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敢相信，圍獵TikTok的陽謀，被一個美國人清醒説透”｜文化縱橫_風聞

【導讀】2023年3月23日，美國國會眾議院針對短視頻社交媒體TikTok舉行聽證會，引發全球圍觀。此次事件的一個焦點問題，就是“國家安全”，在這個問題上，美國國內意見不一：一些人特別是共和黨政客堅稱美國國家安全受到威脅，而一些美國民眾則認為“國家安全”等指控證據不足，聽證會更像是“一場政治表演”。對此，有評論指出：為什麼長期以來都以市場規則、自由競爭、產權保護為旗幟的美國，會動不動以“國家安全”為由，打壓一家企業？為什麼美國主張建立自由主義國際秩序，自己卻如此“霸道”？美國議員的強勢“對抗”心態，究竟源於何處？

本文或許可以提供一種思考角度。近期，美國昆西研究所創始人安德魯·巴切維奇在《外交事務》發文，指出美國數十年來一直推行“攘外不安內”的戰略模式，其潛台詞是美國註定是這個時代的最高統治者，以實力為基礎的美國全球領導權，是世界太平的必要條件。文章追溯1950年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的NSC-68號文件，指出該文件引出美國的自由主義霸權世界觀，並塑造了一個“治國理政隸屬於軍事暴力”的秩序體系。

作者指出，雖然冷戰後美國曾享受過“單極特權”的短暫輝煌，但拜登政府不應再為舊的世界觀續命。因為連續不斷的對外霸權行動勞民傷財，導致美國國內問題一拖再拖，從未得到重視和解決。作者認為，美國應摒棄霸權幻想，實現戰略轉型，採取更為****現實主義的路徑：為本土美國人提供保護和發展機會，並維持甚至擴大世界對美國豐富物質生活的豔羨。他認為美國應專注於保家衞國，而不是向全世界射權力，畢竟所謂“民主與專制”之爭也是美國人自己發明的，即便取勝，也只是另一種幻想。

本文為文化縱橫新媒體原創編譯“美國之變的想象與真實”系列之三，編譯自美國《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 ），原題為《為什麼美國仍被霸權的虛幻夢想所困》（《The Reckoning That Wasn’t: Why America Remains Trapped by False Dreams of Hegemony》）**。**由於美方立場、議題設置等原因，本文也可能僅僅反映局部信息，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讀者參考辨析。

為什麼美國仍被霸權的虛幻夢想所困

[美]安德魯·巴切維奇｜昆西研究所

編譯/言漪 審校/迦然 | 文化縱橫新媒體

1952和1953年的那些夜晚，當我還是一個幼兒園小孩時，我的家人們曾擠在芝加哥公租房的二手電視前，觀看《海上的勝利》（Victory at Sea）。伴隨激昂的音樂和嚴肅的解説，這部由美國國家廣播公司（NBC）製作的26集紀錄片，鼓舞人心地描述着第二次世界大戰：這是一場正義之戰，自由戰勝邪惡，並在很大程度上歸功於美國的努力；美國發動了一場人民戰爭，數百萬公民響應號召並參與戰鬥；戰爭的結果證明了美國民主的力量。

**這種壯麗敍事既誘人，又可怕。****從美國角度看，這是直截了當、感同身受、令人信服的真相。**這個系列傳遞出一個總的觀念，那就是：在這場駭人聽聞的人類衝突結束後，一個新的時代開啓了，在這個時代中，美國註定是最高統治者。

這一系列作品，對我產生了深遠影響。我的父母都曾在戰爭中服役，這更加堅定了我的想法。對我父母那一代人來説，對德國和日本的偉大征戰，仍是他們生活中的決定性事件，似乎也註定要決定他們後代的生活。

