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篇（一） 人間世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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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開始進入社會領域。作者和讀者都是主體的人，都是這個領域的參與者，寫作（宣講）與閲讀（理解）都是這個領域內的“活動”。既然參與，就必然有立場（科學無國界是可疑的）。

無論賢愚，“錯誤認識”往往是“視野”受限造成的，“盲人摸象”、“井底之蛙”、“刻舟求劍”、“夏蟲不可語冰”等等，所指都是：美麗的風景可能只是某個視角或視域中的有限呈現。

多角度看問題，追尋真實視野總是必要的。從反思自身開始，打開社會領域的“地圖”，以達成某種共識，展開關於道德、法律、經濟、政治的討論。打開地圖的過程就是社會領域的格物，只不過所格之物是其中的概念，它們通常不是實物。格物也不是掃描，而是立體地審視，但也止於審視：只是描述它們的位置、邊界和方向。對社會領域的格物是一個往復深化的過程。先哲的探索，既是可供傳承的智慧，又是智慧的“素材”，他們的軌跡更加珍貴！

人生於世，從蹣跚學步到啓蒙，接受現代科學體系的教育，走向社會，在實踐中樹立自己的三觀。偶爾反思，也許會提出並嘗試回答保安（門衞）三問：我是誰，從何處來，到何處去？

科學可以為生物的我作答：我是人（動物界-脊椎動物門-哺乳綱-靈長目-人科-人屬-人種），父母養育了我，我取用於自然而長大，最終要歸為塵土。但科學不能回答人生的價值和意義，不能為走向社會的我規劃人生的道路。

哲學已經確認了人的主體性以及人格平等；數學已論證未來不可知（或許已在）。我確信我有獨立且自由的意志，但社會中的我時時處處受到限制，自由只是冥思時的放飛嗎？我確信人格平等，但這種平等賦予我的是什麼？我可以期望什麼？

 

 

人被投入這個世界，是一件未經當事者同意的事。來到世上之前，我尚無知無覺；及至反思自我時，我已經是世上如今之我。但自我的反思仍然是必要的，否則我可能永遠不知道人生的意義。孔子説：五十而知天命。想必孔子是經過人生的反思的，當他經過審視，開始實踐自己天命的那一刻，已不再迷茫。

薩特説：“****人是註定要受自由之苦的。因為他並沒有創造自己，但卻是自由的，一旦被扔進這個世界裏來，他就必須為他所做的每一件事負責”。“人像一粒種子偶然地飄落到這個世界上，沒有任何本質可言，僅有存在着，要想確立自我的本質必須經過自我的行動來證明。人不是別的東西，而僅僅是他自我行動的結果”。

西方哲學也在進行人生意義的思考。但由於西方哲學從一開始就是世外的，所以他們的結論必然是人生的無意義，薩特也不例外：何謂人的本質？如果人有世外的本質，那還如何作為人？中國哲學從一開始就是在世的，天命所在就是人生的意義。獲知並確信天命，是一種“止於”的境界。而獲知天命，需要原點和刻度，它們的定義，只能在人心中，形而上和理性那裏都沒有。

人與人是相處的，人不以物用論，根基在於人格之平等。薩特説:拷打別人的人竭力去摧毀他的同類的人性，作為後果，他也摧毀了自己的人性。人格平等不是“神”之律令，而是人格定義中規定了的自有規則：毀人等於自毀。有一部動畫短片：世上千千萬萬的人，居然是同一個靈魂，神説：“他們都是你呀”。

世外如何，不知不論。但在世的千千萬萬個人，的確與我相同：人與他人相處，就是與自己相處。你現在是一名教師，學生就是曾經的你；你是一名主管，員工就是曾經的你；作者是曾經的讀者，讀者可能成為作者…。你可以假想：我在聽我講課、我在給我上課；或者我給我下達任務、我向我彙報工作。孔子説：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就是基於上面這個簡單的道理。因此，孔子的話應當這樣理解：勿施於人的，不是此刻的我所不欲，而是當年的我（此刻的他）所不欲，即設身處地為對方着想。此刻的我是教師，當然有此時此身份所不欲，但我不能以此為標準去衡量學生所不欲，而是以當年作為學生之時所不欲為依據，來判定應當如何去做。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保證的是我的心，不保證“對錯”。另一個人畢竟是另一個人，經歷的不同造成理解上的種種差異，我之蜜糖彼之砒霜，誤解是可能的。與人相處，應當分辨其中的不同，此時此事，對方是善意還是惡意，不一定是物性，還應考慮人性。所以説日久見人心，朋友相處之道即此。

