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物論（八） 誠意（四） 語言辨析_風聞

 

維特根斯坦説：“哲學是針對藉助我們的語言來蠱惑我們的智性所做的鬥爭”、“不可言説之事,必將無言以對”。西方哲學自軸心時代之後，即已開啓了以研究語言代替認識世界活動的轉變，彷彿從“渾沌”二字可以得出“中央之帝”的所以然來。

語言是人類交流的工具。可以想象，猴子很有可能用聲音傳遞一些信息，比如某種急促或尖鋭的聲音代表“獅子”。人類的語言最初肯定是來源於自然，即語言中最初的概念對應着自然中的某物，而最初的描述也同樣對應着自然界中人或物的行為或狀態。伴隨人類的發展，語言逐漸豐富起來，產生出大量的虛構的概念和想象的描述，語言逐漸不再只是對自然的狀物。語言的使用逐漸顯示出技巧性，能言善辯成為一種能力，而描述自然的功能則只是一隅。

語言的發展性無需質疑。英語詞彙量在最近一百年的時間裏從20萬增長到了100萬。常用漢字數量雖有所縮減，但漢語詞彙量卻有大幅度增長。與此同時，某些封閉語種（未進入現代社會的類部落語言）的詞彙量可能沒多大增長。事實上，從人類開始“八卦”以來，語言就具備了兩種功能：一是描述自然中的事物，二是人的交往。某種意義上講，語言的這兩種功能，正在改造兩個世界：自然和社會。同時，自然和社會兩個世界也在改造語言。從結果上看，語言必然暗合人類對兩個世界的理解，人在學習語言時，其已在潛移默化中接受了母語族羣對兩個世界的理解。

前已論述，就功能一而言，科學和數學可以作為保障，語言是可以把人想表達的“意思”準確呈現並傳遞的。但功能二則無法保障。也因此，任何“研究”都應分開截然不同的兩個層面：關於自然的和關於社會的。後者在政治、倫理範疇，其中的任何結論都具有預言性質，與人相關的特性造成了自相關，是可能的悖論。

為了更好地理解語言、社會、自然之間的關係，可以做一個類比。把人類視為一個企業：人類社會總公司，把以地球為中心的生態圈（人類在其中生存發展）視為該公司的原料和產品，把語言視為管理工具，其中功能一則對應着公司的“財務體系”。

“財務”是一個神奇的體系，它用“票據”記錄了企業的經營行為。有經驗的財務或審計人員，可以憑藉企業的“票據”近乎真實地復現企業的生產經營過程。想象一下，財務部門的工作為企業創造了一個二維的“票據世界”，並確保了票據世界與現實世界有確定的映射關係（想象哈利波特魔法世界中的‘活點地圖’）。財務體系就像架設在現實世界和票據世界之間的成像機構：現實世界每發生一筆業務，票據世界就會對應生成一張票據：時間、人員、物料名稱、數量（單位）…。必要的，財務體系的“物料表”要保持對應現實世界中實存的物資：如果採購人員發現了新的“物料”可以用於生產，那麼財務體系就要立即更新“物料表”；如果企業通過創新設計，生產出了新的產品，同樣要更新“物料表”。而如果企業要求更精準的數據，財務體系可以增加“有效位數”滿足要求…。

總之，財務體系是一組可靠的透鏡，可以把企業的生產經營活動如實映射到二維的票據世界。人類語言首先具備這種映射能力：物質世界及其運動是可以被如實描述的。

財務體系是企業管理的核心，但不是全部。企業中大量的事務是“辦公”，是組織和執行“人的行動”。於是，人們在財務體系之外，創建了辦公體系。在辦公體系中，人們當然也使用財務體系的“物料表”，但並不夠用：比如指稱某個人或某個團隊，比如指稱某種組合，或者指稱某種行動計劃、某種經驗教訓，當然不在“財務物料表”中。於是，人們創造了大量的用於辦公的“辦公物料”，這些物料可能是財務物料的組合或財務物料的一組屬性，也可能是指向某種行動或某種經驗的“虛構物料”。由於沒有現實實存物資用以對照，“辦公物料”變得不那麼可靠，不同的人理解可能不同，量的計算也有各樣的偏差，雖然人們想盡辦法試圖消除誤差，但總是難以實現。何況，執行過程中有意的“誤解”，或因為計劃公佈（自相關）導致的干擾等，加重了辦公體系的不可靠。所以，企業辦公多數時候是各部門各執己見，最終的決策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決策者的“意志”。

