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起燒香，上班搬磚”：“45°青年”的最佳姿態？_風聞

編者按

據北京日報、澎湃新聞等媒體報道，近段時間，燒香拜佛在年輕羣體中頗為流行。還有數據顯示，今年2月以來，預定寺廟景區門票的人羣中，90後、00後佔比近50%。“不上課不上進只上香”似乎成為年輕人羣體中的一股新潮流。對於廣大年輕人的“突然佛系”，不少人十分憂心，認為這是年紀輕輕消極避世。有觀點指出，當代年輕人因為追求的太多，但現實往往不盡人意，尤其是對於剛步入社會的年輕人而言，工作選擇、談婚論嫁、適應社會等各種壓力接踵而至，他們所面臨的不確定性大大增強，瑣碎和焦慮促使他們“不信科學信玄學”，以此來獲得最直接的安慰。但也有觀點指出，年輕人從未放棄追求幸福生活和提升自身價值的目標，“早起燒香不耽誤上班搬磚”，誰還不是一邊祈福一邊奮鬥？透過此現象可以發現，當下的部分年輕人正在“內卷”與“躺平”之間來回搖擺，試圖尋找足以安頓自身的中間狀態，而這背後的社會心態尤其值得關注。

就此而言，本文聚焦“45度青年”的概念，並對這一羣體的生存樣態和社會心態進行了觀察。本文指出，在當前描繪青年人的語彙中，“內卷”和“躺平”出現的頻率較高。而在部分青年羣體中，二者並不處於二元對立、非此即彼的狀態。在更多的情中下，它們同時出現在行動主體的身上並交織在一起，正如部分青年自嘲的“嘴上喊躺平，身體卻誠實內卷”一樣。因而這兩者體現出的並不是一種矛盾的姿態，而是既無法選擇其中一項，又無法徹底逃避或擺脱另外一項的狀況。在大多數情況下，他們無法畢其功於一役解決某個問題，也無法集中一點發力來規劃人生，而只能在充滿不確定性的環境中尋求動態、中間的平衡態。本公眾號特推出此文，供讀者思考。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公眾號立場。

“45°青年”：

張力之下的青年境遇及其社會心態

邢婷婷｜上海財經大學人文學院副教授

本文將載於《探索與爭鳴》2023年第2期

具體內容以正刊為準

非經註明，文中圖片均來自網絡

最佳姿態

圖源：半月談

每一代青年都是處在時代和社會座標系當中的世代，當下已經出現了很多為當代青年畫像的敍事話語，如“後物質主義青年”“低慾望世代”“數字化一代”“最多元、最分裂、面目最為模糊的一代”等。人們習慣於將他們界定為“生活在矛盾中的當代青年”。而在筆者看來，“張力”比“矛盾”更能準確描述並理解青年的際遇和處境，因為矛盾是相對而行的衝突，張力則是相向而行的拉扯。生存在張力之下的當代青年，他們的狀態並不是“既要……又要……”，而是“既不能……又不能……”。青年人在張力之下摸索前行的道路，他們無法畢其功於一役解決某個問題，也無法集中一點發力來規劃人生。在大多數情況下，他們只能在充滿不確定性的環境中尋求動態的平衡，我們將其稱之為“45°青年”。

在本文以“45°青年”為切入點展開分析前，有三點需要進行明確。首先，**本文的目標並不是給當代青年做畫像式的概括。**因為任何一代青年人內部都存在着分化和區隔，其不是一個單數，也不是鐵板一塊的存在。青年心態是多元和流動的，當前，青年人在“內卷”和“躺平”之後又呈現出新的動向，而這些動向恰是青年人在“躺不平”又“卷不動”的情形下安頓自身的新方式。本文所要做的就是對當下青年中新出現的、較為顯著的社會心態和應對姿態的描摹。

其次，**本文對青年社會心態的梳理和總結，並不是青年亞文化意義上的論述。**英國伯明翰學派等對青年亞文化的研究，主要着眼於青年中流行的亞文化構成了對體現中產階級價值觀的英國主流文化的反抗。這些研究以階級分析為基礎，突出反映了英國平民青年創造的亞文化，在形式和內容上都帶有反抗的意味。但是在我國，青年人的社會心態和文化取向並沒有表現出明顯反抗或反對主流的特徵，更大程度上是以“圈地自萌”的方式協調“入世與出世”的困境。它與主流文化平行，是青年人面對結構性困境所採取的自我慰藉和安頓。

最後，本文的立足點並非闡述青年人代際特徵形成的原因和機制。在對青年代際特徵的論述中，有研究從城鄉二元結構、教育分化、階層分化、體制分割等角度出發分析代際分化的特點和成因；有研究用網絡化、全球化分析當代青年生存境遇的成因；也有研究從金融化角度出發，通過分析金融化對財富分配邏輯的改變，探討青年心態中無力感和底層感的成因。既有的研究為我們奠定了良好基礎，代際特徵的成因對於本文而言是重要的分析背景，而本文的主要任務是聚焦新出現的現象，展開梳理、詮釋內涵，並對可能出現的後果做分析。

