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俄聯合聲明背後, “失序時代”迎來合縱連橫的新機遇?｜文化縱橫_風聞

盧周來

國家創新研究院

**【導讀】**近日，中俄元首會晤，共同簽署關於2030年前中俄經濟合作規劃的聯合聲明，並就烏克蘭問題作出重要表述。隨着烏克蘭危機的演變，如何理解中俄經濟合作？世界經濟的底層邏輯又將如何變化？

本文以烏克蘭危機後西方與俄羅斯之間的經濟金融博弈為切入點，分析世界經濟的三個底層邏輯，討論了未來宏觀經濟政策走向。作者認為：首先，俄烏衝突提醒世人，**和平發展並非常態，大國必須在發展與安全之間進行權衡，俄羅斯在烏克蘭危機前後採取的宏觀經濟決策，使之將西方制裁的影響降至最低。其次，盧布匯率在西方對俄經濟制裁中保持堅挺，揭示了貨幣本身並不是真正財富，硬通貨與實物資產仍是國家信用與貨幣信用的重要支撐，同時也預示金融貨幣體系正在“去美元中心化”。再次，美、中、俄三個大國仍然是世界經濟格局變化的最大撬動力量，**美國對中俄兩頭施壓、歐盟對獨立貿易的訴求，使中俄關系更加緊密，也有了“合縱連橫”的機會，即在靈活運用國內超大市場的同時，繼續對各方擴大開放，撬動與其他國家關係的不同邊長。

作者認為，**烏克蘭危機之後，地緣政治與意識形態左右着經濟關係，**面對世界“失序時代”，初級產品供給、製造業發展以及高技術創新，將決定未來中國宏觀經濟的韌性和活力。

本文原載《文化縱橫》2023年2月刊，原題為《“穿透迷霧”：烏克蘭危機與世界經濟的底層邏輯》******，**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諸君思考。

普魯士軍事思想家克勞塞維茨認為，戰場上指揮員最難做的也最需要做的，就是“穿透迷霧”。在世界經濟場域，同樣充滿了“迷霧”。**在和平時期，世界經濟的底層邏輯總是被一些看似重要，但其實並非決定性的要素掩蓋了；只有在危機時期，關於經濟的真相才能夠被看清。**在烏克蘭危機爆發近十個月以來，美國及其盟友對俄羅斯發動了多輪“經濟與金融戰”；俄羅斯也運用各種工具，對美國及其盟友進行了反制。正是這兩方之間的經濟與金融博弈，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得以“穿透迷霧”的契機，看清世界經濟體系運行的真正底層邏輯。

****▍****安全與發展的權衡

世界經濟運行的第一個底層邏輯是，和平發展並非一國常態，大國必須經常在發展與安全之間進行權衡。

自從鄧小平在1984年首次提出“和平與發展是當今世界的主題”以來，這一提法在過去的38年中被反覆強化，深刻塑造了中國人對世界的看法——把和平作為常態，把發展視為中心關切。其實，這一提法是鄧小平在特定的歷史時期，對世界格局變化所做的洞察。其潛存更深層的含義是，人類歷史上像這樣相對和平的時期並不多，因此中國要格外珍惜。也正因為這一提法，中國的改革開放與現代化建設才搶抓了和平的歷史機遇，在過去的40多年裏實現了一次發展的大跨越。

烏克蘭危機的爆發，使人們注意到這樣一個殘酷的事實：能夠長期和平發展不過是一種奢望。這個世界的確沒有幾天是和平的，沒有多少時間能夠讓一個國家集中精力謀發展，也沒有多少機會能夠讓一個國家從容地集中幾乎所有資源去搞經濟建設。鄧小平的偉大也正在於抓住了這一歷史機遇期。**如今以烏克蘭危機為標誌，世界進入衝突與轉型時代，充滿動盪與不確定性。大國再次面臨發展與安全之間的權衡。**在此背景下，經濟、金融與科技不僅被“政治化”了，而且還有可能被“軍事化”。戰事一開，“市場秩序”和“財產權利”都將失去意義，公產與私產都將被“戰利品化”，被用於戰後秩序的重新安排。就歐盟而言，烏克蘭危機爆發後，歐盟政客們寧願眼看着能源價格與通貨膨脹高企、企業成本與生活成本上漲，實體工業一片哀號，也不肯對俄羅斯讓步。原因在於，歐盟是把應對“來自俄羅斯的威脅”、保證歐洲安全的考量置於第一位。為了歐盟的集體安全，他們寧願捨棄部分發展利益。

