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篇（十六） 國家正議（二）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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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格與人權

契約説聯結着人格與人權。

人格，是一個複合概念，有多種含義。道德上的人格，指一個人的品德和操守；法律上的人格，指享有法律地位的人。以下討論社會學（法律、經濟等）意義上的人格，即作為社會一員的人的資格，它使得財產權可以被標註。

人的主體性構築了社會棋盤的邊界，這既是物理的規定，也是人的約定。社會學意義的人格顯現：相處意味着共享，意味着“相互承認物權”。人類聚居形成社會，財產權已經同時可能，人格是財產權的載體，只待公權力的背書和生產力的賦值。

人格是產權的唯一標識，就像一個帶有ID的托盤。社會學意義上的“平等”，是指人格的平等，是這個托盤的性質不因人而異：托盤不能嵌套。與“平等”相對立的概念是“特權”而不是貧富差距。現代社會的“平等”，首先是人格的平等（去依附）。

生命權和自由意志統一於人的主體性之中，或者説人的主體性就是生命權+自由意志。在作為主體的人在社會中呈現其人格時，生命權和自由意志已經攜帶進入社會。也就是説，社會的“接納”已包含了人的生命權和自由意志，只看社會進步如何標識。生命權和自由意志是托盤本身，不是可以放入托盤的“物品”，不可以被標註產權。任何的相關討論都是“爭奪”，不具有哲學意義。

生命權

生命權不是國家（政府）賦予個人的權利，也不應以“權利”一詞冠名，卻是政府必須拿出態度的面對。生命權與人性（及社會性）同在，生命權受到威脅意味着人性將退隱，意味着對社會性的否定，而國家以社會性為前提。因此，生命權不是國民權利列表上的第幾項，而是確認該表格有效的那個簽章：保護人民的生命，是一項刻印在國家本體上的責任！這並不是形而上的律令，卻是國家的本職：拒絕就意味着政府自身合法性的缺失。

政府（換屆無關）必須確立“生命至上”的信條並實踐它。由此而生長的法律體系，應當體現：生命無價、殺人償命、命案必破、挽救生命免責、大醫精誠等原則。

人們曾經一度熱議廢除死刑。既然熱議，説明異見雙方都有説得通的道理。而既然法學家們的意見也不能統一，那就説明道理在法律之外！要放到國家主權框架下討論。

巴丹戴爾説服陪審團的關鍵段落：“你們的孩子將來會知道，你們曾經將一個青年判處了死刑，到那時，你們再看一看他們的目光吧**！**”陪審團成員都是普通市民，不可能全部泯滅良知，被打動是正常的。律師的話不是在激發良知，而是在發出威脅：你願意承擔將來被孩子們質疑（正義性）的後果嗎！該律師的行為已事實上超出了法律的框架；也意味着，陪審團制度本身就包含了缺口：通向政治。這就是大陸法系與普通法系的根本區別。

政治上，死刑去留是一個責任問題，即有沒有一個承擔判定和執行死刑（剝奪生命）的責任主體。把這一責任交付市民，是因為應當承擔的那個主體不願承擔！“代大匠斫”就是社會的必然趨勢：既然政府不當“大匠”，那就要有人持刀！而“代大匠斫者，稀有不傷其手矣”，操刀者為了自身安全（安全是主觀的），可能選擇斬草除根（過度報復），於是操刀者可能成為下一個被斫者。這是一條可以無限延展的鏈條，鏈條中斷條件是：斬草除根成功，或者放棄報復。前者指向家族乃至種族滅絕，後者指向親情淡漠。

如果政府承擔剝奪生命的責任，鏈條就在這裏截斷。好處是政府成了背鍋俠（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民間的仇殺鏈條可以被斬斷；壞處也很明顯：當權者的放縱可能導致草菅人命；人民可能會越來越依賴政府，失去血性。

人們面臨選擇。若保留死刑，就要有一個責任主體。如果政府承擔，那麼人民要時刻防範政權的變質，防止公職體系過度地行使權力。如果政府不承擔，那麼生殺之權將落入律師和攪動社會思潮的幕後勢力手上（陪審團承擔不起死刑之責）。若廢除死刑，則“代大匠斫”事件將成為因果鏈條上難以消除的節點。普通人可能站出來“主持正義”，他們可能被稱為英雄！---安保業可能興旺。