“45°青年”的出場

當前理論界常用“不確定性”來描述我們今天所處的世界，這也是青年人的心態得以形成的社會環境。在當前描繪青年人的語彙中，“內卷”和“躺平”出現的頻率較高。“內卷”是增量減少，在追逐的情形下個體不斷加劇非理性競爭；“躺平”則是在社會不斷加速、個體努力收效日趨衰減的情形下，因厭倦“內卷”的自我反抗式逃離。在觀察中，我們發現這二者並不是二元對立、非此即彼的狀態。在更多的情中下，它們同時出現在行動主體的身上並交織在一起，正如部分青年自嘲的“嘴上喊躺平，身體卻誠實內卷”。因而這兩者體現出的並不是一種矛盾的姿態，而是既無法選擇其中一項，又無法徹底逃避或擺脱另外一項的狀況。

那麼，何謂“45°青年”？通俗地講，就是“躺也躺不平，卷也卷不動”。從學理上分析，個體既無力面對分配和分化邏輯的改變，又要承受結構轉型多重壓力所造成的後果。“45°青年”的出場，正是由於這種結構性張力落到了青年個體的身上——他們既積極追求個體價值的實現，又要直面“道阻且長”的現實。值得一提的是，青年人所處的生命週期使其保留了鋭意進取和積極向上的生命態勢，正如45°鋭角，仍有豐沛的精神和鋭氣。

（一）卷不動：無力應對分配和分化邏輯的改變

**資本與金融社會的崛起是影響這一代青年人成長的較為顯著的一個要素，“社會生活的金融化”的邏輯通過多個層面作用於青年人。**首先是增長方式和分配邏輯的改變。資本市場的興起加速了資產社會的形成，金融資本積累模式成為經濟活動中占主導地位的資本積累方式。步入勞動力市場的青年需要面對的一個現實問題是，個體在勞動力市場上的表現對於財富積累的作用日益減弱，通過投資、債券、股票等金融手段所帶來的財富增值速度和增長效率，遠非個人勞動所能及，個人在勞動力市場上的表現對於財富積累的作用日漸減弱，個體的勤勞程度與資產多寡的相關性降低。由此，分配邏輯也會隨之發生變化，從2000年到2015年，中國金融資產佔家庭總財富的比例從44.7%上升到52.1%，貧富差距逐步拉開。因此，金融化所導致的增長方式和分配邏輯的變化，加深了青年人的無力感和相對剝奪感。

**其次是分化邏輯的改變。**改革開放以來，收入、財富和資本成為地域流動和階層上升的重要拉力，金融化則使這一特徵加劇。尤其是房地產與金融相結合，多種金融手段向房地產領域滲透的同時，部分房地產企業進入金融領域，形成各種業務之間的縱橫聯合。這一方面增加了青年人獲得房產的難度，另一方面使得是否擁有住房成為現實社會中衡量社會分化的直觀指標。在近十年中，房價的跨越性攀升使後來者追趕房價的腳步越來越乏力，晚一步跨入城市，競爭的激烈程度便提升一層。當個體的努力無法解決現實問題，青年人發展的效能感便會降低，個體前進的動力也會減弱。

**最後是社會層面對於“發展”的認識的改變。**金融化通過經濟體系開始向着人們的日常生活滲透，也對人的觀念產生了深刻的影響，表現之一就是在發展觀當中越來越強調“增長”。一方面，單位時間內的產出成為衡量個體是否成功的主要標準，如果在一定的時間內無法達到規定的目標則意味着失敗，其結局需要個體承擔。從外賣員送外賣超時罰款到網約車超時取消訂單，再到大學青年教師“非升即走”、互聯網大廠“35歲退休”等，都遵循着這樣的邏輯。這產生的一個結果就是，對於增長沒有貢獻的要素，都是不重要或無意義的。於是，對於試錯、失誤、差異性的態度、主體的容忍程度就不斷降低。另一方面是增長所主導的單向度發展觀。增長落到個體的發展上就變成了“上台階”，須是累進向前的。這種觀念對於青年人的初期積累十分不利，如果在一定時間內沒有踏上一個台階，則可能面臨邊緣化甚至出局的風險。在這種情況下，青年人被置於外在於自身的衡量標準之下，時常處於追趕的狀態，很難掌握主動權。然而，當個人化的經歷、體驗及感受不再被重視，挫敗感和無力感都會進一步增強。再加上青年個體對整體性風險難以準確預判，其努力的意願和持續性都會大打折扣，出現“卷不動”的情況。

（二）躺不平：承受結構轉型多重壓力疊加的後果

在“卷不動”的情況下，很多青年人聲稱要“躺平”。但值得注意的是，“躺平”的實質要義，是在基本利益得到保障的前提下不再主動做出進階的努力，而不是主動放棄、退出遊戲。所以當下所説的“躺平”，在更大程度上是面對“卷不動”所採取的消極應對策略。“躺不平”的結構性壓力，主要來自以下幾個層面。

**首先是時間加速，推動青年人不斷投入。一方面，社會對時間的效率要求越來越高，即用以衡量產出的單位時間縮短。這種加速帶來的結果之一，就是將長時段分成一個個時間節點，人必須在有限的時間內完成規定動作。例如，年齡界限壓低的趨勢出現在多個行業，職場的“30歲現象”“35歲現象”普遍存在。為了提高效率，任務被分解和細化，人在分解目標的驅使下疲於奔命。另一方面，時間的總體投入不斷延長。正是由於時間加速，人在任務的支配下，在固定的時間段內，需要用更多的投入完成任務、達成目標。所以，個人被佔用的時間增加，可自由支配的時間減少。而技術的進步配合了時間加速，“996”“白加黑”“5+2”都是總體時間被延長的表現。“時間的異化”由此發生，時間變成了權力，控制了社會生活。**這些變化是結構性的，個人深陷其中，尤其青年人在生命週期中尚處於起步階段，所以議價能力相對缺乏，陷入程度也更深。