危機之下，一個國家的宏觀經濟決策究竟應該偏重發展還是偏重安全？發展與安全之間有何不同？

中國古代的歷史或許能予以啓示。春秋戰國時，晉國六大姓之間反覆征戰，趙姓族長趙鞅讓手下尹鐸去治理晉陽。尹鐸問趙鞅：“是讓我去發展經濟為你收更多的税，還是去為你建一個危急時可保安全的地方？”趙鞅回答説：“建一個保障安全的地方。”尹鐸在晉陽，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安全考慮：一是重糧輕商，糧食充足對安全最為重要，商業儘管可讓人富裕，卻侵蝕民眾精神、分化民眾團結，特別是戰事一起，主要需求將是糧食與鹽鐵，這是以服務業為主的商業所無法解決的；二是打擊豪強，實現分配上的共享與平均主義；三是對民眾百姓實行仁政；四是鞏固城池，備戰。若干年後，趙襄子戰場不利，去晉陽守敵。果然，晉陽百姓與趙家團結一心，晉陽城軍民聯手英勇抗敵。

**俄羅斯在烏克蘭危機前後的表現，同樣説明了安全型經濟政策的重要性。**在過去若干年中，俄羅斯經濟發展趨於放緩，結構調整放慢。有人將其原因歸結為普京的經濟政策，亦有人認為是俄羅斯至今未能走出西方金融危機的影響。但在烏克蘭危機爆發後，全世界都注意到，俄羅斯的經濟比想象中更有韌性。2022年3月，相關國際組織曾預測俄羅斯經濟將下降25%左右，但到了11月，包括IMF在內的國際組織都修正了觀點，認為俄羅斯經濟全年僅下滑了2.5%。之所以會有這樣的差異，一個重要原因就在於俄羅斯汲取了2014年克里米亞危機的教訓，近些年其宏觀經濟決策一直偏向安全型。這種政策偏向在某種程度上抑制了市場效率，但為烏克蘭危機的爆發做好了準備，使之可能將美國及其盟友對其經濟制裁帶來的影響降到最低。

具體而言，自從克里米亞危機受到西方金融制裁並蒙受重大損失以來，俄羅斯就一直在為今後可能再次遭受金融制裁而進行反制準備。直至烏克蘭危機爆發前，俄央行積累了高達6300億美元的外匯儲備，位列全球第四；而歷史上俄羅斯外匯儲備高點是2010年的5000多億美元。同時，俄羅斯的黃金儲備已經達到2271.2噸（約7300萬盎司），約佔俄外匯儲備的20%。此外，俄羅斯還大幅拋售美國國債，在烏克蘭危機爆發之前，俄羅斯就幾乎完全清空了美國長期國債。為了防止和西方產業脱鈎，自克里米亞危機以來，俄羅斯在初級產品領域就加深了與歐洲的綁定，使歐洲對俄羅斯能源、糧食、化肥、葵花籽油等資源形成全面依賴。因此，**在烏克蘭危機爆發之後，俄方得以成功地把“資源詛咒”變成了“資源紅利”，甚至變成了戰時的“資源武器”。**在高科技產品領域，2014年以來俄方主動推動與歐美更快脱鈎，尋求國產替代，以防止戰時被“卡脖子”，其中軍用電子元件器領域已實現90%以上的自給。此外，為了確保國內社會大局穩定，俄羅斯近些年一方面進一步整治寡頭，另一方面不斷提高福利全民覆蓋面，讓全民過上有保障但不奢侈的生活。這都是從優先保障國家安全角度進行的經濟決策。

