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不懂孔乙己，讀懂已是書中人”：“百無一用是書生”還是教育體系的觀念錯位？_風聞

編者按

近期，隨着春招的開啓以及大學生考研、考公、考編結果的陸續公佈，“孔乙已文學”再度成為公眾熱議的話題。對此，央視網發表評論稱，應“正視孔乙已文學”背後的焦慮。在魯迅先生筆下，孔乙己是酒館裏唯一一個站着喝酒還穿長衫的人。站着喝酒，説明窮困潦倒；穿長衫，代表維護着自己體面的身份，不願意去做他以為的低賤的賺錢的事。如今，一些正在找工作的年輕人，用“孔乙己文學”映襯自己當下的處境。有觀點指出，學歷沒有兑現利好，而是成了身上難以脱下的“孔乙己長衫”，自己受過高等教育，曾經意氣風發，步入社會後發現如此“內卷”，骨感的現實已經支撐不起豐滿的理想。也有輿論藉此再次鼓吹“讀書無用論”，認為“百無一用是書生”。另有觀點則認為，這種情況的出現，根本上與我國教育體系中職業教育和高等教育的理念錯位有關，很多公眾都將職業教育作為無奈之選，認為職業教育僅僅是一種“底層的複製工具”，“寧讀爛高中也不上技校”，更成為社會長期以來的流行話語。實踐中來看，幫助年輕人“脱掉孔乙己的長衫”，並不是鼓勵大學生盲目去“下廠打螺絲”，而是要擺脱大學教育等於精英教育的錯誤觀念，平等地認知和對待每一份職業。同時，國家和社會應該做好職業教育和普通高等教育的銜接優化工作，使兩者能夠協同發展。

本文指出，在產業轉型升級、城鎮化快速發展和國家大力扶持職業教育且職業教育辦學質量不斷提升的宏觀背景下，**並不能一味將職業教育視為底層複製工具，相反它可以通過學校再造、就業分層積極推動農二代新階層的孵化與生產。**學校再造是職業教育階層的孵化機制，它通過職業技能賦予、社會關係重構、職業素養和價值觀培育將農二代孵化為產業工人後備軍；就業分層產生了職業教育階層生產結果，以農二代為主的職校生會分化為新型產業工人、現代服務人員、現代職業農民，這新三大階層將代替傳統農民成為我國社會階層結構的基底。這表明新時期職業教育對我國社會階層結構有充分的發展意義和防範系統性風險的積極作用。未來國家應深化職教改革，以發展職業教育為路徑，形塑更加穩健的社會階層結構。本公眾號特推出此文，供讀者思考，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公眾號立場。

學校再造與就業分層：職業教育如何生產農二代新階層

尹秋玲｜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社會與民族學院博士研究生

本文原載《探索與爭鳴》2022年第10期

具體內容以正刊為準

非經註明，文中圖片均來自網絡

引言：不願上職校

2021年10月21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於推動現代職業教育高質量發展的意見》，提出要加快構建現代職業教育體系，建設技能型社會，培養更多高素質技術技能人才、能工巧匠、大國工匠，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提供有力人才支撐。然而，與國家積極發展職業教育相悖，一方面，社會民眾對職業教育仍然不太認可，職業教育的吸引力低，一些家長認為職業教育扼殺了家庭向上階層流動的機會，普遍不願子女上職校。另一方面，一些學者也認為職業教育因為技能教育失敗，並培養底層產業工人，是底層複製的工具，而不是階層流動的階梯。

事實上，**“職業教育是底層複製工具”的觀點是以我國早期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為參照的。**以往我國產業發展水平低，發展方式粗放，社會階層結構穩定不變，職業教育因生源來源底層，且培養底層產業工人，被認為難以促進階層流動。這一觀點忽視了當下我國社會經濟發展賦予職業教育促進階層流動的歷史機遇和現實環境。我國正在經歷深刻的產業轉型升級，傳統產業正在不斷減少並趨於消亡，而以智能化、信息化和自動化為特色的產業升級發展迅速，這不僅培養了一批高技能的新型產業工人，也對當下產業工人的素質技能提出了新要求，國家也提出了“中國製造2025”“新時期產業工人隊伍建設”等戰略計劃。我國城鎮化率也已突破60%，城鄉關係正從二元對立走向二元融合，農二代和農三代在家庭生產生活上都在快速市民化。最後，國家連續出台“產教融合”“職教20條”“雙高計劃”等一系列發展職業教育的戰略政策且職業教育發展水平不斷提升。在這些新的發展條件下，筆者認為不能一味地對職業教育懷有偏見，而要從發展的視角出發，重新審視職業教育對農二代新階層的生產和底層整體轉型的推動作用。