相信大多數中國人從最樸素的良知出發，都會贊成保留死刑，當然同時也支持少殺、慎殺。同樣，大多數中國人會認為死刑的責任主體只能是國家。許多國人可能會困惑於法系的選擇，畢竟大陸法系的靈活性不足，經常面臨法條滯後性帶來的無法可依的場景，似乎普通法系就可以克服這些問題，並且可以產生精彩的控辯。但法系選擇的背後，是國家性質、政治立場，以及可期的未來。這一點上，請相信毛主席那一代領導人（以及歷代君王重臣）的智慧。

對生命的敬畏，不是靠口號和説辭體現的。廢死派用敬畏生命來做辯護是無效的，因為殺人者已不知敬畏。人類並不能從純理性中得出無立場的正義！唯一的共識是生命無價。

敬畏生命，政府首先要在防災救災方面負起責任，那麼，“小政府”的合法性是否充分？

以人為本、生命至上，是政府合法性的根基，也是政府敢於背鍋的底氣，也是政權高於法權的根據（司法只能相對獨立）。手握生殺之權，與無條件的人民生命至上，是一副對等的責權：沒有生殺之權，政府無法清除局部的失序，已經備好推脱責任的藉口；政府脱離人民，人民如何可能託付生殺之權？人民心中的賬本在實時記錄着政府的得分，那麼政府為什麼要接受保護生命和死刑判決這兩道只有負分的考題！無可推脱罷了。

無限責任政府是“聽話”的實在孩子，有限責任政府是“會説”的頑皮孩子。前者是真被歷史老人教訓怕了，後者則還在歷史老人面前耍着小聰明。歷史老人並不生氣，該你的就是你的，絕不會因調皮或聽話而有所偏向。有人堅稱歷史已經終結，有人冒充歷史老人指點江山，歷史老人也沒有生氣，只是在自言自語着：後果自負。

自由意志

與生命權一樣，自由意志不是政府授予的權利，而是生而為人的自有福利。因此，自由意志無需討論。社會學中關於“自由意志”的討論要麼是混淆視聽，要麼是偷換概念。

自由意志在物理上不可剝奪，科技發展並未使人類掌握操控他人思想的能力；自由意志在人性上不可剝奪，因為共同的不願。人的思想（價值觀）可能被影響甚至被塑造，可以表述為鉗制、洗腦，但不是操控或剝奪。那麼，社會學上的“自由”究竟是什麼？為什麼如此重要，以至於經常要以“自由之名”？

以自由之名，可以討論“自殺”嗎？生命權和自由意志同為人性的前提，如何可以在相互糾纏和否定中得出理性的結論？對歷史上那些在民族危亡之際慷慨赴死的英雄，後人只有緬懷和敬仰，不敢論證他們的行為在哲學上的合法性。但最基本的良知告訴我們，人不應當自殺。或許不應就自殺問題展開人性的追問，可以確認的只是：在社會性那一層面上，人的生命不只屬於他/她自己。

相關的，可以討論“安樂死”嗎？作為個人，我希望在生命只有痛苦無可留戀的時候，我的孩子可以協助我結束生命，因為我信任親情。但若作為立法者，我不能支持將“安樂死”合法化，因為不能承擔處置無辜生命的責任。

進入社會性層面，可以討論“自由”，但此“自由”已非彼“自由”，康德稱之為“實踐的自由”。法律、法規和道德共同構建了行事規則體系，這些規則的總原則是人格平等，是“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我可以不遵守規則，但代價是他人對我同樣不遵守規則；我可以不承認他人的私有產權，那麼他人也可以同等不承認我的私有產權。鬥爭的結果只能是互相傷害，所以人們選擇妥協。

只要是在社會層面談論，那麼上述規則已在。不承認人格平等的總原則，就不具有討論社會問題的資格！妄談得出的結論也沒有任何社會學意義：叢林生態中，沒有私有產權（權利），只有武力佔有（權力）；也沒有自由（權利），只有求生（權力）。關於權利的討論不能踏足法外之地，在國家權力不及之地，沒有法律支持的權利。

