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王國論裏對中國人民最大的惡意是什麼?_風聞
伍麦叶的熏笼精-作家,文化学者-03-22 15:34
一步步嘗試討論下來,我們能夠感覺到,西方近代文化創造的想象物——中華帝國,負責着多種目的,其中包括對西方的自我建構。於是,對中華帝國的建構,也一環環地繼續延伸,用一個偉大帝國、偉大文明和偉大民族的致命缺陷,讓西方的形象神聖化。
由沒有動機到拒絕征服,那是清醒與理性的算計,雖然自私,但是卻很合理。
不,中央王國論要推演出那文明的和民族的“天性”有缺陷。
這就又繞回到格局小、思維打不開:
歐洲沒有威權主義,而有等級化的封建貴族制度,國王和貴族們長期住在城堡裏,四分五裂,打來打去,村長打鄉長,長期沒有成熟的國家制度和國家建制,讓歐洲人形成了自由精神,法治和重商精神,那讓歐洲人勇敢,獨立,所以甘於對世界發起征服。倒不是因為窮。
中國由威權主義控制,所以中國人從上到下,從皇帝到庶民,都沒有自由精神、法治概念,輕視商業,不獨立,更不勇敢,那就構成了中華帝國無法對外征服的原因之一:
““他們從個性上説不想影響事態的發展。”儘管這個結論有很多例外……與此相反,歐洲人及其美國後裔們則受到另一種衝動的驅使——他們想改變令人不滿的現狀,想行動,想擺脱壓迫,想尋找邊疆,想跨越大海,他們是些相信行動之效力的樂天派。然而中國人則一直待在原地,被各種牆壁圍困在房屋、村莊或者城市之中……他們永遠延續了一種制度,在這種制度中和諧比爭鬥更加重要。”((《史迪威與美國在中國的經驗》))
結果就是,千百年裏,中國人的思維特別小,沒有闊大的思維。那至少導致了兩個結果:
一,不願意走出中國的國界線;
二,不願意對外征服。
到此,理性、冷靜、自私、殘忍、經過精確算計的“拒絕征服”,又變成了盲目的、非理性的“不願意”。
也就是説,從拒絕征服的清醒意志,變成了“不願意”征服的膽怯。到此時,忽然竄入一個完全不該出現在歷史學和政治學裏的表述:不願意。
馬凱碩關於當代中國的看法有一定見地,引發了中國民眾的注意。但,這位嚴肅學者的 《中國的選擇:中美博弈與戰略抉擇》也傳染了“不願意”的定義:
“中國人不願意征服澳大利亞及其他海外領土,並非中國缺乏海軍。 ”
不願意是一種心理行為,是一種主觀的心理活動,帶有情感色彩。一個人可以不願意交罰單,可以不願意結婚,等等。説一個文明或者一個民族“不願意”幹某事,彷彿一個文明、一個文明有大腦或者心靈,會發生心理行為,無疑是荒謬的。其實這裏又可以展開討論:
基爺就在《論中國》裏感嘆:
“我前後訪華十次,好像是在跟一個有機體進行一次連續不斷的對話,這個有機體能記住每一件事,彷彿是由一個單一的智能在驅動。這既讓相會者興奮,又時而有種輕微的不祥之感。它製造出那樣一種混合的感覺,如此浩大的嚴守紀律與奉獻精神,使人感到敬畏,也產生無力的心情——這在外國人接觸中國文化時並不罕見。”*(On my ten visits to China, it was as if we were engaged in one endless conversation with an organism that recalled everything, seemingly motivated by a single intelligence. This gave the encounters both an exhilarating and occasionally a slightly ominous quality. It engendered a combination of awe and sense of impotence at so much discipline and dedication—not unusual in the encounter of foreigners with Chinese culture.)
