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物論（十三） 致知（四） 科學祛魅 三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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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約瑟問題

 

李約瑟難題，由英國學者李約瑟（Joseph Needham，1900-1995）提出，他在其編着的15卷《中國科學技術史》中正式提出此問題，其主題是：“儘管中國古代對人類科技發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貢獻，但為什麼科學和工業革命沒有在近代的中國發生？”1976年，美國經濟學家肯尼思·博爾丁稱之為李約瑟難題。-百度百科

對於中國人（以及其他非西方人）而言，李約瑟問題應當止於：中國人應當怎樣，才能掌握進而引領科學？對於西方人而言，此問題應當止於：領先者應當怎樣，才能繼續引領科學？這或許也是李約瑟先生髮問的本意甚至是期待。除此之外的問與答，都有強詞奪理或欲蓋彌彰之嫌，強為之辨的結果是遠離真實。李約瑟問題變得如此“莊重”，這件事本身才是問題。

對於中國人（以及其他非特指的西方人），李約瑟問題可以分解為以下問題：

問題一：有無掌握科學的能力。

問題二：應當“重新發現”還是學習。

問題三：有無學習的權利。

問題四：怎樣做才能學會。

問題五：如何能夠引領，向何處引領。

分解後的問題，前三問無須回答。問題四，自強之心+支付學費。問題五，尊重科學+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對於“西方人”，李約瑟問題可以分解為以下問題：

問題一：能否阻止他人走進科學之門。

問題二：怎樣傳授，可以得到什麼。

問題三：交換之後，失去什麼。

問題四：如何保持領先。

問題五：如果被超越，可以期望什麼。

前四個問題已在實踐之中，無須回答。問題五（含部分問題四），尊重科學+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如何尊重科學，是實踐的事情。各國失敗案例多有，中國也是從失敗中走來，並且不敢確保當前的做法就是最優的，仍在實踐中。後發路徑並不唯一，德、美、沙俄、日本、蘇聯的共同點有幾？中國未必不能走出一條新路來。其中的關鍵在於實踐能否持續。國家進入科學時代的難度，不在能否取得秘籍，而在實踐所造成的普及以及普及之後的實踐。任何時代、任何國度，都不乏有識之士，由涓涓而至滔滔才是正途，正途只在全社會的實踐之中。

李約瑟先生陳述的是一個事實，無可辯駁。但在此之上的向前或向後的追認，則未必如實，容易造成誤解以至歧途。

其一，所謂自古希臘一以貫之的哲學思想。這一點絕不值得認同，理由前文已述：以本體論為核心的形而上學體系中，容不下科學。以牛頓力學為開端的現代科學，絕不與柏拉圖思想一脈源流，現代科學是哲學（形而上學）的反叛而不是繼承。不能因為牛頓的著作叫《自然哲學的數學原理》，就認為現代科學出身於哲學。當時人們只是習慣於把對世界本質的研究稱為哲學（沒有其他合適的名稱）。名同而實異，忽略這種差異就是掩耳盜鈴。

唐王朝要在歷史文獻中找到“李家是老子後裔”的證據並不難；陰謀論者要在解密檔案中找到“羅斯福早就得到了日本攻擊珍珠港情報”的證據也不難；甚至建立一套天象與吉凶之間的關聯關係也不難！因科學發展而領先的國家要找到思想史上的所謂一脈相傳，同樣不難！只要做到不讓其他國家的思想史上的同等的信息進入視野，就可以宣佈唯一的根正苗紅！

羅馬教廷1757年宣佈解除對哥白尼《天體運行論》的禁令；1882年承認日心學説；1979年才為伽利略平反…。在現代科學成為主導思想的時代，形而上學應當置入“副本”。如果柏拉圖或亞里士多德值得擁有啓迪科學之榮耀，那麼，他是否要為長達千年的中世紀黑暗承擔責任？為什麼中間接手的阿拉伯世界未曾被啓迪？一直緊密聯繫的周邊國家未曾被啓迪？為什麼是西方人（特指）宣佈對古希臘哲學的繼承？某些未開化的部落有沒有資格宣佈自己才是嫡系（他們或許是古希臘戰爭時期的逃亡者的後裔）？

