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升營商環境到底有多重要？_風聞

世界銀行的營商環境排名已發佈20年，中國的排名不斷上升。不過，近些年，人們發現世界銀行的營商環境排名在方法、指數編制的取樣方面存在缺陷。在外界壓力下，世界銀行邀請美國頂級大學的學者對其方案進行了評估和改進建議。評估發現，由於每個國家的發展階段、政治體制、經濟市場化程度不同，簡單進行國際間營商環境的排名可能會產生誤導。很多專家認為，在異質性很大的國家之間進行排名必須建立一個假想的環境；而一旦改變這些假設，排名就沒有實質性的意義了。專家建議，科學評估每個國家的營商環境是可行的，但進行全球營商環境的排名沒有太大參考價值。

世界銀行聽取了這個意見，於2021年改變了原有的營商環境調查和排名方案，制定了新的方案，營商環境（doing business,簡稱DB）也初步考慮改換為宜商環境（Business Enabling Environment，簡稱BEE，為暫定名）。我不太清楚這樣的改變是否有助於克服之前的問題，也就是需要假設國家間的異質性可以忽略不計，但事實上，各個經濟體是不完全可比的。

營商環境排名的另一個問題在於因果關係不清晰。營商環境調研背後的預設是，政府在服務投資者、監管、審批許可證、供電等方面的效率改善能促進當地投資和經濟發展。是的，如果把每個國家的營商環境指數，與這些國家的經濟發展指標（如人均GDP）放到一起，統計上確實存在正相關性。但同樣重要的是，經濟發展較好的國家，其營商環境指數通常也較高。可能的原因是，其它更重要的因素在影響經濟發展，比如經濟的市場化和自由度，參與貿易的程度等。實際上，儘管政府改善營商環境有助於經濟的發展，但如果財產權利和企業家精神得不到充分而有效的保護，經濟無法實現持續的發展。

從這個意義上來説，改善營商環境大概只是一個二階條件，真正重要的是產權和投資收益的持久安全。這才是一階條件。比如，即便政府審批許可證等侯的時間縮短了，甚至出台了投資的優惠政策，如果不能確保投資的安全性和財產的有效保護，企業家的長期投資是不可能的。所以，評估經商的長期環境是否形成，需要把影響營商環境的因素和決定那些一階條件的重要問題一併考量。

張軍教授在“上海如何打造更友好的營商環境”為主題的“澎湃下午茶”上發表“提升營商環境到底有多重要”主旨演講。澎湃新聞記者 周平浪 圖

很多國際排名顯示，中國的營商環境和政府效率接近發達國家的水平，這在中等收入國家中並不典型。前不久瑞士聖加侖大學公佈了全球150個國家政治精英質量的排名。中國位列前30位，而前30位中除了中國之外，全為發達國家，也就是説中國在中等收入國家中排在第一。該指數全面衡量了各國政府部門在經濟、政治、法律等各方面的表現，較營商環境所涵蓋範圍更廣、使用變量更多（採取變量130多個）。

我注意到一個有趣的現象。中國的人均GDP水平並不完全與政治精英質量的水準匹配，換句話説，給定中國的政治精英質量水平，它本來應該擁有更高的人均GDP。與中國相對應的是新加坡。給定新加坡的政治精英指數，它本來不應該擁有這麼高的人均GDP。

這表明，即便政府都很能幹，但決定經濟發展水平的還有其它更重要的因素。新加坡之所以成為在人均GDP上的異常值，之所以其人均GDP遠遠高於大多數政治精英質量指數接近的國家，原因在於其經濟自由化（可從美國傳統基金會發布的指數中看到）程度更高。新加坡的經濟自由化指數連續多年全球第一。

因此，評估一個經濟體的宜商環境或長期投資吸引力，不僅要看政府是否有能力改善治理水平，還要看其是否致力於提升經濟市場化或自由化的程度。部分經濟體的政府管理指數較高，但其自由化指數排位較低，這意味着國家的有為並不必然提升經濟自由化水平。這也提醒發展中經濟體（包括中國），政府要致力於使投資者得到更安全、有效的財產保護，方是實現企業家和投資者長期投資的一階條件。

於中國而言，這些年，民營企業家和私人投資者的預期有些不穩，很大程度上是由於一系列事件使得民營企業家提高了對長期投資的不確定性的估計。與很多人的認識相反，我認為財產是否安全，是否受到了有效保護，是可用財產的流動性來衡量的。當一國財產允許自由流動的時候，財產所有者會認為該國對其財產有更好保護，產權會更安全；而當資產流動時常受到人為限制時，財產就會被認為不安全。

在促進民營經濟發展和鼓勵私人資本的積累和投資問題上，中國不僅要在營商環境這類二階條件上下功夫，還須在產權的長期安全和有效保護上更有作為。只有這樣，不僅國內私人投資者，甚至全球投資者，才會對中國這一規模巨大的經濟體保持長遠信心。信心不僅來自中國經濟巨大潛力的吸引，也來自中國是一個更安全的投資場所——這對中國未來的經濟發展至關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