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物論（二） 理性_風聞

文字本身只是符號。

是人的理性把知識記錄為文字，並在此基礎上傳播、交流、進步。對知識的考察，應當從理性開始。遵循魯迅先生的教導，本章將由人的主體性切入，試圖描述知識的根基。

 

我思故我在

 

笛卡爾是西方近代哲學的奠基者，他在《第一哲學沉思集》中提出了“我思故我在”的拷問，從此為西方哲學確立了“人”的主體性。笛卡爾是這樣論述的：“我唯一可以確定的事就是我自己思想的存在,因為當我懷疑其他時，我無法同時懷疑我本身的思想。我無法否認自己的存在，因為當我否認、懷疑時，我就已經存在!”

人在思考、在懷疑的時候，肯定有一個執行思考的“思考者”，這個作為主體的“我”是不容懷疑的，這個“我”可以不是廣延的肉體的“我”，而是思維者的“我”。笛卡爾指出：這既不是一個演繹推理，也不是歸納的結果，而是一個直觀的命題。因為“否認自己的存在”是一個自相矛盾的命題。

理性是任何思考旅程的出發點,這一點毋庸質疑。類比描述：如果知識是浩瀚蒼穹，那麼思考（求知）就是仰望星空。思考的具體內容相當於視域，思考者的基礎知識體系就是其立足之處。思考者可以立足於高山、平原、大漠，可以望向任何方向、任意遠處，可以觀其大略也可以於細微處見精神…。獨立的思考就是天馬行空，可以不受任何約束，但唯一可以且必須保證的是：所有思考者立足之處都指向地心。地心，就是人類共同的理性。

然而，笛卡爾在隨後的沉思中，卻因為思考“上帝”而陷入了明顯的自我矛盾。為了找到對話的最堅實基礎，笛卡爾邀請所有的思考者都回歸於“地心”，也就是每個思考者都具備且認同的純粹的理性。地心是一個“點”，而“點”是沒有部分的（無內）。相對於地心，任何位置都在“外面”！也就是説，任何事物都在思想之中。但“上帝”卻不能僅在思想之中，這就構成了矛盾。

可能有人會説，這種矛盾只能説明人的理性的侷限性，並不能否定上帝。的確如此，但這種矛盾為理性明確劃定了界限：上帝（作為全知全能的存在而不僅是觀念）不在理性之內，這是無疑的。也就是説，上帝只有作為觀念（宗教、信仰、組織、傳説等）時可以被談論，而其形而上的部分（全知、全能、無限、第一原因等）則絕無作為知識談論的必要。不應質疑笛卡爾的人品和能力，只能認為他對上帝的沉思另有原因，而非理性之必然。

 

收斂

 

説到底，笛卡爾無非是挑明瞭一個原則：思想“思想”的思想，仍是思想。而思想要對現實世界產生影響，必須通過人的實踐，不可能因為某人想到了什麼而導致世界忽然改變。

在經院哲學或理性學派的論述中，不可迴避的問題是那個“終極”，如第一原因、第一動力、不動的動者等等。這些學派在面對因果律的無限時，選擇的“第一原因”是上帝，即一切收斂於上帝處；面對廣延或世界的無限時（外部的觀察者與無外的矛盾），同樣如此，無論他們如何命名。

也就是説，面對“無限”，人類需要一種“收斂”，但處理“收斂需求”的方式可以有不同。無非以下三種：一是擱置，中國的“六合之外，存而不論”，印度的“世界在大象揹着的圓盤上，大象在海龜背上…”，即是此種，擱置的實質是“不知為不知”，是允許發散。一是歸於“上帝”，凡不可理解的東西都託付給“大全者”，經院學派以及形而上學即此。一是歸於理性，即向內收斂，但由此導向二元論，物自體不可知，近代西方哲學即此。

可以聯想盲人摸象：有人認為大象就是他摸到的樣子（摸到腿就是柱子），但他承認自己只摸到了這些，如果有人摸到的不一樣，那就證明自己的侷限性。有人認為這就是大象，雖然我只摸到了它的鼻子，因為神做了保證，至於為什麼摸着不對勁，因為這是神的意志。有人認為，我感覺摸到了一堵牆，我只能感覺到這些，感覺不到牆的顏色或圖案，但感覺可能欺騙我，再説，什麼是牆？