**其次是競爭加劇，需要青年人持續自我更新。**一方面，淘汰機制的異化是導致競爭加劇的第一層因素。它原本是為了保持一定的流失率來保證活力、提高效率，但目前這一機制的使用範圍越來越廣且不斷異化。青年人往往處於被淘汰的高風險區域，必然需要付出更多的精力用以自我更新，從而滿足機制要求，降低被淘汰的可能性。另一方面，管理方式的變化使人際關係變得複雜，也推動了競爭的加劇。目前流行的項目團隊制，是一種橫向的、短時態的管理方法，它有短時間內的明確目標，不同層級之間需要進行頻繁的溝通互動；但在整體性的管理體制當中，科層化仍然居於主導地位，它是一種縱向的、長時態的管理方式。這使得處於兩項交錯的管理機制中的青年人，既要同時處理兩種關係、遵從兩套規則，又要具備完成工作的能力。這顯然提高了對個人的要求。此外，在上述兩點的相互作用下，競爭的加劇會使得青年處於更加孤立的境地，人與人之間的合作的目的性增強而共同體意識減弱，因而個人又需要通過不斷提升自我能力來加強競爭力。

**最後，在多種發展邏輯並存的局面下，青年人的選擇看似變多了，事實上發展的成本也增加了。**經濟發展和社會結構的轉型，造就了今天多種發展邏輯並存的局面。一種是求“快”。趕在時間的前面，達到一定的程度，完成基本的積累，但如前所述，時間加速、競爭加劇，使得求“快”的難度直線加大。一種是求“穩”。我國經濟發展正進入換擋期，追求穩定的發展機會成為不少青年的選擇，但青年人在這一邏輯下更為被動，它並不意味着躺平，而是以高標準的准入門檻和規定路徑過濾風險。一種是求“自由”。互聯網的發展以及它所創造出來的垂直細分領域，在一定程度上滿足了青年人對於自由的追求，但它要求個體持續且高強度的投入，用大量的時間和精力跟隨求新求變的發展態勢。青年無論選擇哪一種發展邏輯，都不可能進入“躺平”狀態，其所能夠做的只是在不同的發展邏輯下進行權衡與取捨。

（三）“45°青年”的形成與新應對姿態的出場

人嵌入於一定的結構當中，在與結構的互動中得以形塑和呈現，“45°青年”既是青年人在結構性不可抗力之下所呈現出的心態，也是他們在不斷變化的動態環境中尋找相對穩定和平衡的行動。它不是簡單的抵抗或反對，也不限於對結構性困境的調適與忍耐，而是在直面現實的情形之下，發揮主觀能動性、彰顯人的主體性，並拓展行動的邊界，從而為自身的處境和選擇賦予價值和意義。

社會的快速變遷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難以突破的結構性困境：增長和分配的邏輯發生變化，使個體的勞動價值下降；分化的機制發生改變，使階層流動的速度放緩；發展觀的變化將“增長”剝離出來加以強化，使對增長沒有貢獻的因素失去了意義，強化了人的無力感。這些因素所形成的合力，導致結構對個人的支撐度降低，再加上社會變遷速度加快，社會層面的不確定性增加。與此同時，社會對個人的要求也在不斷提高。時間的加速要求個人用更短的時間生成更多的產出，而無法達成目標的後果與風險也落在了個人的身上，這樣一來，人在更大程度上成為達成目標的工具。

這樣兩股相向而行的力量給青年留下的空間有限，**但是“45°青年”並不是簡單地在“躺”與“卷”之間尋找一個相對舒適的生存狀態，也不僅是單純的權衡利弊之後的取捨。**他們在難以突破的結構性困境面前，一方面，仍然強調人的主體性，依然保持積極的姿態，不甘於處在被決定的位置。宏觀問題上，他們關注個體的權益是否得到保障；日常生活中，他們着眼於個體的感受是否得到重視；價值取向上，他們着眼於個體的利益是否得到了維護。另一方面，他們也認識到對個體價值的強調，並不意味着個人在社會中的重要性會得到相應提升，也接受結構性的困境不會侷限在某個階層或某個領域，而是會不斷地擴張、滲透，從宏觀領域漸漸進入日常生活，每個個體都無法從中抽離的事實。所以青年人在追求發展的道路上既不想全力以赴，又不能主動放棄。不想全力以赴，是因為結果的可預期性在降低，風險與不確定性卻在增加；不能主動放棄，是因為資源分配和社會分化的規則不是個體可以掌握和改變的。但同時，其仍然抱有探索新的可能，實現個人價值的願望。

張力：理解“45°青年”的關鍵

“在張力之下求生存”是理解“45°青年”關鍵。這背後的社會機制是，他們成長的社會環境在多個維度出現了轉型，形成了同時向兩邊拉扯的力量，“45°青年”正是被這樣的力量所塑造，出現了顯著的代際特徵。