社會層面（法律支持）的自由，是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意願成為怎樣的人，即在社會中塑造自己的自由，也即按存在主義哲學“存在”的自由，也即最樸素的“後果自負”做人的自由。這種自由是每個人生而有之的權利，也是自由意志在社會領域的唯一投影。

為了區分不同層面的“自由”，不妨按康德的方法，把這種後果自負的自由稱為“自律自由”：我將沿着合法的賽道攀登。自律自由是社會實踐中唯一真實的自由：他人會成為你的助力，當然你也會成為他人的助力；你可以在路口選擇方向，只要不翻越欄杆；可以坐下來與人攀談，可以扶一把將要倒地的行人；也可以邊走邊罵，或者推擠同行者，可以抄近路，只要不被抓住…。

理想的社會，應當是：自律的個人+寬廣的賽道+無特權的秩序。

言論自由

當代主流話語體系中的“自由”，以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等冠名的自由，已遠離自由意志（及其投影）的本義，可以稱之為“表達自由”或“言論自由”。“言論/表達自由”是權利，同時是法律規定的個人或組織“表達”這一行為的邊界。公權力承諾不加罪於“表達”，但不承諾不追究其後果，也不承諾制止他人的反對和事後的追究（如果造成損害）。

“言論自由”更像是一份契約，民眾依此契約之規定，可以在何時、以何種方式表達自己（或組織）的觀點。“我不同意你説的觀點，但我誓死捍衞你説話的權利。”據傳是伏爾泰的名言。這句話影響很大，至少國內知識界幾乎人盡皆知。如果真有一份《關於言論自由的合同》文本，那麼伏爾泰的名言可以作為《合同》的副標題。

但為什麼需要這樣一份契約？契約的簽字雙方分別是誰？人羣中揮舞着契約的那個人屬於簽字的哪一方？

把鏡頭對向一個廣場。廣場很大，中央設有一個（或多個）高台。廣場上的人可以在下午四點至六點之間，自由登台演説。演説音量不限、內容不限，可以批評政府、點評時政、抨擊某項政策或法律，可以質問總統、議員、法官、獄警。如果有人試圖阻止他人登台，那麼人羣會高呼“言論自由”；如果有人指責演説內容荒謬，那麼眾人會要求他念一下副標題…。一切似乎激昂而有序。

把鏡頭拉遠。在更大的視野中，可以看到廣場的圍牆，圍牆上布有電網，每隔一段距離設有崗亭，崗亭中設有崗哨。繼續觀察一段時間，六點一到，哨聲響起，人羣有序散去，走向各自編號的房間；如果有人戀戀不捨，那麼警察會依法進來清場…。

喊出“言論自由”的那些先輩們想要的，不可能是這樣一份契約。在“朕即國家”的黑暗統治面臨資產階級挑戰的歷史切面，言論自由是打破民眾認知黑幕的有力武器。資產階級就是利用這些武器開啓了民智並最終完成了革命。最初的革命者心懷未來，為後繼者定下了“言論自由”的祖訓，一如明太祖的“不殺言官”。但無論是誰，都不能預見到國家會因階層分化而重新陷入黑暗，而編織黑幕的人就是他們的後繼者。歷史的悲劇在於，新的黑幕編織者是舊黑幕的打破者的後繼，而後繼者們堅信自己的編織是正義的事業，一如那個“胡不食肉糜”的皇帝決不相信人民會餓死，更不相信饑民竟然仇恨自己這個正義與善良的化身。

當代那些高呼“言論自由”的人，不可能都是井底之蛙。不可能所有人都沒有將鏡頭拉遠的嘗試和持續觀察的耐心。當**“我尊重你發言的權利，但請尊重我不聽的權利”、“我為表達你們的心願而登台，因此順利擺脱了你們”、“如果繼續為你們發聲，我將失去為你們發聲而設的這個舒適的座位”**…這一切都不讓人感到荒誕，並且以契約形式固定下來時，世界是荒誕的。