人有不同的身份：從小到大是不同時段的我，由近及遠是不同場合（角色）的我。那麼，我究竟是誰？以下從人性角度，嘗試回答保安三問。

我是誰

我生而為人。我是全部經歷的養成；我是全部身份的總和。

我生而具有人性。生而具有打開數學世界的能力，生而具有自知能力，生而具有二元天性（生存與繁衍，附加一個求知慾）。生而有感知和認識世界的能力，也生而有此身之患。

教育，是我生而面對的第一組台階。教育，帶我進入語言，我可以在書本中與先賢對話；帶我瀏覽數學世界，我看到了前人的標註；帶我走向自然，我學會了格物，並在格物中理解自然；帶我周遊列國、重走歷史，我懂得了民族、國家和世界之林；帶我仰望星空…。

教育體系，是我面對的第二個社羣，也是家之外的第一個社羣。在兒子/女兒、兄弟姐妹之後，我成為學生、同學、同桌、組長…。我有了家庭之外的第一個社交圈。

走入社會，工作中我是學徒、員工、師傅、班長、主任…；創業我是個體户、老闆、董事長…；組建家庭，我是丈夫/妻子、父親/母親、爺爺/奶奶、叔舅姨嬸…。

我在經歷中成長。成功的經驗、失敗的教訓，我在不斷延伸並修正自己的知識體系，某些知識經過持續驗證，某些則在不斷微調。我認識物性和人性，建立自己的標尺，並與他人相處。

我是這個世上獨一無二的我，沒有任何人與我的“天賦+經歷”相同。我視我的“天賦”為我的“福報”，因為“不同”本身就是價值；我視“經歷”為“福報”，因為經歷本身就是財富。

從何處來

我從我的天賦和經歷中來。天賦決定了我的出發地，決定了我的優勢和劣勢，我在經歷中檢驗併發揮自己的天賦。期間充滿了偶然性，或許有我尚未發現的天賦，因為不曾經歷。

以當前的科技水平，父母無法選擇孩子的天賦，他們只能滿懷期待。父母給了我家庭，條件也不完全可控，他們只是盡其所能護我教我並送我走上教育的台階。我所遇到的人塑造了走向社會的我，但他們絕不是有意塑造，我也參與了他們每個人的塑造，我們都是在經歷。我不能精確分辨我的性情之中哪些是天賦的，哪些是經歷造成的。我傾向於認為以經歷為主，但天賦肯定也起作用。

生命中有些人對我很重要，除了親人，還有經歷中給予關照和影響的友人（同學、同事、師長）。他們讓我覺得我的生命不完全屬於自己。如果自棄，父母會傷心，家人會失望，我還會失去友情。我有時感到疲憊，恍惚覺得應當憎恨那些無言的鞭策或期望。但如果不顧或遠離，我可能會失去自我。於是我趕緊搖搖頭使自己清醒，確認這份沉重和擁有。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我雖然無法改變過去，但今天就是明天的“過去”，也就是明天的我的來處。

向何處去

我確信“天生我材必有用”。

最初，我的方向並不明確，只是在努力成為親人們期望的那個人。逐漸瞭解了自己的天賦之後，我仍然在努力成就親人的期望，並且有意識地發展自己的優勢。

年齡漸長，我的面前少了一些“不假思索”的選擇，多了一些屬於自己的選擇，但同時也進入薩特所説的自由的困境：“人是被判了自由這樣一種徒刑”。我確信未來可以改變，今天的選擇就是造成未來改變的原因。我的自由就是依照我的心願塑造未來的我，所謂“自由的徒刑”只是“天命”的未確定狀態而已。我慶幸在中國的歷代先哲的教化之下，我不用也不會到世外去尋找“天命”的依據。

