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百年來中國最大的一場權力分流, 沒有之一, 今天尤為要害｜文化縱橫_風聞

張翔

首都師範大學文化研究院

**【導讀】**自20世紀末期世界社會主義陷入低谷以來，世界範圍內社會主義國家和政黨的文化領導權急速衰落，讓位於新自由主義或者保守主義的文化意識形態。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歷史時刻，重建文化領導權問題，再次凸顯出來。

本文將“文化領導權”作為一個“現代中國”問題進行討論。自**晚清中國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以來，“如何重建文化領導權”便成為現代中國政治重構的關鍵問題，其重點有二：一是政教關係如何處理？二是知識分子的角色和位置如何安放？**作者分析，傳統帝制“以政馭教”，知識分子只有進入王朝體制，才能發揮知識權力。但近代以來，“仕”與“學”逐漸分流，社會輿論空間成為政治思想之爭的另一主要空間，知識分子也越來越重視開展文化普及和社會動員，與官僚系統形成競爭關係。這是現代社會意識形態領導權爭奪的基本格局。

作者聚焦康有為的“教權”論述與毛澤東的“文化戰線”論述，梳理現代中國對“重建文化領導權”的探索。康有為模仿西歐民族國家的政教分離，通過“定孔教為國教”，將孔教會發展成跨政黨的宗教，或者説“偽裝成宗教的政黨”，推動政教再合流。但在政權之外另立教權是一種容易導致分裂的政治結構，遭到多數人反對；孔教論也缺乏廣泛的社會動員能力和對社會政治潮流的主導權，註定無法取得文化領導權。與之相比，**革命政黨則通過建立新政黨的組織化道路，將政治階層與文化階層作為黨員吸納於體系之內，**在共同的政治進程和共同的組織生活中去消化二者張力及其與人民羣眾結合程度不一樣的問題，創造出一種推動政教再合流的新方式，即“從羣眾中來，到羣眾中去”的新的人民政治。20世紀中國的政治實踐，對於今天的重建文化領導權問題，仍有深刻的啓示意義。

本文原載《文化縱橫》2023年第1期(2月刊)，原題為《近代以來中國的政-教關係與文化領導權》******，**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諸君思考。

“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是晚清以降中國知識分子面對的一個基本問題，這一問題又包含兩個層面，一是“列強環伺”的變局，一是從帝制向共和制的革命。從帝制到共和制的共和革命層面看，思想文化領域的大變局是國家政治結構發生根本性變化**，國家政治權力與國家文教權力之間呈現分離態勢，國家文教權力處於未定狀態，知識分子羣體作為國家政治重構進程中活躍的重要力量，在國家政治空間中的角色和位置發生了重要變化。**

這些問題，今天經常被納入文化領導權問題的範疇來討論。本文嘗試將康有為的教權論述與毛澤東的文化戰線論述放在這一共同的問題脈絡中加以解讀，可以看到，康有為與毛澤東的相關論述都是以把握政治階層與文化階層的疏離分流趨勢為基礎的，都在回應這一趨勢帶來的諸種難題，也即爭取教權或者文化戰線的領導權面臨的諸種挑戰。

****▍****政治階層-文化階層的“分流”與文化權力的三元結構

19世紀中期以降，中國經歷了文教大一統格局終結的變化。鴉片戰爭失敗及隨後列強的相繼入侵，大大加速了明代中後期以降中國思想文化格局的變化。近代科學技術隨着堅船利炮的大量傳入，科技和工業領域專業分工的逐漸發展，歧異紛出的域外思想的傳播與碰撞，種種潮流匯聚在一起，形成帝國末期的知識“爆炸”態勢。社會知識體系快速膨脹，官僚體系囊括最優秀知識精英的原有格局被打破，出現了官僚體系與知識精英羣體的“分流”趨勢。

**在中國傳統帝制下，朝廷通過科舉制等人才選拔機制，將最優秀的知識精英基本網羅於官僚體系之下。這是傳統帝制“以政馭教”的社會基礎。**孔子所説的“學而優則仕，仕而優則學”，是人才選拔與官僚體系之間高度融合的理想狀況，並對政教關係的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吏士合一”“官師合一”是儒家的一種重要理想。與此相應，“入世”抑或“出世”，成為中國古代知識分子立身處世的關鍵問題。“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描述了中國知識分子在皇權政治體系中的理想處世方式。在以政馭教的王朝政治體系中，文教權威的最高象徵是皇權，知識分子的知識權力基本上籠罩於王朝教化體系之下；知識分子如果不在王朝體制之中，較難獲得參與政治或“黨爭”的羣體影響力。

