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篇（十四） 社會組織_風聞

- 

隨着視野的打開，人們關注到了日常生活背後的“國家”，個人的安全、發展、權利、義務乃至價值、尊嚴等，都是國家在承載，那麼，國家是怎樣的存在？國家是“正義”的化身，還是“必要的惡”？地球村中為什麼會有國家？

國家（組織）是前文“知識的層級”第六層中的造物，人是組織的前提。不能因進入六層而否定人的主體性，同樣不能因組織由作為主體的人組成而否定組織的存在：不能迴避“人在組織之中”的現實。組織擁有意志，它按自己的意志挑選、規訓、淘汰組織中的人，它用符合自己要求的人的行動來實現自己的意志！“資本”可以視為企業組織的抽象，它通過資本家實現自己的意志，它是主體！

由人組成，並且通過人實現其意志的那些“主體性”，都在知識大廈的六層上。

組織是指人們為實現一定的目標，互相協作結合而成的團體。組織的三要素：（複數的）人、結構（運作模式）、目標。廣義地講，組織就是人類的存在方式。《人類簡史》認為：人類靠“八卦”建立起了比動物羣落規模更大能力更強的社羣，開啓了文化演化之路。

按照“神創論”的思路，一個可能世界的目的是智能，之後的進化方向必然是“組織”。如果不靠組織，個人的能力遠不及恐龍，想看精彩表演的“神”又何苦滅掉恐龍，換上“弱小”的人呢？人只有組織起來，才能為“神”上演基於智能的精彩。於是，世界的演進路徑就延伸為：自然->有機物->生物->智能->組織。也許在“神”的眼裏，人只是組建“社會組織”的材料！是創造“組織”這一終極造物需要用到的中間品！人的智能和社會性，以及必然到來的科學，都是為了構造出更加強大的社會組織。

從能量/熵的角度看，這條路徑是能耗增大的方向：社會組織是最大的耗能主體，也是熵減（有序）最高的主體。社會組織代表了最高的秩序性：世界上可以標註“文明”的那些造物（建築、機械、電子電氣）都成於組織。

如果一定要為人類社會找一個律令，那就是：社會組織才是世界舞台上的主角！這是哲學統觀的必然結論。

利維坦

人類可見的歷史中，競爭的主體始終是“社會組織”，從部落到城邦/領地，再到國家，能力和規模都呈現增大趨勢。競爭成就了組織，組織的能力決定成員的存亡；組織加劇了競爭，更大的組織意味着更強大的對抗力量。國家是社會組織的最高形式：複雜程度最高，是其他各種社會組織的載體，人類至今尚未創生出高於國家的主權實體。霍布斯稱國家為利維坦（某種怪獸），它雖然由人組成，但卻並不由人控制，它有自己的“意志”。因而在國家層面，有着可以忽略個人因素的規律可循：解讀那些“意志”。

歷史上的中國在對外關係上，主要的外患是北方的遊牧民族（匈奴、鮮卑、高句麗、契丹、党項、女真、蒙古）。策略上，和親、長城、分化、驅逐、內附、族滅皆有之，最後的結論只能是接納，否則後患無窮。這是氣候條件（400毫米等降水線）決定的，草原白災的毀滅性打擊下，遊牧民族只能南下劫掠，防不勝防。

歐洲則不同，羅馬帝國衰落後，再無統一大帝國，各國始終在蠻族的威脅之下。教庭的作用很像春秋之前的周天子，憑藉一定的自有實力以及高於邦國主權的教權，遙控着歐洲版圖。歐洲連綿不斷的戰爭打出了真火，現代科學得以從歐洲起步，歐洲列強一度有了吊打世界的能力，並終於為了利益（地理大發現的蛋糕還是不夠分，科學只是改變了爭搶的標的，並未阻斷爭搶）開出了世界大戰。幸與不幸，後人評説。