我的去處必然是死亡，我對死亡懷有恐懼。這種恐懼並不是某種具體形式，而是虛無。思想將停頓在那一刻，之後或許是永恆，或許是一瞬，無可言説。因此，我應當嘗試完成自己的“天命”，無悔此生。但“天命”之説畢竟縹緲，我並不確信，並且可能無法完成它。因此，我應當首先考慮親人們的某種期望值。因為除了對死亡的恐懼，我還懼怕親友的失望和厭棄，因此我不能做惡行。在此基礎上，盡我所能留下些什麼，可以是物質，也可以是精神。以便後人可以睹“物”思人，直到我在這個世上的印記完全消失。

世界觀

我接受了現代科學知識體系的教育，我的身邊充滿了科學的造物，科學是唯物的。我“信仰”科學，我的世界觀是唯物的。

我有時會進入“副本”世界，思考無限、大全、絕對。但科學足以做思想之錨，使我不至於陷入其中。缸中之腦、世界是個程序等是無法證偽的，關於這一點，先哲已經做過嘗試；我不自量力，也嘗試過，但無所得。我願意把它們置入“副本”，理由就是簡單不值一駁的兩條。一是：誰會這麼無聊？二是：真那樣我也沒辦法！如果真有“歸零者”文明，人類乾脆死了任何心思。

科學大陸足夠靠得住，我們身邊的造物，無論是自然的還是人工的，都可以還原到科學已經認識的元素週期表上去。進化論解釋了人類的來處，複雜系統論解釋了智能的來處。科學只是基於幾條簡單的假設：數學自在；自然綁定數學；智能自知且能打開數學世界；規則大於時空；時空大於實踐。如果上述假設錯了，那就一切免談，理由同上，因為我沒有辦法！

智能的精彩正在展開，科學帶來了無限的可能性，並且驅散了無知造成的恐懼（當然也看見了新的不可抗力，比如隕石）。永遠是多遠？也許時間的盡頭是極致的寂滅，但那在永遠之外！把追問世界本源的工作交給科學家，我們專心於人生旅程就好。

我不反對靈魂獨立或者永生的説法，因為科學不能證其偽。假如某人穿越到某個時代（參考靈魂穿越類小説），那麼，他要面對的不是如何引領科學在那個時代的紮根，而是如何避免被人當成瘋子。每個人都來自他的經歷（含教育），古代的社羣無法接受一個現代的靈魂，因為不相容。奇妙的是，世界上可能真的有非常相像的人品性情，儘管他們可能有完全不同的經歷。中西方都有關於靈魂轉世的説法，但都設置了一個遺忘環節，如此我願接受。

我確信科學應當在社會領域止步，因為人的主體性是科學的前提。如果科學可以預測人類未來，那麼社會運動將停止，人們會選擇“躺平”。關於人類社會的預測，本身就是悖論。不是反對社會領域研究，而是必須以人的主體性以及人格平等為前提。

人生觀

李白《春夜宴桃李園序》：“夫天地者萬物之逆旅，光陰者百代之過客。而浮生若夢，為歡幾何？”我認同人生是一次單程的旅行。

世上沒有“後悔藥”，我不能像遊戲一樣讀檔回到以前。因此，我生活的態度是“落子無悔”，因為悔不了！類比打牌，我可能因為誤算或衝動出錯了牌，但規則如此，我不能重新來過，只能重新評估當下的牌，在新的局勢下找出最佳出牌策略（當然應當吸取教訓，防止重複出現同類錯誤）。人生也是如此，發生了的事情無法改變，只能吸取教訓，不能寄希望於可以重來。

補救當然是可能的，只要不是死罪。但補救的方法是打好手中的牌。也就是説，我始終是在“成為”自己的過程中，我的下一個選擇將會影響未來。對未來的我來説，此刻就是我的來處，此刻的選擇就會成為未來的我的組成。因此，我是自由的，我的自由就是此刻的選擇權，就是我可以選擇成為一個怎樣的我。這就是“自由”的真正含義。

