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物論（十五） 致知（六）哲學旁議 二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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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學與桌子

 

哲學和哲學家的故事，即便不全是後人的附會，也大多是“走了形”的，是改編者希望後人看到的東西（離現代越久遠的越明顯）。讀者沒有能力和足夠的信息去判斷它們的可靠程度。因此，更值得關注的是哲學家們流傳下來的言論和思想，應把重心放在哲學思想的脈絡和影響上，而不在傳記和考古上。哲學家必定“誠意”，他們追求的是真實、深刻，絕不是精彩、玄妙！

按照一般邏輯，哲學家們的關注點首先應當是“分享思想”。分享思想，可以是討論，可以是著作，也可以是講演。無論何種形式，本質上都是人與人的“交流”。交流最應避免的是“偷換概念”。如果一方的目標就是搗亂，那麼他的目標很容易達成，曲解概念即可。如果雙方的目標是交流，那麼首要的工作就是“定住”所有的關鍵概念，確保雙方理解一致。就像談判，需要一張談判桌，並遵守談判規則。交流，要求雙方知識的對等，並使用一致的規則。

古今中外所有的哲學家、思想家，必定願見一套“談判桌上的話語體系”，以便與人或供他人討論時能夠無歧義地使用。他們的工作也因此或多或少地是在搭建交流用的“桌子”，以及桌上的“規則”，即為人類劃定“討論的界限和規則”。如果把構建“話語體系”作為一個行動綱領，那麼，先哲們在這一點上目標應當是一致的，他們的方法、路徑可能不同，但他們必定是“誠意”的。

以此（話語體系及其規則，下稱‘桌子’）為綱來把握哲學史，相當於戴上了有色眼鏡，不可避免地造成偏見和遺漏。但我們的目的不是研究哲學史上的精彩，而是觀其大略。這是在某種程度上可行的妥協（真的能透徹哲學家的思想嗎？）。這一視角下的觀察，並不是哲學思想的“本質”，只是此視角下的所見。

 

西方哲學

蘇格拉底標籤：反對專職於辯論的“智者”；與智者的不同在於：我知道我無知；知識的助產士；蘇格拉底式詰問。對“桌子”的看法是：知識是交流的必要和前提條件；知識是可啓發的，因而是可能的；語言的技巧不能帶來知識；“美、善、勇敢、怯懦”等概念，顯然不是可以直接“上桌”討論的。知識就是美德：“桌子”一定存在，我不知道它在哪裏，只知道現在用的桌子不行。

柏拉圖標籤：理念論；理想國；知識回憶説；不懂幾何學者不得入內。對“桌子”的看法是：桌上要用數學交流；知識的困境：洞穴隱喻知識的屏障，從洞外回來的人大聲喊叫也不能喚醒洞穴中人。不認可助產士方法，不認在可現實中對“善、美”等概念的分辨企圖。真理不在現實中而在理念之中，人和物都從那裏來：人懷念那裏，物模仿那裏。“桌子只能在理念之中”。

亞里士多德：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天文、物理、博物…；邏輯；範疇；集大成者。親自動手建造“桌子”，並總結桌上的對話規則。不贊同理念論，而是在現實中集成天文、物理、博物知識並著作；四因説，認識事物的路徑；範疇説，如何描述事物。致力於“建造桌子的實踐”，以一己之力承託了歐洲千年的討論。

泰勒斯、德謨克利特等：各種世界本源假説，“我的桌子我做主”。這樣説有點不夠莊重，可以這樣理解：本源説是具象化的本體論，進而用某物的一組性質歸納萬物。是試圖定住一極，以便在討論中把握概念：“桌子”必定存在，且具有某種性質（比如流變、比如不變）。

畢達哥拉斯不太像哲學家，更像是神秘主義者，“數”是神秘的：“桌面”上只擺放有理數！歐幾里得《幾何原本》幾乎是超時代的存在：幾何竟然可以如此簡潔、優美！它第一次展示了幾何學的系統性。從“桌子”的視角看，《幾何原本》樹立了一個標杆：如果有什麼事物是如此精緻的，那它必定是值得且優先擺上“桌面”的（如此精緻，即使不直接作為桌子，也應當鋪為桌布）！

（蘇格拉底示範了“誠意”，是思想和行動的“誠之”者，無愧於師者之稱；柏拉圖注意到了數學的通用性，只涵蓋數學的理念論，指向了科學的源頭；亞里士多德整頓視野並規範化數學表達，是集大成的智者，是科學方法的源頭；畢達哥拉斯、歐幾里得則展示了數學的獨立性，指向了數學世界。他們都是誠意的。）