（一）代際更替：高速發展與全面轉型形成的張力

這一代青年的成長過程與我國經濟的高速增長同步。在過去相當長一段時間裏，我國經濟發展戰略以對外貿易為主，通過招商引資解決起步期的建設資金為題，以出口驅動帶動國內經濟發展。優質廉價的勞動力、廣闊縱深的市場空間，與全球流動相匹配，在更大的範圍和更深的層次上推動了生產環節的全球分佈。經濟的發展提供給個體的是機會的增多、教育水平的普遍提高和信息擴散成本的降低。青年人在成長過程中夠快速接觸新鮮事物，精神和文化產品更不斷豐富。這使得青年一代的自我意識不斷增強，他們有強烈的維持並擴大現有精神和物質基礎的需求。進而他們形成的認識是社會應該具有持續增長、開放多元的特徵，在為個體提供機會的同時尊重個體的發展意願，不應用單一的評價標準衡量所有的社會成員，社會應在接納個體多樣性的基礎上向前發展。

青年在剛剛步入或即將步入勞動力市場的時候，全球經濟增長出現減緩趨勢，全球化發生逆轉，國際秩序面臨重構。與此同時，中國經濟發展開始步入換擋期，如何尋找新的增長點以實現高質量發展，成為當務之急。**青年人面臨的首要問題是流動放緩、機會減少。有青年喊出“不迷戀大廠，不迷戀北上廣”的口號，背後更深刻的原因是“大廠”和北上廣釋放出的紅利已經被競爭壓力和生活成本所取代，消耗大於機遇。**當青年人認識到加大勞動力投入對於個人的發展和財富的積累已經沒有太大意義，他們開始提倡“不加班”。同時，他們強調個性、有趣，倡導不斷髮掘新可能，但這並不意味着他們對縱向積累構成的上升通道完全失去興趣，而是一種迴避式的自我激勵，因為他們必須直面分配方式和社會分化機制已經發生質變的被動局面。從經濟高速增長期的豐富與多元轉向全面轉型期的收縮與壓力，前者塑造了青年的認識和觀念，後者又是他們需要直面的現實情境。這兩種相向而行的力量相互拉扯，青年人的生存空間就在這種張力之下。

（二）中西交融：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思潮的張力

在當下全球發展出現新態勢的背景下，新的思潮和表現形式對青年人價值體系的形成產生了最為直接的影響，其中突出的就是個人主義思潮。首先，**個人主義思潮加劇了青年人羣體的多元化趨勢。**微博、知乎、豆瓣、抖音等平台的使用，在被稱為互聯網一代的青年人當中顯得稀鬆平常，傳播媒介的豐富和便利使得“個人主義思潮究竟是什麼”的問題不再重要，而以個體機制及利益為核心的各種觀念，在青年人當中的流行度和接受度都不斷提升。其次，**碎片化表達成為個人主義傳播的新特徵。**傳統的個人主義思潮具有高度的理論化特徵，但就目前的傳播形式和影響力來看，當下的個人主義思潮更多地結合了現代社會一部分人生存發展的基本狀態，迎合了互聯網時代人人都能發聲、人人都能表達的傳播特徵。這樣一來，個人主義思潮與青年人的生存狀態和現實境遇相結合，更加能夠讓青年人產生共鳴，形成“心有慼慼焉”的感受。這為青年人不斷強化個體的重要性提供了理論依據，讓他們更加堅定地喊出“為自己而活”的口號，進而產生了個人主義思潮爭奪青年的事實性後果。

主流價值觀將青年視為理所當然的繼承者，集體主義精神是青年人價值觀培養的核心內容。首先是希望青年人能夠理解集體的合理性和正當性，將個人自由與利己主義加以區分；個人與集體的關係不是對立而是統一，沒有集體保障的個人自由是短暫和片面的。其次是要引導青年人理解整體與部分、個人與社會的關係。對青年人傳播集體主義思想，在本質上是讓他們認識到個體能力的有限性，從而能夠跳出只計較個人輸贏得失的思維方式，對問題有更高維度的認識，進而具備投身大規模、長時段、複雜合作機制的思想認識。這兩種思潮秉持着相對而行的價值觀，但它們都在對青年人展開爭奪，希望青年能成為自己的繼承者。爭奪的狀態就形成了一種張力，而青年的主體性恰恰就是在這樣一種爭奪的狀態下得以展現和確認的。

（三）時間加速：“增長”價值的強化與意義體系之間的張力

在金融資本擴張的過程中，“增長”的價值被絕對化了。“不增長即失敗”“對於增長沒有貢獻的，就是無意義的”的觀念被時間加速擴大化了，相應地也對青年價值觀的塑造產生了影響。青年人對“增長”的理解包括多種向上發展的路徑，除了財富的增加，更重要的是階層的提升。但“增長”的本質具有不穩定性，一方面那些沒有對增長做出直接貢獻的要素，事實上在整個體系的正常運行中承擔了重要功能，另一方面增長本身具有不可持續性。所以，當增長被賦予了絕對價值，但又難以為繼的時候，社會流動速度會放緩，階層向上流動將變得困難，稍有不慎便會有向下流動的狀況發生，這樣一來“岌岌可危的階層”便出現了。由於“增長”不具有超越性的特徵，難以承擔人們建構意義體系的重任，所以當增長停滯的時候，價值低下、無意義感就成為青年羣體普遍的體驗。