但近代以降，“仕”與“學”逐漸分流，“學而優則仕，仕而優則學”這一人才循環的傳統閉環逐漸瓦解了。**“學”在辛亥革命之前已發生鉅變，隨着學校和工業部門的興起，知識精英階層出現歷史性變化；辛亥革命之後，“仕”亦發生鉅變，**不同政治力量的政治鬥爭和軍事鬥爭長期存在，不只是圍繞既有國家機構的政治爭奪，還有另起爐灶的謀求建立新中國的鬥爭。

在專業分工發展、政治階層與文化階層分流的背景下，中國社會的文教權威不可避免地發生結構性變化，分散於局部重疊而主體分流的兩個系統之中：一是官僚系統，一是學校等知識教育專業系統。官僚系統雖然仍會聚着大量知識精英，但一般官僚很難像傳統王朝官僚那樣，一方面從事繁複的軍政工作，另一方面從事日益專業化的研究工作；知識精英尤其是新學精英必然越來越多地集中於文教專業部門。以此為基礎，思想文化領域呈現出此前罕有的態勢，即傳統王朝時代的政治思想分歧往往表現為官僚體系內部分歧和鬥爭的形式，而在官僚系統與文教專業系統分流的時代，社會輿論空間成為政治思想分歧和鬥爭的另一主要空間，知識文化界的思想爭論往往更為活躍和重要。

中國知識分子的“入世”與“出世”也隨之發生了歷史性轉變，從傳統二元的政-教關係架構中的人生選擇，轉向共和時代的政治官僚系統-文教系統-民眾三元關係架構中的人生選擇。其關鍵的變化在於，在國家政治權力與文教權力逐漸分離後，知識分子“入世”的方式不再侷限於參與官僚體系內部的政治角逐，亦可以直接參與或發起社會動員，在文教領域尋求相對獨立的政治影響力。根本原因在於，文教專業場域自成體系，同時共和時代大眾的崛起，為知識分子階層提供了超出既有官僚體系的新空間。知識分子越來越重視走向民間開展文化普及和社會動員，民眾文化教育普及程度在這一潮流推動下持續提升，越來越多的民眾在國際國內危機狀況下參與軍事鬥爭和社會鬥爭，這些因素都促成了大眾在共和時代的崛起。

葛蘭西也分析了政治權力與“市民社會”權力相對分離的趨勢，認為啓蒙運動最重要的後果是“政教分離”——不只是國家與教會的分離，而且是政治權力與所謂“市民社會”權力的相對分離，特別是與掌握在“市民社會的機構”及其知識分子手中的意識形態權力的相對分離。政權與意識形態之間那種直接而單一的肯定性關係的解除，是比“三權分立”更為根本的分權形式，正是這種分離使“意識形態統一”成為一個現代的難題。現代社會的意識形態領導權爭奪的基本格局，一是政治階層與文化階層“分流”的客觀趨勢，二是這兩個階層與大眾形成三元結構，“學”與“仕”同時展開社會大眾的動員，而兩者之間可能存在競爭。

▍“孔子為大地教主”：康有為孔教論的失敗與啓發

辛亥革命和民國肇建是三千年鉅變的關節點，康有為在此一時期的政治思考和實踐，尤其是民國建立之前嘗試建立政黨，之後則將重點轉向組織孔教會、推動“定孔教為國教”，提供了理解知識分子角色與位置鉅變的重要案例。1912年初，康有為撰《中華救國論》，提出一套另類的“政教分離”論。他分析了尚爭之“政”與養心之“教”的分離：現實政治“爭勢利”、講詐偽，與信仰宗教、尊崇道德，雖然相互矛盾悖離，但可以“兩不相礙而兩不相失”。這是對“政教分離”的重新定義，他將這個意義上的“政教分離”視為現代世界列國競爭格局之下的合理狀態，認為當時中國也適宜實行這種政教雙軌的“分離”。但中國與歐洲各國的情況並不一樣：歐洲各國的問題是各個民族國家之“政”相對於羅馬教廷之“教”獲得獨立性，康有為指出的中國問題則是，“教”從“政”的轄制中分離出來，“教”取得相對於共和國家之“政”的相對獨立空間。