以上兩例表明，發展導向與安全導向的宏觀經濟決策之間存在着重要差異。

**以發展導向主導宏觀經濟決策，是“韓信用兵，多多益善”，考慮的是經濟增長越快越好。**在這一動機下，宏觀政策自然是以放權與市場優先，決策首要考慮選擇性激勵，方案措施是優中選優，並且允許失敗概率存在，總體上是一種積極進取型的宏觀經濟決策。**但當安全導向主導宏觀經濟決策時，強調的更多是集中統一以及計劃優先；決策的優先考慮是實現社會公正、塑造共同體意識，**方案措施優先考慮的是如何避免出現最壞結果，尤其是在國家與民族生存的意義上，不允許失敗的概率存在，這是一種偏保守型的決策。極端情況下，這種宏觀經濟目標甚至會這樣定位：一旦國家進入特殊狀態時，可以保證國家和全體民眾做好打“持久戰”準備的基本生存條件。

就中國的情況而言，近幾年來，特別是黨的十九大以來，領導人反覆強調要統籌好發展與安全，此次黨的二十大報告也闢出專章來論述“國家安全”。1992年，黨的十四大報告首次使用“國家安全”一詞時，報告中包含這個詞的只有一個語句。隨後，在黨代會報告和其他黨政文件中，“國家安全”一詞的使用頻率逐漸增多。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雖然在論述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十四條基本方略時，把“堅持總體國家安全觀”作為其中獨立的一條來闡述，但在整個報告中仍然只是屬於“社會治理”部分裏的一個方面。而**在二十大報告中,“安全”一詞就出現了91次，其中“國家安全”被提及29次，遠多於其在十九大報告和十八大報告中的提及次數。**此外，二十大報告關於世界形勢的判斷也不同於以往。在黨的十三大報告到十九大報告中，都寫入了“和平與發展是當今世界的主題”“機遇大於挑戰”；而二十大報告卻指出，“世界之變、時代之變、歷史之變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開，和平赤字、發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加重，人類社會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世界又一次站在歷史的十字路口，何去何從取決於各國人民的抉擇”。

基於上述對安全環境的判斷，**中國未來的宏觀經濟決策將不可避免地會更加註重安全導向，注重“統籌發展與安全”。**事實也的確如此。中國政府正試圖在確保一定經濟增速以壯大整體經濟實力的前提下，儘快調整經濟結構，真正轉向內循環與外循環相互促進、以內循環為主的發展軌道；同時也在儘快調整開放策略，將更加註重自力更生，在繼續擴大對美歐開放的同時，更加註重向金磚國家及中東、非洲地區的開放；在金融政策上，逐漸減少美元資產，增加黃金儲備，繼續擴大吸引外商投資；在科技政策上，堅定不移地轉向自主替代，“哪怕是性能低一點，也堅決先用起來”；分配政策也是加快調整的重點，中國將繼續堅定不移地走共同富裕道路，最大限度地凝聚民心。

世界各國都正面臨艱難時世，中國在繼續推進發展的同時，也要確保安全底線不被洞穿。

****▍****硬通貨與實物資產支撐貨幣信用

世界經濟運行的第二個底層邏輯是，貨幣本身並不是真正的財富，硬通貨與實物資產仍然是國家信用與貨幣信用的重要支撐。

從當年的貴金屬到後來的紙幣，再到現在的電子貨幣和當代的數字貨幣，表面上看，貨幣的形式一直在脱實向虛；但自從烏克蘭危機爆發以來，美俄金融對弈，尤其是俄羅斯反制的有效性表明，貨幣信用是建立在抵押物上的，是要有對應標的的，這一基本事實並沒有隨着貨幣形式的變化而發生改變。

