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物論（六） 誠意（二） 預言悖論_風聞

推演是對趨勢的一種誠意歸納，不是判定命運。關於命運的斷言會導致悖論：如果預言無法改變未來的局面（比如預言‘人總有一死’），那就沒有意義；而如果改變了未來，那麼預言本身已經被證偽。

 

預言的自證偽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預言了工人階級和資本家的矛盾會越來越深：資本家榨取工人的剩餘價值，工人出於憤怒走上街頭，開始工人運動，推翻資本主義…。統治階級注意到了馬克思的預言，開始改變資本家和工人階級的關係，比如勞工福利、成立工會等等，結果消解了預言中的革命。

正是因為馬克思的預言，所以人類改變了預言中的未來，使得預言得以避免。這並不能説明馬克思是一個蹩腳的預言家，相反，是預言導致了預言之事的消解。

 

預言的自我實現

 

《俄狄浦斯王》的故事展現了預言自我實現的過程：假若當初父親拉伊俄斯不相信神諭，那麼，俄狄浦斯就會在他和妻子的撫養下長大，就絕不可能在不知情的狀況下，犯下“弒父娶母”的罪行；假若長大後的俄狄浦斯不相信神諭，那麼，他就不會離開養父母身邊，也就不可能回到忒拜，犯下“弒父娶母”的罪行。正是因為拉伊俄斯和俄狄浦斯都相信了這個預言，才讓這個預言一步一步成了真。預言本身是假的，但它被説出來、被相信，就變成了真的。成真的過程離不開環環相扣的誤解。

波普爾在《歷史決定論的貧困》一書中，把這種“預測本身可以影響被預測事件”的現象，稱之為“俄狄浦斯效應”。俄狄浦斯效應在社會生活中廣泛存在着。比如，股市傳出消息：明天某隻股票將會暴跌。持有這隻股票的股民們相信了這個預言，就會紛紛拋售股票，造成該股暴跌。預言就自我應驗了。

在以前的中國農村，以下情形並不出乎通常的意料。

長輩拿着孩子的生辰八字去算命，算命先生告知兩人八字不合，不宜結婚。兩個年輕人當時是不相信的，年少氣盛的他們還是堅持完婚了。但算命先生的預言已經在兩人的關係中埋下了陰影。在後來的共同生活裏，她和他只要發生了矛盾，就難免想起當初的預言。他們開始相信，這也許是命中註定。於是，他們不再為維護這段關係，付出更多努力。這就使得他們的關係逐漸惡化，朝着預言的方向一步一步發展。更糟糕的是，在有些故事版本里，她還有個極愛兒子的婆婆。婆婆一開始聽説兩人八字相剋，就不滿意這樁婚事，對她橫挑鼻子豎挑眼。遭到百般挑剔的她，對婆婆的態度當然也好不到哪兒去。而後來，只要她的丈夫有任何不順利，婆婆就會聯想到當初的預言，認為這一切都是她的過錯。於是，婆媳關係進一步惡化。就這樣，一段糟糕的夫妻關係，再加上糟糕的婆媳關係，最終擰成了一團麻花。她和丈夫的婚姻還能有什麼好的收場呢？而這時的她，完全相信了算命先生的預言。當她的兒子長大了要結婚的時候，她會特別積極地去給兩個新人算命，以免他們陷入自己的悲劇命運。而她的努力，最終又將造成下一代的悲劇命運。

--魚鮮支（知乎）

任何能動主體之間的相處，都可能存在“俄狄浦斯效應”。當某人被認為怎樣時，他有較大可能“那樣”給你看！當某國被認為怎樣時，其因定性而承受的（比如制裁‘邪惡國家’），也有較大可能使其真的如你所願。所以，世間真的存在因果！

 

言與行

 

形而上和預言悖論是兩個著名的“坑”，區別在於，形而上是副本里的坑，但是個真坑，沒有外力是出不來的；預言悖論是主線劇情中的坑，是個假坑，只要辨明“言”和“行”的關係，跳出不難。為了後面的討論不掉進坑裏，有必要在此提前警示。

嚴格説來，並不是“預言的悖論”，而是在滿足某些條件時，“預言”這個概念本身就是悖論，與羅素悖論同質。羅素悖論“我為本城所有不給自己刮臉的人刮臉”：如果我平常自己刮臉，則我不能為自己刮臉，如果我平常不是自己刮臉，則我要為自己刮臉。其悖論機制在於“行”與“言”的自相關（否定），是“不誠”。如果“預言”的對象是作為理性主體的人，並且當事人可以聽到“預言”並具備做出反應的能力，則其中的“行”與“言”就構成自相關。不是預言預測了俄狄浦斯的悲劇命運，而是預言造成了俄狄浦斯的悲劇命運。