康有為意識到，隨着帝制瓦解，政權與教權相分離，不僅原有“君主”之位虛懸，“教主”之位亦處於虛懸狀態。帝制的終結與民國政治的長期分裂及戰爭，既意味着國家政治權力的未定狀態，也意味着國家意識形態權力的未定狀態。他企圖在缺乏政治競爭實力的條件下，寄希望於孔聖人認同及孔教認同在中國人和政治精英中佔據多數這一社會基礎（其實是康有為的預估），説服國會“定孔教為國教”，將孔教會發展成跨政黨的宗教（或者説，發展成偽裝成宗教的政黨），以在議會中形成不在場的多數派，由此推動政治精英與文化精英在分流中的再合流。但這一策略毫無疑問地落空了，主要由於以下幾方面原因：

其一，國家“教權”歸屬之爭，既是思想文化領域的道路鬥爭和權力爭奪，也是國家政治權力爭奪的一部分。康有為倡揚孔教和定孔教為國教的主張，可謂前所未有的知識分子“入世”方式。中國歷史上中央王朝沒有教權的建制性設置，康有為推動定孔教為國教，事實上是要開創中國政治的新架構。**像袁世凱這種有豐富政治歷練的人物，容易明白中國這一政治傳統的基本邏輯，知道在國家政權之外設立教權，容易形成政權與教權這兩種力量的對峙，是一種容易導致國家分裂的政治結構。**因為這一顯見的原因，康有為的立孔教設想在戊戌變法時期就遭到多數革新派士大夫的反對，在民國初年也遇到了袁世凱統治集團的抵制。

其二，“教權”的爭奪必須以政治競爭實力做基礎。康有為企圖在缺乏政治競爭實力的條件下，呼籲或誘導執政者讓渡“教權”，在理論上是可能的，但也僅此而已。他在民國建立之後轉而忽視政黨鬥爭，承認自己一方在政黨鬥爭中已經落後，進而放棄這一斗爭路徑，其實是承認己方缺乏政治鬥爭的能力。這一策略的投機性在於，他放棄了爭奪國家權力的政治鬥爭努力，轉而乞靈於國家權力體系聽從其誘導的偶然配合。試圖稱帝復辟的袁世凱在這個問題上不僅沒有配合他，反而扶持其他尊孔組織以削弱孔教會影響力，共和政府配合的可能性更小，此一策略必然落空。

其三，知識分子作為爭奪文化領導權鬥爭的主力，其作用是奠基於更為廣闊的社會政治運動之上的，文化領導權的形成最後需要呈現為主導性的社會政治潮流，後者是前者的實現形式與證明。但在“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衝擊下，傳統上以孔教為核心的文教大一統秩序的合法性遭遇嚴重挑戰，已無力回應世變之亟的迫切需求。康有為以大同論述為中心重釋孔子，主要是要論證孔子有資格做“全球教主”，確立中國和世界未來的方向，而非用來回應和解決現實危機。這就使得他的孔教論從根本上缺乏廣泛的社會動員能力和對社會政治潮流的主導權，因此也就不可能真正獲得文化領導權。正是在孔子之義與現實危機的關係這一根本問題上，陳獨秀等“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骨幹們發起了對康有為大同立教論述的系統挑戰。

但另一方面，康有為定孔教為國教的主張，也為“五四”新文化運動一代知識分子提供了重要啓發。其一，把握政治與文教的疏離與分流趨勢，並在此基礎上，意識到文教領域可以成為社會政治革命的能動場域，成為打造新的政治架構、形成政治影響力的重要基礎。康有為將國教建制作為改變政治版圖的支點的企圖雖然失敗了，但打開了文化階層介入社會政治大變局的想象空間。其二，打開了從思想文化變革入手打造組織化社會運動和政黨的想象空間，提示了文化階層與政治階層既分流又合流、在分流中再合流的必要性與可能性。康有為組織孔教會的主要思路是利用中國社會對孔子的普遍尊崇，以孔教會作為推動政治階層與文化階層再合流的組織基礎。陳獨秀、李大釗等新文化運動骨幹認為孔子和儒學救不了深度危機中的中國，要用能夠救中國的新思想新文化打造新的文化運動和社會運動，探索建立新政黨的組織化道路。在文化運動的組織化進入到政治運動的組織化階段之後，後者成為更主要的力量，但文化運動仍然是積極能動的領域。其三，康有為表面強調大同卻在實踐中擱置大同，被動地“靠天吃飯”，其參與復辟運動的慘敗呈現了大同立教理論的根本侷限，**“五四”新文化運動及此後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探索，是從洞見和系統批判康有為的侷限起步的，開啓了思想理論與政治軍事運動不斷往復互動的新進程。**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目標和信仰不再只是紙面的承諾，而是內在包含於分階段推進的革命運動之中。