各位不要以為那是誇獎。潛台詞是:中華帝國是個神造物,上帝在造出它的形體——偽裝成民族國家的文明——之後,又對它吹了一口氣兒,它就有了靈氣,有了智慧,按照自己的意願運作。世世代代的中國人都是些工蟻,是上帝給那個神奇造物專門製造的工蟻,在漫長歲月裏忙忙碌碌。所以,中國其實與中國人無關,中國人改變不了中國。

意大利文藝復興畫家弗拉·安傑利科《受胎告知》
回到上述兩項“不願意”。先説第一條,中國人根本不願意離開中國。——對此,我們自然會反駁,千百年裏,一代代華人為了生計,向海外發展。這就觸發了意味深長的問題,當西方人説中國人的時候,是指誰?潛在的語義是指,那些有能力成為征服者的中國人,其他中國人忽略不計。但是,再偷換概念,把一部分中國人,變成全體中國人。
總之事實是沒有意義的,那一判斷就是在世界上瀰漫。有一位號稱知中派的英國學者,網上流傳着他面對西方學生的英語講座的片段,其中就有這樣的話:
“中國人對普世主義的概念是天堂的國土,即中央王國。因此你怎麼會想離開這片天堂的國土?”(China’s notion of universalism was the land on the heaven,the Middle Kingdom.So why would you like to leave the land on the heaven?)
注意這兩句話裏有兩項信息:
中國人的普世主義和西方的不同,中國人的普世主義其實是一種絕對的自私,他們的普世主義裏只存在着他們自己,人間天堂是他們的人間天堂,他們不想離開,但那天堂也與其他人無關。——與艾利森《註定一戰》觀念一致。
第二就是天堂的概念。它是一神教的概念,是我們無神論者並不能真正解釋的。如此回看《拖家帶口去征服》,電影裏瘋狂誇大中華帝國與外界的落差,並不僅是為了宣揚帝國的神威、表達對中國文明的狂熱,還有一層宗教的含義:那個地方確乎是某種人間的天堂,是主特意放置在地面上的一所花園,是一所“上帝的葡萄園”。
由此推出了又一個結論,因為中國人不願離開人間天堂,導致了中國人不願意對外征服。
由於有待研究的原因,目前,“非不能也,實不願也”的理論在中東媒體上特別流行。
2020年10月1 日,半島阿語官網首頁推送長文《中國奇蹟——是如此在七十年裏實現了龍的預言》,其中“龍的影響”一節即言道:
“中國的國際影響力(現在僅僅)依賴於它的經濟實力,到目前為止,它還缺乏‘霸權的慾望(願望、渴望)’,而此般慾望實際上是一種感覺,即,針對之於外界有使命(任務、公務)存在的感知能力。”
此處是硬譯,翻譯一下:“中國”那個有機體自古就感知不到,對外界還有使命這麼個事兒,所以無法發生霸權的慾望。——注意,“使命”也是一神教的概念,並且是西方對華關係的基石之一,尤其是美國對華關係的基石之一。中國文化裏沒有對應的觀念,中國人也不會以那個概念看待世界、進行思想活動。
2020年3月,半島電視台《爭鋒相對》欄目的《新冠之後,會是美國作為世界領導的終結而由中國接手主導嗎?》,嘉賓之一、國際事務研究員阿卜杜拉·沙姆馬裏作為反方,列出種種理由,談話提綱中包括:
“他補充説,中國自成立以來沒有進行過任何入侵,也不願擴張。……他強調,美國的偉大在於美國憲法保障的價值觀,並強調美國通過傳播其文化和語言、思想、價值觀、電影和食物而入侵世界,而中國的文明在其境外便不存在。”
我本以為,他是説自一九四九年以來的新中國,沒想到,談話中,他很激烈地説:“中國只侷限於其地理範圍(即所謂圈域)內”“她把自己包圍在長城之內”“她不願意,她不願意(征服世界)!”——原來,他的意思是,“中國”自從不知什麼時候“建立”起,就從來不曾搞過對外征服,幾千年就沒搞過“入侵”。
那一年同月,半島談話欄目《華盛頓視角》的那一期《華盛頓還是北京,中東的未來屬於誰?》裏,現場嘉賓曼沙維則如此認為:
