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物論（七） 誠意（三） 盲人摸象_風聞

 

盲人摸象的故事最早見於《大般涅盤經》，逐漸形成許多版本，流傳很廣。我們藉助這個故事場景，進一步討論“認識論”。

人是萬物的尺度，同時是知識的尺度。知識的三視角都有各自的邊界，當“只能在其中”的境況無法改變時，人類將不能獲得旁觀/上位視角，故事中的“視力”將被禁止！盲人摸象式的認識論成為唯一合法！

 

全面與片面

 

故事中定義了兩類角色，一類是盲人，只能憑觸覺感知事物；一類是正常人，包括讀者在內，擁有正常的視力，也就是盲人不具備的“上位視角”。視覺感知能力的差異造成了判斷的差異，故事才得以發生；正常人具備的正常視力，默認代表“全面”，盲人的感知代表“片面”，故事的寓意才得以成立。

但如果現實中有人可以使用X射線透視，則正常人就成了“相對的盲人”，畢竟相對於能看清大象骨骼結構的人來説，正常人只能看到大象的表面形狀，X射線觀測者相對於正常人就具備了“上位視角”。X射線觀測者也可能成為“相對的盲人”，比如，有人還能分析大象的基因…。科學，在現實中創造了“上位視角”，並且不會自稱“全面”。而相對於科學的創造性的未來，此時此刻的我們（即使是基因學家），也未必不是寓言故事中的盲人。

作為一則寓言故事，不必深究其中的隱含是否成立。但對於“認識論”的討論，這卻是最為關鍵的問題。與“片面-全面”相類似，包括“表面-實際”、“現象-本質”、“現實-理念”、“形而下-形而上”等等，都定義了一組非此即彼的“絕對”關係，而這種絕對關係中容不下科學。

首先，“絕對”與科學精神相違背。只有接受“相對”，科學才能起步和發展；只有在現實而不是在理念中，科學才能展開。其次，把不能理解的現象交給“理念”或者“上帝”，相當於“把問題打包”，不僅是面對困難“耍滑頭”，更重要的是阻塞了實踐的道路。“洞穴之喻”，只有在“有人已經走出洞穴”的前提下才成立。假設一個上位視角，可以用於説服個人，但不能用於説服人類整體。洞穴之喻的意義限於個人警醒，若用於人類整體，則必然導致“絕對”和“形而上”，必然導向認識世界這一“天命”的反面！

從這一點上，科學絕不是以本體論為核心的西方哲學所孕育的，而是其對立面。若説科學與西方哲學有關係，則這種關係是叛逆，並且不是晚輩對長輩的叛逆，而是被壓迫者對壓迫者的反抗。若説西方哲學對科學的貢獻，則是靶子（瞄準開火就對了）。正是由於這種關係，在現代科學佔據主導地位的時代，必須把“絕對”、“無限”和“終極”們放入“副本”。

西方哲學自柏拉圖到亞里士多德，都在研究形而上的問題，哲學家都認為在這個世界所有現象的背後，都確實存在一個超越具體形式之外的終極實體，這個實體被稱為“邏各斯”或者“上帝”。自古希臘哲學的開端，所有的哲學體系都是在這個體系上發展起來的。

--知乎

 

綜合與積累

 

盲人只被允許隨機觸摸大象的一個部位，就要給出判斷，這也是故事中的設定條件。否則，盲人是可以通過多次觸摸，逐漸勾勒出大象的輪廓的，那樣故事就不會發生了。合理推斷：如果不限制盲人的嗅覺，那麼他們大概可以知道大象是一種大型的食草動物。如果大象恰好發出了叫聲，盲人還可以知道這種動物的聲音特點，並根據聲音的複雜程度大致判斷這種食草動物的智力。盲人可能永遠無法描述大象的顏色，但相關聯的性質，包括毛髮、温度、粗糙程度等等，盲人可以感知，進而綜合得出“和野豬相近”這樣的判斷；如果盲人曾經到過泰國，在那裏摸過亞洲象，憑藉知識的積累，他能判斷“這是亞洲象的同類物種”。因此，可以認為：只要觀測條件開放，盲人可以通過綜合與積累，得到與正常人相同的觀測結果，至少是相近的，同等級的，而不至於有維度之差（片面之於全面）的。

故事中，盲人用蘿蔔、柱子、石頭、繩子等概念來描述大象。那麼，盲人是如何掌握上述概念的呢？盲人不是蒙上眼睛的正常人！合理的推論是：盲人通過日積月累掌握了物品的特徵，形成了可以和正常人交流的概念。盲人在認識過程中必定進行了歸納和綜合，否則物品大小、形狀等稍有不同就可能誤認，而每增加一次接觸，他對某概念的認識就更全面一些。如果事後被告之大象的尾巴確實是一種繩子，那麼他的關於繩子的認識要做出某種修正。人類的“認識”是一個積累的過程，即隨着時間推移，必定會修正以前的認識。現代人認為古人“不全面、不科學”，未來人也會同樣評論當下的我們。