對於防守方來説，蠻族入侵行動當然是非正義的，這種非正義不能用“為了生存”、“蠻族的命也是命”來洗白。抗爭、反擊、驅逐等等都是正義！但問題在於野火燒不盡，蠻族確實也要生存。也許這就是“神”的意志，它要看大戲！國家（利維坦）的意志（現實中表現為政治家的思考和判斷）就要與“神意”在同一個層面，因而不再是具體的個人的意志（比如君主論，比如帝王心術）。

現實中沒有“神諭”，因而“神意”只能由政治家從歷史和現實兩個層面來解讀。如果國家決策層不能領悟它，就可能導致國家失敗。這對“神”來説無所謂，反倒增強了戲劇性，當然也就成了後人眼中的教訓。通過解讀歷史和現實，利維坦可以理解大勢，然後選擇順應還是對抗這個大勢。對於歷史上的中國來説，當北方蠻族陷於生存危機之中時，他們的人性將退隱。對野獸講道理是沒有用的，何況並沒有一個行使仲裁職能的絕對威權存在！接納成為最優選項，轉移支付就成為一項持續存在的內政（富裕地區的人，肯定不情願轉移支付，但又不願或不能離開國家，只能服從國家意志）。

只要國家的整體性在，那麼就必然存在一個高於任何個人的國家意志：利維坦作為一個有機體，必須學會趨利避害。這就要求它有判斷能力和自律能力，以及必要的反擊能力。這些能力以及為這些能力所做的準備，都體現為利維坦的意志。而利維坦所要關注的或所期望的，都與組成它的個人處於不同的層面，這就要求政治家的眼光有別於民眾或任何個人（道德不再是首要的關注）。

《君主論》認為目的高於手段，將君王的政治行為和他作為個人的倫理行為截然分開，其視角是以國家為主體的。君主（政治家）的“目的”和“手段”都是國家意志的體現，否則他就不是合格的君主。在守信義有好處時，君王應當守信義；當遵守信義反而對自己不利時，統治者不應當遵守信義。君王必須習慣於混充善者，做口是心非的偽君子**。**《君主論》既不是秘而不宣的帝王之術，也不是教人向惡的反道德之説，它只是明確了利維坦的處境始終是叢林，國家之間的正義只來自實力，沒有形而上的仲裁者或保護者。

政治、軍事、歷史等著作都可以看作利維坦的教科書，實際上，利維坦應當掌握人類全部的知識，只不過政治、軍事和歷史是首選和必修的。生物->人（智能）->利維坦，是地球生態中廣義的進化鏈條。利維坦（國家組織）自身也在進化之中。可以類比動物進化的某種方向性，來理解國家組織的演化：比如大型化、多樣性、運動協調性，以及相應的大腦（容量、能力）的增長。

大型化是可行方向，對動物來説，巨大的體型本身就是一種威懾（動物豎起毛髮以增大體積，人類還留有‘炸毛’的本能）。如果條件允許，利維坦會選擇大型化。多樣性是必然的，叢林之中的利維坦始終面對的是環境和同類，必然各有生存和進取之道。協調性也是重要的，如果它做不到，那麼大型化就會因運動能力的下降而得不償失。大腦的進化同樣重要，“聰明”的動物要學會趨利避害，否則再強大的體格也不能補償愚蠢（比如有毒獵物和陷阱）。

大型化和協調性相互制約，多樣性和大腦進化相輔相成，動物的進化呈現出目的性：以大腦為核心的發達的神經系統。大型化使動物的神經組織生長成為可能，神經系統是純粹消耗能量的；協調性是神經系統發育的結果，當然同時需要肌肉和骨骼的配合；大腦本身是神經系統的中樞，更是能量消耗大户。從能量的視角看，動物進化的方向是：用於維生的能量佔比越來越小；表現在官能上，就是消化系統的地位相對下降，而神經系統的地位相對凸顯。

