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索爾茲伯裏講述我們前所未聞的長征故事（四）_風聞

聽索爾茲伯裏講述我們前所未聞的長征故事（四）四、長征中的毛澤東與中國革命

（一）在收成很好的1934年深秋出發

1934年深秋的收成很好，而出發時的毛澤東卻正受到瘧疾的摧殘，以致“精力很差，情緒低沉”。

除了身患瘧疾在當時被視為重病的這一身體原因之外，更重要的是，“由他主要發動的這場革命運動，他和朱德創建的軍隊，他在五六年前開創的蘇區，以及他建立的整個機構，如今都落到了來自莫斯科共產國際的那位神秘莫測的代表李德和他的獻媚者博古的手裏”（P9）。而初上井岡山時紅軍卻只有“四千一二百人的紅四軍和八百人的紅五軍”（P27）。離開前，在10月15日他還在於都給留下來的黨的幹部們講了話，而“中央機關（已於）十月十二日到達于都”（P12）。

從瘧疾中初愈的毛澤東的長征是躺在擔架上開始的。這同當時這些領導人的工作作息規律有着密切的關係，也與身體狀態有關。如王稼祥、鄧穎超以及休養連的“老弱病殘”。

於是，被作者戲稱之為“擔架上的陰謀”也就隨之產生。

（二）“擔架上的陰謀”

“擔架變成了討論政治的舞台。為毛澤東重新掌權，領導長征免遭覆滅鋪平了道路”（P78）。

在長征路上，由毛、張、王三人組成的這一“陰謀集團”，尤其紅軍經過湘江血戰慘敗轉入貴州之後，經過通道會議，實際取消了李德的軍事指揮權，中央政治局重新主持大局；經黎平休整，直到遵義會議（在滇東北的扎西小鎮最終完成）初步奠定新的中央權力結構。再經過草地邊緣的巴西同張國燾分手單獨北上，在中國工運真正的領袖“鋼人”林育英的堅決支持下，最終確立了毛澤東的歷史地位。

重新掌權後的毛澤東，自此未再失去過這個掌舵地位，“後來便一直掌權，直到他生命的最後時刻。肯定也沒有別人想到這一點”（P130）。儘管在1936年受到才從莫斯科回到國內的王明的短期挑戰，然而經過六年後開展的延安整風運動，將之徹底擊垮。 

（三）半個多世紀中國革命中的靈魂人物

從中國共產黨的視角，毛澤東、周恩來和鄧小平，毫無疑問是貫穿中國近現代歷史的靈魂人物。

作者用了兩章的篇幅，專門描述了毛周鄧三人，尤其毛周歷史性的聯盟關係。我記得美國總統尼克松曾在《領袖們》一書中對此形容道，毛點燃了中國革命的熊熊烈火，但如果沒有周這場火焰就將熄滅（大意）。的確，自江西蘇區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後開始，直到兩人先後離開這個世界，從1934年到1976年，他們兩人間合作長達三十餘年，這在世界大國的政治歷史上是舉世無雙的。

作為掌舵人，毛始終掌握着這條東方巨輪的歷史方向；作為處理黨政日常事務的“大總管”，周使之沒有發生大的事故（當然文革這一特殊時期除外，他本人也被“累垮了”）。

這首先在於周長期在中央擔任主要領導職務的黨內資歷，除陳雲之外無人可以望其項背。這也與他個人善於與不同性格的同志長期一同共事的非凡處事藝術有關，因此受到黨內高級幹部的普遍尊重。更是基於周自身人格的巨大力量，從而能夠團結全黨同心協力，去實現既定的政治目標。儘管“外國通”“周恩來和毛澤東在政治觀點和作風上存在着，並且將永遠存在分歧”（P153）。

個人認為，從本質上講，作為毛的繼承人，從廣西右江根據地出發，同總指揮李明瑞、軍長張雲逸率紅七軍轉戰一年來到中央蘇區後，鄧就是“毛派”，並因為“脾氣急躁和心直口快，而吃過苦頭”（P159）。其間“他願意承認錯誤，但他相信自己正確時，他就不肯承認自己犯了錯誤”（P166）。這也是在“文革”後期，毛重新啓用鄧的一個重要理由。

在扭轉文化大革命的歷史與現實後遺症的過程中，鄧為中國在20世紀末期重新確立了嶄新的正確發展方向，並因之對現代中國的發展作出了歷史性的貢獻。

（四）與張國燾的決裂

在達維會師時，“一方面軍風塵僕僕，看上去人困馬乏；四方面軍戰士的身體情況，比較起來好得多”（P278）。“沒想到他們來得這麼快。我們作了最大努力，甚至補充給他們一千來人。一、四方面軍之間根本沒有任何可爭吵的”（P279）。

發生在川西北高原的這次黨內鬥爭，源起於張國燾部對於當時那個黨中央的不服。博古可以丟掉中央蘇區，張國燾為什麼不能撤離川陝根據地呢？在已經瘦成“骨頭架子”的中央紅軍面前，兵強馬壯的八萬紅四方面軍，多少還是應該有點資本的。在紅小鬼李羣那裏，張國燾“説話温和，對部下戰士和氣”（P281）。然而在1931年，當時鄂豫皖紅四軍“幾乎所有的團級幹部都遭到清洗”（P287）。

而這裏所謂的“清洗”，在那個時期其實就意味着肉體消滅，其中就包括時任四方面軍總指揮的徐向前元帥的程姓妻子。

毛澤東單獨北進所依據的那封曾在黨內公開宣稱的張給陳昌浩的“徹底解決黨內鬥爭”的電報。因此，作者的觀點是，“今天很難判斷毛認為張要發起進攻的威脅是否真實，或許沒有那麼回事。但毛認為確實存在這種威脅，因而不願冒險”（P323）。

這個問題的本質，還是涉及到“黨指揮槍”這個中共治軍的根本問題。在關鍵時刻，徐向前總指揮對陳昌浩説“你見過有紅軍打紅軍的嗎？”（P321）這對避免紅軍內部兵戎相見，起到了決定性作用！

此外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在黨內善於做人的工作的“八級泥瓦匠”周恩來副主席，在過夾金山時就已經生病了（肝膿腫）；甚至過鬆潘草地時，還是被陳賡、楊立三他們抬着過去的。因此，此時無法在個性都很強的毛張兩人之間進行“調處”，從而“在同張國燾攤牌時，沒有起什麼作用”（P300）。他本來應該是“能夠憑藉自己的外交手腕，使大家的意見趨於一致”（P300）的。

不過，其後張就走得太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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