培根（1561—1626），馬克思稱之為“英國唯物主義的第一個創始人”。他從根本上批判了自古希臘以來的學術傳統：“我們的唯一希望乃在一個真正的歸納法。我的邏輯對理解力的教導，宗旨不在使它以心靈的纖弱卷鬚去攫握一些抽象概念（像普通的邏輯那樣），而在使它可以真正地解剖自然，可以真正地發現物體的性德和活動，連同其在物質中被規定下的法則。”

培根認為知識不在語言之中，而在實踐之中：形而上學早已淪為“話術”，以至於其中連“真正的歸納法”都難以容納。

其二，所謂源於自由民主傳統以及知識產權保護、契約精神。這是典型的倒果為因，引用文一先生在《國家為什麼繁榮》中的表述：**…**然而這與歷史事實截然不符—歐洲這兩場“革命”都是戰爭和國家間生存競爭的產物。歐洲現代社會中的“民主、自由、人權”普世價值觀，不過是歐洲數百年血腥的原始工業化積累完成之後，又經過百年殖民掠奪下的工業革命洗禮，尤其是經歷兩次世界大戰以後，歐美資本主義國家內部自身尖鋭階級矛盾調和的產物；是被歐洲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擴張所催生的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運動倒逼的結果，而絕不是西方列強當年崛起的原因和前提。

《國家為什麼繁榮》一文中，作者列舉了大量的事實，無可辯駁地指出了上述觀點，所列舉的事實都是依據公開資料。中國人應當思考的是：易得的資料、簡單的推理、明確的結論，為何主流話語會有完全相反的論述？

其三，各種西方中心論與天命所在論。如果有天命，那麼歷史老人已經回報了科學和工業革命的引領者，獨霸天下超過三百年。但地位源於貢獻，人們應當相信並且願見“天道酬勤”、“天道好輪迴”。如果因一時領先而自視“高貴”並試圖固化之，則已經成為人類進步的阻礙（中國也曾自居天朝上國）。阻止他人爭取科學時代的應許福利，是一種本質之惡。國際政治，終歸是要講臉面的！

其四，各種妄自菲薄乃至自損。檢討自是應當，但失去自信與自強精神的檢討實屬自棄！某序言中説：**…中西“科學”之間無從發生領先與落後的問題。“中國科學”如果沿着自己原有的軌道前進，無論如何加速，也不可能脱胎換骨，最後與以“數學化”為特徵的西方現代科學整合成一體。**希望言者只是意在警醒。

事在人為。某鋼鐵企業1992年噸鋼耗新水指標約為11噸，當時新日鐵是3.5噸，令人絕望的差距，但持續革新的15年後：3.3噸。中國的高鐵、通訊、基建、核電、特高壓輸變電、超臨界火力發電、玻璃、鋼鐵、稀土…都已世界領先或先進。中國人可以在實幹中脱胎換骨，而不是一直仰望以至於自我放逐！

檢討是為了趕上甚至超越。昨日無論怎樣，已經過去。後發國家可以放下仇恨，但不能接受低人一等的設定。既然不願“落後捱打”，那就自強，並且承諾“不因領先而打人”，除非有人突破下限地阻我自強。阻人自強者，也是“領先而打人者”，他們最相信也最擔憂“落後就要捱打”，強盜邏輯的必然結論。

其五，異化的“啓蒙”。啓蒙運動特指17至18世紀歐洲發生的社會思想文化運動（打破宗教思想禁錮）。無論它有多麼重要，多麼輝煌，都不能成為甄別“矇昧”的標準，不能成為區分是否“開化”的依據！彷彿未經歐洲的啓蒙，就是“野蠻人”。“啓蒙”的異化，不僅是“落後就捱打”的倚仗，還是奴役行動的圖騰。

“啓蒙”一詞，包含滿滿的“歷史終結論”：以此為界，我即正義！但近代歷史上，啓蒙了的人們的行徑，幾乎全方位地詮釋了“野蠻”！後人對五四運動以來的奮鬥者充滿敬意，無論他們説了什麼，都是可以包容的。但敬意不能要求同感於他們的絕望以及打破一切的衝動！包容源於與子同袍，源於自省之“自”。不包容強加的“未開化”以及之上的奴役旗幟，無論他是客人還是學者。