▍“組織化君主”：革命政黨對文化領導權的新建構

康有為提出的教權問題，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之後逐漸呈現為文化戰線的領導權問題。兩者的根本區別在於，教權問題是在既有國家政治架構中謀求國教的創立，即教權的實體化，而文化戰線的領導權是在致力於打破舊的國家機器、建立新的國家機器的革命進程中尋求文化領域的領導權，這個領導權不是康有為想象的那種在已有穩定結構中的建制，而是流動的政治軍事運動進程中的新建構；教權的設立依賴於既有國家機器的決定，而文化戰線的領導權取決於政黨以我為主的政治文化能力。解讀葛蘭西與毛澤東的相關論述，可以看到革命政黨是如何把握和回應政治階層與文化階層的疏離分流趨勢的。

葛蘭西將政黨視為現代政治的“新君主”，提出有機知識界的問題。《獄中札記》指出，“政黨在自己的範圍中執行自己的職能，比國家在更廣泛的領域中執行自己職能，更加完全、更加有組織：成為一定社會集團政黨黨員的知識分子與這個集團有機的知識界溶合起來，和它更鞏固地聯繫起來，而知識分子在國家生活中卻是軟弱無力地參加，有時簡直是微不足道地參加。”知識分子在“國家生活”中的“軟弱無力”與“微不足道”的狀態，關鍵原因在於，政治階層與文化階層的“分流”和疏離表現為專業分化、話語分化、習慣分化等一系列分化，如果知識分子在國家官僚體系中不能轉換角色和調整自我，很難順利地發揮自己的才幹。但政黨的組織生活的邏輯，是以政治信仰、政治原則與政治運動為軸心的，有普通黨員參與的相對大的空間。**政黨可以將政治階層與文化階層同時容納進來，而國家機器則不可能。這是政黨之所以是“現代君主”的一個關鍵因素。**葛蘭西認為，“政黨的全體黨員應當看作知識分子”，這一斷言看起來可笑，但非常正確，重要的是黨應當實行領導和組織作用，即是教育的、精神力量的作用。按照這一思路，“學”的階層除非走向政黨化，否則不可能憑藉其專業性贏得政治場域的激烈鬥爭。有能力爭奪國家意識形態領導權的，主要是組織化的政黨。在這個層面，葛蘭西認為，“現代政黨、其實際發生、其發展、其形式的問題”是最有興味的問題，這是“任何基本社會集團有機知識界範疇和傳統知識界範疇之間的差別”的關鍵所在。

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開篇即指出，“文藝工作和一般革命工作的關係”是中國共產黨的文藝工作首先要提出的問題。這一問題視野的基礎是“文武兩個戰線”，即“文化戰線和軍事戰線”的區分。之所以會有這樣的區分，毛澤東指出了一個特殊原因，即十年內戰時期，革命的文學藝術運動與當時的革命戰爭，“在總的方向上是一致的，但在實際工作上卻沒有互相結合起來”，因為“當時的反動派把這兩支兄弟軍隊從中隔斷了”。緊接着毛澤東指出了一個更為重要的分流現象，即抗戰爆發後，革命的文藝工作者越來越多地來到延安和各個抗日根據地，但“並不是説就已經和根據地的人民羣眾完全結合了”。其原因是多元的，包括政治與文化的階層分流，文化思想學術的專業化與追求相對獨立的習慣訴求，不同觀念態度乃至立場的分歧。這些分流現象帶來的難題的具體表現，即是“文藝工作者的立場問題，態度問題，工作對象問題，工作問題和學習問題”。

在文的戰線與武的戰線及其他戰線存在“分流”現象的情況下，怎樣才能讓它們匯聚在一起，既分流又合流，在分流中合流，成為革命政黨在文武兩個戰線齊頭並進、團結協作的生力軍？這是毛澤東在這一講話中提出的、要回答的核心問題。毛澤東在“引言”部分提出的問題和“結論”部分的分析，都以黨的組織發展為前提，表明已經排除了類似於傳統王朝時代的以政馭教、將政教精英都吸納於官僚體系的道路選擇，不再考慮以科層化體系吸納與整合不同戰線的知識分子，只有以政黨本身作為知識普及時代政治階層與文化階層再合流的組織架構。同樣道理，在黨的組織內部，便不可能，也沒有必要以武的戰線去統合文的戰線，或者以文的戰線去統合武的戰線，問題並不在於武的戰線與文的戰線二者的關係。這些是講話中沒有明言的部分，卻是非常關鍵和基礎的部分。