（禁止tiktok法案流程圖）

《海上的勝利》暗示了未來的困難。最後一集的標題是“和平的設計”，但沒有提供任何“和平”內容。相反，它傳達的東西更像是一種警告。“一架飛機投下一顆炸彈，就有78000人喪生”。隨着鏡頭掃過廣島滿目瘡痍的畫面，敍述者這樣説道。“兩顆炸彈，第二次世界大戰就結束了”。解放的集中營和歸國部隊的畫面在屏幕上閃爍。然後，影片隱晦地提到“自由世界正在嚮明天邁進”和英國首相温斯頓·丘吉爾的一段話，頌揚決議、反抗、寬宏大量和善意的重要性後，該系列節目就這樣結束了。如****果要想知道這場有史以來最具破壞性的衝突，在政治上或道德上到底意味着什麼，觀眾必須到其他地方去看。

這個突然的結局，在一定程度上是合理的。畢竟，在《海上勝利》播出時，某些戰時的美國盟友已經成為激烈的對手，一場比美國扔核武器更加致命的競賽，正在進行。二戰結束後，美國軍隊再次投入戰鬥，這次是在朝鮮，而**這場衝突結束時，美國甚至很難説取得了近似的勝利。**即便有人希望實現和平，這個話題也從此被擱置了。

有一點可以肯定，美國的霸主地位會不斷遭到挑戰。但是，二戰仍然是大多數人回憶世界秩序的權威來源，而冷戰則是某種意義上的續集。正如美國在二戰中領導各國擊敗了第三帝國和日本帝國一樣，他們也將擊退蘇聯的威脅，以維護“自由”。當這兩個事件在國家的集體想象中融合，便催生了一種典型的幻想：美國以強大軍事力量為基礎的全球領導地位，已成為世界和平一個絕對必要條件。

**事實上，1945年來之不易的勝利，既不是驗證，也不是預兆，它反而是美國幻想的來源。**在20世紀60年代，代價高昂且造成分裂的越南戰爭，似乎打破了這些幻想；共產主義在20世紀80年代末的折戟，又使這些幻想瞬間復甦。“9·11”事件後，美國在追求其全球“反恐戰爭”的過程中所進行的錯誤嘗試，再次暴露了“美國軍事霸權説”的似是而非。

如同英國在1956年經歷“蘇伊士危機”一樣，曠日持久的阿富汗和伊拉克戰爭令人失望的結果，本應給美國人敲響警鐘。當時英國政府策劃了一次軍事幹預行動，以重新確立其對蘇伊士運河的控制，甚至想要敲打一下埃及總統納賽爾（Gamal Abdel Nasser）。隨之而來的戰爭失敗，導致一場奇恥大辱，並讓彼時的英國首相艾登（Anthony Eden）丟了飯碗。

艾登的競爭對手，英國工黨領袖休·蓋茨凱爾（Hugh Gaitskell）把蘇伊士行動描述為“災難性的愚蠢行為”，“對英國的威望和聲譽造成了不可彌補的傷害”。很少有觀察家對這一判斷提出異議。這場危機使英國人不得不承認，他們的帝國計劃已經走到了死衚衕。“鞭打弱小的民族”的舊路數已經到頭了。

對美國來説，過去的20年可能是一個加長版的“蘇伊士危機”。**但美國的外事部門卻拒絕承認，繼續堅持認為“世界需要的是更多的美國軍事力量”這一神話。**伊拉克的失敗並沒有阻止美國在阿富汗戰場上的“加倍努力”，而這種輕率的行為，最終導致2021年混亂的、羞辱性的撤退。

阿富汗撤軍本可以作為一個契機，宣佈由二戰、冷戰以及建立它們之上的幻想所界定的時代結束。但很可能因為俄羅斯的最新動向，這個機會將稍縱即逝。俄烏衝突讓美國恢復了武力擴張的傳統，而美國歷史上最長的阿富汗戰爭，則幾乎從記憶中消失了，就如同當年伊拉克戰爭前夕。部分原因是，美國似乎一直準備着重蹈覆轍，而這些都以表面上的“全球領導義務”為理由。