中國人常説：言傳身教，身教重於言傳。如果教育對象是“導盲犬”，那無所謂言傳還是身教；如果教育對象是人，那麼，所教之言和“教的行為”就構成了自相關。受教者所獲不僅是“言”中的道理，還有師者的行事準則（語氣、態度及其藴含）。

任何時候，“言”首先是一種“行”，其次才是“所言之理”。典型的如一場演講，人數、場景、語氣、氛圍等等對人的影響可能遠遠大於演講內容的影響（排場意味着財力，人山人海意味着支持）：演講內容已不重要，所造的“勢”才是所求。如果所言與人相關，則發言人****已參與事件，其發言之“行”已經是事件的“因”。佛家講“因果”，講“動念即是緣起”，講“菩薩畏因不畏果”，已經透徹。如果所言與人無關或非人力所能及，則發言之“行”退居次要，即使所言有誤，所損者惟己，則“預言”變成了“推演”。

中國歷史上的讖緯（預言），造成了多少的人間慘劇！其發佈者或因私慾，或因仇恨，絕非無辜之人。如果此時還講“不因言獲罪”，則天理已不容，其所行的目的就是製造人間的同類相殘，是知惡仍為。隋朝末年的“十八子坐天下”，多少李姓家族橫禍！最終李唐代隋，是否可以證明“預言”就是神的意志？大到一國領導人的言論（比如定義邪惡國家、恐怖組織）、著名學者的著作（比如文明衝突論），小到一篇文章、一段社論，都能附帶預言成分。預言絕不因成真與否而抹殺自身與發言者的善惡！

媒體是這個社會上的發言者，媒體報道本身也是有立場的。郭繼承教授曾談到：路上發生了車禍，貨車側翻，滿地滾落的桔子遭村民哄搶。媒體蜂擁而至，爭相報道和評論着世風日下。在媒體的口誅筆伐之下，社會得到了什麼？如果最後法不責眾，那麼“村民”們受到了教導甚至鼓勵；鋪天蓋地的“世風日下”，每個人都沐浴着昏暗，而這昏暗又在預言什麼？如果有人墮落成以“守株待兔”為生，那麼，所有人都要小心路上更多的坑和石塊！如果人心因而灰暗以為不再有光明，那麼，媒體已成功站位自身職責的反面！

敢於揭露，是媒體的高尚，但渲染或引導不是；敢於弘揚，也是高尚，但粉飾或誨疾不是。過猶不及，度的把握在人心！媒體合法報道事實，沒什麼問題。議罪必須“論跡不論心”，媒體無罪！但應當清楚：這個世間是有因果的！言也是行，發言已參與事件。媒體人的底線應當是：不要成為惡行的引導！

 

應為便是願為

 

假如我們面臨馬克思的情況：發現了社會運動的規律，如果發佈出來，則有可能因自相關而被“證偽”；如果隱瞞，則知識不能傳播，階級的剝削可能更加嚴重。那麼應當做何選擇？不用懷疑馬克思的智力（革命導師一定清楚自己面臨的選擇）。這裏，借用徐勝治先生小説中的話“應為便是願為”：既然認識世界是應為，那就是願為；隱瞞，才是言行不一，才是“不誠”。

誠，至少有兩層含義。其一，如實相告，典型的如科學家：我知道可以這樣計算，但我不知道最後的“真相”；當然更無法保證“你所需要的全部事實”，因為我無法知道你的所知。其二，言行一致，即所行不能置否所言，比如言詞激烈地要求學生待人要平和，或者彬彬有禮地強迫，或者“你閉嘴，我們在討論言論自由！”。不誠，是求知的障礙；不誠者，應視為自動失去討論知識的資格。轉移話題、偷換概念、文不對題（你説經濟他説政治，你説政治他説信仰，你説信仰他説情懷…）,均屬此類。

社會生活中的“不誠”，如果不是在討論知識，那就不在哲學的關注之內，而只是發生了一件“某甲對某乙的欺騙事件”。如果是在討論知識，那麼，某甲已自我禁言。

真正需要分辨的，是那些偽裝成知識的騙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