選擇何種收斂方式，不是智力問題，而是世界觀問題，即人如何看待世界的問題。可以通俗地理解為，人類對自己關於知識的使命的理解：有的人認為，人類來到這個世界，是奉有世外的指派的，因而使命是“作主”；有的人認為，人只是萬物靈長，是屬於這個世界的，因而使命是“相安”；有的人認為，這個世界是不真實的，只是靈魂輪迴的場所，因而人不必負有任何使命。

人類社會發展、科技進步，使得人類看得更遠、更清晰，古人“不可見”的某些部分，今人已清晰可見。但這並未改變，人類依然要面對“無限”，依然面臨收斂方式的選擇。

 

思想

 

既然是思想，就要服從“思想”此物的規則：只有被人理解才有意義。如果一種思想只在一個人的頭腦中，那麼，這種思想對世界來説是不存在的。一個人留給世界的印記是其“行”而非其“思”，除非其“行”就是傳播或踐行其“思”，而“理解”是“傳播”的前提。這要求人類的理性具有相同的性質（人格之平等），笛卡爾隱含了這一點，而這一點的重要和堅實程度並不弱於人的主體性本身。

即是説，“思想”此物的本質即為“傳播（交流）”，前提是“被理解”，不能被理解和傳播的思想是無意義的，因而是不存在的。一個人能力有限，甚至難以自存於自然。相對於野獸，人的最大優勢是智能及之上的組織能力，人必定是社會的。知識，也是積累而成，絕非生而知之，而“積累”本身只能是社會的和實踐的；個人的貢獻，也要通過社會的實踐檢驗才可實現。

無社會，即無知識，也無思想。因此，人格的平等，與人的主體性，二者是統一的。人與人可以交流，是因為人具有同質的理性，正如人站在地面上，立足的方向是同一個地心；人的行為及其影響在地面展開，不必投影到地心上加以觀察，正如人的交流在語言中展開，而不是直接傳遞思想，也不必解釋每一個概念直至源頭。雅思貝斯關於橡樹種子的類比，事實上擴大了文明間的差異，彷彿各文明的不同表現源於不同的本質性的東西，而不是生長環境的差異。

只要“傳播”存在，那麼理性及其平等就是不證自明的。正如“我懷疑即我思考”一樣，我“著作”就意味着我確認他人亦主體，即人格平等；他人“理解”即他人接受人格平等之前提。《第一哲學沉思集》在傳播這件事本身，已經事實證明了書中關於“人是主體”的論述，因此，“出版”與其要論述的“我思故我在”的思想，是冗餘關係。也就是説，笛氏的“行”是傳播其“思”，同時其“行”也在背書其“思”，因此其“思”是雙重的無可辯駁。笛卡爾之所以依然必須要説，只是因為當時主流思想其實是以理性之名的非理性。

“我思故我在”的哲學表述是：人不能否定自己作為人；人格平等的哲學表述是：人不能否定他人作為人。人的主體性與人格平等是統一的，合併表達為：人不能否定作為人。

 

客觀

 

笛卡爾的方法是質疑一切可質疑的，最後的無可質疑是思考者之我。這相當於把知識的大廈建立在了一個點上，如羅素所描述：萊布尼茲（理性主義）在針尖似的邏輯原則上按倒金字塔式矗立起一個演繹巨廈。假若原則完全正確而步步演繹也徹底牢靠，萬事大吉。

如果世界上只有一個人，那麼倒金字塔大廈是當然。但個人生命、見知有限，金字塔高度也就有限。知識，無論來處還是去處，都是人類整體（隔絕狀態下是族羣）的實踐。理性主義者的思路，從質疑宗教思想的角度無可指摘，但從認識世界即知識的角度，則是反智的：疑無可疑處，不應是思考者之我這一個點，而應是作為全體思考者的人類。萊布尼茲嘗試建立的知識大廈，大量“建材”是前人的積累，他可以聲稱吸收了的知識就是自己的，這沒問題，但他可以吸收前人的知識這件事本身，就要求人有相同的使知識成為知識的基礎。也就是説，知識大廈的地基必然是全體思考者的共同理性，即由思考者之我而推及的人類全體的獨立的無可質疑。