俄烏衝突可能是美國避免“蘇伊士危機”的最後機會。到目前為止，美國的烏克蘭政策一直是務實的，可以説是剋制的。但**拜登總統和他的團隊經常以一種過時的、道貌岸然的、不計後果的宏大美國霸權觀的方式，來談論這場戰爭。**如果拜登對烏克蘭問題的真正利害關係能夠冷靜評估，可能會讓建制派擺脱對霸權的迷戀。這裏還可能有一個額外收穫，那就是****美國人將不再需要以兒童睡前故事的方式來解釋自己的國家，及其在世界中的作用。

**危險的是，相反的情況正在發生。拜登將烏克蘭描述為一個熔爐，而這裏將澆鑄出一個基於軍事力量的美國霸權新時代。**這可能會鎖定他和政府進一步推出高高在上、考慮不周的言論和政策體系。反過來，這終將導致完全不同的、更加災難性的清算。

▍********************“順我者昌，逆我者亡”

美國戰後世界觀的最權威表述，是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的NSC-68號文件，這份高度機密的文件是冷戰時期美國國家政策的羅塞塔石碑（譯者注：製作於公元前196年，刻有古埃及國王托勒密五世登基的詔書，包含了以三種不同文字發佈的法令），由當時由保羅·尼采（Paul Nitze）領導的美國國務院政策規劃處起草。

這份充滿意識形態色彩的文件，證明了所謂“自由社會奇妙的多樣性、深刻的寬容和合法性”，為整個冷戰時期的美國政策制定了標準。與這個自由社會相對應，它把蘇聯體系稱為“奴隸社會”。NSC-68號文件以清晰地美國的霸權主義提出了一個理由。它劃定了明確的界限，消除了模糊不清的地方。該文件稱，“在一個不斷縮小的世界裏，各國之間缺乏秩序的情況，越來越不可容忍”。這一事實賦予美國“領導世界的責任”，以及“通過符合自由和民主原則的方式實現秩序和正義”的義務。**僅僅遏制蘇聯是不夠的，為世界上的飢餓者提供食物或幫助受苦的人也不夠，美國需要的是脅迫的能力和意願。**考慮到這一點，美國致力於建立一支占主導地位的軍隊，將其配置為一支全球警察部隊。治國理政都是軍事力量的附屬品。

（本文發表截圖）

NSC-68號文件中的“摩尼教觀點”並沒有絲毫減弱，即便其產生其思想的冷戰背景已經結束了幾十年。（譯者注：摩尼教觀是指一種二元論的世界觀，它以黑與白、善與惡來看待世界，沒有灰色或複雜性的影子。這個術語來自摩尼教，由波斯先知摩尼在公元三世紀創立的，其吸取了基督教、拜火教和諾斯替教的元素，認為宇宙是善與惡力量的戰場）**拜登堅持認為，人類的命運取決於民主與專制之間的宇宙鬥爭的結果，這也正是NSC-68號文件精髓的最新版。**無論是通過五角大樓的開支和海外基地的數量，還是使用武力的傾向來衡量，美國軍事優勢的必要性，已經成為一種信仰。由於全球化和技術進步，世界在不斷“縮小”，同時也在向太空和網絡空間擴張，美國軍事力量的覆蓋範圍也相應擴大。這一過程幾乎沒有引起任何爭議。

但是，如果美國霸權的目的，是通過謹慎地使用硬實力來建立全球秩序和正義，其結果充其量是好壞參半。自1950年以來，生活在英語世界的巴黎、東京等地附近的人們日子過得還行；相比之下，生活在全球南方的數十億人所獲得的利益是不穩定的，活得更長、更健康乃至獲得個人自由和安全的機會，仍是有限的。

其實情況本來還可能更糟。冷戰期間，美國多次可能使用它數千件核武器中的任何一件。即便在現實中，已經發生的事情也足夠糟糕。如果要反思自1950年以來美國戰爭（和各種秘密干預）的行為和後果，我們將面對一個令人震驚的魯莽、瀆職和浪費的記錄。