巴門尼德：存在與非存在的對立，從此開啓了關於“存在”的討論。與本源説相類，也是試圖把握概念。巴門尼德是西方哲學脱離現實的起點：把現實世界清理出桌面。巴門尼德為使“桌子”有效，要求桌面上只能擺放靜物，並致力於靜物的尋找！但現實中沒有可靠的靜止，他的努力是向着語言一端的，導致了與現實的脱離。這是蘇格拉底所反對的在語言中尋找真理的形而上。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士多德都在試圖遏制這一傾向，但他們建造“桌子”的努力都不成功。反倒共同開啓了宗教以及經院哲學。

經院哲學對“桌子”的態度是：“桌子”屬於教會，能且只能用我的語義和規則。一部分經院哲學家似乎認真地對自家的“桌子”進行了修飾，以使得桌子看上去更豪華和更有儀式感。“桌子”不再是討論的平台，而是教會宣佈結論的道具。教會的桌面上擺放的是“神”之律令下的靜物。中世紀後期，“桌子”已經成為教會專用，其他人的言論只能通過神父發表了。經院哲學是文藝復興以來的哲學家的“靶子”。哲學家們因此處於矛盾之中：理性要求擺脱宗教重建“桌子”，信仰要求教外無桌。

笛卡爾及其代表的大陸理性派，認為“桌子”在疑無可疑的地心處（思考者之我）。為保證交流的可靠性和可行性，他們努力在地面上打造直達地心的“桌子”。但這顯然是不可能成功的，超出了人類理性的能力，甚至超出了數學的表達能力。

以休謨為代表的經驗學派則認為：材質所限，不可能打造一張堅實的“桌子”，承載所有的問題（休謨的問題，是對此前所有‘桌子’的灼燒，結論是：沒有不怕火煉的真金桌子）。某種意義上講，經驗主義是現代科學的發端：經驗主義放棄了人們一直期望的知識的“統一性”執念，接受“有限”，從心理上準備了科學。

康德為調和二者的矛盾，提出：“桌子”不在身外，而在人類相同的理性之中。因為理性容不下某些話題，所以，理性的“桌子”是有邊界的，但人類可以放心地在桌上討論邊界以內的話題。康德另置了一張“桌子”，安置信仰和道德，實際上完成了自然和社會兩個領域的分立：沒有任何“桌子”可以同時支持兩種層面的討論。

黑格爾認真考慮了社會領域的問題需要怎樣的“桌子”以及應當談些什麼。如果只考慮“桌子”的建造，那麼黑格爾是有些莫名其妙的：一切只是“異化”而來的，包括“桌子”。黑格爾強硬地規定歷史乃至世界的主體性，並且高於人的主體性，似乎統一了物質和精神。但他其實什麼都沒説，因為沒有結論，也不可能有結論。但黑格爾忽略細節/過程的研究方法，在社會層面是唯一可行的。社會微觀層面的“討論”基本上是無效的，大家都可以掀桌子。

維特根斯坦認為問題出在語言上，應當先討論語言必須的限制，才能定製“桌子”，否則無話可説。現象學派則在討論上桌前的規則：如何淨化附着在語義上的雜質，以使得交流可以“樸實”地展開。從“桌子”的角度看，二十世紀以來的哲學家關注的是“桌子”的樣式和建造工具的合法性，已離哲學漸遠。

馬克思是西方哲學的實踐論轉向。馬克思確認“社會權力”排斥理性，判定理性在自然和社會領域的效用不一致。兩個世界相對分立，又通過實踐連接。自然的“桌子”可以按科學的要求搭建，社會的“桌子”也可以有，但桌上可以討論的事物是受限的：生產力、生產關係、經濟基礎、上層建築，以及宏觀的思潮和趨勢…。黑格爾和馬克思是使社會運動可以被“研究”的實踐者，其他人沒有達到這一高度。

西方哲學家，都是按自己的想法打造獨佔的“桌子”，幾乎不曾共建。傳承，也是拆了重建。原因有二（實則同一）：中世紀及之前，是對“大全”的追求，隱含着知識的“統一性”執念；中世紀之後，是反對宗教的“大全”，因而也要“大全”。

