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篇（二） 論人性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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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是人與人的相處，生而為人是每個人的已知立場。人們記錄並研究自然，科學本身就是立場；人們記錄並研究人類社會，也需要明確的立場：作為人！那麼，人性是什麼，社會性又是什麼？

 

人性善惡

 

關於人性善惡，先哲已經討論充分，大致如下：

其一，性善論，孟子認為：“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四種情感是仁義禮智的發端。

其二，性惡論，荀子認為：“好榮惡辱，好利惡害，是君子小人之所同也。人之生固小人，無師無法則唯利之見耳”。法家、基督教以及霍布斯等略同。

其三，非善惡論，告子認為：“人性之無分於善不善也，猶水之無分於東西也”。洛克的**“人心白紙説”**略同。若一定要站隊，老子、孔子略同，但有區別：實為不談人性之善惡。

（告子，可能只是一個辯論者人設。）

其四，有善有惡論，楊雄認為**“人之性也，善惡混，修其善則為善人，修其惡則為惡人”**。董子、王充，柏拉圖、亞里士多德、康德等略同。柏拉圖：當理性能駕馭慾望時為善，反之為惡。康德：真我（理性主導）高於實我（情感主導）為善。有善有惡的推論是“因人而異論”：社會就是由善惡相異的人組成的。

陽明先生認為：無善無噁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或可作為獨此一家之論。

展示先哲之論，不能分出哪位先哲更睿智或誰對誰錯，因為各有其理。但可以嘗試理解其中的道理，理解先哲為什麼要這樣論述。不同的論述，意味着先哲們立論的目的不同。先哲們的共同點是，他們都認可（至少是不反對）教化的重要性。不同點是，當需要強調法治時，人性是要包含“惡”的。他們所論的“人性”作為概念是有區別的，包括了：生命（本能）、品格（性情），也就是作為生物的人，和作為社會成員的人。

孔子曰：“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食色性也）”。作為生物的人，生存與繁衍是生命本能，除非精神和肉體可以分離，否則“此性”失無可失。與之一體的“人性自利”同樣不可剝離，自利才能利他（自利，是利他之‘利’作為合法動詞的根據），自愛才能愛人（自愛，也是‘愛’作為合法動詞的根據，自愛與愛人一體）。但所有人相同的生命本能，不能以善惡論，因為沒有區別的意義（除非宗教宣揚的世人的原罪）。生命（生物）意義上的人性，充其量是“有身之患”。

老子曰：“吾有大患，及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此身為患，因為七情六慾之負累出自此身。但同時要感謝上蒼賜我此身，否則世間沒有“意義”二字，人生價值也就無從談起。

“無身”固然無患，但對“永生的精神體”而言，時間沒有意義，因其永生；空間沒有意義，因其不在（任何地方）。“有身”是道德的前提，如若無身，則連“殺人”都不存在現實性，何談善惡？“有身”也是美的前提，如若無身，則連“區別”都不存在，何談美醜？“有身”還是發展的前提，人的需求是社會運轉的動力。可能確如黑格爾所言“歷史的狡計”，人與人的相爭確實造成了歷史中傾軋、征伐的一面，但也的確使得人類社會沿着技術進步的路線曲折向前，科學時代因而必然到來。人的身邊已經充斥了人工的造物，這些造物是人的需求的實現（使用價值）。不可否認，人類社會有各種醜惡現象，並且隨着現代性而張揚，但不能因此而否定人作為生命。

人的生命本身不能以善惡論，這一點大約是一致的。

亞里士多德説：從本質上講，人是一種社會性動物。馬克思説：人的本質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現實性上，它是一切社會關係的總和。強調人的社會性，這一點也是共識。那麼人的生命本能是如何構造社會性的？

所有可以想象的歷史中，人必定是社會的：新生兒根本沒有獨立生存能力。相對於動物，人的最大優勢在於智能：人展開了基於智能的新的進化路徑。智能使得“合作”可以成為“配合”，使得合作的規模和程度可以遠高於動物，從而創造出遠超個體的能力，實現個人無法完成的任務。合作的理由必定是一加一大於二，這是人從出生就已知道，並且不斷被現實驗證的道理。