自由並不是具化的“言論、結社、集會、免受恐懼”，這些具化的“自由”屬於要求國家保障的人權範疇。

海德格爾説：“故鄉處於大地的中央”。我熱愛我的祖國，因為那是我的來處，也是我的去處。我感恩所遇到的“善意”，這讓我相信我的善意能夠得到回應，在善意的交往中，我感到温暖。我的祖國是公正的社羣組織，她努力用發展來保障個體的“人性”；她不受高音和雜音的蠱惑，行使護我、教我、成就我的職責；她努力維護這個社會的善意，努力不讓人民經受病痛、飢餓、毒癮的考驗。

我認同“幸福是一個過程，不是某種狀態”。人可以質疑親人或先賢定製的台階，可以自己定義台階以及方向，但不能改變“在台階上”這個事實。原因有二，一是時間不可逆，現狀不會因為我的“不選擇”而保持；二是似乎與生俱來的本能就是“改變”，“滿足感”只在改變發生的那一刻。

後者事實上造成了現代工業的人性的困境，工業的效率來自分工（簡化+重複），而人性排斥重複。

我認同”幸福是有意義的快樂“。孔子曰：“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欺騙、不勞而獲、損人利己縱有所得，也是不值得的，我付不起“此心不安”的代價。我願意與人分享我的勞動所得，因為只有分享才有意義，佔有是分享的前提，分享是佔有的目的。人類社會，是“利他”與”自利“的統一。

斯賓諾莎：“幸福不是德行的報酬，他就是德行本身”。

價值觀

我相信有天理在，因而有公正在。公正就在平等人格的相處之中，就在於對公共空間的承認及其規則的共識之中。我願意響應擴充公共空間的倡議，並在此範圍內“助人為樂”。

如果我運氣不好，碰到了不遵守互利規則的人，那麼我有權利維護我所知道的公正。孔子曰：以德報怨，何以報德？以直報怨可也。如果對方不思悔改，那麼我可能反擊，也可能會選擇遠離。遠離不是逃避，而是“拒絕共享空間”的反擊策略。

我願見愛情、友情、親情，以及美與善，不接受科學的或勢利的解釋（還原）。我當然知道生物科學中關於生理、心理的各種行為及其機制的一些研究，並且也相信科學。但在社會之中，與人的相處之中，我不能接受科學的“還原”。愛情就是愛情，不是荷爾蒙；友情就是友情，不是利用；親情就是親情，不是血緣。美是美本身，善是善本身，它們都是人的自作主張，不來自理性或神性。

我不可以自殺，因為作為社會性的那個我不屬於我自己。我應當保持健康，理由同上。我應當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幫助他人，相信這也是家人、親人所願見；我應當不謀不義之財，不從眾為惡；應當在利益面前對人謙讓，寧可遠離也不願選擇訴訟；應當明辨是非，不被未經思索的説辭所打動。

因果

在自我認知以及三觀確立的基礎上，我與他人的相處就是我的“社會”。我相信，人類社會就是包括我在內的所有人的相處。自我認知可能基於人類奇妙的生物性，三觀則是我所接受的知識和我的經歷造就。科學使我絕不懷疑生存着的這個物質世界，三觀（我的關於社會的知識）是我確認這個世界有因果。

美國社會心理學家費斯汀格講過這樣一個故事：

卡斯丁在起牀洗漱的時候隨手將自己的手錶放在台子上，而妻子怕被弄濕，就放在餐桌上，結果不小心被兒子碰壞了。卡斯丁就很生氣，不僅揍了兒子一頓，同時還罵了妻子一頓。妻子就説怕打濕，他就説自己手錶防水不可能有問題。兩個人吵了起來結果飯也沒好好吃，卡斯丁開車上班去，結果發現公文包沒帶又回去拿包。

但是家裏沒有人，卡斯丁打電話給妻子拿鑰匙。妻子回家不小心撞翻了水果攤，最終賠了一筆錢。卡斯丁拿到包到公司，結果遲到了被老闆罵了一頓。妻子早退也被扣了工資，兒子這天參加比賽本來有希望獲得冠軍，但是因為心情不好最終被淘汰了。