職業教育階層生產的機制

針對職業教育如何促進階層生產，學界的一種基本共識是職業教育是底層複製的工具，其生產機制可概括為以下三種：

**其一，教育分流機制。**一些學者比如張濟州、朱新卓等人認為，以普職分流為代表的教育分流機制迎合了中上階層的利益，使得處於劣勢的農民子女在升學競爭中失敗，由此產生教育起點不公平，推動了他們對其父輩階層的複製。另一些學者比如董澤芳、謝寶富等人認為教育分流本身沒錯，合適的教育分流有利於促進社會有效分化與整合，在產業轉型升級對技術技能人才有更多和更高需求背景下，推廣普職分流和發展職業教育有一定合理性。筆者認為雙方爭論的關鍵在於混淆了階層分化與教育分流的因果關係，即到底是階層分化藉助教育分流而顯現，還是教育分流加劇階層分化？實際上，教育分流作為以效率為導向的資源配置機制，其唯分數取向的標準不具有階層壁壘的屬性，關鍵是學生及其家庭資源稟賦不同，城鄉教育資源分配不平等，進而導致農村子女教育競爭的失敗。

**其二，階層統治的政治機制。**嚴霄雲藉助新馬克思主義者鮑爾斯關於教育與經濟結構、社會關係的符應關係理論，認為職業教育通過整合職業知識技術訓導、職業個性品質訓導及職業教育成層意識訓導的過程，完成了對來自農村職校生從農民到新產業工人的孵化。曹洪建認為，職業教育傳遞的身份文化價值觀促進了職校生底層循環，比如職校對職校生所宣揚的身份和價值觀並不是讓他們通過努力學習成為精英上層，而是在“低級教育”和“弱勢教育”的職校定位中讓職校生降低對未來的發展期待。在筆者看來，這些研究職業教育訓導系統與社會經濟關係、政治關係的匹配，其實反映的是階層權力的不對等，而職業教育就是一種將現有不對等的階層權力關係合理化的工具。依此邏輯，其底層的生產機制便是學者們筆下統治階層對被統治階層的訓導，以及被統治階層對統治階層合法化的認可，即以階層為單位的政治機制。

**其三，職校生羣體亞文化機制。**部分學者認為，職校生在職校所形成的羣體亞文化，也是另一種職業教育促進底層生產的機制。比如，周瀟認為，作為學差生的農二代，在職校裏並沒有勤奮好學，而是整天混日子，這種自我放棄的反學校文化，是他們底層複製的精神密碼。然而，伍寧等卻認為職校生的羣體亞文化並不一定是悲觀自棄的，在從學校進入城市學做服務工的過程中，他們也有積極主動的面向，而且不論是從生活觀念、社會關係、價值理念還是社會流動上，他們都可被視為全新的羣體與階層。事實上，對於職校生到底是自甘墮落還是勤奮上進，此認識差異主要源於前者考察職校生自我表達的學校生活，而後者綜合考察職校生從學校走向職場、從學生到半技術工人的職場轉型。

總體而言，既有研究較為豐富，但也還有一定的拓展空間：

第一，教育分流、訓導中的政治統治、羣體亞文化等機制，都只是從教育體制不公、階層權力不平等和階層慣習等層面去強調構建有利於底層循環的社會系統環境，然而，**這些都沒有觸及深層次階層孵化與生產的核心分析，即形成階層的物質基礎——勞動技能、社會關係網絡、價值歸屬是如何在完整的職業教育過程中實現的。**為此，亟需補充和完善關於職業教育如何培育產業工人的深度機制分析。

第二，既有研究多是參照精英大學和精英學生，將職校視為沒有發展希望的教育組織，職校生視作被動的自我放棄者。在這種精英話語下，職校對職校生的必要管理會被視為違反人性的強制規訓，這不僅無法正確地認識職校的任務之一就是，通過一定的管教將欠缺紀律意識的職校生培養為能夠適應社會化大生產的產業工人，也完全忽視職業教育對家庭和個體發展的意義，更何況職校生及其家庭並不是被動的命運接受者，而大多是積極的奮鬥者，很多職校生及其家庭是主動選擇了職校。