人性自利，合作是理性的自利，社會性就是使合作成為可能的那些要求。或者可以反向論述：自然聚居的淳樸的人（未曾思考人性相關的問題），總是在合作中受到激勵，這讓他確認合作是最好的路徑。而這激勵並非“神”的獎賞，只是因為合作的所獲更多。

合作不限於狩獵、種植、生產線，合作是人類全部的勞動，以及使得勞動可能的社會秩序。對秩序的需求使得社會組織產生，部落、邦國，進而國家公權力產生…。秩序的需求催生了法律，法律要維護的是此時此地本社羣所需的秩序…。社會組織使得人們之間身份的認同可能，對合作的鼓勵產生了道德：無論是從結果上（一加一大於二），還是從過程上（妥協才能合作），合作都是利他。理性、自知使得自律可能，從而利他可能，進而合作意向達成，社會性呈現。

如果有天命，那麼人類的天命是組織起來成為社會。

孟子的性本善之論，所指是移除了生命本能之後的，社會學意義上的人性，是人之有別於禽獸。既然不能脱離社會談人性，那麼社會性所規定的人性，就應當作為“人性”的定義。或者説，承認社會性是人的本質，人類就已達成共識：社會性是人的目的（‘智能’只是人的進化途中的驛站，社會才是終點）。

性善論，可以表述為：“善”是“人”的唯一目的，教化使人向善。

荀子以及法家所持性惡論，所指是存在某些本能習性（比如好逸惡勞），它們妨害社會秩序的達成：如果所有人好逸惡勞，社會將不成立。如果不能禁止那些破壞社會秩序的行為，那麼“惡習”就會感染所有人！於是，人類需要嚴刑峻法。公權力的責任是剝奪惡行之利並獎勵善行：公權力成為一種意志，它主動履行社會本有的“因果”機制！性惡論，可以表述為：（依本能行事的）破壞秩序即為“惡”。法律劃出底線：個人可以不向善，但不能阻止或破壞“善”。

基督教的原罪説所論是“神性”而非人性，不作討論。

多數人認同人性有善有惡，此論中的人性是人的生命本能與社會性的綜合（這也是人性概念的習慣用法）。柏拉圖以“理性駕馭慾望”作為判定人性善惡的依據，這裏的“理性”有兩層含義：其一是自知之智能（自律可能），這是區別於動物而獨屬於人的能力；其二是用以判斷的依據：法律和道德，沒有規矩不成方圓。前者是人與動物的分隔線，即自知，使社會可能；後者是社會性本身，即社會性對人的要求。理性主導，則合作成為可能，社會性呈現。

陽明先生“無善無噁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之論，可以作為關於人性討論的總結。心乃生髮意義的源泉，是人的立場本身即有身之患，無關善惡；行事就是社會活動，已涉善惡（動念即是緣起，已沾因果）；價值觀在心不在外（良知，道德內化為修養）；“善”只在人生實踐中（知行合一）。陽明先生的“格物”是在實踐中的致良知。

先哲所討論的“善”，不僅含有與“惡”相對的與人為“善”，還有“正確（應然）”之義。“正確”可以來自“神”，來自“理念”，也可以來自“天命”、“天道”、“心”。無論如何描述“天賦此善”的其來有自，最終都要落腳在人和人類社會（可以爭論怎樣才‘有利’，也可以爭論‘現在’和‘將來’怎樣分配，但爭論的根據始終是人和人類社會）。從這一點上，法律之善有二：其一制止惡行；其二維護社會秩序；後者是大善。道德之善也分兩重：其一勸人向善；其二構建德性價值觀；後者是大善。社會就是人的合作，集體主義是善。（蘇格拉底可能會問：幫派也講集體主義，是善嗎？）