故事的結論是：壞脾氣就是生活的核彈，帶到哪裏，哪裏就不可收拾。與這個例子相對的，還有一個故事，説明停止抱怨的好處：

有一個作家出差時，無意中坐了一輛非常有特色的出租車。這輛出租車的司機穿着乾淨，車裏也非常乾淨。作家剛剛坐穩，就收到司機遞來的一張精美卡片，卡片上寫着：“在友好的氛圍中，將我的客人最快捷，最安全，最省錢地送達目的地。”

看到這句話，作家來了興趣，便和司機攀談了起來。司機説：“ 請問，你要喝點什麼嗎？”作家詫異：“這輛車上難道還提供喝的嗎？”司機微笑着説：“對，我不但提供咖啡，還有各種飲料，而且還有不同的報紙。”作家説：“那我能要杯熱咖啡嗎？”司機從容地從旁邊的保温杯裏倒了一杯熱咖啡給這個作家。然後又給了作家一張卡片，卡片上是各種報紙的名稱和各個電台的節目單。只見上面寫道《時代週刊》《體育報》《今日美國》……簡直太全面了。

作家沒有看報，也沒有聽音樂。而是和司機攀談了起來。其間這個司機善意的詢問這個作家，車裏的温度是否合適，離目的地還有條更近的路是否要走。作家簡直覺得温馨極了。

這個司機對作家説：“其實，剛開始的時候，我的車並沒有提供如此全面的服務。我像其他人一樣，愛抱怨，糟糕的天氣，微薄的收入，堵車嚴重得一塌糊塗的路況，每天都過得很糟糕。有一天，我偶然在廣播裏聽到一個故事，改變了我的觀念。我認識到，我目前糟糕的情況其實都是自己抱怨造成的。所以決定停止抱怨，開始改變”。

“第一年，我只是微笑地對待所有的乘客，我的收入就翻了一倍。第二年，我發自內心地去關心所有乘客的喜怒哀樂，並對他們進行寬慰，這讓我收入更加翻了一番。第三年，也就是今年，我讓我的出租車變成了全美國都少有的五星級出租車。除了我的收入，上漲的還有我的人氣，現在要坐我的車，都需要提前打電話預約。而您，其實是我順路搭載的一個乘客。”

這位出租車司機的話，讓這個作家驚訝極了。作家不禁反思自身，其實在日常生活中，自己何嘗不是抱怨很多。他決定改變自己，他將這個司機的故事寫成一本書。後來有讀者受到啓發後試着去做了，生活真的發生了改變。

希望這兩個故事不僅可以作為心靈雞湯，還能啓發思考。那就是，社會是由人和人的相處組成的，某一件事發生了，並不代表着過去了和完結了，它所造成的影響會傳遞、蔓延。社會性，根植於“利他”可以導致“自利”被放大，也需要“以直報怨”可以懲戒或孤立“反社會者”。無論是利他還是懲戒，都是人的關係。

想象由人際關係組成的網（聯想蜘蛛網）：人是網的結點，人與人的關係是結點之間的絲線。蛛網上任意一點的振動都會傳遍整個網絡，彷彿水面上石子激起的漣漪，幅度可能會逐漸降低，直至不可覺察。社會之網也有相似的表現，如果網線都是緊繃的，那麼影響就會遠遠傳遞開去。如果遇到了固定物，網上的波紋會反射回來。社會關係網絡上，由我傳遞出去的影響最終可能物理地返回到我；而我承受的，則可能來自過去或未來的那個靈魂的我（他人是另一個我）。

佛説因果，是假設有個天意（規則）在精確執行反射的功能：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後世果，今生做者是。拋開世外的因素，社會之網確乎內置了佛家所説的因果。佛説報應不爽，或許並不是世外的執法，而是社會之網的自有效應。

生活中常見的“路怒症”。或許是駕駛者心中有意難平（某根弦緊繃着，比如上面故事中的卡斯丁），於是非常容易因一點小事就變得怒不可遏。甚至發怒時，他也知道不應該這樣，知道自己免不了後悔。路怒症又會很容易地傳遞給其他人，而如果恰好兩個人都是憤怒的，那麼情緒失控之下，很可能會激化矛盾。這種激化也許就是佛家所説的報應，因為爭執中的勝負都是傷害。