人格平等，與世界的“客觀性”是等價的。無論先哲們曾經怎樣深邃，他們觀察的世界就是我們當下所觀察的世界，世界不因先哲生命的逝去而失去同一性。後人之所以能在先哲的思想中暢遊，也必然是因為我們與先哲生存在一個連續的世界。我們可能不及先賢的深刻，但思想的基礎是相同的，其來處是世界的客觀性。世界不因個人而存，無論他是如何的深刻或偉大，人在世界之中。

客觀性，仍然是一個不證自明的直觀，不能由理性推導，至少在各種“無限”面前如此。在更深的懷疑面前，人們無法給出論證，正如人不能握髮自提。“缸中之腦”或相似的論述，都有一個前提：一切都是物，都是用來讓人以為世界是如此這般的“道具”。孔子、柏拉圖等先哲們，他們不過是虛構故事中的虛構人物，借他們之口，我得到了一些教導，如此而已。而如果先哲們只是虛構人物，此刻在引用和論證、閲讀和思考的我們，又是什麼呢？

相信人格平等，就必須捨棄“缸中之腦”之類的追問，因為它不承認人格之平等。認識世界，是以人類整體為視角的，這一目的已經確認了知識存在，因而其積累存在，因而我思與他人之思的同質性存在，因而世界的客觀性存在。

客觀性，反過來支持了“認識世界是人類的固有能力”這一判斷。認識世界，不需要認識論來規定合法性。關於知識的探討必須以人類整體為視角。康德之前的認識論，隱含了變動的視角（個體與整體）。理性主義的倒金字塔如此，經驗主義的心靈白紙亦如此。

（近代西方哲學家們的視角始終受到宗教思想即形而上的吸引。反對宗教禁錮，卻導致了以宗教思想為錨，就像飛蛾撲火。笛卡爾以來的西方哲學家，各自與‘宗教思想’構成一種奇異的‘雙星系統’：他們試圖以一己之力‘糾正’宗教思想，於是成為了‘伴星’；由於對手的體量過大，終於演化成為了‘衞星’—近代西方哲學，以反宗教面目出現，卻成為宗教的拱衞者。理解西方近代哲學，必須放到宗教的大背景下，否則就是掩耳盜鈴。）

經驗主義與理性主義相對，認為感性經驗是知識的唯一來源，一切知識都通過經驗而獲得，並在經驗中得到驗證。其中不乏關於感知的討論，已接近心理學範疇。比如把人的心靈類比成一張白紙，合法浮現簡單觀念，再合法構成複合觀念，再合法呈現為知識。（在宗教視角下，經驗主義不是挑戰者，而是隻關心收成的‘鄉野村夫’。但在經驗主義者看來，是他們成功躲過了宗教的視線！也就是説，經驗主義者反對宗教的方式是離開它的視線。）

無論經驗主義還是理性主義，它們都是個人的，而非人類的。科學時代，人類的“感知”早已不同（憑藉儀器而非感官），除非否認科學時代的知識，否則應當確認關於感覺、知覺、物自體的討論無益於人類認識世界。個體的人，感知可能不同（比如色盲），但在光譜儀面前，並無差別！如果現代人還要討論“人可以掌握知識”這件事的合法性，則早已脱離認識論。

“認識論”轉向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康德的目標是反對宗教思想的禁錮，而不是科學急需他的“認識論”以證明合法。“只有西方哲學才藴含了科學”這一論述是非科學的，其中包含了對理性的否定：人從理性出發認識世界的活動，居然是需要授權的！

 

小結

 

知識的合法性，要求兩個前提：理性的同質性和世界的同一性（客觀性）。前者要求理性“無內”，後者要求世界“無外”。

只有“無內”才可能同質，只有“無外”才可能自在。

中國哲學歷來不曾指出“我思故我在”，不是思考深度不夠，而是自覺“主體性”已在“傳播”之內。亦即，我傳播（我接受）則人的主體性與人格平等已在。這種隱含始終是中西方思想差異的註解，在中國被認為是不需要説的，在西方成了所謂的形而上學。

若不被懷疑，就無需解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