“美國在一些中東國家有軍事存在,此外,英語控制着世界上所有的貿易活動,這就與中國不同,中國不僅語言難以掌握,更被世人視為閉關鎖國(原文為‘一個封閉體’)。”
這些中東政治學專家在精準地複述中央王國論。由於中東媒體近年特別感興趣的就是,美國是否會失去統治世界的王座,而由中國登基,結果,在一場場相關討論裏,特別清楚地反映出,中央國王論的每一條設定,都是與西方的帝國神話與帝國神教相對應的。這也是我注意到中央王國論,並且下決心嘗試予以梳理的原因。沙姆馬裏的“La turidu(她不願意)!La turidu!”的聲音始終在我腦海裏迴盪。另外,在《爭鋒相對》又一期討論類似話題的節目中,一位堅決看好中國的黎巴嫩教授也説出了“la turidu”——搞些如同美國在中東派駐軍隊之類的事兒,她不是不能,只是不願意。
真正惡劣的是,中央王國論在違背事實的情況下,咬定説,由於威權主義的壓制,以及科舉制度、發達的文官體系、儒家社會注重文化教育等等,讓中國人變得特別怯懦,於是中國人對中國之外的世界充滿畏懼:
“在中國人的心目中,外國人是跟鬼怪聯繫在一起的。中國人本能的反應是不要讓自己的地盤受到外來的污染。
這個視線投向過去的社會只有在封閉中國才會感到安全,因此面對糾纏不休的西方它嗅到了威脅的味道。帝國政府設置了無數障礙:拒絕、推諉、拖延、禁止外國人進入或者居留、不許建立正常關係。遠在北京紫禁城‘大內’中的朝廷對不停的敲門聲置之不理。” (芭芭拉·W·塔奇曼《史迪威與美國在中國的經驗,1911——1945》)
這樣,論點又變成了,中國人不僅是因為自私,更是因為懦弱和膽小,所以不肯離開中國,去征服世界。再進一步又變成了,中國因為害怕外界,出於懦弱和膽小,才閉關鎖國。然後又進一步偷換成,中國人之所以抵抗西方帝國主義的侵略行為與殖民企圖,是中國人要閉關鎖國,是中國人害怕外界,是威權主義讓一個帝國、文明和民族變得懦弱畏怯。——這話的意思就是,西方打中國,是中國活該:
“天朝的自大和地大物博,反過來倒害了自己,招來了四面八方的敵人。”****(《論中國》)
這一觀點不僅見於《論中國》之類的專著,更散見於各類書籍裏。其中高情商的表述,如卡普蘭和弗裏德曼《即將到來的地緣戰爭》“巨龍崛起,中國實力的地理優勢”一節:
“由於對外威脅更少,中國逐漸發展成為不那麼好戰的社會形態,但是歷史上的中國朝代仍在世界上具有特別的影響力和威懾力。”(中譯本里,這段話標為粗體。其實值得核對原文,比如“外”用的是哪個詞彙。恕本作者偷懶了。)
流氓不做作的表述則見於勞倫斯·詹姆斯等人的《歐洲動盪史》:
“考慮到中國的孤立性以及對於所有外來事物的恐懼,它與英國之間的衝突不可避免。後者相信它有在全世界推行不受約束的貿易的權利。第一次衝突發生在1839年……”(第五章“他們不知道我們的厲害:遠東和太平洋”)
這是西方右派的歷史論述與當代政治學的一項基本流氓手法:帝國主義侵略和殖民,赤裸裸地劫掠和剝奪,硬是説成“自由貿易”。而西方貿易得以自由之處,就算沒變成寸草不生,也沒有真正被西方“帶入二十世紀”。就如我前面舉的例子,中東很多國家,包括一些油氣大户國,到現在還沒有鐵路,指望着一帶一路倡議能幫它們修上鐵路。
在一些西方人,尤其是美國人眼裏,鴉片戰爭代表的的中西衝突,甚至不涉及利益,只是中國人自我封閉,而西方人希望與中國人交往:
“根本問題並不僅僅是鴉片,而是這個事實:中國人想限制而西方人想擴大雙方的交往。結果西方人佔了上風。” (《史迪威與美國在中國的經驗》)
在國內很收穫了一批粉絲的美劇**《好兆頭》**裏有這樣一段喜劇情節:
魔鬼和天使撞見了諾亞造方舟的時刻,天使給魔鬼解釋:“上帝有些不悦,打算滅絕人類。”
魔鬼吃了一驚:**“**所有的人嗎?”