人是懸掛在自我編制的意義之網上的動物。在“增長”的絕對價值影響下，只有個體的慾望、物質利益、持續的進階作為載體來建構精神生活，很多與之無關的因素便失去了意義。青年在疲於奔命卻無果的情況下，其困頓和痛苦便不能得到安頓。整全的意義體系是個體得以穩定發展的重要條件，承擔責任、履行義務、犧牲、奉獻、困境、低谷在意義體系中皆有各自的位置，個體在每一個具體的處境當中都能夠得到解説。**但就目前的情形而言，尤其是在時間加速的背景下，非物質導向、非進取性的要素介入到意義體系中的趨勢尚不夠明顯，所以青年個體在獲得感降低的同時無意義感增加，這將繼續拉扯他們。**對“增長”價值的強化，是在建構意義體系的諸多要素中抽取了一項意義予以抬高，而對其他意義予以貶低或放棄。但整體性的意義體系建構需要將那些看似無用的要素都納入進來，使人的各種境遇都能夠得到解説與安頓。這兩種力量同樣朝着兩個方向撕扯，而青年人在這種張力之下無力克服因發展速度放緩而帶來的無意義感。

介入“45°青年”的三重視角

通過青年人的視野、行動、觀念這三個層面，可以對“45°青年”展開更為深入的觀察。第一，青年人從怎樣的角度出發去看待世界。他們選擇看到什麼、迴避什麼，對客觀呈現的外部世界如何進行取捨。第二，青年人如何行動。他們對於“組織”這一問題是如何認識並展開行動的。第三，青年人如何理解並處理個人與外界的關係，秉持着什麼樣的原則，這是一個價值取向的問題。這三個層面都有兩極化的特點，這不是應對卷不動、躺不平的無奈之舉，而是將這樣一種充滿張力的現實內化之後做出的反應。它們之間不是遞進的關係，而是像三稜錐體的側面，兩兩之間相互關聯，構成了一個完整的整體。

（一）重視個人價值，忽略中間結構

青年人在觀察周遭世界時，對個人給予了重點關注。個人的價值是否被重視，在日常生活中個體的感受是否被放置在顯著位置，都會被着重考量。與此同時，他們對於家庭、單位等社會結構中的中間組織的態度反而並不積極。

在確立榜樣的問題上，真實與共情成為青年人的重要考量標準。2022年冬奧會期間，筆者曾做過一項青年人精神生活現狀的田野調查，基於谷愛凌在冬奧會上取得的成績，隨即增加了一個問題：“你認為谷愛凌能不能成為當代青年的偶像/榜樣？”在深度訪談中，筆者得到了截然不同的兩種答案。一種態度是讚許谷愛凌卓越的個人能力，並對她的家庭、成長經歷悉數了解，對她的學習情況和在中美兩國的商業代言能力都津津樂道，認為“她完全稱得上這一代中國青年的優秀代表”。其中有一個令筆者印象深刻的細節，就是多位訪談對象都提到了“谷愛凌愛吃韭菜盒子”“在賽場邊上掏出來就吃”，體現出她“不裝”“真實”“不端着”。另一種態度則認為，谷愛凌取得的成就值得肯定，但也恰恰是她的成長經歷，説明她是一個極為特殊的個體，不能無視廣大普通青年的成長環境和奮鬥歷程而將她作為榜樣。如果這樣做，反而是對青年人現實狀況的不尊重。一位訪談對象告訴筆者：“谷愛凌又遙遠又高大，她的光芒太耀眼了，那種人只能把我們這些人反襯得更加渺小。我喜歡那種有點小才華、能讓我看得到，但是也會有小憂愁、小煩惱，讓我一看覺得‘誒，這人跟我好像啊！’”這兩種態度從表面上看雖然截然相反，但是都體現了對個體的重視，都將價值的立足點放置在個體的身上。**在他們看來，無法與個體共情的討論是空洞的。**對於“擺龍門陣”式的討論，如果難以與個人的切身感受發生聯繫，感受不到“真實”的話，青年人會報之以“這跟你有什麼關係”的反諷。

**在日常生活中，“自我感受”被青年人放在突出的位置，這主要包括邊界感和舒適感。**就邊界感而言，身處高速流動和快速變遷的社會中，成長經歷的切割、生活環境的變化、立場的轉變，使人與人之間可以共享的經歷越來越少，青年人又恰逢變化發展最接踵的人生階段，經歷的變化使他們共同的感情基礎越來越薄弱。所以感情基礎缺乏又過度密切的交往會讓他們認為這是越界的冒犯。舒適感的關鍵點則在於自我解壓。在前文中我們分析過，多重結構性的力量促使青年無法停下來，但個人對結果的走向又缺乏把控力。這種情況下，強調對舒適感的追求就是在妥協與抵制當中將個體身上的壓力最小化。筆者在田野調查中觀察到一些心靈課程研修班，其成員中女性青年佔比較高，她們對此類研修班的肯定，就是因為“教會我們來什麼就接住什麼，安住於當下”“不去辨別有沒有進步，讓自己從得失之中暫時解脱”“在此時此刻，將外界的壓力摒除出去，體會心靈的放鬆和身體的舒適”。青年人普遍認為個體的自我感受應該得到重視，他們反對將此歸因於消費主義的誘導，認為這是外在世界無法掌控的情況下人的自我保護能力的體現，用青年人的話説，“無法向外求的時候就轉向求諸內”。拋開宏大和空洞的外在意義，重視自身的體會，個體在這當中獲得的是情感的滿足和自我的彰顯。

