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之名的由來與變遷_風聞

    台灣是我國的神聖領土，島上各族人民是我們的骨肉同胞。這一點從“台灣”之名的由來與歷史變遷中可見一斑。

    在我國史籍中，沈瑩（公元244—280）《臨海水土誌》和《三國志-吳志》把台灣叫做“夷州”。

    沈瑩當時是吳國的丹陽太守。他的《臨海水土誌》一書雖早已失散，但其原文幸而被成書於10世紀末的《太平御覽》、《後漢書-東夷傳注》等古代歷史文獻部分保留。據《太平御覽》所錄，《臨海水土誌》説：“夷州在臨海東南，去郡二千里。土地無雙雪，草木不死，四面是山（溪）。”吳時臨海郡在今浙江寧海、天台至福建羅源、連江沿海一帶，從郡治寧海縣出發，東南方向約兩千裏外的地方可以肯定就是今日的台灣。

（島內中央山脈）

    《臨海水土誌》又説：“眾山，夷所居。山頂有越王射的正白，乃是石也。”夷州人居山，山頂有古代越族首領留下的古蹟，由此推知夷州是古代越族到達或聚居過的地方，很可能發展成了後代台灣山居民族。

    《臨海水土誌》還説：“安家之民，悉依深山……居處、飲食、衣服、被飾，與夷州民相似”，“今安陽、羅江二縣民是其子孫也。”安陽在漢初為東甌地，羅江為閩越地，都是越族聚居區，相當於今日北自浙江瑞安、南至福建連江沿海一帶。由此可見，夷州居民與古代越族同出一源，很可能就是從閩浙沿海漂流過去的。

    公元6世紀末，祖國大陸經歷了四百來年的分裂之後，終於由隋王朝復歸統一。那時候的台灣開始叫做“流求”（見諸《隋書-流求傳》），據載，“流求國，在海島之中，當建安郡東，水行五日而至。”建安郡在今福建省北部，就方位和航行距離説，流求非台灣莫屬。公元607至610年的四年間，隋煬帝派人渡海前往“流求”三趟。

    唐朝進士張鷟（約公元660年—740年）所著《朝野僉載》，稱台灣作“流仇”或“流虯”，但其後的韓愈《送鄭尚書序》（創作於公元823年）仍繼續稱為“流求”。 鄭尚書即當時開封籍的大官鄭權，那一年他被任命為嶺南節度使，治所在廣州。鄭權赴任將行，韓愈作此序贈送。此外，在《元史》中則寫作“瑠求”。

    流求、留仇、流虯和瑠求，其實都是同音異寫，自隋迄元，前後使用了七八百年。

（島內老街一瞥）

    直到明洪武五年（1372年），現在沖繩島上的三個國王之一的中山國王察度遣使入貢，明王朝以為他們是從福建東南方海上來到，應該就是歷史上的流求，所以就稱他們為“琉球”。過了不久，發現在此以外還有一個面積更大、更靠近大陸的流求，不能不加以區別，他們又把保持有通貢關係的琉球稱作“大琉球”，而把千多年來早有接觸往來的台灣稱作“小琉球”，並列於朱元璋手定的《皇明祖訓》之中。

    由於明代統治者的目光短淺，就這樣出現了把大的叫做小的，把小的叫做大的名不副實的現象。

    “小琉球”一名在明代官書中使用很久，嘉靖後期（十六世紀中葉）印行的許多有關海防著作，如《籌海圖編》、《皇明海防纂要》、《讀史方輿紀要》、《武備志》等書，都一律稱台灣為小琉球。連當時歐洲出版的重要地圖，如偉留的世界地圖、拉茶羅路易斯的世界地圖，都拉杜的遠東圖志等，也都在台灣島的位置上標上“Lequeno Pequoio”、“Lequeio Minor”字樣，意思也都是小琉球。

    明代嘉靖（1522—1566年）以後，由於台海兩岸貿易日趨發達，到過台灣的人越來越多，他們各就見聞所及，觸景生情，用各種樸素、生動而富有生命力的名稱來稱呼台灣。從福州航往琉球、日本的商船水手，在橫渡海峽時，必須以台灣北部的一座高山為瞭望定向的標誌，這座山的形狀有點象一個罩雞的籠子，因此就稱之為“雞籠山”，它起初不過是一個山名，後來逐漸變為台灣北部沿海的通稱，如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卷九九載：“又有雞籠山島野夷，隔雞籠淡水洋”；張燮《東西洋考》卷五：“雞籠山、淡水洋，在澎湖嶼之北……”，等等。

    大陸和澎湖各島漁船在台西部海面捕魚時，往往要在一個可以避風的港口修理船具，曬補魚網，他們就叫這個港口作“魍（網）港”（見諸《東西洋考》），由“魍港”音轉為“笨港”、“北港”，有一個時期是中部沿海的通稱。如，明萬曆年間福建巡撫黃承玄的《條議海防事宜疏》中提到：“至於濱海之民，以漁為業，其採捕於澎湖、北港之間者歲無慮數百十艘。”由此可見，這一帶海域的撈捕生產活動是比較繁盛的。