社會形態的發展，是一個人類遠未明晰的課題。自以為的先進與開化，未必不是新的矇昧！否則何來登峯造極的世界大戰？何來持久的衝突對抗？矇昧與否，不妨自問自答：如果時空穿越（假設時間隨機且無語言障礙），那麼你選擇中國還是歐洲？假如反過來，讓古代人穿越到現代，那麼，哪些人更容易融入？是格物致之的儒生，還是手按《聖經》的教士？誰與現代科學的隔閡更大？

中國人不應抱怨古人，中國的先哲並不缺乏對世界本源的探求精神。朱子：“月印萬川，理一分殊”之論（佛陀：一月普現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攝），或許遲於柏拉圖，但其理甚明。中國人不能以快餐文章的觀點來評價先哲。

天地之間，有理有氣。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氣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是以人、物之生，必稟此理，然後有性；必稟此氣，然後有形。蓋氣則能凝結造作；理卻無情意，無計度，無造作。才有物，便有理。天不曾生個筆。人把兔毫來做筆，才有筆，便有理。若在理上看，則雖未有物而已有物之理。然亦但有其理而已，未嘗實有是物也。事事物物，皆有個極，是道理極至。總天地萬物之理，便是太極。

中國的無緣現代科學，是“小富即安”的舒適區陷阱造成的。農業社會，自給自足，山川阻隔，大一統…，造就了中國的相對平和（異族入主中原後的融入，反而加強了中國的文化自信）；易、陰陽、五行、中醫、社會制度等統一在天人合一理念之下，相對自洽…，這些造就了中國思想的相對封閉。類比而言，“陰陽五行”是一座説得過去的“大陸”，雖然遠不如科學大陸堅實，但自宜居、自足。如果沒有外力，中國可能要自以為是很長時間。想想當下的新冠病毒，如果疫情發生在中國古代，國家可能因為通訊問題而反應慢，治療手段也弱於現代，但抗疫結果或許並無大差：隔離、中藥、消毒（石灰，甚至放火），大概率安全度過。中國歷史上有太多的百折不撓、戰天鬥地、野火燒不盡…，由此建立起來的自信，或許已經達到了盲目的程度，直到西方打到國門之前。宋太祖“此外非吾所有”或許最能體現中國人的心態，鄭和下西洋即使發現了新大陸，也不會形成擴張之勢：自居天下與文明中心的中國，不屑於此。

相安、平和只是中國思想及其成就的一面，另一面，則是面對現代科學思想時的封閉、頑固。因此才必須有“去留肝膽兩崑崙”的決絕和“我以我血薦軒轅”的悲壯。也因此，不能因當代的價值觀而否定五四時期以降的先輩們或許“不正確”的言論。打破中國思想的封閉狀態，是一件超乎想象的難事！比如“全盤西化”，比如“殖民三百年”等等的極端言論，或許只是“鐵房子”中不得不為的吶喊。事易時移，提醒我們不苛求先輩，但當下已經覺醒的國家與時代，同樣需要警惕過時了的極端。

不負責任地推理：中國何以展開現代科學。假定，哥倫布出發的那一刻，整個西方世界忽然停止了“思想”，所有人都變成了NPC（不主動做任何事，但可以與人交流）。再假定，明朝又平穩前行了一百餘年，最終在週期律下分裂，中國進入軍閥混戰狀態（假設就是戰國七雄狀態）。秦國與西方NPC做生意,引進了一些火器（中西方相差無幾甚至中國還領先），開拓了思路，開始研究彈道學、化學，否則無法抵抗六國的合縱（極限壓力下不得不為），而齊國、楚國則開始航海尋求海外資源（也是迫不得以，打窮了）。各國之間不會完全封閉，於是七雄之間間諜四出，誰家有了新東西，不出一年就天下皆知。戰爭逐漸激烈化、長期化，各國國力被壓榨到了極限…。打生打死又一百年，秦國人的彈道學研究導向了運動理論，化學研究導向了分子學説，齊楚兩國則從海外弄來不少財富，於是戰爭升級中…。韓國人夾縫中做生意，擅長稱重，搞出了天平，錙銖必較…。齊楚兩國在航海過程中逐漸確認了大地是個球，天文學也有了進展（航海和算命）。燕國人整天和冰打交道，光學得以發展，出現瞭望遠鏡，在戰爭和賺錢的驅使下，望遠鏡很快普及。魏國人習慣和燕國人對着幹，鼓搗出來了顯微鏡，很快普及。秦國人拿顯微鏡驗證他們的分子學説，發現了細胞。趙國人在太行山上視野比較好，拿望遠鏡觀天發現了一些新東西，發現月球表面凹凸不平，木星有四個衞星（現稱伽利略衞星），太陽黑子和太陽的自轉，金星、木星的盈虧現象以及銀河由無數恆星組成等。趙國人數學不好，找到韓國人（做買賣的）：這堆亂七八糟的數，啥意思？韓國人湊出了天體運行的軌道定律、面積定律和週期定律（開普勒三定律），然後又發表了日心説。這一發現激發了全中國研究數學的動力，秦國人又拿出了《幾何原本》（購自西方NPC）,國人開始想：原來數學可以這麼幹……。