與此同時，另外一個與之密切相關的現象是，在青年人看來，家庭、單位等社會中間結構對個體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束縛。在豆瓣上曾經存在一個名為“父母皆禍害”的小組，討論的話題都表露出對原生家庭極度的不滿。儘管這種態度較為極端，但是青年人流露出對家庭的積極評價較為有限。筆者在關於中國人精神生活的一系列田野研究中，個人與家庭的關係是影響人的精神世界的重要因素，而“被家庭的關係所束縛”“家人的期待大多是壓力”“在家庭關係中得不到滋養，不知道怎麼與家人溝通”成為青年人較為集中的不滿和困境的來源。青年人對單位所持的態度與對家庭上具有一致性，他們感受到科層制的制度安排所帶來的限制，再加上“不努力就會變得更糟，而努力也未必變得更好”的現實情境，他們將加班看作是PUA，升職加薪當成畫大餅，因而在行動上更為謹慎，態度上更為消極。無論在行動上是否徹底排斥家庭或單位，青年人在態度上呈現出保守、不願主動投入的傾向，熱情與認同感相對缺乏。

**這一對張力下的心態反映出個體如何展現對生活的掌控感。**社會結構中的中間組織，其組織架構、運行規則對於青年的規範和約束直接而明確，而青年人本身的議價能力和議價空間均較為有限。他們是被動的，所以將其看作生存的權宜之計，而不是生活的寄託。與此同時，他們在關注宏大敍事或塑造日常生活時，個體的意願可以得到充分的表達，這在彰顯個人權益的同時，也能夠滿足青年對生活掌控感的需求，因為這是主體性的體現。

（二）社會領域排斥被組織，私人領域積極自組織

當代青年對於“組織化”的態度呈現出相向而行的二重性特徵。他們在社會領域表現出強烈的去組織化意願，在私人領域又表現出較高的自組織化能力。

青年人在社會領域去組織化的意願，主要體現在兩個層面。**去組織化的第一層表現，在於對傳統的工作方式的疏離和對自由職業的偏好。**近年來，第三產業比重的不斷上升使職業分佈產生了結構性的變化，互聯網的高速發展又直接或間接創造了大量新職業門類。因而，新職業類別和新工作方式的產生，為青年人工作方式的轉變提供了客觀基礎，使青年人有現實基礎選擇自由職業。青年人對於傳統工作方式的排斥使他們有主觀意願和現實基礎選擇自由職業。有數據顯示，自由職業從業人員中，年齡30歲以下的佔48%。這些職業大量聚集在自媒體、設計、教育、個性化服務等領域，在工作內容上，多元化、靈活性逐步取代了標準化效應；在職業路徑上，扁平化的橫向擴張與科層制的縱向上升形成對壘趨勢。**但值得注意的是，自由職業並不意味着自由和高薪。從工作時長來看，自由職業的加班時間超越金融業居第一位，“睜開眼睛就工作，閉上眼睛才休息”“客户隨叫隨到，方案隨調隨改”生動體現了自由職業的工作狀態。從薪資收入來看，自由職業中計時與計件標準並存，收入並不穩定。更為重要的是，新興職業門類的社會保障體系並不完善。那麼，自由職業對青年的吸引力何在？他們所崇尚的“自由”包括自由支配時間（56.2%）、有一技之長（43.8%）、人際關係簡單（42.3%）、工作場所自由（41.8%）、不用看老闆臉色（41.3%）。“不用對規矩低頭，不用跟領導較勁，不用跟同事宮鬥”。**靠一技之長吃飯、人際關係較為簡單等，成為青年人選擇自由職業的重要原因。尤其是在資強勞弱的就業背景下，青年人對建立在規範嚴密的組織結構基礎之上的傳統工作方式更難以形成認同。

圖源：新京報書評週刊

**去組織化的第二層表現，是GapYear和“慢就業”呈現常態化趨勢，這表現為青年人以尋找理想的發展路徑、獲得高難度的職業發展資格為由，長時間迴避進入勞動力市場。**目前對於這種現象的討論，大多將分析的重點放在青年人應對經濟增速放緩、勞動力市場需求降低的策略上，認為青年人這樣做是被動的。但他們在“慢就業”或GapYear的過程中，逐漸偏離了獲取職業位置的目標，將暫時的狀態延長，使得“等機會”“找工作”“正在準備考試”等成為一種生存狀態，逐漸變成了逃避進入勞動力市場的藉口。這樣的青年放棄進入組織化的生活方式，以打零工的方式獲取維持生計的收入，保持最基本的物質生活和最簡約的人際交往，使自身處於一種低慾望、低消耗的生活狀態。這種現象背後的深層心態，是拒絕嵌入龐大的組織架構中成為一顆“螺絲釘”。

**與此同時，他們在私人領域又表現出了較強的自組織能力，這在很大程度上體現為青年人的圈羣化生活。**圈羣化生活方式在當前青年人中的重要性日漸凸顯，青年人通過粉絲羣完成了從“私人利益”到“政治參與”的轉變。“飯圈”是依賴文化紐帶、感情規訓並且接受商業資本介入的類組織羣體，他們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理解為社會轉型給娛樂業提供的結構性開放機會，粉絲經濟作為一種新經濟業態已經成為文化產業增長的重要驅動。除了“飯圈”，目前在青年人當中流行的小規模圈羣還有以動漫為核心的“二次元圈”、以遊戲為核心的“電競圈”、以國風為核心的“漢服圈”，以及以寵物為核心的“寵圈”等。這些圈羣在數據算法的支持下，通過互聯網的網狀矩陣流動，由“點對點”“圈對圈”的定向傳播發展為圈圈外擴、漣漪傳遞，呈現出多層次、裂變式傳播方式。青年人在圈羣的形成過程中體現出一種積極主動的姿態，他們以“趣緣”為切入點，主張有共同興趣愛好的人應該結成共同體。