一份契約總是要雙方滿意的，至少是簽字代表們要滿意。不妨試問：簽字代表是什麼人？高舉契約滿世界揮舞的又是什麼人？不惜製造仇恨也要分化族羣，以便保持廣場上的演説熱度的又是什麼人？朱皇帝沒有想到後世的言官們把犯顏直諫和廷杖化作了晉身之階；資產階級革命者也不曾想到後世的演講台變成了名利場。紛紛登場的不過是走狗罷了！或許有自覺與不自覺的區別。

私有產權

財產權也是社會的（因而也是國家的）應許，在全人類實現按需分配之前，財產權必定存在，這是事實，也是作為人的共同的選擇（人們選擇了相互承認物權，並用法律和道德約束這種承認，只不過法律相對於道德增加了公權力的公證）。財產權的認定、繼承、守護等都是政治問題，不是經濟學可以承載的。關於產權的法條是這個社會運行的基礎規則，將最終影響社會的生態。

比如繼承，歐洲中世紀（封建社會）的長子繼承製，將產生兩個重要後果：一是封建領主的產權（主要是土地）有自然增長的趨勢，這是領主階層佔據政策主導權時的必然選擇，通常王權闇弱；二是社會整體的擴張態勢。其餘男丁只能在父兄的幫助下另尋落腳處，於是開拓和冒險精神被提倡。與長子繼承製相對的平均繼承製，將導致領主的勢力趨向分割而走弱，有利於王權集中，開拓的責任也主要地交付王權。如何選擇，既有內部力量對比因素，也有外部威脅因素，唯一不需擔心的是政治家們（立法者）的智力。

推恩令是繼承製的轉變，漢武帝極大推進了中央集權。總有人拿”罪己詔“與”推恩令“並論…。漢武帝的功過，後人當然可以評説，但功不能掩其過，過亦不能抹殺其功！漢武帝是讓”漢“字能頂天立地的關鍵幾人之一。

比如税率。税率過高，將助長富豪們資產轉移的傾向；税率過低，則國家財政不充足，甚至單算守護其產權的成本都不夠。慈善基金或中立海外註冊地是妥協的結果，既能體現合理的税率及其梯度，又能讓大富豪們安下心來。如果社會是個果園，那麼這種妥協將有利於果樹的大型化，至於是否利於提高果園總產量，則不一定。如何選擇，取決於內外部綜合因素，同樣不需擔心立法者的智商，那是他們相要的結果。

比如財產的守護。如何保證個人“托盤”中的東西不被他人佔有？要麼是裏面根本沒什麼東西，要麼是別人難以夠到，要麼是伸手到別人盤中的代價過高。“不貴難得之貨”確實可以降低社會運行成本，但同時也就只能小國寡民下去，國家將難以在地球村時代自存。守護財產的職責交給個人，則必然導致兼併和集中，走向階層分化、固化，產生與政府分權的組織/勢力（比如領主）。交給政府，則政府運營成本增加，警察、税務、行政、司法等部門要相應擴張：“大政府”成為必然。

關於產權的規則，既沒有世外的指導意見，也沒有理性可以推導的最優解。人們找不到一個既怎樣又怎樣的方法，只看如何選擇。選擇權就在立國之時，之後就只是修正。所謂選擇，就是各方利益代表博弈的結果，於是國家有了階級性。社會財富就在規則的約束下生產、分配、繼承和守護。

個人財富可以量化為貨幣，是因為這個時代已默認貨幣可以購買所需的物品和服務。超市中麪包的價格是5元，我有10元，可以等價地認為我有2個麪包，因為我可以隨時實現￥10和2個麪包之間的轉換。但現實生活中，這種轉換並不總能實現，可能漲價，可能缺貨，還可能是非賣品（比如貨架和收銀員）！物品不等於商品；貨幣不一定能購買到服務，比如買兇殺人。

貨幣是一般等價物，可以轉化為商品（含服務，下同），商品的價值是凝結於其中的勞動。於是，以貨幣表達的個人財富就等價於一定量的勞動，而可以計價的勞動就是“權力”。財產，是儲存起來的“權力”；政府，是“權力”的銀行；財產權，是“存款”的憑據。人們希望憑據是神聖的，希望銀行永不失信，還希望存款不貶值。