無論如何，戰爭，尤其是火器發明之後的戰爭，是離現代科學最近的實踐。或許還要配以商業、流通，使得知識可以更迅速傳播以及更加富裕的戰爭。二者的結合導致知識的積累，導致積累的湖水匯聚在現代科學之門外面，導致阻擋在人類面前的堰塞堤壩被不斷沖刷，並最終導致決堤，科學大陸展現在人們面前。

數學知識的提前，《幾何原本》所展示的優美，是為科學所做的準備。但這種準備並非絕對必要，無論是哪個族羣，在得到實驗所帶來的與數學相關的證據時，不可能再忽視數學，不可能意識不到其中隱藏着我們期望的知識。人類各族羣在理性和求知慾上同質！ 

理性的狡計，一般講來，展示在一種利用工具的活動裏。這種理性的活動一方面讓事物按照它們自己的本性，彼此互相影響，互相削弱，而它自己並不直接干預其過程，但同時卻正好實現了它自己的目的。在這種意義下，天意對於世界和世界過程可以説是具有絕對的狡計。上帝放任人們縱其特殊情慾，謀其個別利益，但所達到的結果，不是完成他們的意圖，而是完成他的目的，而上帝的目的與他所利用的人們原來想努力追尋的目的，是大不相同的。

--黑格爾

 

科學記事

 以下資料源自網絡。

培根（1561—1626）：知識就是力量。提出了唯物主義經驗論的一系列原則，制定了系統的歸納邏輯。知識論的轉向：自然而非思辨。1660年英國皇家學會成立，以培根思想為指導，以促進自然科學知識為宗旨。

化學方向：

波義耳（1627—1691）：空氣的壓強和它的體積成反比。（恩格斯：波義耳把化學確立為科學）。

拉瓦錫1789年，定義了“原子”，表示化學變化中的最小單位。

普勞斯1799年，定比定律：反應氣體體積呈簡單整數比。

道爾頓1803年，倍比定律：用原子概念，解釋不同元素之間整數倍反應。

蓋呂薩克1808年，氣體化合體積定律：反應氣體與生成氣體呈整數比。

阿佛伽德羅1811年，分子學説：分子由原子構成，調和定比定律和原子不可分之間的矛盾。

布朗1827年，布朗運動（用顯微鏡觀察水面灰塵），支持了微粒學説。

門捷列夫1869年發表元素週期律。

湯姆生1897年，陰極射線研究中，發現電子，發表原子布丁模型。

盧瑟福1909年，氦離子轟擊金箔，證實原子的核式結構模型。

玻爾1913年，核外電子軌道學説（量子化）。

劉易斯1923年，電子對-化學鍵假説。導向了電子自旋等量子力學方向。

定比、倍比、化合比等三定律，是化學中原子-分子學説的真正緣起。而三定律是可以在實驗室比較容易地發現的。為驗證分子-原子學説，人們的想象力被激發（找到了正確的方向），導向了現代化學。

天文學方向：

中國、阿拉伯、希臘分別採用赤經、地平、黃經定位，現代天文學採用了與中國古代相同的赤經座標。

托勒密（90-168年）：本輪均輪模型地心説，觀測、修補，繁複以至不可解。

哥白尼（1473-1543）：日心説。換個角度（中心）看天體運行，消除了地心説的繁複，一切變得簡單明瞭。模型預示：宇宙的深廣遠超人們此前的想象。

開普勒(1571-1630)：在其師第谷（1546-1601）的觀測基礎上，發現行星運動的三大定律：軌道定律、面積定律和週期定律。數學開始精確描述天文。

伽利略（1564-1642）：被譽為近代科學之父，用望遠鏡驗證了日心説。望遠鏡是荷蘭利眼鏡商人利伯希偶然發明的，伽利略改進並用於天文觀測。他重視觀察和實驗，是現代科學方法的踐行者。

