬於適合於自己的社區，發展其他的一些興趣，不論是從事志願者活動，還是積極參與地方政府允許或指導下的一些公共事務，那才是他們創造個人成就和做出個人貢獻，並從中體驗人生價值與樂趣的重要機會。

伴隨發達國家和部分新興市場國家社會人口老齡化進程加速的情況，如此具體而現實的社會矛盾只會越來越突出，但是憑藉市場本身卻難以提供和找到更加適合解決的辦法。

據説斯蒂芬.茨威格（1881-1942）曾經説過一句話，一個人生命中最大的幸運，莫過於在他的生命旅途中，即在他年富力強的時候發現了自己的使命和自身人生價值的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