第三，**完整教育階層再生產過程一般是：學校教育獲得+勞動力市場中的勞動價值實現。**既有研究多側重分析職校前的分流和職校後的校園管理過程，而忽略了對職校生畢業後職業動向的關注。畢竟，階層出身一般是思考階層流動的起點參照，職業終點才是階層定型的最後標準，而且只有實現勞動和就業的職業羣體，其羣體亞文化比如消費、生活方式、價值面向才能更好地展現其在社會整體結構中的階層位序。

基於此，**本文擬在發展的視角下，以學校再造和就業分層為完整的過程機制，剖析新時期職業教育對農二代新階層的生產與孵化，最後分析如何增強職業教育吸引力，使之與國家發展相契合，形成新時代的產業工人隊伍，形塑穩健的社會階層結構。**本文的實證基礎，主要來自筆者與團隊在廣西、浙江、湖南的調研，以深度訪談方式重點研究了廣西機電技師學院（中職）、廣西商貿科技高級技工學校、柳州職業技術學院、浙江寧波職業技術學院、浙江工商職業技術學院（高職）、湖南三一工學院（高職）等多箇中高職院校的職校生培養和就業問題。

學校再造：產業工人後備軍的孵化

**學校再造構成了職業教育培育新型產業工人的教育機制，其核心是通過技能教育來提升職校生的人力資本，使職校生能夠具備參與現代工業生產的基本物質條件和精神品質。**在以往產業結構相對傳統、職業教育發展水平不高的階段，大部分職校生主要是在“幹中學”，從而習得基本技能，理論知識也顯得與職業技能不太相關。而在產業轉型升級和勞動力要求提升的背景下，職業教育強調產教融合和產教對接，以更深入的校企合作和校企對接來驅動學校教育的知識深化和技能提升。從現有職業教育的人才培養體系和機制來看，其將學生培育為新型產業工人的機制可從以下三個方面來理解。

（一）職業技能賦予：以實操為主的人才培養體系

因職業教育定位是培養高素質的技術技能型產業工人，故與以理論教育為主的大學教育不同，**職業教育的人才培養以實操為主導，重點提升學生的崗位實踐技能。**圍繞學生技能習得，職業教育自身建構了一套完整的人才培養體系。首先表現為以職校“產教融合和校企合作”為特色的人才培養模式，職業院校要對接產業發展的用人標準，與企業聯合培養學生。以筆者調研廣西機電技師學院和柳州職業技術學院為例，兩校的機電學院都以訂單班、現代學徒制和產業學院等方式與當地上汽通用五菱和廣西汽車集團開展了育人合作，通過校企合作和產教融合讓學生能夠及時瞭解企業生產一線的變化，提高自身技能與產業發展的匹配性與適應性。其次表現為以工學交替為特色的課程體系和實習制度，即實操和理論相結合的課程體系和完整的跟崗、頂崗實習制度。筆者所調研的職校中，很多學校的實操課和理論課的學時比例為1:1，即一半學時學習原理知識，另一半學時練習實操技能。如浙江商貿科技職業技術學院率先將“5+1”的學期制度改為“3+3”，即學生由傳統的5個學期的在校學習和1個學期的進企實習，變成3個學期的在校學習和3個學期的進企實習，都是通過增加技能訓練時間來達到鞏固和強化技能習得的目標。最後，與傳統課堂理論式人才培養相比，以實操為主的培養體系，其知識內容相對更加簡單一些，教學方式也更加符合職校生相對活潑好動的性格特質，更容易讓學生有知識的獲得感和成長的體驗感，激發學生的學習積極性和主體性。從推動產業工人形成的角度而言，職業教育以實操為主的人才培養體系，賦予了學生成為產業工人的物質基礎——職業技能。