猛獸、毒蟲對人是威脅，但不是善惡。善惡的本義之中，包含了人的主體性。某種行為被判定善惡，必須同時具備兩個主體：作為實施者和作為判定者，兩個都是主體的人。所以，善惡概念的定義域是人類社會。獎善罰惡（因果）是人類社會的本有效應。討論善惡，目的是教化，是確立人的方向。

善惡的廣義之中，包含了對時勢的順應（應然）。工業化打開了物產的無限可能，產出不再是土地面積的有限函數。生產力發展要求與之適應的生產關係，發展了的生產力擴充了“財富”的內涵，人們在工業化時代獲得了前所未有的福利（便利性）。所以，科技創新實現生產力的本質能動，以及改良生產關係以適應生產力的發展，以及消弭仇恨實現認同（以便展開更大範圍和規模的合作），都是“大善”：為所有人增加了物產的福利，或者降低了平均的辛勞，或者減少了歷史的狡計（內卷內鬥）的發作。電影《英雄》中，主角最終放棄刺殺秦王，理由就是結束戰國亂世是“大善”。討論廣義的善惡，目的是德性價值觀，是獲知人的目標。

社會學的視角以“自知”作為地平線（自由意志因而不需要討論），人的生物性不必出現在地平線之上。法律是地平線之上的第一條線，它只要求“不得破壞”社會秩序（阻礙他人的合作）。道德是法律之上的第二條線，這條線上的人遵守社會秩序，並已準備好達成合作。上面還有第三條線，所有造福人類社會的人站在這條線上，他們以及第二條線上的優異者，有資格“不朽”。

或許“神”使用了狡計，但這狡計是陽謀。“神”想看到地球大舞台上超大型政治實體的表演，於是它降下了“合作”的旨意，並通過“人類以為的先哲”之口轉述為人可以理解的觀念和學説，比如制度、法律、道德、修養…。“神”的陽謀就是讓人類確認“秩序是第一正義”，以便聚合成為更加強大和能動的“角色”，讓表演更精彩！它甚至已賦予了價值標尺：破壞合作的人是罪人；順應合作的人是信眾/子民；創造新的精彩的人是聖賢（賜予不朽）。

人類對“神”的陽謀無能為力，它是公開的，是人類的不得不為，是應為也是願為！“陽謀的成立”本身，證明了：政治（包含戰爭）作為舞台上的情節，不是人的理性可以掌控的！政治在“神”的領域！如果政治是理性可及的，那就意味着人類在社會領域中也要剝奪“神”的權柄（‘神’在自然領域已失去權柄）。

信仰，包含了絕對的敬畏！“理性的濫用”者已不知敬畏！不知止的西方社會學界，不兼容信仰！

以人為本

在自然領域，人是萬物的尺度；在社會領域，人為萬物賦予意義；善與美都是人類的自作主張！人的最基本的立場是“作為人”，這個立場要求：人是主體，人定義善惡，同時人本身不可以“物用”論。人類社會中，一切與“人與人”有關的概念，其根據都是“人的主體性”，即（包含了‘自知’的）自由意志。既然是自由意志，那麼使之得以成立的人的生命，就不可移除、不可交易。

借用“神創論”，是為了展開視角，看清所在，不是為了世外的正義。“神的陽謀”是社會本身，使它得以成立的，不是“神之力”，而是人類自己設下了“以人為本”的錨。“…在親民,在止於至善。”“善”止於以人為本，哪怕在“神”看來只是目光短淺！這的確是可能的，反者道之動，政治共識可能走向其目的的反面，沒有絕對正確的政治選擇！但這不能否定人間的善惡，“善”在人間有確切而明瞭的定義，不因不可知的命運而可疑！

以人為本的共同信念，構築了人類社會的棋盤邊界：禁止科學的穿越。社會與科學的關係是：科學打開了人類視野，航船從江河駛入了海洋！水情確已顯著不同，但船仍是船，仍在水上，不因所在水域的不同而改變；水的湧入依然會導致船的沉沒，不因海水有別於河水而不同！科學不能改變人間的善惡，以人為本，已確立了善惡：善是合作，是船的不沉（不漏）。

