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篇（三） 論公正（一）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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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助一個場景來討論“公正”。

村莊裏與東西向街道垂直的南北向過道叫做衚衕，農家大門往往不直接面向街道而是開在衚衕裏。衚衕一般比較窄，機動車很難通過，行人、自行車或手推車可通過。甲乙兩户人家分居衚衕兩側，對門。這個場景中有三條線：中間線、衚衕的兩條邊線（甲乙兩家的牆基線）。如果你對這個場景不熟悉，也可以想象樓梯過道，總之是個公用場所、甲乙雙方、三條線。

真實的鄉村生活中，衚衕有時可以做臨時的置物場所。比如，甲家要修繕房屋，可能會向乙家打個招呼，乙家一般也不會為難。這樣甲家就可以把建材臨時放置在衚衕中，並儘量保持在自家一側不過中線，以保證衚衕的過道功能。如果來年乙方需要某種協助，那麼甲方也會予以回應。雙方會在這種“善意的侵佔”中變得親近，過線行為就像一條聯結鄰里關係的拉鍊。

但如果甲家長時間佔用公共空間，就容易引發鄰里糾紛。對乙家來説，並不是影響了生活質量，就是單純的不能這樣！更嚴重些的，如果甲家不打招呼，或者甲家聲稱只要不過中線，乙家就管不着，則有可能造成衝突甚至反目，進而乙家也佔用公共空間，導致衚衕完全堵死。這就有可能需要村委（或長者）出面調停，村委如果不能一碗水端平，那就會激化矛盾。（可以參見‘六尺巷’的故事）。

中國人常説“公道自在人心”，意思是説，國人心中的“理”始終是在的。這個“理”不是法律（普通人可能不在意法律條文）規定，也不是國家機器強制，而是所謂“天理”，是存在於國人心中的規則與尺度。**“人在做，天在看”、“舉頭三尺有神明”**是中國人的堅守。如果基層機構的調解不符合心中的“天理”，那麼他會“上訪”，找上級政府機構“説理”。現實中，行政和法律很大程度上要順乎“天理”，否則可能會後患無窮。（基層工作，或者説法律的邊緣，其目的是‘修復’人的相處，‘家務事’的難，不在‘對錯’，而在修復）

如果甲家人不講理（偏離了‘天理’），各種撒潑耍賴…。即使法律和行政拿他沒辦法，他也會受到懲罰。比如全村人孤立他，比如乙家搬家或到對面衚衕開門（不與甲對門了），沒有人願意和他家往來…。村民在用另一種方式“講理”：如果有人不願意接受制約，那就沒有資格享受幫助。

“公道/公正”是做人的本分。經過認可的越線行為，就像是一條拉鍊，構成了熟人社會中的一種良性聯結。這也是“物以類聚，人以羣分”和“禮尚往來”的成因，因為不匹配的拉鍊不能聯結。人在與他人的聯結中感受公眾的尺度，來自公眾的懲罰和獎勵就是調整尺度的理由。良性聯結在本質上，是在資源總量不增加的前提下，拓寬了雙方的空間（福利），同時增強了相互的信任，合作得以深化。“合則兩利”絕不僅是避免互相傷害，而是確有額外之利：社會分工如此，公共設施亦如此，大一統或亦如此。

良性聯結就是社會性的一般形態。任何一對相處關係之中，都有一條中間線，以及一個緩衝區（場景中的衚衕）。雙方都應視緩衝區為公共區域，不把自己的權益主張為中間線，而是以中間線為基準，各自退讓一個空間。國人文化中“做人留一線，日後好相見”既是相互尊重，也是公正所在。相處之中，每個人都知道中間線在那裏，但並不用它劃界；我的公道是我的牆基線，對方的公道是對方的牆基線；我只能主張自己的公道，我不能替天行道。

（在‘神’的視角下，人的相處也是‘交易’：良性聯結、緩衝區，不過是雙方常用的籌碼。的確，如果一切可以商品化，那麼‘交易論’成立。道德與交易之間，並無形而上的刻線，不同時代，其分野會有所移動。但道德的精算並不明智，因為根據‘神’的測算，那樣做得不償失，社會並不因‘賬目清晰’而宜人宜居或更有效率。道德，是適宜尺度被聖人感知和表達出來，成為族羣的文化。‘交易論’是神之論，而‘神’的字典中不置‘虛偽’一詞。）

交道

人與人相處中的兩方三線關係是普遍存在的，忽視緩衝區的存在，將導致標尺錯誤。社會上的許多爭論，源自於此。

可以聯想到父母對孩子的管教。在相處的兩方三線關係中，要求雙方有達成了共識的尺度。即雙方都知道中間線在那裏，但不會聲索；都知道雙方的底線並且知道對方知道。如果甲方認為乙方的行為有偏，那麼合適的做法是讓乙方感受到，而不是直接向乙方提出。如果甲對乙説：“你不應當怎樣”。那麼乙方會認為“用你來教我？忘了你是怎麼做的了”。於是“甲方指出”這一行為就構成一種對默認公正值的干涉，雙方可能就此爭執。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師，要潛移默化的其實也是“兩方三線關係”的做人原則。父母在教的過程中，既有行動示範，又有語言教導，後者其實已經構成某種“指責”。這在孩子幼年時期並不凸顯，但當孩子的心智逐漸成熟後就成了問題。孩子的“逆反期”心理通常是這樣的：“唉，你説的都對，但不用你説給我聽，你這樣説就是指責我！就是不信任我**！**”於是在父母看來就是各種的不聽話。