類比推論。語言中“概念”的基礎部分，來源於自然，可以視為自然中的事物在語言世界中的映射。面向自然，只要想要正確的溝通，總是可以找到辦法的，畢竟科學可以提供相對準確的概念定義，數學可以提供堅強的語義支持。“概念”的衍生部分，可能與自然有關，也可能已經不再直接相關，甚至有可能完全是自然中不存在的虛構之物。加上有意的曲解，以及“自相關”造成的變數，使得以此為基礎的社會關係，變得不可描述。即使可以簡化，去掉一些“不重要”的影響因素，使得數學表述方法成為可能，意義也不大。畢竟，人類無法再現同樣的場景，以驗證數學的推演。於是，“辦公物料”失去了在自然界中的錨，飄浮了起來。

語言作為溝通工具，無可替代。但使用語言時，必須清楚，“概念”的準確度是有差別的：基層的總能搞準，衍生的則不那麼可靠。基於概念的準確度及其“自相關性”，科學，應當在“社會運動”課題面前保持謙卑。基於影響因素的複雜性，科學，應當被限定在一定的複雜程度內。以人類當前的能力來看，科學的邊界在“天氣和地震預報”，凡是能見度低於或複雜性超過二者的，都不能宣稱科學。科學邊界之外的結論，並非不可言説，而是：發佈者應公開其限定條件，採納者應知“後果自負”；推廣者應知“因果不爽”，尤其知其惡仍為之者。可以設想，如果某人在小區裏喊“半小時以後地震，大家都到外面來”，你會相信嗎？

邊界既定。人們進行科學研究時，已在使用科學的造物，同時也在使用語言的基本功能即映像自然。映像自然的“財務”語言，由科學和數學背書，不需要語義學。人進入社會或進行社會研究時，用來與人交流的“辦公”語言，其本質是一種“行動”，不必追求準確（有時甚至追求模糊，詩則講究意在言外），因而也不需要語義學。語義學可以是文學的，可以是數學的，肯定不是哲學的。

羅素悖論本質上是語言的悖論，不是數學的悖論。所謂引發第三次數學危機，實質是澄清了數學中集合符號的本有規則。

關於語言，佛家的認知視角值得參考。

《楞伽經》：“所謂八識，何等為八？”

“一者阿賴耶識，二者末那識，三者意識，四者眼識，五者耳識，六者鼻識，七者舌識，八者身識。”

王德峯教授認為，末那識=小我，阿賴耶識=語言。道理在於：五種感知彙集到意識中，進行綜合判斷。我的經歷積累成為我心中之我，即末那識。我又藉助語言進入社會，我的三觀潛移默化來自語言，母語即為我的阿賴耶識。王教授曾舉例：漢語並不因人而存，若全世界説漢語的人靜默三分鐘，漢語本身並未中斷。按佛家觀點，阿賴耶識是人心本自俱足的，母語已在人的心中，只待他的讀出。（陽明先生的去蔽以致良知，是對佛家思想的認同。）

語言來自自然和社會兩個世界，必然會隨着人類對世界的認識以及社會的發展而變化。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春秋筆法是誅心的；魯迅先生“從字縫中讀出字來”，即是指文字本身含有世界觀和價值觀。字縫中的字，指的不是文學作品中的“言外之意”，而是其“本意”所攜帶的“背景資料”。“鄭伯克段於鄢”是《春秋左氏傳》中的名篇。“克”是擊敗（地位相當的勢力），不説“克弟”，説明作者認為“段”沒有做到弟弟的本分，不值得當作弟弟；不用“伐”，作者認為兩人地位不是國君與臣屬的關係，也不認可國君的地位。微言大義，背後是儒家的道德體系：兄弟二人的行為儒家都不認可。其他如社會關係、價值觀、文化以及工藝、技術、制度等，都可以在文章中見到。於是，閲讀經典時，這個社會所認可的那個價值體系已在讀者的眼前。（稱為經典，是因為其中的價值體系；有害讀物，也是因為其中的價值體系）