所有人都在船上。“我在船上”是全人類的共同立場。船上的人可以高談闊論，可以陰謀算計，但不能否認“都在船上”。這一立場定義了最基本的善惡：合作，使船“不沉”。橫渠四句：“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是第一層立場上的正義（橫渠先生是‘天下關懷’的）。人是天地之心，合作是人之善，天下太平是人類之善。人從最基本的立場上獲得“人性”之“善”。這一層的立場是“作為人”的認同，是無條件的生命至上。（天下太平->人口增長->超出承載->秩序崩潰，的確是可能的，但人間的善惡不因此而改變。人，無權涉足‘神’的領域！）

海上有很多船，人不在同一艘船上。“我在其中的一艘船上”是第二層的立場。人們可以交流駕乘經驗，可以聯合對抗風浪，但不能否認“我在我的船上”。“不沉”仍然是基本的正義，但以“我的船不沉”為前提，如果“自沉”合法，那麼所有的船都將沉沒！“救助”是善，但不以“自沉”為代價；“陷害”是惡，不因“自保”而善。第二層上，“愛國”是善，“漢奸”是惡；“加固”是善，“朽壞”是惡；“安全”是善，“弄險”是惡；“宜居”是善，“窘困”是惡…。這一層的立場是國家認同，是愛國的無條件。

船上有許多人，人在船的不同位置上。“在同一艘船的不同位置上”是第三層的立場。人們可以爭論航向，爭搶位置，但不能否認“同船”。同船就意味着“共渡”和“無特權”！意味着船上是互助和平等人格的相處。在同一艘船上，集體主義是善，反社會是惡；秩序是善，失序是惡；敬業是善，瀆職是惡；選賢任能是善，階層固化是惡；爭先是善，內卷是惡…。這一層的立場是國家認同基礎上的身份認同。

繼續細分，同一個艙層，同一個工種，同一個艙室…，人們可以在這些細分的“立場”上給出善惡。“由大到小”的立場上的善惡同時存在着，必定相互關聯，可能無法兼容（比如抓捕罪犯與阻隔他的親情）。越到具體場景，行為的善惡分值越難評説（參考蘇格拉底的詰問），清官難斷家務事！但這不是善惡（標尺、方向）本身的定義缺失，而是“雜多”、“交織”導致的難以取捨。

人的感受總是由近及遠的，親情的温暖或傷害必定是最近切也最深重的。打開視野，看到嵌套和關聯着的不同層級的“立場”，人將知曉自己的所在！他可能仍無法解除那些近切的煩惱，但應不再迷茫。他終將獲知：以人為本，是所有“善”的出發地。就像地球的重力，規定了所有樹木的“向上”生長。

沒有人可以要求他人改變或放棄“立場”，無論這個立場怎樣狹小或孤僻！但個人可以選擇站上不同的立場做審視！人可以跟隨這立體的視野，走向儒家的天下關懷，或者超脱如莊子的“逍遙遊”！看到、承認這“立體”的視野中的立場的堆疊，就是人的成長。

（最‘小’的立場是人作為個體的生命。但生命已經不能以立場論，因為靈肉不可分，而‘立場’是一個定義在社會領域的概念。生命是有身之患，是自利本能，也是社會性的前提。社會學的討論到達‘主體的人’，已經‘無內’，不可再向下分解！人是否有權處置自身，是一個不可討論的問題。只能認為：我的生命不由他人處置，我有自衞的權力；我無權處置他人的生命，自衞只是自衞，不是處置生命；我在親人的‘立場’中，我的生命不只屬於我自己。）

人有選擇（或拒絕）立場的權力，但立場意味着內外，意味着可能的對立。選擇，意味着已準備好承擔後果，這後果可能是他人的拒絕為鄰，可能是事業和友情，但最直觀的是國家法律。國家擁有意志，是認同這個國家的所有人的意志：天意自我民意！當個人行為的影響外溢時，他的立場選擇已失效！傷害，由承受者判定，不因名義或見解而不同！漢奸，不因“遭遇”或“不遇”而正義！