20年前開始的伊拉克戰爭，代表了美國軍事愚蠢的頂峯，僅次於越南戰爭。在發動戰爭時，人們期望釋放出改變中東的解放浪潮，但美國所謂的“伊拉克自由行動”卻產生了令人悲痛的屠殺和遺蹟毀壞，破壞了該地區的穩定。有一段時間，戰爭的支持者安慰自己，認為將薩達姆·侯賽因趕下台使世界變得更好。今天，再多的詭辯也無法支撐這種説法。

宣佈美國軍隊自二戰以來所做的一切犧牲都是徒勞的，或許有點苛刻。但**美國人逃避不了這樣的結論：**在伊拉克的結果，更像一種常態，而非一種例外。1950年，哈里·杜魯門總統決定將美國軍隊派往朝鮮半島三八線以北，也是一個史詩般的失誤。15年，後林登·約翰遜總統將美國作戰部隊派往越南的決斷，又讓這失誤黯然失色。從2001年開始，阿富汗戰爭則為“泥潭”一詞賦予了新的含義。至於伊拉克，奧巴馬在2002年擔任伊利諾伊州州參議員時的譴責“如雷貫耳”：這是一幫葉公好龍者愚蠢、輕率、玩世不恭的企圖，要把他們自己的意識形態議程，塞進我們的喉嚨裏。

然而，在每一種情況下，這些選擇似乎都是美國全球領導力的所必須的具體表現。根據NSC-68號文件中的邏輯，派兵朝鮮和越南都是美國責任的表現。允許塔利班在喀布爾保留權力也是如此。認真對待薩達姆擁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並打算開發更多的武器）的説法，甚至將其清除，都是政治和道德上的必須。

同樣，在每一個例子中，令人震驚的錯誤判斷都浪費了大量的財富和成千上萬的美國人的生命（更不用説成千上萬的非美國人的生命）。布朗大學的戰爭成本項目估計，自9/11襲擊以來，美國的軍事行動已經花費了約8萬億美元，這個數字比拜登政府極力吹噓的“重建美好未來”的基礎設施計劃所需資金還多幾十倍。我們很難看出，這些軍事行動的收益是如何超過成本的。

然而，在所有這些情況下，贊成軍事幹預的基本邏輯仍然沒有改變。即使是拜登，當副總統時，他反對美國在阿富汗大規模增兵，而當了總統之後，他雖然最終撤軍，卻沒有放棄對美國軍事力量持久效力的基本信念。他對阿富汗戰敗的反應是，提議增加五角大樓的開支。國會不僅同意，而且還追加了一筆獎金。

**********▍**********你説的是哪個艾森豪威爾？

為什麼這種心態一直存在？部分原因在於，美國龐大的國家安全機構的影響力。相比之下，1961年1月艾森豪威爾總統的告別演説中的警告已經完全失效。他指出在“軍工複合體”手中崛起的“錯位的權力”是災難性的，並提出了一個解決方案：警覺和有知識的公民，能使國家免受巨大的國防工業和軍事機器的控制，並實現安全和自由的共同繁榮。但他錯判了美國人。

事實證明，在與國家安全有關的問題上，美國人更多是漠不關心，而不是警惕。美國人仍然非常崇敬艾森豪威爾，但不是1961年追求和平的總統，而是那個1945年讓納粹的無條件投降的鐵血將軍。

二戰的勝利為美國的政策賦予了一種新的目標感，這一點後來被編入了NSC-68號文件。但它也為美國帶上了緊箍咒。學者大衞·布羅姆維奇（David Bromwich）最近寫道：“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勝利圖景，囚禁了美國人的想象。過去七十年以來，美國國家安全政策始終集中在維護和更新這幅圖景，其首要目標是設計出另一個這樣的勝利，從而提供安全、繁榮、尊重和特權。或者更廣泛地説，設計出一個按美國條款運行的世界，一個傳播所謂‘自由’‘民主’使命的美國領導地位。”