那麼，在黨的組織之內如何促成政治隊伍與文化隊伍在分流中再合流？毛澤東提出的戰略事實上是，武的戰線與文的戰線同時投入共同的事業，共同的組織生活，在共同的事業和政治過程中去消化兩條戰線與人民羣眾結合程度不一樣的問題。共同事業是為人民服務的事業，黨的組織生活是共同投入這一事業的基礎。也就是説，數量龐大的政治隊伍與文化隊伍的再合流已經不可能在科層制架構中實現，需要在為人民服務的共同事業、共同政治過程中實現。這是為什麼毛澤東在“引言”部分提出的問題是“文藝工作和一般革命工作的關係”，到結論部分，“問題的中心”卻變成了“基本上是一個為羣眾的問題和一個如何為羣眾的問題”。武的戰線與文的戰線都有其專業性，這是一個客觀事實，但在黨的組織中，專業分工不是問題的重點（分工可以得到尊重，同時也可以在跨界的工作中鍛鍊幹部），重點在於每個人在“為羣眾”問題上的道路選擇，在於政治-文化-羣眾三元結構中的方向選擇。

▍“為人民服務”：政黨政治時代政教“再合流”的政治基礎

在知識文化普及程度越來越高的現代社會，隨着文化階層的數量持續增長，知識的專業分工日趨繁複，大眾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的話語權和重要性逐漸提升，政治階層與文化階層的分流是不可避免的客觀趨勢和事實。如果沒有組織化的社會政治進程的有意干預，“仕”與“學”的疏離、政治階層與文化階層的分流注定不斷擴大，“仕”不及“學”、“學”不及“仕”也將不可避免地成為常態。“仕”要獲取教權或文化領導權，需要跨出官僚體系之外去贏取“學”領域的支持、呼應或協同，相對於傳統以政馭教的時代更為困難；“學”的階層要獲取教權或文化領導權，首先需要獲得“仕”領域即國家官僚系統的認可，當然更是難上加難。

在這一分流的大趨勢中，會出現不同形式的推動政治階層與文化階層“再合流”的努力。首先，“再合流”的基本框架有不同類型，有的以國家官僚體系為主要框架，有的以政黨為主要框架，或者宗教等其他的社會政治組織平台。其中，**政黨將政治階層與文化階層作為黨員吸納於其體系之內，有強大的吸納能力，成為推進政治階層與文化階層“再合流”的最為有效的方式。**其次，不同的政黨（或準政黨組織）推動兩個階層“再合流”的方式很不一樣，而這從根本上説，是其政治-文化-人民羣眾的三元結構關係不一樣。孔教會主要從政與教的關係考慮問題，雖然有爭取民眾的視野，但在這個問題上“靠天吃飯”，缺乏真正堅實的社會基礎。中國共產黨作為信仰馬克思主義的無產階級先鋒政黨，在延安時期形成的成熟戰略是，文的戰線、武的戰線和其他戰線都在黨的領導下致力於“為羣眾”、為人民服務，在共同的政治進程中形成政治專業羣體、軍事專業羣體與文化專業羣體等羣體的“再合流”，在此基礎上形成奪取全國範圍的文化領導權的有力基礎。

但無論何種形式的干預政教分流趨勢的政治文化議程，無論何種形式的推動“再合流”的努力，對政治階層與文化階層的分流趨勢的改變其實都是有限的。從一國之內的整體情況來看，分流仍然是整體趨勢，“再合流”只是大趨勢中局部性的合流。這種總體上分流、局部再合流的形勢，可以稱為“分流中的再合流”。文化領導權正是以這種局部性的合流為基礎的，其強弱決定於再合流的領導力量在社會總體中的權重與影響力；從全球範圍的文化領導權的爭奪而言，關鍵也要看局部再合流的建構方式、動員程度和整合深度。

形成文化領導權的“分流中的再合流”進程，需要放在政治-文化-人民羣眾的三元結構中進行觀察和思考。**20世紀的中國政治實踐曾經創造了一種在政教分流的基礎上爭取文化領導權、推動政教再合流的新方式，即“從羣眾中來，到羣眾中去”的新的人民政治；在這種政治中，專業知識精英不是在進入科層系統的過程中，而是在走進社會大眾和深入生活的社會文化潮流中，在實現知識文化的社會價值的過程中，在各自的專業領域、各自的戰線形成共同的政治認同和信仰。**新的道路不在政治-文教的二元關係中，而在政治-文教-人民羣眾的三元關係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