必須認識到，人類的先天能力是有限的，人類只能通過理性的綜合與積累，逐漸認識世界。即認識世界是一個過程而不是某種一步到位的狀態。可以説，盲人摸象模式，才是人類認識世界的真實路徑，它所要求的，只是“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之上的盡我所能。從實踐的角度看，也不能等到擁有“全面”的能力之後再去認識世界，那樣要麼是固步自封，要麼是無所作為。

在認識論維度上，柏拉圖的“洞穴之喻”是暗含着形而上的。有些洞穴是“無外”的，比如“宇宙”，人類不能走到宇宙之外去觀察。所以，走出洞穴作為目的，鼓勵人們探尋“真相”，這符合科學精神；但脱離實踐，假想自己可以走到外面並向仍在洞穴中的人宣講世外，則是空談。並不是禁止假設，而是不能信以為真。佛家已經説透其中道理：“若人言，如來有所説法，即為謗佛”。道家的“道可道，非常道”所指相同。儒家則以“子不語怪力亂神”劃定界限。

認識世界活動，如同攀登。科學是披荊斬棘，也是開闢階梯；科學所製造的設備和儀器，既是人類認識世界的階段性成果，又是辨別和披斬的新工具。人類始終在“認識世界->武裝自己->更廣闊的世界”的征途上。探求“真象”與“知所不知”相結合，才是正道；盲人的誠意的積累，終會接近“真象”，終會近乎擁有“視力”！想象一個“真象”，鼓勵人們摸下去，是形而上的意義所在，也是形而上的所止。所以，形而上只允許作一面旗幟，用途止於鼓勵。

與基因進化不同，智能的“進化”創造出了超越碳基生命肉體極限的能力：感知和力量，以及組織能力（組織與計劃，是智能生命的特權，是實踐偉力的源泉，也是科學的來處）。承認認識世界是一個過程，腳踏實地踐行這個過程，是唯一合法的認識論。假如，人類的能力只能摸到“大象”的前肢，那麼，世界就是一根柱子。

 

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

--《金剛經》

 

同一律難題

 

盲人使用石頭、繩子等概念時，所表達的含義與正常人是否一致？這種懷疑是必須的。可以想象，盲人使用上述詞彙時，心中所浮現的具象與正常人是不一樣的（肯定缺少顏色特徵），正常人也無法想象看不見的繩子。即便視力正常，不同的人關於顏色的感受也可能有差異（可能色弱）。如何保證人與人的交流中，概念可以準確無誤地送達呢？甲對乙説一句話，這一過程中包含了三個可能產生誤解的環節：甲把“意思”轉化為語言、乙聽到甲的話、乙轉化為自己理解的“意思”。即使由於科技的進步，聲音傳遞（包括翻譯）可以充分“保真”，但語義的轉化過程的風險卻無法消除。

很明顯，“討論”本身是需要討論的。

甲對乙説：“我去超市”。乙對“超市”這個概念的理解可能是附近某個具體的超市（如果是別處超市的話，甲會特別説明的）。甲説：“我上午碰到‘老虎’了”，乙的心中可能閃過老虎這種動物，然後馬上反應過來，甲指的是他們都認識的一個朋友，外號叫“老虎”。 在日常對話中，無需苛求語言的準確性，只要雙方理解一致即可，熟人之間可以形成默契，對話可能簡練到他人無法理解的程度。一則很有生活的網絡段子：

學生甲經常叫外賣，和食品店的工作人員乙形成了默契，甲撥通乙的電話，對話如下：

乙：“喂”

甲：“嗯”

乙：“嗯”

十分鐘後外賣送到了。

當人們需要與陌生人溝通時，確保對“概念”的理解一致就變得重要，對話雙方都沒有能力保證語義的準確表達。極端情況，如某些合同文本，要有多種語言對照版本，同時，文本中有大量在普通人看來極其囉嗦的語句…，目的無非是減少歧義。日常生活中，雙方自有辦法實現交流，對話可能簡練，也可能繁複，適可而已。

現在把關注點收回到“認識世界”的工作中，此時，需要第三方來保障語義，這個第三方就是人類的知識體系。那麼，知識體系是如何實現保障的呢？數學+格物。前者自在，只看人類的發現和表達；後者也是前人的積累，正如登山者的工具。