柏林牆倒塌、蘇聯解體和美國在1990-1991年海灣戰爭中的勝利，讓美國的夢想在一個短暫的時刻似乎觸手可及。這些勝利加在一起，可以説是與1945年的勝利相提並論的。所謂的“歷史的終結”導致了一個單極秩序，一個唯一的超級大國作為世界上“不可缺少的國家”，主持着這個秩序。如今，這些短語與“白人的負擔”和“結束所有戰爭的戰爭”同屬一個類別，充滿着諷刺意味。

（譯者注：“白人的負擔”這一概念出自歐洲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時代，認為所謂白人有道德義務將文明、進步和現代性帶給非白人人民和文化。這一想法的根源是文明等級論，即認為歐洲白人文化具有優越性，而非白人是低等的。該概念由英國詩人魯德亞德·吉卜林Rudyard Kipling在其1899年的同名詩中推廣，該詩是為了回應美國對菲律賓的吞併而寫。

“結束所有戰爭的戰爭”曾被用來描述第一次世界大戰，由英國作家H.G.威爾斯在其1914年出版的同名書籍中提出。該書認為，雖然第一次世界大戰被視為一個災難性的事件，但這將結束困擾人類多個世紀的戰爭和暴力循環。第一次世界戰爭的龐大規模讓當時一些人相信，如此恐怖的衝突，足以説服各國避免未來的戰爭）

然而，這些口號倒也準確地反映了1989年後美國政治精英們的陶醉。在冷戰之後，一個被認為致力於崇高事業的國家從未像美國那樣，在着手打擊各種敵人時，製造或承攬了更多的混亂。

美國由意識形態驅動的狂歡，一直持續到2016年，而特朗普顛覆了美國政治。作為總統候選人，特朗普發誓要制定一條不同的路線，一條“美國優先”的路線。這個看似温和的短語其實具有爆炸性的內涵。特朗普承諾的不只是一個“更不好戰”的外交政策，事實上，他在威脅拋棄戰後美國國家政策的道德基礎。

“北約國家沒有支付他們的公平份額，並且在掠奪美國”，特朗普在2016年的一次競選集會上抱怨道。“而我們做了什麼？什麼都沒有。要麼他們必須為過去的不足付出代價，要麼他們必須退出。如果別國破壞了北約的規矩，那就是破壞北約。”他一次又一次地回到了這個主題，包括在他的就職演説中宣稱“我們保衞了其他國家的邊界，卻拒絕保衞我們自己的邊界。我們在海外花費了數萬億美元，而美國的基礎設施卻在年久失修中腐爛”。“我們讓其他國家富裕起來，而我們國家的財富、力量和信心卻在地平線上消散了”。因此他承諾，“現在不會了——從今天起，將只有美國優先”。

這種“異端邪説”讓美國外交政策機構陷入精神崩潰，至今仍未完全恢復。當然，我們很難説特朗普是否掌握了“美國優先”這一短語真正的道德、政治和歷史意義。此外，特朗普政府有限的執政能力，讓這一口號在涉軍問題上，實際影響有限。

在特朗普政府時期，各個軍事聯盟仍然保持不變。在稍作調整後，美國海外的軍事足跡也保持不變。在國內，軍事工業複合體依然蓬勃發展。在極少人的關注下，昂貴的美國核打擊能力的現代化進程，也在繼續推進。總而言之，NSC-68文件的精髓得以保留，二戰作為政策試金石的相關性也得以保留。正所謂“‘孤立主義’的口號可以喊，但世界的病還在靠美國的海外軍事力量來治。”

儘管美國霸權的建制派思維仍然停留在過去，世界本身卻已經經歷着深刻的變化。這就是特朗普總統任期內的一個核心悖論。特朗普發誓要放棄戰後範式，反而引發了建制派對NSC-68框架的激烈維護，儘管美國目前不斷暴露的問題，已不再與這個框架相關。這些問題不勝枚舉：氣候危機、美國南部邊境失控、工人階級機會破滅、毒品致死人數激增以及由種族、民族、社會經濟、黨派和宗教等方面極化而引發的國內動亂。當年特朗普正是在此亂局下入主白宮，未來他還可能捲土重來。