人在社會中成長，就要接受這個社會的價值觀（善惡的方向和尺度）。價值觀是貫通的，因為立場是“承載”的。在工作和生活的任何場景中，人可以在自選的立場中行事，但應當記得兩個基本立場：作為國家的“人民”和作為“人”。國家是主體性的立場，人不得叛國賣國；“人”是最基本的立場，人不得墮為禽獸！人的成長，就是價值觀的形成（社會領域的格物致知）：看到社會的全貌，看清自己的所處，明白善惡的道理，自發地修正價值觀的尺度。“從心而不逾”意味着“自由”的達成，意味着彼岸的實現！

這世上確有以善之名的為惡，但那不是學習的榜樣，人不能陷入其中而混淆是非！以直報怨，是懲戒而非模仿！對等反擊，是止戈而非對侵略的合法化！“善惡”沒有直觀的標註，既無世外的律令，也無需形而上的保證，但它的根據就在那裏，它的方向性也已確定。只需確認最基本的立場：人不能否定作為人！

“人不能否定作為人”，是社會領域的“我思故我在”。二者不是理性的推導，而是“直觀”的命題，同樣的不可質疑！如果人類社會是陸地，那麼“作為人”構築了海岸，“海拔”就是“善惡”的方向和尺度。海水可能湧上陸地，淹沒那裏的標尺，但基準線不因此而變，海拔也不因此而變。

價值標尺

從一則小故事開始，討論價值的標尺與階梯。

教徒甲犯了煙癮，問神父：祈禱的時候，可不可以吸煙。神父認為這樣做是對神不敬，不好。另一個教徒乙也想吸煙，他問神父：吸煙的時候，可不可以祈禱。神父認為時刻不忘禱告，是好的。

這則小故事經常被當作“語言的藝術”，用於某些洗腦場景中。

甲乙二人做的事是相同的，不同之處在於神父對二人的初始期望值，即看問題的出發點：甲的正常狀態是祈禱，乙的正常狀態是吸煙。甲乙二人被“語言的藝術”定義了不同的刻度：“吸煙行為”對乙來説是座標原點0，對甲來説則是-1。這種情形，經常在影視劇中出現：好人的行動因受到種種牽制（道德、法律、親情等）而陷入被動，但壞人（道德淪喪、無所顧忌）卻可輕易佔得上風…。所以，洗腦的目的是要洗掉人的底線。

不討論“藝術”，只説“標尺”。

進入社會，每個人心中都會有一把尺子，人們可能並不能清晰地描述它，但這不影響判定：哪些是適當的，哪些是過分的，哪些是妥協的。基於自由意志，每個人的尺子肯定是主觀的、自定義的。可以認為，社會就是由持有不同尺子的人構成的。人們每天按照尺子的測算做事，然後根據外部的反饋修正尺子的刻度。蘇格拉底説“無人有意為惡”或許可以註解：只是因為人們對標尺的定義不同，才有了惡行。“惡的標尺”才是作惡的元兇，無論是源於無知，還是禮崩樂壞的教導，亦或是階層分化形成的價值鴻溝。

蘇格拉底説“知識就是美德”。除了擁有知識可以勝任更多工作之外，還有知識有助於個人建立正確標尺之含義。錯亂的刻度會讓人善惡不分（錯誤的基準線導致錯誤的海拔讀數）！如果患者和家屬認為“無條件治癒”才是醫院的公正，那麼這就是惡的標尺，因為它違背科學；如果家長認為孩子在學校不受管束就是公正，那麼這也是惡的標尺，因為它違背常理。如果刻度錯亂，那麼沒有人值得愛，因為達不到“標準”；如果刻度錯亂，人可能恨國，因為國家形象始終在某些人造的海拔基準線之下。以疫情傳播而言，反智主義者的拒絕口罩和抹黑疫苗，也是惡的標尺！