一個運行良好的社會，應當有消解這種傳遞效應的阻尼機制，可以使得某種“惡意”在社會之網上迅速消散。故事中的那個出租車司機有這樣的作用，但卻不是可以倚靠的。一個人的能力有限，消解的作用也就有限。何況並不能保證他本人就是絕緣體，永遠不受四面八方湧來的“惡意”的影響。國家是應此需求而生的，基本職能就包含“阻尼”。

阻尼機制有兩種思路。一是法律，在“惡意”傳播，出現人與人爭鬥時，司法機制介入，彈壓爭鬥並懲戒，彷彿消毒。二是教化，使人知恥並且獎勵那些消解“惡意”的行為，比如上文的出租車司機。陽明先生臨終有言：“此心光明，亦復何言。”教化世人去蔽以致良知：消解“惡意”！此心當然是光明的。

教化的副作用，就是造成人與人之間關係的凝固化。恥從何來？只能從親朋來，於是熟人社會很自然地形成“株連”式的親疏有別的結構，讓人時刻彷彿身陷捆縛。可以用湖水來類比以理解社會領域的阻尼機制：社羣就是湖泊，人就是湖中的水，“惡意”就是風浪。降低風浪危害的方法無非兩種，一是置入堤壩，把湖泊分隔成小水塘；二是想辦法讓湖水變得粘稠甚至板結。法律可以看作置入的堤壩，阻擋風浪；教化就是使得水分子變成重的分子團，從而形成阻滯作用（親情是護佑，也是羈絆），但代價是積累的“僵化”。

當你凝視深淵時，深淵也在凝視你。

---尼采

醬缸文化

柏楊先生曾説：“任何一個民族的文化，都像長江大河，滔滔不絕的流下去。但因為時間久了，長江大河裏的許多污穢骯髒的東西開始沉澱，使這個水不能流動，變成一潭死水，愈沉愈多，愈久愈腐，就成了一個醬缸，一個污泥坑，發酸發臭**”。柏楊先生應當是“恨鐵不成鋼”，本意是找出國民應當治療的病症。書中有言：“假如我們講我們的美德、我們的聰明…最後，我們還是不能夠受到人家尊重，我們自己也不能自尊。”**或可為證。

“醬缸”是個很形象的比喻。中國幾千年來的教化，的確使得這個大湖泊中的水粘結甚至板結了（想象一個瀝青湖）。如果沒有外來的衝擊，這種板結狀態是很難自行解體的。從這個意義上講，當代中國人應當感謝那些迫使中國打開國門的外來衝擊；也就可以感同身受地理解五四運動以來的那些或有偏激的吶喊。那些睜開了眼睛看到世界的人，必然是感到了某種絕望，縱有通天之能，又如何能夠攪動一個板結了的瀝青湖泊！

事實上，每到王朝的後期，整個社會就會處於一種僵直或癱瘓狀態（這當然是事後評説）。莫説是體制外的學者，就是高官甚至皇權都不能集結力量，彷彿神經系統已經壞死。清朝末期，這種僵死狀態與高維外患相疊加，則時人的絕望更甚於前朝。於是徹底地否定自我成為某種必然，並延續某種仰望心態至今。

如果沒有現代科學，那麼中國這種王朝更替（治亂循環）的模式可能仍會繼續，這是社羣生存極限的反覆試探。新朝開闢、人口增長、土地兼併、朝政僵化、內憂外患、改朝換代，會以約三百年為週期展開治亂循環。同時期世界的其他地方，還遠未發展到中國的這種人口規模，社會形態的發育也停留在封建領主時代。

如果定義一定土地面積上可容納的人口規模為社會形態優劣的指標，那麼，中國是遠遠領先於同時期任何其他地區的。無論是人口規模，還是有限條件（資源和產出）下的文化、藝術、衞生、建築等方面成就所表徵的文明程度，都是如此。