懷特海認為：西方哲學一路走來，不過是在為柏拉圖作註解**。**洞穴之喻、理念論包含着不誠，必然演繹出對立，這是西方哲學看似精密實則荒腔走板的根源。笛卡爾、康德轉向認識論（回到觀察者），也未能完全擺脱形而上學。只要形而上參與進來，那麼討論將不可能！“桌子”也就不可能！西方哲學自柏拉圖始，就處在兩張不可能共存的“桌子”的拉扯之中。而黑格爾異化的“桌子”則把政治和道德強行聯在一起。

中國哲學

中國哲學從起點處就與西方哲學不同。引用馮友蘭先生《中國哲學簡史》的描述：儒家者流蓋出於文士。墨家者流蓋出於武士。道家者流蓋出於隱者。名家者流蓋出於辯者。陰陽家者流蓋出於方士。法家者流蓋出於法述之士。

首先，無論出於自擇還是人擇，中國哲學是“分科”的，它們之間是各有側重的；其次，引入“道”、“一”、“天”等等“大全”，目的是高懸一面旗幟，旗幟本身並不重要（沒有‘大全’的野望，或者乾脆就是個藉口）；其三，“入世”和“出世”，都是承認“有世”、“在世”的，因而本質上都是政治的。其四，言行合一，行重於言，金嶽霖教授所概括：他(哲學家)的哲學簡直可以説是他的傳記（比如論語，比如孔子的‘仕’與莊子的‘不仕’）。

中國哲學的“分科”特性，主要不是因為哲學家的風格（各家還是有各家的世界觀）使然，而是各邦國以及大一統之後的治國之“用”造成的。諸子百家的思想肯定是有所側重的，但肯定也有交集，有反駁和衝突。戰國以及秦漢統一之後，各派政治勢力對諸子的思想的態度是擇而用。為什麼漢代會有《尚書》今古文之爭？爭真偽是表面，爭利益、爭地位才是真相！中國兩千餘年的統一歷史（包括七雄狀態下的戰國曆史），暗流湧動之下的利益之爭，早已把先秦諸子的思想篩選、裝扮、調和了。在中國，思想始終不是一項獨立的事業，而是大一統之下的選項、工具。這也是造成“科技工作”不佔思想主流的根本原因，因為“爭”是大勢力的事情，大勢力一時看不上科技。而其中關於世界本源的討論，則早已因其“無用”而忽略。

除了大一統造成的需求，調和也確實是中國哲學家的主業或品格，孟子、荀子、董子、朱子等人都是既反駁又吸收的。這種調和主要地源於思想者的“身份地位”，他們往往是統治者的一員，終究要向這個立場妥協。董子在天人合一之下，幾乎把世界及其變化全部包容了進來。朱子、陽明先生則乾脆連外來的佛學體系也吸收進了儒家。中國在哲學上就是“大一統”的，只不過中國哲學的大一統是形而下的，是附屬於社會需求的大一統。

對於“桌子”，先哲們沒有獨佔的願望。拿中國哲學的整體來看，先哲們的工作是持續對既有“桌子”的糾正與修補。每當社會中出現了新的事物、新的思想、新的形態，經過一段時間的磨合、認可，“桌面”就擴大了，新問題也可以上桌了。而對於形而上學，先哲們的意見出奇地一致：不得擺上桌面。

老子開篇即是“道可道，非常道”。我們稱它為道，不同於稱桌子為桌子，道是無名之名。能夠説的只有一點，就是：既然“道”是萬物之所從生者，它必然不是萬物中之一物。顯然老子注意到了前文提到的“收斂需求”，但他只是“強名之曰道”，絕不談及其餘。對老子來説，什麼樣的桌子無所謂，只要不論“道”本身即可。老子首先要求擺脱形而上的糾纏（道不可道，排除了兩桌共存），然後在桌上留了一個總原理：反者道之動。

孔子的言與行都是在説“仁”。“仁”是一切德性的根據，因而是無法拆解定義的。但只要你讀懂了《論語》，“仁”就有了，同樣你也不能給它定義。孔子是金嶽霖教授所謂“他的思想就是他的傳記”的哲人：廄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

孔子示範了盲人摸象式的認識論，像一個有些絮叨的老人，不厭其煩地把可以説的特性説透了：“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忠恕違道不遠”、“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最後還來了個兜底的：**“於汝安否？”**對於“桌子”，孔子首先是示範：在桌上可以像我這樣説話。

孔子還為形而上劃了個圈，告誡學生道理不在這裏邊。他自己也做到了**“不逾矩”。比如：“祭如在”、“敬鬼神而遠之”、“未知生、焉知死”**。孔子對“桌子”的限制：鬼神不參與世事，孔子顯然察覺到了形而上的那張“桌子”，但告誡敬而遠之。