**這裏面有三點值得注意：一是動員和凝聚的能力。**青年人以共同的興趣和愛好為切入點將自身組織起來，這些組織最初始的形態都是自發形成的，但在形成之後又可以快速提煉出使組織得以凝聚的核心理念，使圈羣成為內部青年彰顯個性、價值認同、情感慰藉的重要場所。但圈羣的組織系統並不止步於此，他們充分利用互聯網的工具，打破空間限制，逐步形成“規模化的組織協調系統，分工明確、策略靈活”。

**二是目標達成的能力。**圈羣共識形成後，成員們開始有意識地行動，行動能力強的成員會得到鼓勵，併成為某個節點上的組織者或管理者；行動能力弱的會受到批評，甚至被驅逐出羣。當一個組織者的號令發出後，大部分成員都可以為同一個目標而行動。隨着組織動員能力的不斷提高，政治參與也融合進了圈羣的組織目標之中，愛國主義政治議題與粉絲的利益議題結合引發了“粉絲愛國主義”的公共事件。而新媒介商業文化環境下的身份生產和動員機制，也在不斷為圈羣成員賦予行動的意義和行動的權力，進而又提升了其目標達成的能力。

**三是組織壁壘的設置。**目前對於圈羣組織壁壘的討論都是持批判性態度，認為圈羣的本質是一種區隔機制，壁壘的設置會限制青年人交往的空間和範圍。但是反過來看，這恰恰説明青年人設置組織壁壘的能力甚為強大，而壁壘又為組織內部提供了穩定性和安全性。他們將趣味、風格聚合在一起，通過特有的符號和話語體系串聯起來，將不掌握這一套話語體系的人阻隔在外，並藉助修辭、隱喻等手段建構意義系統和價值序列，與其他圈羣形成對沖。

這一對張力下的心態反映出的本質問題，是青年人如何認識社會團結。他們並不是沒有組織能力或組織意識。他們對於組織的排斥，本質上是對自身在組織中被動性的排斥。他們希望主動性是掌握在自己手中的，能夠通過組織達成自身的意願和目標，而不是在被動狀態下，成為組織達成目標的一個部分。

（三）公共問題奉行價值虛無，個體問題崇尚自我意志

當代青年所推崇的“佛系”文化，所呈現出來的是不爭不搶、不求輸贏、有無均可的態度，他們將此解釋為沒有必要用外化的規範束縛自己。但同時，他們在競爭意識上又遠超前幾代人。這背後體現着一種價值上的張力：一方面是價值虛無，另一方面是絕對的自我意志。

價值虛無在青年人中的表現主要有三個層面。第一個層面是認識論上的非理性主義。相較於實踐和理性而言，非理性主義認為個體的直覺和情緒在認識中的作用更為重要，人的意志、情感、慾望、本能等非理性的因素才是人和世界的本質。在分析和理解問題時，迴避對根本因素和基本規律的探討，帶入過多的個人情緒和價值立場。這是因為青年人面對發展困境束手無策，而自身的心理焦慮無法通過現實的手段予以化解，奮鬥的無意義感使他們對“下流化”產生了共鳴。

**第二個層面是精神世界的去理想化。**否定理想的意義，將其矮化為追求理想並非是因為崇高的價值取向，而只是滿足個體情緒需求的一種方式。“情緒價值”一詞在青年人中的興起和泛化在一定程度上對精神世界的理想主義產生了解構。它首先否認超越性意義，認為人在精神層面對於理想的追求是沒有價值的，進而將其化約為一種可以進行成本收益計算的衡量機制，表明在付出之前已經對可預期的收穫進行了計算。如果這種收穫最終不是以物質的形式表現出來，那麼一定是情緒層面的滿足。電影《雄獅少年》熱映時的兩種聲音就是對於這一問題的集中反映。主流聲音都集中在討論為生存而奔波的農村少年理想覺醒併為之而奮鬥的精神，但在同時也流傳着一些看似“理性”的聲音，比如將雄獅少年的奮鬥矮化為“情緒價值得到了滿足”，或者是發出“最後怎樣呢？還不是去上海繼續打工？”等諷刺之聲。

**第三個層面是在建構意義體系時，以論證當下的合理性為目標。**由於以個體慾望為基礎的自我利益上升到了價值的高度，在這種觀念之下，青年個體意義的建構主要基於兩方面的考慮：一方面是對個體處境和行動策略的合理化，另一方面是為個體行為的自洽提供解説和依據。例如，“985廢物”是指那些在高考中勝出，考取了一流大學，卻無法獲得與之相應的發展路徑和發展空間的大學生；“小鎮做題家”則是指只知埋頭執行既定方案，卻沒有意識和能力自主規劃發展方案的青年人。他們被認為視野有限、應變能力不足、自主性匱乏。這些説法在一定意義上確實扼要説明了部分青年人的處境，但是也抑制了個體能動性的發揮。與此同時，道德和社會規範層面不再是他們首要考慮的問題。