在烏克蘭危機剛開始時，美國聯合盟友對俄羅斯進行金融制裁，一度使美元兑盧布匯率從開戰前的73跌到開戰後不到一週的132。美國政要發表言論認為，盧布匯率將可能貶到500，並最終成為“垃圾貨幣”。但沒有想到，在俄羅斯採取一系列反制措施之後，盧布反而擺脱最初的頹勢，一路升值，歐元對盧布匯率自2015年6月以來首次跌破58，美元對盧布匯率甚至一度跌破56，成為2018年2月以來的最低點。

**為什麼盧布匯率不僅能穩住並且還能上升？**根本原因在於，俄羅斯有足夠的黃金儲備和足夠的上游產品，尤其是能源和糧食作為支撐或抵押物，這是俄羅斯反制的底氣與硬氣。這也再次表明，**盡****管對於某種主權貨幣的需求會影響到該貨幣的價值與信用，但最終決定這種貨幣有無信用的關鍵，仍在於它是否有足夠的抵押物、是否有足夠的對應標的，因為貨幣最終還是要用來購買實物。**在俄羅斯宣佈強制本幣結算之後，連美國及其盟友也被迫接受了這一決定，就是因為俄羅斯的油氣出口比例佔世界市場的20%以上，俄羅斯的糧食出口佔世界市場近20%的比重，而其氮肥、鉀肥和磷肥的出口量分別位列世界前三位。因此，美國及其盟友需要俄羅斯的油氣與糧食，世界也需要俄羅斯油氣與糧食。這也就不難理解，為何盧布在遭到打壓時反而能更加堅挺。相較而言，自烏克蘭危機爆發以來，歐元及英鎊則不斷貶值，幅度高達20%，這一方面是美聯儲加息的結果，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歐洲財富不斷縮水的現實。

通過烏克蘭危機爆發以來美國及其盟友與俄羅斯在經濟和金融對弈中的表現，加上此前新冠肺炎疫情對供應鏈產業鏈影響的教訓，越來越多的國家意識到，擁有貨幣並不等於擁有財富。除了美元之外，其他貨幣所代表的財富都會縮水，甚至可能一夜之間化為烏有。因此，與其追求擁有貨幣，不如追求擁有真正的實體與實物財富。於是，一些具有初級產品優勢和製造業優勢的國家，重新認識到它們所擁有的資源稟賦以及創造物質財富的優勢和力量，另一些曾經陷入“能源資源詛咒”的國家也開始迅速覺醒。**俄羅斯反制美國和西方的重要經濟武器之一，就是能源和資源優勢。**歐洲一些國家對俄羅斯能源、糧食、葵花籽油、化肥、礦石能源的硬依賴，使俄羅斯不斷釋放並放大了能源和資源紅利，迅速將處於世界經濟競爭中的總體劣勢地位轉化為結構性優勢地位。

中國在紅色政權建立初期，就深諳貨幣信用是靠硬通貨與實物資產來支撐的道理。1927年，共產黨在紅色蘇區組建“東固平民銀行”，決定發行紙幣。毛澤東同志當時就意識到，如果發行的紙幣最終買不來東西，那就是廢紙一張。於是，平民銀行千方百計籌集硬通貨作為發行紙幣的基礎。有了充裕的硬通貨作支撐，平民銀行保證紙幣隨時可以與硬通貨進行兑換，其發行的紙幣很快在蘇區流通開來，甚至在某些非蘇區也獲得了良好的貨幣信用。

同樣，目前國際上美元信用之所以強大，其底層邏輯也仍然是其強大的硬通貨和資產供給能力。無論是糧食、油氣還是礦產資源，美國目前都是世界上供給最豐富的國家之一。而美元最大的優勢還在於，它能與世界範圍內幾乎所有財富直接掛鈎。這種優勢背後的根本原因是，**美國強大的財富供給能力不是由自己一家所提供的，而是由國際社會共同為它支撐的。**其中，中東及俄羅斯的石油，以及中國強大的消費品生產能力及出口，都在為美元提供着信用支撐。正如瑞士信貸知名分析師Zoltan Pozsar在其新作《戰爭與產業政策》中所言，美國的富足來源於量化寬鬆，但印鈔的基礎則來自俄羅斯的廉價能源和中國的廉價商品所帶來的低通脹。