莊子：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莊子的思想大致可以理解為：拒絕討論未知（無限）。莊子對論辯的態度是：沒什麼意義，辯論勝敗，不代表所論之事的對錯，從一個更高的層面上看，其實無所謂對錯。而從最高的道來看，事物的差別已經泯滅消失了（聖人坐忘）。一棵歪脖樹不成材，但樹本身則因此得以倖免於刀斧，好壞在哪裏？若反向推理，則莊子對“桌子”的態度是：討論需要“立場”，不能把不同層面的東西放在一起討論：吃得好了，消化能力就弱了；打倒了敵人，國家就開始內亂了；戰爭和聚斂留下了輝煌，但帶來了貧困和人性的考驗…。擴展開來，社會層面的討論，由於“不可兼得”的矛盾始終存在，所以討論的結果肯定是“顧此失彼”。乾脆不討論，遇事做事，守好心中的道就好。

公孫龍則演示了形而上詭辯的效果：白馬非馬。但名家是**“欲推是辯以正名實而化天下焉”**。名家之辯，意在展示“不可為”。所以，名家對“桌子”的要求是：名實相符，莫要強詞奪理（真要詭辯，你們都不是對手）。或如孔子曰：“必也正名乎！”

法家的主業在政治實踐，商鞅的法哲學論斷：國皆有法，而無使法必行之法；法必出，令必行，至矣。從哲學角度看，“法”是形而下之器，國家的正義性是形而上之道。法家只關心法的正義性（令必行），並不關心國家的正義性，更不關心不可及的“道”。法家的態度蠻橫：要談秩序儘管上桌，其他免談。

墨家的主業是技術，以及職業的正義性實踐。**“疑惑鬼神之有與無之別，不明乎鬼神之能賞賢而罰暴也”**之論，可見墨家的“鬼神”之説是拿來用的：正義在此！墨家並不真的關心“鬼神”。墨家的態度同樣蠻橫：要談正義儘管上桌，其他免談。

朱子是儒、道、佛思想的集大成者，淵博、深刻。中國哲學自董子之後，又一次統一起來。從思想體系看，朱子近柏拉圖而更渾厚，這當然與年代所造成的知識積累相關。理學是如此完善，估計已有“思想史終結論”的錯覺。它不僅是官學，更重要的是儒生髮自內心地信它。《閲微草堂筆記》中有一則故事可見一斑：

有老學究夜行，忽遇其亡友，學究素剛直，亦不怖畏，問君何往，曰：吾為冥吏，至南村有所勾攝，適同路耳，因並行至一破屋。鬼曰：此文士廬也，問何以知之，曰：凡人白晝營營，性靈汩沒，唯睡時一念不生，元神朗徹，胸中所讀之書，字字皆吐光芒，自百竅而出，其狀縹渺繽紛，爛如錦繡。學如鄭孔，文如屈宋班馬者，上燭霄漢，與星月爭輝；次者數丈，次者數尺，以漸而差，極下者亦螢螢如一燈照映户牖，人不能見，唯鬼神見之耳。此室上光芒高七八尺，以是而知。…

儒生是自信天命我執的，胸中浩然之氣可貫長虹，令邪異退避。放在當今看，讀書人被成功洗腦了：聖人之學，甚至擁有神性！當然是絕對正統。這可能是中國難以產生科學的一個重要原因（頑固）。但從另一個角度看，這也是理學完備性的一個證明。從“桌子”的視角看，中國哲學至朱子已到頂峯，“桌子”已經完善了。朱子更加蠻橫：捆綁科舉，劃出範圍和重點，“桌上”只能談這些！

心學認為，“桌子”在每個人的心中，無需也不應討論：因為它本已俱足，所以無需談論，去蔽即是；去蔽是入世親自去做出來，不是想出來，更不是論出來，所以不應討論，致良知即是。陽明先生大約厭倦了討論：“行動”才能在“桌面”上留下字跡。禪宗的看法大約與心學一致，只不過不太追求留下字跡（教外別傳，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

無論如何完備，中國哲學都不是科學。天人合一、陰陽五行，包括中醫，都不是科學。但不是科學，並不意味着錯誤，對它的盲信和對抗科學才是錯誤。中國古代哲學思想絕不是用“愚昧”二字可以概括的，謊言不可能作為正統治世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