柏拉圖認為實現正義的方式是“各司其職”。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主就應該有君主的樣子，做好本職即為“善”。本職的含義不僅是履職，必然要包含相處：當君主與臣屬的標尺不能匹配時，任何一方的履職將不可能。這其中最常見的錯誤就是無視緩衝區的存在：當一方越過基線時，侵犯已經發生！“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柏拉圖“正義就是隻做自己應該做的事而不兼做他人的事”就是要求不得僭越。國人常説的“寬以待人”略同。

如果拉鍊出現單個齒扣的脱離，又不及時修復，那麼整條拉鍊就可能很快解離，只剩下‘拉頭’在證明着曾經的拉鍊！如果相處關係中出現了‘誤會’，又不能及時消除，那麼人的‘關係’將可能離散。寬以待人，就像是給了拉鍊齒扣一定的彈性，不一定更堅固，但可以更長久！

現實生活中父子、夫妻、兄弟、朋友，以及同事、夥伴甚至偶遇，都是一對一的相處。其中均有兩方三線關係存在。無需描述每一組相處中的三條線，但相信每個人都可清晰感知。人際交往中的緩衝區效應，可大可小。親密關係中，人們可能根本感覺不到它；缺少共識的相處中，它可能左右善惡（正誤）的判定！

互聯網上大量的口水仗源自對兩方三線關係的忽視。發言者以為站位“公正”，但只要反駁者站在另一條線上，爭執就無法避免。因為那裏確乎存在着關乎公正的三條線。而如果發言者無視身份立場，則他已經越過其身份自帶的“牆基線”，哪怕他並未越過中線，也已造成事實的侵佔：他在指責。比如關於996是否福報的爭論。

對衣食無憂或“躺平”者來説，不需要996；但對大部分的奮鬥者來説，需要996（奮鬥者並不是嚮往它，而是堅持用自己的勞動創造財富，目的還是擺脱它）。為一部分人提供工作機會，這件事本身是有功於國的，因為政府的責任也包括了促進就業。從這一角度看，996是一種福報，儘管它並不美好。

但企業家不能宣稱“996是福報”。奮鬥者感恩工作的機會，是他們的本分；企業家感恩工人的辛苦付出，也是本分；工人與企業家之間的公正，就在這份相互認可與感恩的“人情”之中。企業家宣稱福報，已經收取了寄放在工人心中的那份人情，如果是高調宣佈的，那麼他還收取了利息！企業家替本分的工人發言時，已跨過了他的本分，本質上是對緩衝區的無償佔有：他已不滿意如此相處。

類似的越界行為只是引起人們的反感，另一類“亂界”行為則是有意的詭辯。戰國時期的楊朱倡導“貴己”之説，主張“古之人，損一毫利天下，不與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損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孟子稱其“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孟子原義是楊、墨對照，若只取孟子所論楊朱，則並非楊朱本義。偏愛驚人之語的網紅學者喜歡為楊朱“平反”，並引申出“私有產權”和“道德綁架”。這些反轉和引申作為“功利主義”道德觀的反駁或“人權”的伸張並無問題，但作為“價值觀”的評判則不可。

人自出生已在社會之中，兩方三線關係已在。父母愛子女，當然是生命本能，但若據此反駁儒家談論孝道，卻是荒唐的。若如此論，則世間無愛：沒有不能解析的“愛”！兩性之愛可以解析為荷爾蒙，老師愛學生可以解析為投資未來，朋友之愛可以解析為有所求…！

“父母”所以能生養，也是因為他們在社會之中，已受社會之恩！若繼續追問，則“父母們”已用勞動回饋，並不相欠社會什麼！但這恰恰説明，人與社會是責權對等的，而責權就是兩方三線關係：社會並不向我索求，個人回饋社會也不因償還；正是因為“不索求”，所以才“無條件”！社會性是“人”的定義，而非測算或交易！孝道可以不因養育之“恩”，父母也不為回報，但人性不因未聞索求而不在。

楊朱之論的問題在於遮蔽了兩方三線關係，這在生意場上並無問題，但在社會生活中不妥。人與社會兩不相欠，是在他甘願承擔人性定義中的義務之後的表達！社會之於人，就像水之於魚，魚固然可以認為水不為魚而在，水也不需要魚的感激，但魚在水中卻是不爭的事實：魚當然可以悠哉遊哉，但水性已在！若魚怪罪水的阻力，是已忘記動力也在水！當魚一定要談論水時，必須強調魚在水中！為楊朱的“平反”沒有問題，強調保護私有產權也沒有問題，但遮蔽楊朱的“遮蔽”卻是問題！把本應限定在生意場中的規則推廣到社會生活中不妥！拆散社會生活中兩方之間的三線關係，結果只有一個：害人不能相處。解離合作，已是教唆之惡！