（二）社會關係重構：非競爭性的師生關係和開放的校園環境

在中學充滿競爭的校園環境內，大部分職校生因成績差而難以在校園生活中建構良性的師生關係和同學關係。從教師管理班級的角度來講，班級裏都是績優生，容易出教學成績，在分數共同目標下，教師和績優生也是高度契合的統一體，管理較為方便。但績差生完全不一樣，他們既無法為老師帶來績效的增量，一些學習生活的不良習慣更是教師管理的煩惱。對成績優秀或中等的學生來説，他們與績差生無形之中也有一道交往的鴻溝。而在整體以升學為目標的校園氛圍下，績差生即便在正常的時間去運動打球，也顯得格格不入。因此，在中學時代，大部分的職校生社會關係難以正常延展，生活較為壓抑。但進入非競爭性的職業教育後，一方面，職校教師與學生不再是績效上的負向關係，職校教師更強調職校生的價值與發展可能，正如柳州職業技術學院一位老師所講，“他們只是學習不好，不代表不能幹活，前面進來的都是散兵遊勇，後面出去的都是現代化的技術工人，若這部分小孩因為家庭或者其他原因不能上學，可以來技工院校，通過技工學校的改造成為技術工人，對社會穩定起促進作用”。在認可和贊同職校生的價值理念下，職校師生關係較為輕鬆，容易建構正向的良性關係。同時，職校中的同學關係也非競爭性關係，較高的同質性使他們比較容易結成玩伴。另外，與中學較為嚴肅、封閉的校園環境不同，職校管理模式類似於開放性的大學，有豐富多彩的社團活動，它們為大多數職校生提供了參與社會交往和素質培育的平台和機會。在筆者調研的中高職院校中，職業技能競賽、運動賽、社團組織成為職校生課外生活的主要載體，這些活動不僅發揮和培育了職校生其他潛能，更為重要的是為職校生重構了正向的校園師生關係。從產業工人形成的角度來講，職校非競爭性的社會關係和開放的校園環境為職校生構建了良好的社會關係，為他們未來的生產生活積累了初步的業緣、趣緣的人情關係網絡。

（三）職業素養和價值觀建構：精細化管理與企業文化的規訓

雖然職校實行的是類似於大學的開放性管理，但這並不意味職校生的生活就是輕鬆愜意的。在核心的教學、技能培訓和實習管理中，學校會按照企業生產要求對學生進行精細化的管理，實施較為嚴苛的規訓。首先，學校在日常學習和實習中無時無刻不在強調學生遵守企業安全生產規則和工時制度，並以產品質量為標準來管理勞動和學習過程，以績效工資制度來管理學生的勞動成果。如廣西機電技師學院為了讓學生提前適應工廠的生活節奏，特地仿照工廠作息時間來設置學校的課程時間並加以嚴格管理，還讓學生在實習期間參與校辦工廠的實際生產。浙江工商職業技術學院調整學校宿舍管理時間，以適應動畫專業學生承接市場公司拍攝任務的需要。其次，職業院校整體以企業文化打造校園文化。比如校園環境中隨處可見“成為金藍領”“弘揚工匠精神”“勞動最光榮”等宣傳標語，學生在升國旗、上課、實操演練時必須穿帶有企業標誌的班服或者工服，學校領導層也以合作企業多、層次高為榮。從學習、實習過程中的精細化管理到企業文化的宣傳弘揚，都具有明顯的規訓色彩。有趣的是，學界主流將職校對學生的規訓普遍看作是資本對人的勞動價值的盤剝和對學生人性的壓抑。但從職校教育管理和國家產業轉型升級發展的角度而言，這些規訓最直接的效果是提前讓學生學會遵守工廠紀律，服從企業生產安排，培養了標準化、規範化生產需要的職業素養，樹立了勞動生產價值的觀念，服務於國家整體產業發展的目標。其中，實習環節的規訓效果最為明顯，在工廠真實的生產環境和經濟效率要求下，少部分學生即便受不了工廠的辛苦，他們也會對生活艱辛和社會有了一定切身體驗，辛苦勞動而獲得的經濟報償既使他們實現了勞動價值，也讓他們對自己未來有了更為清晰的認知和定位。

如果將學差生及其越軌問題視為常規的中學教育正常社會化的失敗，職業教育無疑是一種再社會化的場所和新階層生產機制，有典型的“再造”色彩。**它通過職業知識與技能素養賦予、社會關係重構與價值觀建構三重再造機制，將原本競爭性的中學教育體系中的學差生變成有一定技能水平和職業素養、良性社會關係和勞動價值觀的新型產業工人預備軍，其教育過程就是典型的新型產業工人孵化過程。**經過學校再造的過程，大多職校中的農二代成為了合格的新型產業工人後備軍的一員。相比於其父輩，職校生的教育獲得與教育過程構成其階層流動和階層發展的基礎。

就業分層：職校中農二代的階層生產及特徵

學校再造構成了職校教育階層孵化的機制，而職業教育的階層生產必須以職校生的就業出口的結果為準，職校生只有在不同產業的勞動力市場中充分就業，才算是真正完成了自身階層發展或者階層流動，就業分層促進了職校生階層生產和發展的結果展演。需要強調的是，**就業分層是職校生與其他階層的分化機制，而不是職校生內部的分層機制，**畢竟，僅就新型產業工人而言，他們整體在社會階層結構上具有同類性，只是在具體的職業類型上會因勞動力市場需求變化和職校生擇業觀念不同而有所分化。