日常語言中，最不起眼的語句中包含了人類的基本世界觀。“你吃飯了嗎？”其中的“了”字，是漢語中的完成時態，這表明，事件必定在時間之中且時間不可逆；把“吃飯”當成打招呼，表明人們還未烙下衣食無憂的烙印…。“我推倒了杯子”的“推倒”，是英語中的及物動詞，這個詞的存在，表示“我”和“杯子的倒”之間構成因果關係；“樹長高了”，其中有人類對某種植物的認知…。更加基本的是“説文解字”，比如“道、路、徑”意義相近，但源頭不同，分別為：大路（比如秦直道）、井田中的主路（縱橫的阡陌）、斜路（便道）。語言中的每個字、詞，都有其來歷，使用語言，就是在與流淌在語言中的知識傳承打交道。母語，就像一個長生的長者，她始終都在，彷彿是人心中的自生。

不同語言可以互譯，表明了不同語系的人具有相近的“世界觀”，有相同的底層邏輯（數學）。科學論文是最容易實現AI翻譯的，因為沒有歧義，對自然的描述也容易準確翻譯。但與人文社會相關的語句卻很難翻譯。漢語中有些詞很難譯成英語，表明文化傳統的某些“範疇”存在差異，比如“覺悟、恩愛、冤家”等很難找到對應的英語詞彙，大量的音譯詞比如末那識、阿賴耶識、chi（氣）、Kongfu（中國功夫）等就是無法意譯造成的。雪萊和李白的詩譯成對方語言，基本上什麼都不是。在中國畫和中國書法薰陶下成長的中國人和西方人肯定有什麼不同，雖然這種差異難以言説。

在一種語言環境中成長，個人就是在同本語種的所有先輩們談話，只不過這是在潛移默化中進行的。對於個人來説，語言本身就是知識的寶庫：微言大義，母語塑造了每一個人。

但對於人類來説，語言中並不包含新知識。理由很簡單，融進語言中的知識都是已有的知識，新知識尚未融入。因此，不可能從語言中獲取新知識，新知識只能來自自然或社會，即語言的來處。從“認識世界”的角度看，知識不在語言中。知識可以表述為“命題的真假”，但從命題真假的討論中得不到新知識。

以下進一步舉例説明這一點。

例一

去年寒食在天涯，裁得春衣妒落花。

今日扁舟歸去急，夢魂先到故人家。

例二

柳岸杏花稀，梅梁乳燕飛。

美人鸞鏡笑，嘶馬雁門歸。

楚宮雲影薄，台城心賞違，

從來千里恨，邊色滿戎衣。

 

上面兩首“近體詩”（一首七言絕句，一首五言律詩），都是“作詩機軟件”的“作品”。合轍押韻（平水韻），格律上找不出毛病，詩意嗎，勉強可以拉扯到一起，似有感嘆，很像那麼回事。但它們都不是詩，它們不是來自人類的實踐。

全部的漢字不到10萬（《中華字海》收入了87019個），常用漢字3500左右，每個漢字的平仄和詞性都可知（多音多義也可知）。數學上講，七言絕句的總數是有限的，“作詩機”完全可以把它們全部作出來，什麼李白杜甫都不在話下！未來大詩人的作品也在其中！

在語言中尋找新知識，就像用“作詩機”寫詩。“作詩機”的作品中必然包括真正的詩，但除非恰好與已有的作品相同，否則並不能判斷它的真假！雖然未來的詩也混雜在內。按照形式邏輯規則來推斷“命題”，理論上全部的命題都可得到，其中必然也包含真的“知識”，但人們並不知道這是知識。雖然全部新知識早已在語言及其發展之中，但得到它們卻不是語言的事。

語言是個人的知識寶庫，但不是人類的尋寶地。對個人來説，更多的貨幣代表更多的財富，這沒有問題。但對國家來説，更多的貨幣只代表可能的通貨膨脹！人類在語言中尋找新知識，如同國家試圖通過貨幣發行來創造新財富。

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認識世界，以誠為本，誠乃人之本性：人無法自欺，正如人不能否定“我思”。人接受知識的過程，是心性清明的過程，也是獲知“誠”的過程：誠與明互見。不誠，是求知之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