科學的對話中，必然會用數字+單位（如多少米/秒）來表達速度，而避免使用“快、迅捷、電光石火”之類文學詞彙。這一點，現代人已能做到，但卻包含了人類全部的知識積累。國際單位制的形成是一個曲折的實踐過程，雖然看起來只有七大基本單位，但它幾乎需要全部的物理學知識來支撐。如果只是在新聞中看到過報道，雖然他可以記住七個基本單位，但這並不能保證他能理解。在科學已大興於世的時代，應當抱持的態度是：在科學領域內，相信科學。

人類似乎面臨着兩難：若不對知識進行歸納和提煉，就很難記住；若提煉，則簡化必然導致信息傳遞過程中可能的損失。現代科學體系是如此的龐大，作為基礎的數學又是如此的深邃，真的是讓人望而卻步！面對這個世界的知識，有幾人能稱全才？有幾人能“看山還是山”?或許計算、存儲、網絡技術所支撐的搜索+字典，就是應這種兩難而生的，已經是人的腦力的延伸。畢竟，只要不自欺欺人，花些功夫還是能夠了解大致“在山上的哪個位置”的。

只格出七個基本物理單位是不夠的，加上數百個輔助單位也不夠，總不能用“多少千克”來區分大象和螞蟻吧！人們需要為世界上的事物分門別類，使用類似博物學“門、綱、目、科、屬、種”的方法，把“概念”分區存放，就像整理書櫃。科學史，就是博物書櫃的整頓史：更多的歸檔->更大的書櫃->再整頓以容納更多…。

“世界”作為概念，它的內涵是“可見的世界”，它的外延就是自身。物的概念的內涵，就是此物類區別於它的背景；外延，就是以此物類為背景，可以容納“更為具體”的概念。於是，世間萬物可以如此堆砌，依據是科學的尺度，方法是“屬加種差”。認識世間物類，必定要求理解其尺度和方法：科學在“格物”的自然一面。

 

格物之責

 

語言是人類溝通的工具，“概念”在語言之中。語言是發展變化的，日常生活中會不斷有新詞彙湧現出來，往往對應新事物、新形態。尤其當下網絡時代，經常會有一些不太入得學者法眼的新成語加入並流行。比如“喜大普奔”、“不明覺厲”…，往往對應現實中的某種新形態。如果人類發現了新的物質，並且該物質可以“大用”，就會在語言中創造出新概念，比如“石墨烯”。不必苛責，語言作為一種人類共同的造物，始終在自我更新：詞彙如果適用，自會留存，如果不適用，也許一陣風過去再無痕跡。

交流在語言中進行：甲把“意思”轉化為語句，進入語言平台，乙通過語言平台接收到語句，再轉換為自己理解的“意思”。經過化簡，語句最終都可以呈現為“概念+描述”（這是明顯的，數學家可能已經做出了證明，甚至已經有所謂‘語言形式化’的體系）的單一結構。那麼，交流的“保真性”就取決於兩點：一是“概念”一致性，二是“描述”一致性。

“描述”表現為主語（名詞或代詞）之外的其他詞（動詞、形容詞、副詞、數量詞、感嘆詞、介詞、連詞等）的組合。這些組合本質上可以表達為數學。因而，只要不厭其煩，總能找到“保真描述”的方法。例如：“推”可以表達為在某物的某個位置施加了一定的力；“大”可以表達為某個數值；“很、非常”無非是要求某個更大的數值；感嘆詞或許是對某個數值的不敢相信；“了”表示過去某個時段，“的”表示從屬關係；介詞、連詞作用於條件關係。

可能引起誤解的是“概念”，即如何保證甲乙兩人對同一個概念的理解一致。前文已述，在科學時代以前，人們只能用“理性”+“先天”來保證；科學時代，人們以科學知識體系為根據，採用博物學的分類方法，對事物進行分類。科學為可以支持的事物提供保證，拒絕為不支持的事物提供保證，並聲明可能存在的不可靠。

之所以要對“概念”如此較真，是因為某些領域真的到了必須較真的地步：建立在不可靠概念之上，但卻以科學之名行事；行事竟至“你要按我説的做，不能按我做的做”之不誠。哲學的監督之責要求必須還原某些概念，即為這些概念澄清前提、劃定界限。比如宗教、信仰、自由、民主，財富、貨幣…。

格物之責在自然領域，就是科學及其精神的普及，教育、媒體從業者必須是堅定的科學主義者；在社會領域，就是中華文化和精神在新時代的發揚，從業者（發言者）必須是堅定的愛國者。話語權，既是權利，又是責任。立場錯亂的言論，即使只作為噪音，它導致的概念混亂也足以使人在噪聲中失聰。

 

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

--《中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