**********▍**********拜登的迷之操作

美國國內問題的激化，以及霸權夢想與美國實力的差距，似乎預示着“蘇伊士時刻”的到來。在美國國家政策的歷史上，拜登的總統任期本來可以開啓一個轉折點，但轉變並沒有發生。

拜登任期已經過半，但美國的大戰略卻陷入了不為人知的矛盾糾葛之中。最麻煩的是，美國精英堅持認為必須維持軍事化全球領導模式，即便該模式的有效性在下降，可用於追求該模式的資源在減少，以及保持美國在國際秩序中的特權地位的前景也變得暗淡。然而，外交政策機構堅持認為，除了堅持美國的軍事化領導之外，世界沒有別的選擇。

美國精英號稱俄烏衝突是重新驗證NSC-68文件理念的最新案例。但是，俄羅斯軍隊不是蘇聯紅軍，甚至可以説兩者相差甚遠。俄羅斯對美國的安全和福祉構成的威脅可以忽略不計，**畢竟一支無法抵達基輔的軍隊，對柏林、倫敦或巴黎都不構成什麼威脅，更不用説對紐約市了。**當前俄烏局勢反而證明：如果歐洲國家做出努力，完全有能力保障自己的安全。

總之，對美國而言，正好應該把烏克蘭危機定性為“別人的問題”。如果美國有近500億美元的閒置資金（譯者注：2022年2月至11月期間，美國國會為援助烏克蘭分配的金額），它應該用這些錢來緩解氣候變化，解決邊境危機，或改善美國工人階級的困境。雖然拜登政府喊着改善民生的口號，但在撥款和執行上，這些這些重要任務的緊迫性遠遠不如干涉烏克蘭事務。

**拜登在談到俄烏衝突時，直接照搬了過去每次美國出兵時的話術：“現在是我們承擔責任的時刻，是對我們歷史、決心和良知的考驗”。**他在2022年2月烏克蘭危機發生一週後的國情諮文中説到，“我們將拯救民主。這樣的時刻和這樣的任務似乎不僅需要展示承諾和決心，還需要做出犧牲和艱難的選擇”。**但事實上，美國並不需要為烏克蘭付出這些努力；這只是一場代理人戰爭。**就連拜登自己也機智的承諾，儘管存在所謂的“民主”利害關係，但美國軍隊將不會代表烏克蘭作戰。

但總體上，繼續沿用NSC-68號文件的理念和框架，採用宏大政府敍事，加上媒體無休止的造勢，美國人的印象卻變成了：俄烏衝突正在呼喚美國，讓其再次成為歷史的舵手，引導人類走向預定的目的地。這恰恰是那種一次又一次將美國引入歧途的傲慢心態。

很難想象會有一個比這更好的機會，讓美國人超越這種自我滿足的心態，並開始以更負責任的方式來談論和理解美國在世界上的作用。不過，**拜登似乎決定放過這個機會。**請看2022年《美國國家安全戰略》中的這段話：

與以往任何時候相比，現在世界各地對美國領導力的需求都還是一樣迫切的。我們正處於塑造未來國際秩序的戰略競爭之中。同時，影響各地人民的共同挑戰，要求加強全球合作，要求各國在困難時刻挺身而出，承擔起自己的責任。作為回應，美國將以我們的價值觀為主導，我們將與我們的盟友和夥伴以及所有與我們有共同利益的人步調一致地工作。我們不會讓我們的未來受那些不贊同我們對一個自由、開放、繁榮和安全世界的願景的人的影響。