天使説:“只是本地人。我認為萬能的主生氣的對象沒有中國人。也沒有美國原住民。也沒有澳洲土著。”
魔鬼嘟噥了一句:“只是還沒有而已。(yet.)****”
最後,明顯很不安的天使還是告誡魔鬼:“你不能評判(judge)萬能的主。”
西方人的思維總是自洽的。
另外,西方人把侵略中國合法化的理由之一,是咬定中國人將西方人視為“野蠻人”。西方帝國主義分子真是高抬自己了,即使西方人定義中的所謂“野蠻人”——印第安人,非洲人,越南人,阿拉伯人,也擁有不一樣的道德,文明得多的道德。西方帝國主義分子的本質,在所謂野蠻人中,都不會受到認可:
“昨夜在同輩的粗鄙人中,
他戲謔、痛飲並起誓,
一個喝醉了的布福斯的士兵,
他從不三思而後行。
今天,在敵兵蹙眉之際,
他站在額爾金的地盤上。
他是英王的大使,
也是全民族的楷模。”(引自《歐洲動盪史》同章)
英國反覆講述巴巴羅薩是海盜,但是伊麗莎白一世臉上的鉛粉,都是靠從她的臣民海盜那裏分贓才有錢買的。英國貴婦什麼時候用上了鉛粉擦臉,倒是值得去翻書的話題。
英國人自信理應不受約束的貿易,好像包括黑奴貿易吧?乾隆帝識破了這樣一個王國的狼子野心,不是非常英明嗎?
中央王國論接着延伸出了更為卑劣的一條教義:中國人不敢打仗,畏懼戰爭。
近些年來,《孫子兵法》的智慧引發了世界各國精英的重視,然而精英們得出的結論卻是:中國人厭惡戰爭,因此總是避免戰爭。最不可思議的,很多受過精英教育的人也會相信,中國歷史上沒什麼戰爭:
“中國不像西方那樣受到宗教戰爭的破壞,在基督教的影響之外遺世獨立,熱愛秩序、崇尚學問的同時還蔑視戰爭,無怪乎歐洲旅行者認為它是個烏托邦。事實上似乎也確實是這樣的,因為它的聖哲們聲稱掌握了合理治國的秘密。”(《史迪威與美國在中國的經驗》)
接着,又得出了更為離奇的“歷史論斷”:中國人不善戰,中國人不會打仗。
然後又推出進一步的荒謬成見:中國人不懂戰爭技巧和軍事藝術。
這無疑是人類歷史上最荒謬的現象之一。
抗美援朝把美軍打得個金命水命,抗法援越、抗美援越,讓法蘭西殖民帝國和美帝國在越南一佛出世、二佛涅槃,然而,基辛格《論中國》仍然蠱惑人心,替西方自吹自擂:
“在中國歷史的大部分時期,在中國漫長且遊移不定的邊界上,眾多‘次等’民族經常比中國人武裝得更好,也更具機動性……四鄰的任何一個民族,單個兒地,就能構成可怕的威脅;哪怕稍微有所團結,他們就將是壓倒性的。歷史學家歐文·拉鐵摩爾(Owen Lattimore)寫道:“因此,野蠻人的入侵一直高懸於中國之上,構成永久的威脅……任何野蠻人民族,只要能夠確保其後庭和側翼不受其他野蠻人的威脅,就能富有把握地入侵中國。”*(For during most of Chinese history, the numerous “lesser” peoples along China’s long and shifting frontiers were often better armed and more mobile than the Chinese. ……Individually, neighboring peoples could pose formidable threats; with any degree of unity, they would be overwhelming. The historian Owen Lattimore wrote, “Barbarian invasion therefore hung over China as a permanent threat. . . . Any barbarian nation that could guard its own rear and flanks against the other barbarians could set out confidently to invade China.”)