根據2022年人社部發布的《2021年度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事業發展統計公報》，我國三大產業就業人口比重分別為22.9%、29.1%和48.0%。近五年來，第三產業就業比重持續增加，而第一產業就業比例有所下降，第二產業就業人數比例比較穩定。這説明，隨着我國產業結構逐漸從傳統農業轉為以現代製造業和現代服務業為主，低水平傳統產業的就業比例會越來越少，大部分人都會在現代製造業和服務業中謀生。再以《廣西2021屆普通高校畢業生就業質量年度報告》為參考，在16.27萬名專科生中，按照85.72%的實際就業率和簡易的三大產業分類，則第一產業就業人數為1895人，佔比約1.4%；第二產業就業人數為32495人，佔比約23.6%，第三產業就業人數為78337人，佔比約75%。專科生就業以第三產業為主，而之所以第三產業就業人數高於第二產業，很大部分原因是第三產業的就業環境較好，工資待遇也不錯。這也印證了部分職校生會逐步進入現代製造業和服務業成為新型產業工人和現代服務人員，少部分職校生會在鄉村振興和農業現代化背景下成為現代職業農民。在此需要強調的是，不同於以往的農民工階層，新時期職校生作為新型產業工人、現代服務人員和現代職業農民，是具有經濟社會發展意義的新職業羣體和階層。

（一）新型產業工人：部分職校生階層定位

在工業主導的產業結構背景下，部分職校生會進入工業製造領域成為我國新型產業工人。之所以稱他們為新型產業工人，是因為接受和正在接受職業教育80後、90後和00後，他們所處的工業時代、工作環境、技能水平、法律意識和生活環境各個方面都區別於傳統單位制時代的工人，也不同於粗放型經濟發展階段以建築行業為主的農民工。在工業4.0時代背景下，以智能化、信息化和自動化為核心的產業轉型升級發展迅速，機器替人現象越來越普遍。以湖南三一重工集團為例，工人技能操作越來越高端化，智能化生產系統需要高度複合的專業型技術人才。與此同時，產業轉型升級也推動了職校知識體系和人才培養體系的變革。比如，新能源汽車及其智能操作系統的發展，使得現在職校生要綜合學習機械、電力和智能操作系統相關的知識與技能。全國各大職業院校都在大力推進產教融合和人才培養方案改革。產業轉型升級和國家政策扶持共同推動了職校轉型與發展，除了中西部工業基礎薄弱的縣中職因缺乏發展基礎而飽受詬病，東南沿海和發達地區的中高職院校，產教資源集聚，產教融合程度較高，校企協同育人，人才培養的質量和水平都比較高。如浙江寧波職業技術學院與海天塑機集團共建海天大學，企業為學校捐資建設機電大樓，依託學校開展員工培訓，雙方在人才培養、學生實習、科技研發等方面開展合作，學校已連續向企業輸送了2000多名員工，部分學生成為企業中高層管理人員，校企深度融合無疑推動了寧波模具產業發展。

而大部分成為新型產業工人的職校生主要有以下幾點特徵：**第一， 以現代製造業為生計來源，技術技能水平和綜合素質整體較高。**相比於傳統單位制時代的產業工人和粗放式經濟發展時期的農民工，新工業4.0時代下新型產業工人的技術技能水平和綜合素質相對較高，更符合我國對產業升級轉型的需求。但其內部也有一定的層次差異，按照生產車間普工－班組長－工段長－車間主任－車間經理－生產經理的職位等級，技校和中專生職業發展對象一般為普工，部分優秀中專生會成為班組長和工段長，而高職生在生產一線熟悉工藝流程、擁有生產管理的經驗後，會逐漸成為班組長、工段長和車間主任，優秀的高職生會成為車間經理和生產經理。**第二，有一定現代法律和權利意識，對產業工人身份有一定認同，產生一定的階層意識。**80後、90後和00後所處時代機遇不同，他們的科學文化水平高於一代農民工，擁有一定的法律意識和權利意識，特別是在職工保險、生產條件等方面對自身權益有較為明晰的認知，也敢於通過法律途徑維護自身的權益。同時，因家庭生計從農到工的轉型和權利意識的提升，他們會更加認同自身產業工人身份，這構成了他們新階層意識的基礎。**第三，以城市為生活面向。**隨着城鎮化快速發展，他們未來絕大部分生活面向和重心是在城市，城市將成為他們生產生活的主要場所，他們會逐漸實現生活習慣、價值觀念層面從農民到市民的整體轉變。