中國的王朝史證明了，農業社會形態下，存在人口規模的上限。當土地產出不足以承載人口數量時，必然會以起義、混戰、外敵等方式發作，最終的結果是回到新的起點。可以聯想森林火災和再生，森林生長造成了氧氣濃度升高，地表有機質堆積，從而火災的可能性升高：森林自身孕育了大火。火過之後的土地，營養豐富、陽光和水分充足，森林重新生長：火災也孕育了新（或許有所變化）的森林。在科學時代到來之前，治亂循環是對人類生存的最大值的求解過程。魯迅先生的問題：如何擺脱“做穩了奴隸的時代和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跳出治亂循環，只有在科學時代才可能有解。

站在科學時代，人們固然可以指責“僵化”。但若無這種僵化，社會可能是人人為敵的狀態（除非高壓統治），生產力水平也不可能承載人口和抵禦入侵。所以，柏楊先生的見解肯定是片面的，所謂劣根性，絕非種族差異，只是中國的農業社會形態的展開把它們更充分地展示而已。而這些“劣根性”也不是中國落後的原因，癥結在於農業社會的生產力侷限。克服這種“劣根性”，需要的是“工業化”以打開空間。自責、自醒終應轉化為工業化建設的動力！

現代性

如果開展關於“最受尊敬的職業”問卷調查，那麼無論有幾個名額，科學家總會上榜。科學家對於整個人類有大功德，他們的共同努力，使得科學得以展開。人類終於迎來了生產力的大發展，地球生態第一次可以供養全部的人類。農業時代，這種可能性是不存在的，工業的成就超出了前人的想象。

工業化大生產帶來的農藥、化肥、良種、機械（動力），改變了農業，人類的温飽問題終於不再是人口增長的天花板。地球人口可能仍然會有一個上限，但在達到上限之前，戰爭、瘟疫、天災等等可能已經先於温飽問題爆發了。至少，當今人類整體的供養問題已不緊迫。中國歷史上的治亂循環有了終結的可能；一國之內，消除絕對貧困也成為可能；擺脱人的奴役，也成為可能。

無論怎樣的艱難曲折，今天的中國已經走上工業化，中華民族重又自信地立足於世界民族之林。自信，意味着在經歷過外來文化衝擊之後，中華文化向其本真的迴歸。迴歸不是回到過去，而是在新的階梯上的舒展。文化迴歸是對舊時代的揚棄過程的一個階段，逐漸認清道路和目的，自信地發揚和捨棄。

仍然值得發揚的是人本精神，這是中華文化的核心，天意自我民意，天心自我民心---這一共識無需任何理論或神聖加持，也不因科學時代的到來而動搖。新中國成立後的工業化進程，確認了生產力的本質能動。而實現這種本質能動的方法是唯物（科學）的世界觀，以及適應現代化（工業化）的生產關係。前者使得格物的自然一面的視野打開，科學的圖景展現在眼前；後者要求格物的社會一面的視野打開，現代性呈現。因此，需要捨棄的是自以為完滿之後的靜止和僵化，打開兩個視野，是方法也是目的。

視野打開，為人民謀求幸福的路徑隨之清晰。實現工業化（發展生產力）成為首要目標：只有站在工業化的台階上，才可能談分配。捨棄時代應許的富足，任何的公平都要暗淡無光！所以，實現工業化是最大的政治，任何代價都值得。所以，中國要改革開放，要市場經濟，要保障資本權力。但這並不意味着市場就是全部，我們還要台階上的人居人文。所以，中國同時需要道德和法治。

倉稟實而知禮節，這是中國政治哲學的常識。科學時代為實倉稟提供了新的可能性，為知禮節開拓了新的空間，中華文化獲得新的舒展。實倉稟是手段，知禮節是目的：法治是手段，德性是目的。明確了二者的關係，可以尋求兼顧，二者本就不是對立關係。法治側重於規範市場上的活動；德治側重於美化城市中的生活。法治承託社會的底線，客觀上維護了資本的權力；德治宏揚文明的上限，客觀上表彰的是德性的價值觀；二者不同，但絕不對立。