（島內漁村塗鴉）

    大陸沿海商船每年有好幾次開到南部一個寬闊平靜的海灣中，然後登岸與稱作“大員”（讀如台窩灣）的平埔人交易，他們就稱那一帶地區為“大員”（見諸陳第《東番記》），由大員音轉為“台員”、“大灣”、“台灣”，也逐漸成為南部沿海的通稱。如《台灣隨筆》中所述：“惟莆田周嬰著《遠遊篇》稱台灣為台員，蓋閩音也。”再如，明代詩人沈鈇（公元1550—1634年）《請建澎湖城堡書》：“紅夷潛退大灣，蓄意叵測。”其中的“紅夷”即指荷蘭人。

    在閩浙沿海方言中，“台”與“大”的吐音相近。由此，我想到了十多年前駐守福建從事採訪工作期間的一件趣事。福建沿海多台風，一年中有半年可算是“颱風季”。但當地防汛部門少有人能説明白一個問題，那就是颱風名稱的由來。很多人誤以為颱風是從台灣方向吹來的熱帶風暴之簡稱。我個人以為，這是不對的。“颱風”之名應該源自於人民羣眾對熱帶風暴的一種口頭稱呼，颱風即大風。再想想漢高祖劉邦所作的《大風歌》，説不定就是“颱風之歌”。

    説回到明朝，此時的統治階級以當地有一個“番”族，而四川西北也有一個番族為由，稱台灣島“番族”為“東番”，以與四川那邊的“西番”相區別。進而，連台灣地方也被叫成“東番”。如陳仁錫《皇明世法錄》卷八載：“雞籠淡水一名東番”；《東西洋考》卷九：“東番，人稱為小東洋。”

    現代的許多學者曾提出“東番”之稱是不正確的。但我以為，值得深入探討。從某種意義上來説，東番之稱透露了長江上下游與東南沿海一線形成的“丁”字區域內先民們有着緊密的親緣關係。

    明朝人還認為東番不止是一個島，而是有多個島，因又統稱為“東番諸山”（見諸黃承玄《題琉球諮報倭情疏》），或“東番諸島”（見諸《熹宗天啓實錄》卷五三）。這些名字沒有被後來的文獻所繼續採用，大概是不為人民羣眾所喜用之故。

（島內田園風景）

    台灣在國際上也有一些不同的稱呼。16世紀中葉，葡萄牙殖民者從澳門航往日本經過台灣海峽時，看見澎湖羣島中有很多漁船出入捕魚，然後稱之為“Ilha Pescasdores”，意思是漁夫之島；看見台灣島上林木青翠，景色秀麗，又稱之為“Ilha Formosa”，意思是美麗之島。同時期，日本倭寇竄入南部，見當地白沙青松，景色與日本播州灣海濱有點相似，就把它叫做“高砂”，又音轉為“高山”，這就是古代日本稱台灣為“高砂國”、“高山國”的由來。以上這些名稱，也一向不為我國人民所使用。

    隨着近代海峽兩岸人員與貿易持續往來發展中，南部沿海由於地勢平坦，物產豐富，居民稠密，又擁有天然良港，而成為全島的政治經濟中心。1661—1662年，鄭成功驅逐了荷蘭人，以赤坎為中心，設置府縣，建立統治；1683年，清政府又就其地設台灣府，規定與廈門單口對渡。1784年，官方開放鹿港與泉州的蚶江通航；1792年又增加淡水河口的八里岔與福州的五虎門通航，兩岸的民間另有許多小港互通有無。從此經過兩三百年的時間台灣逐漸成為全島的名稱。

    十八、十九世紀，兩岸貿商交流十分熱絡。台米、台糖（甘蔗製糖）等特色農產品源源不斷運銷大陸。其中，台糖遠銷天津、上海、蘇州、寧波等地。1833年的外國報紙記載，經常往返於台灣與天津之間的運糖船隻，有20餘艘。商船大多是福建漳泉富商所造，返島回程所載有泉州的磁器、紙張，漳州的絲線、煙草，福州的幹筍、香菇，興化的磚瓦、杉板，上海、蘇州的布匹、色酒，浙江的綾羅綢緞，山東的藥材、乾果以及關外的榛子、海蔘等等。

    當時，受益於兩岸貿易日益增長之利，台南形成有名的三郊：一是以蘇萬利為首的北郊，經營寧波以北諸港，有行商二十餘家；二是以金永順為首的南郊，經營金、廈、漳、泉、汕頭、香港諸港，有行商三十餘家；三是以李勝興為首的港郊，經營島內各港，有行商五十餘家。全島經濟迎來史上首個高度繁榮時期。（完）

（島內都市風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