總之，結合我國當下經濟社會發展趨勢，擁有職業教育學歷的農村80後、90後和00後正成為以現代製造業為生計來源、城市為生活面向，具備較高的技能水平和文化素質、一定現代法律意識和身份階層意識的新型產業工人。他們不同於以往歷史時期的產業工人，完全可以視為一種新的階層類型。

（二）現代服務人員：部分職校生的階層定位

我國製造業轉型升級與現代服務業發展齊頭並進，在勞動力市場高度開放和自由的情況下，軟件信息、商貿專科類的職校生大部分會進入以現代服務業為主的第三產業，少部分二產類專業的職校生也因怕辛苦、不願受工廠約束等而進入現代服務業，形成現代服務人員階層。以上述廣西2021屆專科畢業生的就業情況為例，約75%的專科生進入第三產業工作，除了教育、衞生和社會工作、批發和零售行業外，相當一部分職校生進入了發展迅速的房地產銷售、保險經銷等行業，同時，隨着雲計算、大數據、物聯網等數字技術發展，以外賣、滴滴網約車為代表的現代服務業，因就業方式靈活、勞動體驗較為自由、經濟報酬較高，也吸引了大批年輕人。從階層來看，這部分成為現代服務人員的職校生有如下特點：

**第一，以現代服務業為生計。**現代服務業不同於傳統服務業，以網約經濟為代表，其特色是組織化、平台化、高度技術化與高度資本化，現代服務人員有一定的專業知識和技能水平，且個體對資本、技術和平台的組織依賴性較強。因不同種類行業發展前景、學校專業水平以及學生個體條件存在差異，學校專業實力強和條件較好的學生容易在相關服務業領域實現高水平就業。比如廣西商貿科技高級技工學校，因學校在無人機使用培訓、售後服務和農業植保方面辦學實力強，且特色鮮明，符合無人機產業快速發展需要，即便只是一個技工院校，其畢業生在深圳和廣西無人機公司也十分搶手。與之相對，少部分中高職畢業生則會因各種原因選擇自主靈活就業，如成為一名網約車司機或外賣員，或開店自主創業，但風險相對較大，收入也較為不穩定。**第二，工作相對自由，職業流動相對頻繁。**相比於製造業中規範嚴謹的工廠生產體系，服務行業的崗位優勢是工作時間比較自由，工作場所比較靈活，工作環境相對體面，與人打交道較多。但因現代服務業受市場波動影響大，勞動力的流動性相對較高，工作穩定性也低一些。如2020年疫情發生後，現代服務業受到較大沖擊，相關畢業生和從業人員的就業都受到明顯影響，短時之間為了解決生活問題，有相當一部分人從正規的服務業市場轉向了非正規服務業市場，成為網絡平台時代中的外賣騎手、網約司機和快遞員。**第三，以城市為生活面向。**在快速城鎮化背景下，他們像現代製造業中的新型產業工人一樣，以城市為生活重心，從農民轉化為市民，具有了新身份意識和階層意識。

（三）現代職業農民：少部分職校生階層定位

雖然大部分職校生會進入現代工業和服務業，但少部分依然會選擇回到農村，從事農業生產，以農業為家庭生計來源，成為現代職業農民，培育現代職業農民也是鄉村振興背景下職業教育發展的應有之意。一方面，隨着城鎮化和工業化進程的推進，越來越多農村人口進入城市，土地閒置出來，具備適度規模經營的基礎條件。另一方面，我國農業生產技術發展較快，電商也打開了農產品銷售市場。這些都為80後、90後和00後返鄉從事現代農業生產提供了得天獨厚的機會和條件。相較於傳統農民，他們更符合現代農業人才發展的期待。從階層視角來看，作為現代職業農民，他們主要有以下特點：