絕對的自我意志和價值虛無是一個硬幣的兩面。由於價值虛無下的青年在行動上很容易產生無力感，尤其是在遇到挫折困難或暫時看不到希望的時候，容易產生放棄、怠惰的消極情緒，但這並不意味着他們沒有行動力。這種情況下的行動力缺乏整體、長遠的目標和根本價值的引領，追逐自我利益的最大化，這背後的邏輯是價值觀的另外一個層面——絕對的自我意志。由於在經濟高速增長的環境下長大，又要面對經濟增速減緩、個人機會減少的現實，所以青年對自身發展機會的獲得極為重視，甚至將其視為絕對價值。這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是將工具理性上升到價值化的高度。如果以自身的提升和發展作為終極目標，個人能夠達到受益最大化的話，“不守規矩”被看作是一種具有靈活性的處事手段而得到肯定。另一方面是對自身以外的人和事保持客觀化的態度。在處理問題時，他們將外在於自身的人與事都對象化，“一切都是達成目標的工具”。當遇到瓶頸、困難或發展態勢不理想時，他們能夠及時抽離止損，而在對待人與人的關係時，比起共同體的團結，青年人更青睞目標導向的合作。比起情感的投入，青年人更看重合作帶來的成果。

**這一對張力下的心態反映出的本質問題，是青年人如何認識發展效能感。**在增量與存量對個體發展的重要性已發生了質變的情況下，青年人的價值觀發生了變化。僅僅批評他們沒有理想或太過現實，對青年人是不公平的，因為這些表現是外部世界發生變化後的結果，他們的心態和行動只是這種結果的體現，在價值虛無與絕對的自我意志共同作用下，“內卷”與“躺平”共存的局面得以形成。

結語：“45°青年”走向何處

中國“青年”誕生之初是一個政治性的概念，從20世紀初梁啓超的《少年中國説》到1980年代的流行歌曲《二十年後再相會》，青年都被看作是新鮮血液和新生力量，與新制度、新觀念、新時代密切聯繫在一起，肩負着偉大的社會責任和歷史使命。經過改革開放四十多年的發展和變遷，中國青年發生了三個方面的轉向：從“政治青年”轉向了“社會青年”，從集體取向轉向了個人取向，從被動動員轉向了自我呈現。在社會變遷不斷加速的今天，青年會向着怎樣的方向發展，值得進一步思考和回應。

**第一，小規模團結、大趨勢分散。**要在青年內部形成貫穿代際的總體性共識，難度大為提升，但在一定範圍內的羣體性共識是可以達成的。在相向而行的張力的拉扯之下，青年人的主要精力都放置在應對個人困境、確認個人價值等方面，達成共識等問題並不能吸引他們的注意力。同時，個體經常通過與其他社會成員的對比來確認自身的比較優勢和發展效能，這在很大程度上解構了青年人團結成為一個整體內部的動力。此外，青年人之間的區隔是被加深的。代內存在多層次的區隔，部分區隔呈現出疊加狀態，基於趣緣和互聯網所形成的圈羣式交往，看似打破了不同個體因地域、職業等現實因素而形成的壁壘，使青年人之間有了更為廣泛的聯繫。但事實上，它們又形成了新的區隔，並有意識地製造了壁壘，甚至在一定情況下，將現實中的區隔切得更細碎，使人與人之間的連接進一步減弱。所以，青年的一個顯著發展趨勢，是個體凸顯的基礎上，在較小範圍內達成共識並形成團結，而作為代際標識的總體性共識難以形成。

**第二，淺層次反抗，深層次穩定。**正如“45°青年”的核心要義，張力之下的個體是在充滿不確定性的動態情境中找到一個平衡點。與面對矛盾時將問題推到極端予以解決的方式不同，張力之下的目標是尋求達到一個相對穩定的狀態，所以趨利避害成為一種更為理性的行動方式。這使得青年自發追求個體的利益和物質的滿足，追求滿足個體眼前的情緒、慾望和興趣，而對於整體、長遠和根本價值則沒有太大興趣。這樣一來，青年人便會沉浸在具體的、階段性的目標當中，而這些階段性目標也使得個體身處一種無法從當下脱身的穩定性當中。與此同時，經濟發展模式轉型、社會分配邏輯的深層變革使這一代青年的預期和現實出現強烈反差，這讓他們覺得深層的思考是無意義的。在現實面前，自己是被決定的，疲於奔命都有可能被時代的列車甩下。於是，他們的自主性及社會性反思趨於弱化，熱衷於解構、反轉、玩梗，看似在表達，但思維模式習慣與停留在淺層。他們無論在外表上表現得多麼激進與叛逆，都不足以形成有效的反思和批判。所以，“45°青年”的另一個顯著發展趨勢，是在鮮明的個人風格、酷炫的語言表達之下，思維方式和價值觀念層面的穩定。

**第三，短時期發展受阻，長時段責任在肩。**就目前來看，張力之下的“45°青年”在“內卷”與“躺平”之間艱難前行，他們目前體會到的是機會減少、空間縮小、資源集中，個體只能被動應對。在艱辛與疲憊之餘，他們想要得到的是小而美、又充滿希望的生活。也許當代青年所要承受的困難和壓力在短期內無法減弱，他們在少年時期見證了全球化加速、數字技術迅猛發展所帶來的繁榮。在青年時代又將體會了逆全球化、大國關係持續惡化、技術進步碎片化、世界經濟滯脹所造成的困境。但從長遠來講，我們無法從現有的知識當中找到答案，回答未來的問題，在張力和不確定性下尋找生存之道將是青年的必修課。但是，當我們把時間維度拉長，“45°青年”的“不惑之年”與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初步完成相對應，到“天命之年”又將迎來第二個百年目標的全面完成。所以，他們在少年時體會了繁榮，在青年時經歷了錘鍊，在成為中流砥柱之時，他們將見證民族發展並重塑個人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