**國際社會之所以願意共同去支撐美元的信用，是因為美國有着以強大軍事能力為支撐的規則制定權，並且這種權力在此前和當下的世界秩序中得到了各國的認可。**美國海軍學院教授托馬斯·巴納特 （Thomas Barnett）公開宣稱：“美國武裝力量的核心任務之一，就是保證美元在世界任何地方都不會被拒收！”但事情一旦走到極端，就會出現問題。近年來，美國一直在透支美元的合法性，為了維護霸權而胡作非為，特別是它在烏克蘭危機以來的行為，更是在一點點侵蝕美元的國際信用。在當下的世界經濟格局中，俄羅斯在將天然氣等資源與盧布綁定，沙特在力推石油去美元化，中國也不再把向美國出口作為經濟增長手段，其結果都是讓美元一點點失去抵押物與對應標的。在這種情況下，必定會出現一個新的國際貨幣金融秩序。無論烏克蘭危機最終是怎樣的結果，它都將重塑世界秩序，包括國際貨幣金融秩序。在這次衝突的過程中，“金融戰”作為“混合戰”中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其激烈程度也預示了它將極大加速國際貨幣金融秩序的變化。

**世界苦美元久矣。美元霸權通過收取鑄幣税，反覆割取全世界的“韭菜”，早已讓國際社會非常不滿。**此次俄羅斯在金融戰中對美國相對有效的反擊，至少使國際社會中兩種類型的國家看到了離開美元體系並不可怕：一種是作為主要初級產品（包括能源、農產品）提供者的國家，如俄羅斯、中東諸石油生產國及美洲農產品生產國；另一種是作為主要初級產品需求者的國家，如中國、印度及歐洲部分國家，特別是廣大發展中國家，都進一步認清了以美元為中心的國際貨幣體系的脆弱性，認清了美元的合法性地位更多來源於“霸權支撐”，美元本身甚至是一種“財富幻覺”。**因此，“去美元中心化進程”已經開啓。**正如有學者所觀察到的：在烏克蘭危機爆發僅三個多月之後，從黑海到巽他海峽，就初步呈現出一條弧形的“美元斷層線”，主要由俄羅斯、土耳其、伊朗、沙特阿拉伯、阿聯酋、印度、印尼等多個國家構成。這些國家共同構成的貿易貨幣體系，愈加傾向於本幣結算或類本幣結算。

可以預期，如果烏克蘭危機擴大，世界政治一旦分裂為兩個或三個權力體系，一定會出現相應的兩個或三個金融貨幣體系。新的格局有可能由美國及其盟友、反對美國及其盟友的國家和中間狀態國家構成。其中，由美國及其盟友構成的金融貨幣體系實則很難維繫，不僅因為其內部有美元與歐元、英鎊、日元等貨幣之爭，更因為它們雖然處於國際產業鏈上端，但如果逆全球化而動，終究會因缺乏足夠硬通貨，尤其是能源糧食等初級產品的基礎性支撐而喪失穩定性。當然，這一體系一定會竭力拉住中間狀態國家，不過也必須付出相應代價。

在世界越來越充滿不確定性，全球進入瘟疫、天災及戰爭越來越頻繁的“壞時代”之後，美元的強勢地位將會進一步喪失。而**如盧布這樣有硬通貨尤其是初級產品支撐的貨幣，或像人民幣這樣有自身強大的生產能力作支撐的貨幣，則會越來越走向強勢。**需要考慮的是，未來是否會出現一個以“黃金+戰略資源”作為錨定物的“佈雷頓森林體系3.0”，或是一個美元與人民幣雙體系並存的國際貨幣體系？就目前的情況來看，這樣的討論並非虛妄之言。