**第一，以現代農業為生計。**農業成為這部分職校生的主要生計來源，作為農業經營主體，年輕的職校生在經營模式和經營理念上完全不同於傳統的農民。在適度規模經營基礎上，他們更偏向於以優化管理、改良品種和技術、採取電商營銷等方式來獲得更高的農業收益，而不是如傳統小農家庭經營一樣，單純依靠勞動力密集投入和成本降低來維持家庭生計。同時，他們也更加偏向選擇有更高市場價值的經濟作物，而非利潤較低的糧食作物。對進入現代農業部門的少部分職校生來説，現代農業並不只是為了維持家庭的温飽，而是為了實現家庭財富增加和生活水平的提高，農業成為一種具有發展意義的職業選擇。2020年筆者在山西某縣果區的調研也發現，接受了大學教育和職業教育的80後、90後在把握農業政策、電商營銷、預測農產品市場等方面比傳統農民更具優勢。特別是當電商成為重要的銷售渠道後，家中是否有懂電商營銷的年輕人成為影響農業家庭收入的關鍵因素。**第二，村莊政治的重要力量。**這部分回到農村的職校生除了在農業生產和經營上有優勢外，在鄉村振興的戰略背景下，他們作為農村精英也是村莊政治的重要力量。部分人會選擇當兼業村幹部，雖然在一定程度上會耽誤農業生產並耗費時間和精力，但可以擴展村莊中的熟人關係，服務家鄉人民還可以獲得價值感，也可及時地獲得國家涉農政策信息，利於自己的農業生產。**第三，生活上“半城半鄉”，對農村有較高認同和價值歸屬。**因為父輩和自己都生活在農村，經濟利益和生活深深嵌入農村，因此，與進城的同輩年輕人相比，他們對農村和農民有一定的價值歸屬。但出於對子女教育的考慮，他們會保持“半城半鄉”的生活模式。總而言之，雖然都是農民，生活在農村，但新型的現代職業農民，在農村扮演着價值示範者、產業帶動者和社會組織者等諸多角色，可被視為一種羣體和新階層。

從就業出口來看，出身農村的職校生並不會成為歷史上的產業工人，也不會成為和他們父輩一樣的農民。在我國產業轉型升級、城鎮化快速發展和國家大力扶持職業教育且職業教育辦學質量不斷提升帶來的新機遇下，他們正成為新型產業工人、現代服務人員和現代職業農民，而這新三大階層無疑對我國的社會階層結構的形塑具有發展意義。其突出表現在職業教育促進了農村職校生的新階層孵化與生產。這種新階層的生產並不是基於職校生的類羣體文化，而是來源於職校生在現代社會分工中的職業歸屬，以及基於城市生活所孕育的身份意識和階層文化。不同於傳統階級鬥爭論下的悲慘底層，新型產業工人既不是單位制時期有政治身份和體制保障的“工人階級”，現代農民也不再是剝奪型城鄉二元對立關係下被犧牲的底層，社會的整體進步賦予新階層以積極意涵。不論是與其父輩農民階層位序相比，還是與產業工人、服務人員等歷史上的同類職業羣體對比，新三大階層的階層地位、生活狀況、工作環境與福利保障都有顯著的提升與發展。新三大階層將會代替傳統農民成為我國社會階層結構的基底。隨着社會經濟地位、生活境況的改善和市民化轉型的完成，他們將在增強社會階層結構的穩定性、防範社會階層固化和貧富分化的風險上扮演更為重要的角色。

發展職業教育，形塑穩健社會階層結構

我國的工業化、城鎮化和現代化仍處於不斷發展之中，產業結構正在轉型升級，城鄉二元關係正從傳統的二元對立走向二元融合，經濟、社會結構的持續發展使得我國的社會階層結構也處於快速變動、發展的過程中。其突出表現在農民和農民工作為中國最龐大的基層羣體，這一龐大的相對處於社會底層的羣體，在社會階層結構中所佔的比例將逐步減少，以工商業為生計的市民會越來越多，由此，新階層的生產仍有較大的發展空間。從構建穩定的社會階層結構、促進我國社會良性運轉的角度出發，值得進一步討論的問題是：當傳統農民和農民工逐漸消失，如何實現農二代的順利轉型，培育新的社會階層，形塑穩健的社會階層結構？

綜合全文分析，不論是培育新型產業工人，繼續推動產業升級，實現“中國製造2025”的戰略目標；還是促進農二代從農業到工業、從農民到市民的徹底轉型，推動我國城市化和現代化的快速發展；抑或以新三大產業工人代替傳統農民形塑我國的社會階層結構，都彰顯充分發展職業教育的必要性。職業教育通過學校再造與就業分層促進了農二代新階層的孵化與生產，接受了職業教育的農二代不再是傳統時期的農民或農民工，而是會成為新時期的新型產業工人、現代服務人員和現代職業農民。他們會代替傳統農民和農民工成為穩固社會階層結構的關鍵力量。這充分説明了在產業轉型升級、城鎮化快速發展和國家大力支持職業教育以及職業教育辦學質量不斷提升的背景下，我們要充分認識其具有發展意義，這既包括其為微觀的個體提供一個自我價值實現的路徑，更關鍵的是宏觀上促成了從農二代到新三大階層的成功轉型和新社會階層的生產，而新三大階層作為未來社會階層結構的基底，更具發展性、包容性，對社會階層結構更具穩定器意義。