這種片湯話的文字似乎面面俱到，但缺乏實質內容，更不可能是一個連貫的政策的基礎。當美國將其作為戰略聲明來推銷時，已經證明了其戰略的缺失。

**********▍**********一條喬治·凱南曾設計的道路

美國今天需要的是一份明確的戰略目的聲明，它將取代殭屍式的NSC-68範式。幾乎沒有人注意到，這樣的替代方案自美國在二戰勝利後的輝煌日子裏就一直存在。在冷戰開始時的1948年，首任政策規劃主任喬治·凱南（George Kennan）就提出了一種衡量美國政策成功與否的方法，其中並沒有意識形態的幻想。他指出，當時美國擁有“大約50%的世界財富，但只有6.3%的世界人口”，他建議未來的任務是“設計一種關係模式，使美國能夠維持這種差距的地位，而不會對自身國家安全造成損害”。

凱南方案的核心目標是保持美國人的安全，同時保持甚至加強全世界對美國豐富物質生活的豔羨。凱南認為，實現這一目標需要美國“摒棄所有的多愁善感和白日夢”，並專注於“我們眼前的國家目標”。這個國家無法承受“奢侈的利他主義”並擔任“地球大善人”。

凱南的長篇備忘錄裏相當詳細地概述了美國應如何處理戰後世界的問題。雖然這個冷戰世界已經不存在了，他的思路依然有借鑑意義：清醒的現實主義、對遏制戰略的理解，以及對外交政策中目的性、紀律性和“經濟性”的強調。1948年，凱南擔心美國人可能會屈服於戰爭期間萌生的“浪漫主義和普遍主義的思想”。他的擔心是正確的。

自1948年以來，凱南所提到的全球經濟差距已經縮小了，但還沒有消失：**今天，美國只佔世界人口的4%多一點，但仍然擁有世界財富的30%左右。不過，在美國國內，財富分配卻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1950年，最富有的0.1%的美國人控制着全國10%左右的財富；今天，他們控制着接近20%的財富。與此同時，國家的財政健康狀況也在下降：美國的國債總額現在超過31萬億美元，自2010年以來，聯邦赤字平均每年超過一萬億美元。

畸形的不平等和無能的揮霍，在很大程度上解釋了為什麼美國這樣一個幅員遼闊、物產豐富的國家卻無法應對國內的功能失調和國外的危機。軍事力量無法彌補內部凝聚力和政府自律的缺失。美國除非把自己的房子修好打掃乾淨，否則幾乎沒有希望行使全球領導權，更不用説取得所謂“民主與專制之爭”的勝利，畢竟這兩者之爭本身就是幻想出來的。

美國精英迫切需要遵循凱南在1948年提出的、近幾代決策者都忽視的建議：避免無謂的戰爭，履行建國文件中的承諾，併為美國普通公民提供體面生活的前景。**這一切的開始，就是將美國軍隊重新配置為一支旨在保護美國人民的部隊，而不是作為全球霸權投射的工具。**美國國防部的首要工作是美國的國防。

實踐起來，這會是什麼樣子的呢？首先，這將意味着認真對待《核不擴散條約》中規定的消除核武器的義務；關閉各地區軍事總部，美國中央司令部將首先被砍掉；減少美國在海外的軍事行動；禁止向軍事承包商支付超支費用；為維持軍工複合體的旋轉門上鎖；重振美國憲法規定的國會戰爭權力；以及，如果不宣戰，將軍事開支限制在國內生產總值的2%（這仍然能保持五角大樓的軍事開支領先於世界）。

1947年，在也許是《外交事務》歷史上最著名的文章中，凱南寫道：“為了避免毀滅，美國只需要檢驗自己的最佳傳統，證明自己是一個值得保留的偉大國家。”今天，這些傳統可能已經支離破碎，但凱南建議的意義，依然突出。另一個虛幻的軍事勝利不能解決美國的問題，艾森豪威爾所呼籲的“警覺和有知識的公民”卻可以。建立一個不再濫用美國權力、不再虐待美國士兵的政體，這將會成為我們這個時代的標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