****▍****大國對世界經濟格局的撬動力量

世界經濟的第三個底層邏輯是，大國仍然是世界經濟格局變化的最大撬動力量，“失序時代”會製造出“合縱連橫”的機會。

進入新世紀以來，有很多關於世界多極化發展的討論。一種觀點認為，發展中國家的崛起將可能極大改變世界經濟格局。然而，烏克蘭危機卻顯露出世界經濟的另一個底層邏輯：有力量撬動世界經濟格局的，還是大國，尤其是美國、中國和俄羅斯。歐盟在烏克蘭危機中的表現表明，它根本沒有獨立的經濟政策，仍然改不了它的依附性，也因此成為大國角力和拉攏的一方。也就是説，冷戰時期的“國際大三角”不僅在國際政治格局中仍然舉足輕重，而且在撬動世界經濟格局方面，也仍然是最大的力量源。

目前，**在這個“大三角”的角力之中，美國正拉攏其歐洲傳統盟友，並脅迫部分印太地區國家，推動世界經濟格局重現“陣營化”，**不僅對俄羅斯已施加極限制裁，而且正對中國進行極限施壓。2022年10月12日，美國拜登政府公佈的新版《國家安全戰略》中有47次提到中國，將中國視為優先考慮的唯一的全球競爭對手，聲稱“未來十年是我們與中國競爭的關鍵性十年，重點是保持我們對中國的競爭優勢”。美國先是強行與中國脱嵌，把全球產業鏈供應鏈打得七零八落，然後推動與盟友在所謂的“民主國家”之間構建新的完整的產業鏈與供應鏈。但這一逆全球化潮流的過程將非常艱難，其轉換期的代價非常大，未來的不可預測性亦非常大。

俄羅斯是世界第十一大經濟體，第一大天然氣出口國，第二大石油、小麥出口國，也是鈦、鎳等關鍵礦產資源的重要供應國。作為初級產品供給大國，同時作為中間產品，尤其是製造業產品的需求大國，俄羅斯正在尋求與中國、印度、巴西、南非等金磚國家鞏固產業鏈與供應鏈領域的合作。**中國經濟與國家安全的軟肋之一，就是糧食及能源等初級產品自給率不足，而在美國勢力範圍內的進口風險主要來自次級制裁及通道安全威脅。**正因如此，烏克蘭危機將迫使中俄在經濟上進一步靠近。**中國將可能在不斷挖潛擴大自給率的基礎之上，增加糧食與能源儲備，堅定與俄羅斯背靠背。**基辛格曾在接受採訪的時候表示，全球正處在一個嶄新的時代，而美國的做法卻相當不明智，甚至是大錯特錯。他認為，就算中國和俄羅斯並不是在所有問題上的意見都統一，美國也很難分開中俄，甚至美國現在全方位施壓俄羅斯，想要一舉擊垮俄羅斯的舉動，反倒會讓中國和俄羅斯之間的關係變得更加緊密。

截至去年，中國已經連續12年穩居俄羅斯的第一大貿易伙伴國。在出口方面，俄羅斯是中國第一大能源進口來源國、第一大電力進口來源國和第二大原油進口來源國。2021年，中俄貿易總額為1400億美元。烏克蘭危機爆發以來，中俄貿易額逆勢大幅增長，至2022年11月底其增長幅度超過30%，全年有望實現兩國貿易額2000億美元目標。2022年4月27日，俄羅斯橫跨中國黑龍江通往中國的首座跨境鐵路橋——下列寧斯科耶-同江鐵路大橋順利通車，6月15日連接中俄兩國邊境的第一座公路大橋黑河-布拉戈維申斯克界河公路大橋正式通車。兩橋通車不僅將最大程度保證兩國貿易往來通暢，而且將俄羅斯土地與礦產資源最富有的遠東地區與中國東北緊緊聯繫在了一起。