值得補充的是，**職業教育還可防範社會結構的系統性風險，突出表現在職業教育具有一定的社會保障功能。**隨着我國工業化、城鎮化的快速推進，尚有一部分羣體因缺乏必要的文化知識和勞動技能而難以進入正規勞動力市場，比如雲南、貴州偏遠山區一些青年農民因勞技能偏低而收入更低。還有一部分羣體因失去農業生產資料而難以適應現代工業生產，比如徵地拆遷產生了一定比例的青年失地農民，他們迫切需要新技能適應經濟生產模式從農業到工業的變遷。而職業教育除了面向中高職學生的教育外，在我國人力資源與社會保障部的領導下，還承擔了面向社會人員、困難羣體實施技能培訓的社會職能，通過持續的技能培訓可以幫助這些困難羣體在短期內提升再就業的能力與質量，讓他們能夠更好地在現代工業社會實現穩定生活與社會融入。例如，國家針對“兩後生”（初高中畢業後未能升學的農村貧困家庭學生）實施了職業技能培訓計劃，依託職業教育幫助貧困學生獲得一技之長並實現穩定就業，以教育阻斷貧困的代際傳遞，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底層生存和發展危機。

尤其是在教育市場化和教育城鎮化背景下，教育競爭愈發激烈且呈現階層分化的趨勢，農二代想實現階層躍升和長距離階層流動目標，過去的優先選擇是“高考”，而通過職業教育實現“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階層垂直躍升相對來説更加困難，但這並不意味着他們就會成為社會底層。對於進入職校的學生及其家庭來説，其樸實的教育定位和期望依然是習得過硬的技術本領，能夠在現代工業、服務業和農業中穩定就業和實現勞動價值，在城市獲得穩定安逸的生活。隨着我國經濟社會持續發展，產業結構不斷轉型升級，高技能的新工作崗位不斷產生以及職業教育質量提升，與其一味地以傳統的眼光批判職業教育的底層複製邏輯，倒不如在新時期思考如何繼續推動職業教育的發展。

2022年4月20日，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三十四次會議表決通過新修訂的職業教育法，這是《職業教育法》制定26年以來的首次修訂。《新職業教育法》釋放了深化職業教育改革的信號。首先，在普職分流政策上，不再要求按照“一刀切”的思路強制執行，而是遵循“在義務教育後的不同階段因地制宜、統籌推進職業教育與普通教育協調發展”的方針，這極大地緩解了教育焦慮。其次，本科職業教育寫入法律，同時構建普職融通的教育體系。教育部已經陸續批准了32所職業本科學校，這無疑有助於提升職業教育學歷的社會認可度。最後，強化了職業教育“校企合作、產教融合”的辦學方針，推動職業教育辦學體制、育人機制從教育本位到市場本位的轉型。毫無疑問，新職教法符合我國經濟社會發展規律，為深化職業教育改革指明瞭方向。

在此基礎上，**未來應進一步扶持職業教育，推動職業教育的產教融合，提升職業教育的人才培養質量，推進農二代的成功轉型。**從實現路徑上看，一方面國家要持續加大對職業教育的投資和建設力度，如推動“雙高”計劃，建設一批有中國特色的高水平高職院校。另一方面，要促進校企協同育人，推動職業教育人才培養模式從傳統的學院本位到現代產業經濟本位的轉型。為此，政府要合理佈局產教資源、形成產教集聚，搭建校企合作平台並創新校企合作的體制機制；教育部和職業院校要進一步推動“三教”（教師、教材和教法）改革，建設雙師型教師隊伍，制定活頁式教材和實現教法創新。唯有將企業納入職業教育人才培養過程中，形成校企協同育人的體制，實現經濟發展的產業鏈與職業教育人才鏈、專業鏈的深度對接，才能真正提升職業教育的辦學質量。此外，職業教育資源佈局與相關高等教育改革還需考慮我國人口變遷的因素，比如新增人口的逐年降低與本科高等教育的擴招已經在高職領域產生了較為激烈的生源競爭，如何根據生源規模的變化佈局職教資源，也是職業教育發展須着力解決的實踐問題。如此多措並舉，方可能通過職業教育促進農二代新階層的孵化與生產，形成穩健、良性的社會階層結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