普通人辛勤積累，所求不過是未來（失去勞動能力時）能夠兑現屬於我的（或許更好的）東西，即可以在未來兑現的權力。所以，不高於“温和”的通脹，以及適度增長的退休金，既是應當，也是善政。而不斷提高的健康、醫療保障以及生活水平（讓儲存的‘權力’增值），是這個時代（科技進步以及國家強盛）應許的福利。

富人的財產遠遠超過其基本生活所需，超額的“權力儲備”是客觀存在。如何應對，是國內政治的大課題。任何社會，財富的相對集中都不可避免，（以貨幣計價的）貧富差距也必然拉開。只要財富是合法取得的，那麼政府就要一視同仁地保護，否則國家的規則體系就可能崩潰，這是不可承受之重。但貧富分化以及階層固化的後果同樣不可承受，人們始終面臨兩害相權！國家當然可以選擇掩耳盜鈴，但社會動盪的根源不會因選擇而自行消失。

常識（歷史和現實的）告訴我們：如果社會不能容納富人，意味着社會財富總容量受限，國家不可能富強；如果富人不能學會與社會相處，意味着他將要成為社會之惡：階層固化之後，任何的努力都是把社會推向懸崖的助力（無關道德，無關理性）。

文明曲線

財產權是“社會文明”本身。有恆產者有恆心、倉廩實而知禮節、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沒有財產權，就談不上守護，也談不上承認與尊重。

承認私有產權，就要承受貧富分化，這一點無可迴避。但現代社會的負載終究有個底線：不能容忍特權。特權的典型有二：一是特供，只有哪個級別（或階層）才有資格；二是官商合流（包括政商旋轉門），官員利用權力謀取私利。特權，意味着萬劫不復！前蘇聯倒下的教訓不可或忘。所以，憲法對公民私有產權的保護承諾是相同的；公民可以買到的東西是相同的；公民獲取財富的路徑是開放的；而對官員貪腐、以權謀私是零容忍的。

這個社會所追求的，無非是一組標註為文明的指標。一個紡錘型的社會貧富結構或許是現實可尋的理想：社會的文明程度與合法的社會財富總量正相關，同時與財富的合理分佈正相關。於是，文明內涵了社會的安定富足，以及權利的相互承認。承認，可以是法律（懲戒）劃定的藩籬，也可以是道德（風評）獎勵的辭讓；可以是藩籬內化的契約精神，也可以是道德內化的個人修養。貴族精神、君子之風的內涵是相同的：對人格平等的堅守（尊重他人就是尊重自己）。如果“承認”的土壤流失（特權或過度分化），文明將下沉。

人類社會之中隱伏着一條文明曲線。曲線升高的那一端，是社會的安定與富足、人民知恥而有教養，對應的是合法財產品類的豐富、合法路徑的寬廣以及免於過度辛勞。曲線下沉的那一端，是社會的貧困與紛爭、人性在生存的懸崖邊上承受考驗，對應的是積蓄的匱乏、路徑的內卷以及生計的艱辛。曲線繼續下沉，則是尚有底線的戰爭，如春秋時期各諸侯國之間的“貴族式”爭霸：人性仍居主導。繼續下沉，戰爭的目的轉向殺傷戰鬥人員和解除戰爭潛力，如戰國時期，戰爭以併吞為目的，但人性仍有留存。再往下，則是無法無天的亂世，爭鬥漸以種族滅絕為目的，人性已不在。

如果世界是一座花園，那麼文明就是百花齊放的絢爛，道德就是自娛也娛人的花朵，財富就是肥沃和茁壯，人就是植株的生機，社會性就是植株的共存和互助（防風固土）。文明很可貴，她的凋謝首先是滿地落紅，然後枯枝敗葉，進而主幹傾頹，進而連根拔起，進而物種滅絕。破壞程度不同，恢復的難度也不同。

戰爭，會隨着時間的推移和烈度的增加而逐層向下突破，摧毀文明。人們固然可以期望風雨過後的彩虹，縱觀歷史，華夏文明也曾多次被摧毀，又能在廢墟上重建輝煌。但無論如何，摧毀的過程總是殘酷而血腥的，是文明的塌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