在烏克蘭危機持續的狀態下，預期未來還有一批“覺醒的中間大國”，包括土耳其、法國、德國、沙特、東南亞國家以及南美國家，等等。這些國家都害怕美國“脅迫式”地讓它們做“非此即彼”的選擇，都在重構相對更安全的產業鏈和供應鏈。未來，這些國家會往哪個方向靠攏，尚有待觀察，但有一點可以肯定：如果世界經濟格局繼續“陣營化”，那麼它們所能做的可能還是被迫依靠大國。

與此同時，美國與歐洲在戰略訴求與根本利益上的差異日益凸顯。烏克蘭危機爆發之初，歐洲依從於美國，而美國一直試圖利用此機會，將本國產業標準與貿易規則強加於歐盟，在新興產業領域更是以“非常規手段”打壓歐洲相關產業的正常發展。2022年8月，美國推出《通脹削減法案》，以貿易壁壘和政府投資來提升製造業國際競爭力。法國、德國等歐洲主要經濟體表示，法案相關措施對歐洲諸多製造業領域將造成根本性打擊。近兩個月以來，歐洲開始更加強調“技術主權”“數字主權”等“開放性戰略自主”概念，將“開放”作為歐洲反向塑造國際技術生態的基礎條件，將對美、對華科技“自主”作為直接目標。2022年12月初，在美歐貿易和技術委員會第三次會議上，歐盟成員國紛紛提出獨立貿易和政策主張，並拒絕加入美國的芯片制裁聯盟。

**這也給了中國以“合縱連橫”的機會。在堅定不移地立足國內超大市場、實現內部循環順暢的同時，中國仍需擴大開放，但對各方開放的目的會有所不同。**對美國進一步開放，是為了形成“扭抱纏鬥”的態勢，充分利用我國製造業競爭優勢和市場規模優勢，深化與美國相互依賴的經濟合作關係。美國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研究報告顯示，貿易戰四年後，美國從中國進口商品總額有所下降，但從中國進口某些產品的數量反而激增。其中，筆記本、電腦、顯示器、手機、電子遊戲和玩具等商品的進口額，從貿易戰之前加起來佔美國進口總額的21%，提高到當前的27%。報告認為，美國與中國脱鈎的設想，並沒有證據能夠支持。美國波士頓諮詢公司的報告則指出，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半導體消費國，佔全球半導體消費總量的53%；美國僅生產全球12%的芯片，其產量的1/3都出口至中國；EDA設計軟件2022年第二季度總收入的45%都來自中國。對中國製裁將使美半導體公司收入減少37%，失去1.5萬到4萬個高技能工作崗位。正因為中美雙方的產業鏈、供應鏈耦合得如此緊密，英國《金融時報》專門發表了題為《中國和美國仍被鎖定在相互確保合作當中》的評論員文章。如果中國通過對美國進一步開放而在彼此間形成更深的相互依賴，當美方意識到雙方依賴程度已經會使中國的反制導致“確保相互摧毀”時，中美雙方至少會進入“冷和平”的狀態。在對美開放的過程中，我國可特別針對美方企業家做工作，鞏固與美國企業家的商業關係網。同時，也要進一步深化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開放與合作，加強我國嵌入所在國發展戰略的能力，可持續性地提供其發展所需要的紅利與有效方法，增強“一帶一路”的吸引力、親和力與凝聚力，破解美國對我國的圍堵和制裁。最後，要對歐洲擴大開放，目標在於最大限度地減少對手，擴大利益覆蓋面。

**烏克蘭危機之後，地緣政治及意識形態正左右着經濟關係，世界經濟也因大國關係的變化由原來的全球化、區域化向陣營化、聯盟化方向發展。**在世界越來越充滿動盪與不確定性的背景下，初級產品供給、製造業的發展以及高技術領域的創新，將決定未來中國宏觀經濟的潛力、韌性和活力。中國要更加靈活地運用超大市場空間這一有利條件，通過撬動“大三角”以及與其他國家之間關係的不同邊長，確保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在未來能夠順利推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