牛頓（1643-1727）：現代科學的奠基者。三大運動定律，萬有引力定律，光學（微粒説）、微積分數學方法。

天文因與農時、航海、占星的關係而早早受到重視，專人、專職；人人都可仰望星空，因而天文學是人類最早開展的關於自然的研究。哥白尼的日心説的發現機制是：托勒密模型加上後續觀測修補，變得異常複雜，以至於混亂，人們不太相信“完美”的天體運動會是這個樣子；哥白尼可能是偶發靈感，發現把太陽放在中心，模型就會變得簡潔（這種簡潔才是“完美”應該有的樣子）。但如果歷史就此停止，則其日心説可能會淹沒在塵埃中。起決定作用的還是伽利略改進望遠鏡後進行的觀測，人們更相信親眼所見。

運動學方向（包括力學）：

彈道學，45度角發射距離最遠。

伽利略：提出自由落體定律，運動學：重心、速度、加速度的數學表達；相對性原理（參考系概念）。

牛頓：三大運動定律，微積分（萊布尼茨）方法。

卡文迪許：引力常量G。

歐拉：剛體運動學奠基人，角速度矢量。

拉格朗日和漢密爾頓分別引入了廣義座標、廣義速度和廣義動量。

運動學是最容易入門（找到正確方向）的。彈道研究是主要研究動力。運動學必然假設質點、重心、座標系及變換等，與數學結合緊密。同時，運動學的進展，為化學、電學的實驗和想象力打好了基礎。

電學方向：

1650年，格里凱，靜電研究-摩擦起電機。

1720年，格雷，電的傳導，導體、絕緣體、靜電感應。

1733年，杜菲，實驗區分兩種電荷，稱為松脂電和玻璃電（負電和正電），靜電相互作用：同性排斥，異性相吸。

1745年，荷蘭萊頓大學，穆欣布羅克、克萊斯特：存儲電荷的裝置—萊頓瓶。

1752年，富蘭克林，放電現象研究、風箏實驗，避雷針。

1777年，庫侖，扭秤，電荷之間的作用力研究，類比萬有引力定律得到庫侖定律：電荷相互作用力與距離的平反成反比。

1826年，歐姆，歐姆定律：通過某段導體的電流跟這段導體兩端的電壓成正比，跟這段導體的電阻成反比。（熱傳導規律啓發，可類比意味着科學的本質逐漸呈現：背後是數學）。

1820年，奧斯特，發現電流造成小磁針偏轉。

1826年，安培，安培定則，安培分子電流假説。電動力學登場。

1831年，法拉第，偉大的實驗者：電磁感應定律，磁力線-場，電動機、圓盤發電機，電解定律，電荷守恆定律，磁光效應。

1865年，麥克斯韋，麥克斯韋方程組，經典電動力學，光是電磁波。

1883年，赫茲，實驗驗證電磁波。

瞭解過庫侖、安培、歐姆，尤其是法拉第的實驗，我們不得不佩服先輩們的精彩設計和高超技藝，沒有他們的可稱劃時代的實驗，就不可能有電動力學。

相對論和量子力學新階段：

感興趣的朋友可以參閲：《上帝擲骰子嗎—量子物理史話》

書中有一則趣聞：普朗克在大學裏的導師祖利勸他説，物理的體系已經建立得非常成熟和完整了，沒有什麼大的發現可以做出了，不必再花時間浪費在這個沒有多大意義的工作上面。這説明，當時的物理學界被大一統的樂觀情緒佔據：物理學後續只剩下小數點後面第幾位的精度問題了。

但很快，開爾文的“烏雲”演説：在物理學陽光燦爛的天空中漂浮着兩朵烏雲。其一為邁克爾遜－莫雷實驗：光速不變；其二是黑體輻射困境：長波波段和短波波段居然不能用同一個公式。長波段適用瑞利-金斯公式，短波段適用韋恩公式。烏雲一導向了愛因斯坦的狹義相對論。烏雲二導向了量子力學，普朗克研究兩個公式，利用內插法，合成（拼湊）為一個公式，讓維恩公式的影響在長波的範圍裏儘量消失，只在短波段發揮出來。結果拼湊的公式與實驗驚人地相符。而新公式要求：能量是不連續的，即量子化的。