（‘神’的視角下，‘中間線’是公正所在，但人不能那樣聲稱，那意味着‘切割’。兩方三線關係，就像骨關節處的潤滑，抽去其中的緩衝，只會讓關節受損。）

生活本就是各種的糾纏牽掛，無法摘除也無需摘除，社會性是人的定義！兩方三線關係是相處的本相！孩子的逆反期並不是家庭或教育的錯誤（其實孩子內心隱約懂得其中道理），把逆反期當作錯誤才是錯誤！只是應當知道它的機制，而不是試圖趨避。因逆反而放棄教育，絕非正確選擇。消除它的唯一路徑是孩子長大懂事，感受到一家人的親密，認識到那是關愛而非指責。

羊羔跪乳的論證可以不成立，關愛也無需報答，但孝道不因此而失，（有差等的）愛人而已！愛，是主動作為，是應為也是願為！若依賴理性的指證，已不是愛。

 “彬彬有禮”既是尊重，也是疏離；“損友”既是冒犯，也是親密…。“做事先做人”的道理在於：關係決定着合作程度。

親疏

做事相對於做人，是相處中的一個切面，如果做人是一個積分過程，那麼做事就是被積函數的當前取值。人與人相處中的兩方三線關係是一個動態過程：任一時刻，三條線於雙方清晰可見；長久相處，三條線會跟隨雙方親疏程度移動。於是，一時的冒犯可能是長期的親密，此時的敬意可能是未來的疏遠。善意與否，取決於縱橫兩個視角。橫向的，就是兩方三線關係的遵守；縱向的，則需要雙方的可預期性，如果預期為“一錘子買賣”，則談不上縱向尺度。

陌生人之間的可預期性較弱，因為追索的難度大，訴諸法律需要付出代價。熟人之間可預期性強，因為互相知根知底，雙方共同的關係人足以形成約束（壞了名聲，人就失去了他賴以生存的圈子）。所以，親疏程度是穩定社會關係的度量，也是合作程度的度量。儒家講“愛有差等”，既是事實，又是讚許：德治的目的就是穩定的社會關係，而代價是“束縛/牽掛”可能帶來的僵化。

儒家的“改良”屬性顯露無遺：承認並基於現實。無論遠古如何，過程怎樣，人們所見的社會就是由親疏不同的關係構成的。儒家歸納的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朋友五對關係可能有時代性，但時代性不是儒家的指定而是對現實的認可和歸納。無論未來怎樣，社會仍將由親疏不同的關係構建，社會性的本質仍是秩序之上的合作，這樣的社會仍然需要秩序，需要教化。

原子化的個人，不利於人們之間形成親密關係：彬彬有禮的背面是敬而遠之。原子化個人，客觀上為人和社會的“標準化”做了準備，而從標準化中可以嘗試提取共識，“普世價值”即將躍然紙上。標準化，是研究自然的科學方法，但不一定適用於社會領域。社會領域中的標準化，通常都是削足適履，而社會（以及人）真的可能如研究者所願。蘇格拉底關於善與美的詰問之所以有力，是因為他把“普世的”價值觀放到了具體的場景中：標準化的前提不再成立！

這種標準化，主觀上來自研究者內心的寧可削足也要適履的願望（理性的濫用），客觀上則否定人與人相處的能動性，由此出發的社會活動不是改良而是鬥爭。形而上的魅影再度顯現：關於能動性的研究，設立着機械、靜止的前提。並非禁止價值觀的提取和倡導，而是應當明確場景，價值觀不能普世化：要求他人，已是越界行為。

作為社會的底線，法治的根本要求是“論跡不論心”，法律條款可以也必須分明，否則無法執行。道德則先論心或者論心為主，道德要弘揚人性的上限，不能也不必具化為精密條款，否則就成了自設天花板或自縛手腳。愛有差等，即是指出相處關係有親疏之別，不同的相處中，道德的內涵並不相同。

身（心）即立場，立場取決於認同（親疏），所以“全人類共同體”是立場作為概念的邊界。環保主義的立場是人類，環保的目的也是人類，不是動物！不得以“地球上的生物”為立場！

當今世界，認同遠未達到共同體的程度，種族歧視仍是某些人的底色！道德的討論不能變換“親疏（認同）”所規定的立場：認同決定着道德的刻度。當定義域不同時，道德的取值範圍不同：對待家人，怎樣做都覺得不夠；對待敵人，當作人（而不是畜生）已是悲憫。若以“大東亞共榮”為立場，則汪精衞可能是儒家稱道的“君子”！

道德應當標註立場，否則已在道德的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