問題在於，標尺是每個人自定義的！

《鏡花緣》中的大人國，國人不僅身高過於常人，而且腳下皆有云霧護足。市井眾人神色各異，全以腳下雲霧的顏色而定。光明正大，足下自現彩雲；奸私闇昧，足下自生黑雲。不得不佩服作者的想象力，這不就是網絡遊戲中的“紅名機制”嗎？現實社會中，人們也希望可以有個善惡的標尺，於己可以修身，於人可以趨避。但很遺憾，世上沒有這樣的顯現。

商鞅給出了法哲學第一原理：國皆有法，而無使法必行之法。條文是可以有的，但執行卻無法交付世外的公正，正如遊戲中的紅名判定。人類社會面臨的困境是：“公正”不顯！以任何名義宣佈的公正都是人在宣佈；宣佈者自以為無私，並不能消除眾人的疑慮。這也是哲學在社會領域的第一任務：尋找公正。

“吸煙與祈禱”故事的另一層含義，是給出了一個向上的階梯。對個人來説，選擇一個較低的期望值肯定更容易。如果不考慮其他，我肯定願意像乙一樣，把原點放在吸煙而不是祈禱上。但現實生活中，這樣選擇並不可行，因為我自己和關心我的人都不同意。我的內心和周圍似乎有一種推力，要求我不能把目標定在低處（總要有點追求）。似乎“不滿足於現狀”才是絕對的，無論現狀在他人看來如何的優越。彷彿數學歸納法中的加一，永無止境。

如果願望的達成等於幸福，那麼，幸福就是過程的，而不是狀態的，加一才是意義所在。現實生活中，加一並不是單向的，取決於個人的選擇，“這山望着那山高”的錯覺也可能是選擇，但加一不因錯覺而變。（物質和精神的）加一的願望產生出無盡的需求，個人追求幸福（不斷加一）的宏觀呈現就是社會進步的不竭動力。

加一對數學來説總是允許的，但對物理來説卻是受限的。食物，對於飢餓的人來説就是願望，但對飽食的人來説不是；棉衣，對於受凍的人來説就是願望，但對乘涼的人不是；房子，對於露宿街頭的人來説就是願望，但對打掃房子或納房產税的人來説不是。成就與地位固所願也，但超出能力的勉力強撐並非所願；被尊重固所願也，但超過一定限度就成孤家寡人了。

《大學》要求“止於至善”，似乎在暗示有個標準放在那裏，只看是否到達並能守住而不越過。這個“至善”並不是定值，儒家不定義零點，只説“知止”。道家講自然，人合於道，與草木無分別（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以便以自然為最後的家園，退後一步天地皆寬。佛家認為“眾生皆苦”，則既是對現實的如實描述，又是調低人的期望值，以止紛爭煩惱：佛家標尺的零點是空和苦。基督教宣稱人有原罪，既是對有身之患的認定，又是調低人的期望值，基督教信眾標尺的零點是有罪之身。

（中國人講‘滿招損，謙受益’，講‘德位相配’，其中包含了‘止於’的境界。當一個人的能力和地位提高時，他自定義的標尺零點可以也應當上移，否則社會將失去動力。但如果他的標尺零點被過度拔高，他可能迷失自我，並在‘加一’的驅使下走向‘德不配位’的風險之地。‘知足常樂’是人獲知併到達了‘止於’的那種境界，而不是勸人跪伏的説辭）

生存於社會，追求着幸福，人的成長，就是標尺的校正，以及沿着刻度的攀登。與他人合作的過程中，標尺被校正；作為合作的獎勵，攀登被賦予動能。那麼，人類為什麼以及怎樣接受校正？或者説，如何知道自己在追尋着“公正”？

小結

人的生命本能，不以善惡論。（社會的）人性本善，使得合作可能，人性就是社會性：合作及其秩序。

“人不能否定作為人”、“人格平等”決定了“以人為本”。以人為本，規定了人作為人的立場，規定了善惡的方向性。這世間確有惡行，但善惡的零點不變，法律、道德、功德的三條線不變。

世間公正不顯，人在相處中修正自己的標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