財富不能成為唯一的價值標尺，人生的意義在於德性不朽，否則就不是中華文化。

現代性是科學時代應許的人與社會，具體表達為科學的自立、工業化的組織以及相對過剩的物產供給，社會形態因而區別於前現代。科學自立，影響的是人的世界觀；工業化改變了人類的組織形式；物產相對過剩，使人類的相處慢慢地轉移到了新的平台上：相處的方式（技術手段）、財富的範圍，以及之上的價值觀，均已不同。

現代性的基本特徵是“自由”。科學之光照亮了大地，驅散了世上的未知之懼，人類彷彿由少年成長為青年，必將追求屬於青年的那份自由。自由是工業化的結果也是訴求：工業化帶來了豐富甚至過剩，每個人的生存空間得以拓展，“過剩”則要求開發每個人的需求：自由是人的天性，工業化釋放並實現着人的天性。（勉強類比，就像容器，温度升高，容積擴大，其中的每個分子都將有更大的空間和自由度。這不是傳統文化可以禁止的，文化畢竟要順應時代和生存！因而‘節儉’作為美德之一，將會尋求新的座標）

“權利”是“自由”的一體兩面（氣體分子速度變大，碰撞的頻度和強度都會增大）。自由表現為權利：我能做什麼；權利保障了自由：我可以做什麼。自由限制了權利：任何人不得令人為奴；權利限制了自由：人人自由，但以不侵犯他人自由為前提。工業化豐富了權利，也自願縱容着個體的權利訴求，顯現為“自由”。

自由，是時代的應許，由時代推導而來，不是形而上的正義。

基督教教化下的原子化個人，並不是工業化的必要條件，但確實是有利條件。從生產的一面看，原子化個人的流動性增強，可以跟隨工業園區（城市）就近棲居；成年後基本取消家庭供養形態，“躺平”就不能生存，有利於強化僱傭關係。從消費的一面看，原子化個人使得消費總量提升（降低了‘公共品’佔比），“便利性”有了新的佈局空間，社會整體的消費需求得以提升，資本得以伸展。

工業化趨勢下，中國原有的大家族模式逐步消解。在社會總產出不足的生態下，大家族模式是相對“節約”的，雖然它壓縮了家族中個人的空間，內化了家庭成員之間的矛盾，但這是外部生存擠壓之下的不得已的選擇。物產相對豐富之後，原有的擠壓式生態已相對寬鬆，具備了大家族逐步解體的條件。

保留小家庭（兩人財產共享，風險共擔），同時保留相對緊密但又分屬的直系關係（互為支援），有利於保障個體生存條件，因而不利於強化僱傭關係。但這不是一個可以討論的問題，是一個底線問題。社會主義國家（政權不被資本掌控）是要維護共同利益的，因而，不能支持任何以解體家庭為目的的宣揚（個體的解放）。這是一個與中世紀長子繼承製一樣的，關乎社會結構的選擇。

工業化對社會組織形式的要求是趨同的，但每個國家/地區，都從自己的傳統中來，習慣和記憶不可抹殺。因此，現代性是一個進行中的概念，因為工業化仍在進行中。

既有的資本主義（西方發達國家），只是未充分發展的農業社會進入工業社會的一種模式，絕不是現代性本身。由於農業社會未能充分發展，人們未能理解道德、公共性的真正意義，因而走向了資本至上的極端：政治成為資本的附庸。

資本不一定反對道德，但一定強調法治！

小結

人始終在“成為自己”的途中。“形而上”那裏沒有人生的意義，人生的意義只在“此心安處”。此心安處，可以在世外，也可以在世間；可以是神（宗教），可以是親人愛人（家庭），也可以是大而化之的人民（祖國）。

人生就像打牌（人不能拒絕牌局，思考時已在局中），重要的是心態。當然可以抱怨手氣，但先要打好手中的牌（打牌不耽誤報怨，報怨可能耽誤打牌）。牌局中都是同樣作為主體的人，人與人是相處的，他人沒有義務配合我：這是後果自負的牌局。

科學帶來了現代性，但並未改變人的相處。現代性的基本訴求是自由，工業化豐富了權利，縱容着人的天性。

道德與法治仍是社會治理必由路徑，二者從來不是互斥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