作為現代人有種感受：科學史上的其他進展，給人的感覺都是“水到渠成”，唯獨兩大相對論，如果沒有愛因斯坦的天才思維，真不知道還要蹉跎多久！換句話説，現代科學之路上，任何人都可以缺席，唯獨愛因斯坦不能！如果説之前的科學家是在總結實驗結果中的規律性，那麼愛因斯坦是在總結這些規律性的規律性，因而先數學而後驗證。這也是為什麼愛因斯坦會追問“世界為什麼可理解”的原因（上述並不代表愛因斯坦的重要性真的高於牛頓）。

現代物理學另一個重要定理，諾特定理，是由數學家諾特提出的。源於純數學的“奇異積分方程”的基本定理：對於每個局部作用下的可微對稱性，存在一個對應的守恆流，即“對稱-守恆”之間的對應關係，同樣是在標註人們已經認識到的定律的規律性，意義深遠。

截至目前，無論是基本粒子的標準模型，還是多重宇宙假説，甚至是有點玄的弦論，都遇到了最根本的一個問題：如何驗證。它們可能是“對”的，但要等到人們真的“看到”！就像天文望遠鏡之前的日心説，難以下定決心信它。或許，科學至此已到尺度極限，如果人類沒有足夠強大的對撞機以及適用的觀察方法的話。作者倒是不反對粒子物理就此打住：誰知道如果真的打開了“下一層”，是不是又一個10-10（原子尺度）之差呢？這得是多深的坑啊！好吧，如果就此打住，意味着我們發現的基本粒子都是“基本”的：所有的電子都一樣。至於另一個方向的宇宙學，作者也想不妨掩耳盜鈴：宇宙學尺度，離人類還是太遠了，珍惜眼前就行了。再説反正有木星在，一般的隕石輪不到地球承擔。當然我們應當抓緊時間找到應對方法，比如更大推力導彈，或核彈衞星，或超大空間站（保留東山再起的種子）。

 

楊振寧百歲訪談摘錄：

關於哲學和物理學的關係，是隨着時代的變遷、隨着物理學的進化是不斷改變的。在19世紀的時候，因為沿襲當初科學叫做自然哲學的傳統，仍然認為科學跟哲學有密切的關係。到了19世紀末年的時候，許多科學家還認為物理學幾乎是從哲學脱胎而來的，尤其是馬赫的影響非常之大。但你看今天，甚至20世紀我在物理學前沿從事研究的時候，實際從事研究工作的物理學家，沒有人關注哲學。這就代表19世紀與20世紀之間，物理學家對於哲學家的哲學的看法有了很大的改變。問題的關鍵還是看哲學是不是真的指導了物理學的研究，是不是物理學家不能離開哲學。至少從我們這一代物理學家身上去看，我覺得不是。

具體一點説，我想量子力學的發展是一個很好的例子，量子力學不是從哲學來的，雖然有人認為是這樣的，但我覺得不是這樣的；很明顯量子力學是從研究原子光譜出發建立起來的。量子力學發展起來以後，它反過來對哲學界有很大的影響，這個過程現在仍然在繼續。我不同意坂田昌一説自己的研究起源於哲學的觀點，他從哲學出發得不出物理學結論，我認為他越少涉及哲學的時候，物理成就才越大。

小結

科學時代，我們的身邊已經滿是科學的造物，科學已經從最底層滲透了人們的生活。科學是認識世界的最有效方法，但並不是科學決定或造成了這個世界！科學只是人類對大自然這部無字天書的解讀，是人類的實踐使得規律性呈現，科學才可能！所以，技術與科學不可分；所以，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

科學是積累，不是啓迪，科學不能成為科學教。科學是俯視和取用於自然，不是人的相處，更不是人類命運。社會學不是科學，人的主體性構建了社會的領域結界，禁止科學入內！

李約瑟關於科學的追問，已被異化並遠離科學。銘記曾經的落後，是為了發奮圖強，不是為了跪地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