上述歷史論述在中國以外的世界廣泛流傳,美國當代精英瑞·達利歐在2021年的新書《原則:對應變化中的世界秩序》一書裏,就有這樣一個段落:
“孤立(指閉關鎖國,也就是不對外征服),以及儒家文化將學者身份超越在商業、技術和軍事力量之上,其如此的影響,導致它在商業、技術和軍事上的競爭力弱,從而導致它遭到更強有力的“野蠻人們”的打擊,或者落後於後者——諸如,蒙古人,鴉片戰爭中的外國強國,以及在毛的孤立時期的世界其餘部分。”*
這段話信息量極大,是對中央王國論的高度凝練。在此僅指出三點:
第一,帝國神教造成西方精英有種普遍的反智傾向,認定中國的文官制度、重視文化教育、科舉取士讓人才獲得平等的機會,把中國人變得更加軟弱無能,更加不會打仗、不敢打仗。如果肯去了解一下嶽麓書院,他們就會知道,儒生裏照樣能出武將,而且是富有韜略的武將。
第二,與中國交手失敗,讓西方人產生了一種受虐狂心理,他們利用中央王國論,打造了中國人與野蠻人的二元對立,然後有種野蠻人認同。接着,又哀訴,西方人之所以是野蠻人,是因為中國人歧視他們是野蠻人。——這裏再次呈現了中央王國論的特點:“中國人認為”和客觀事實,是混淆在一起的,彷彿一旦中國人認為,那就給中國人眼睛裏的對象打上了無法消除的烙印,中國人瞪誰誰懷孕。然而,難道不是,中國人怎麼認為並不重要,西方人怎麼自我認為更重要,而真正重要的是,真相是什麼?要實事求是,如果中國人的看法與真相相悖,那看法就沒意義。
——前幾年,西方政經人物忽然一陣風地大誇中國的“實事求是”原則特別好,值得學習,我當時納悶兒,那不是基本的道理嗎?還需要忽然發現,然後驚喜地認識到那道理可真有道理。隨着關注中央王國論,才發現,原來真不是人人都明白實事求是為硬道理的。
塔奇曼《史迪威與美國在中國的經歷》用一句話觸及了部分真相:
“從馬可·波羅時代到十八世紀,那些來訪的驚羨不已的西方人往往都接受了中國人的認識。”
然而,實際的真相則為,一直到二十一世紀的今天,始終都是:西方人利用了一些似是而非的概念,加以對“以夷制夷”之類觀念的扭曲運用,創造了各種理論,形成了中央王國論。然後,他們宣佈,他們想象出來的那些產品,就是中國人自己的看法;然後,他們再接受中國人的看法,同意那確實是宇宙真理。——所以,在西方人的心裏,西方人是野蠻人,那是宇宙真理,因為那是中國人那麼認為的。在中央王國論裏,這種死循環,是無休無止的。
第三,我們會奇怪:如果一個帝國、文明和民族,經商不如人,技術不如人,軍事能力不如人,又怎麼可能從不知道起點的遙遠時光中一直存在到今天,形成沒有中斷的文明?如此的盲目,恰恰暴露了帝國童話、帝國神教和中央王國論的真正內核,那就是一神教信仰:中國是上帝的造物,是主的意旨讓其一直存在,作為對一神教徒的考驗;它也將是主在大地上獲得最後勝利的物證。
這三點,希望我們今後可以展開討論。這裏先上《出類拔萃之輩》裏的一個細節,該書於一九七二年在紐約和倫敦出版,作者為美國作家戴維·哈爾伯斯坦。書中本是講美國如何一步步陷入越戰,卻有《國務院清洗》一章,痛陳一段不堪回首的歲月。我替那段歲月做個總結:“新羅馬”“失去了”中國,便藉着麥卡錫運動,採取類似什一抽殺率的做法,把凡是二戰及解放戰爭期間負責中國事務卻不堅決反共的官員,上到馬歇爾,下到青年外交官,一律當做出征失敗的征服者王子予以嚴懲。
該章痛心地介紹了外交官小約翰·佩頓·戴維斯。我還是替美國人總結一下:因為戴維斯的家族勢力不夠硬,所以中了什一抽殺率的獎。戴維·哈爾伯斯坦讚揚戴維斯是“不在教的清教徒”,“他們(戴維斯的孩子們)認為,他是基督教殉道者在人間的直系後裔”。又如此介紹:
“他(戴維斯的父親老約翰·佩頓·戴維斯)作為浸禮會的傳教士去中國,在那裏為上帝工作,那是一個最富有異國情調和最美妙的地方(他的兒子【即戴維斯本人】在六十年後寫道:‘常去教堂的美國人——也就是大多數美國人——從小就知道在上帝所有的葡萄園裏,中國也許是最可愛的地方。’)”
突然給出這樣一個説法,是不是顯得與本節的長篇大論相矛盾呢?我真希望,今後有精力專節分析戴維·哈爾伯斯坦在《國務院清洗》裏描繪的戴維斯,那位出征失敗但保持了殉道精神的征服者小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