動物進化的方向是智能。人與動物的分界是領悟數學和自知有限，越過分界線，人成為人！利維坦進化的方向也是“智能”，但這一點並不容易到達。擔當利維坦首腦的政治家或君主天然已領悟數學，但利維坦所要清點和計算的東西，卻並不是天然的，甚至不是輕易可見、可理解的：政治在“神”的領域！首腦們作為個人，確已天然自知有限，但利維坦的“身體”卻並不界限分明！更重要的，要求首腦們以利維坦為己身（比如最基本的，感同身受利維坦的痛楚），是不容易的；而最難的，則是利維坦作為智慧生命的自律：為了將來，承受現在。如果利維坦做不到這些，那麼它的智慧是有限的。

利維坦無權要求不受侵犯，因此，只能向着叢林規定的方向進化。或許“神”已經為利維坦規劃了路徑：大型化和智能化。國家也不能乞求世外或國際的正義，因此，只能向着國際社會“叢林”規定的方向發展。或許“神”也為國家規劃了前行方向：力量與智慧。前者要求優秀的組織能力，後者要求卓越的政治智慧；二者共同使得國家的自律可能。公權力成為必然，公權力者的基本要求：以天下為己身己任，不因怒而興師->無喜無悲直至無我！政治，是最高的智慧。於內，是組織（感知和行動）能力；於外，是識別（尺度和敵我）能力；二者共同的根基是：確認並鎖定公權力。

 “無敵”並不是利維坦的追求。強力的政權，必然內生“其亡也忽焉”的邏輯：侵略性，意味着他者的被迫聯合，以及內部因分贓不均導致的分裂傾向！利維坦的智慧在於自身安全，大型化、協調性的目的是安全，不只是強力。

科學之於組織

科學仍然在自然領域，並未打穿由人的主體性構築的“棋盤”邊界。科學只是改變了人的個體能力(包括講故事的能力)，但並未改變人的主體性以及之上的社會性；科學只是改變了組織的結構和目標的具體內容，並未改變國家的主體性以及世界舞台的主角身份。

科學與國家之間的關係是：作為競爭主體的國家，爆發出了遠超個人的能力，上演了一幕幕驚心動魄的戰爭劇本；技術優勢轉化為戰爭優勢，於是組織間的競爭轉化為對技術革新的爭相投入，最終導向了科學體系的呈現。科學不是個人的思考或仰望星空就可以得到的（炮彈炸裂了地基，人們才發現了科學這個‘地下室’的存在）。真實的歷史中，是國家供養了研究者以及他們的實驗室，是國家規定了研究的方向。那些拋開史實談論科學家貢獻的説法，都是謊言。沒有國家間的高烈度競爭，就不可能有科學的出現。今天，科學確已改變國際競爭的態勢（比如核武器）。

科學的造物延伸了人的感知和操控能力（視為人的基於智能的進化），為現代組織創造了新的可能。現代人憑藉互聯網，可以實現信息的全球同步，科學改變了組織的溝通方式和效率；憑藉現代交通工具，地球變成了地球村，科學消除了組織的地域邊界；現代人手持槍械，可以輕易致他人於死地，改變了組織的威懾方式；現代人創造了信用貨幣，可以兑現成持有人期望的財富，改變了組織的財務運作…。在現代科學的支持下，組織形態已經或正在發生變化，因而國際局勢也在變化之中。

政治家應當具備基本的科學素養，至少要知道科學可以做什麼（當代的科學前沿所能實現的力量和精度），不可以做什麼（科學使人不疑：無需恐懼於不存在的神蹟）。政治家應當有深厚的歷史和地理學識，並運用科學素養重新解讀已有的歷史和地理：政治家應當領悟利維坦視角下的清點和計算。

應當明確，科學只是改變了組織的手段和形態，國家/組織仍然是這個世界上最強大的力量之源，仍然是世界舞台的主角，因而政治仍然是最高的智慧。

組織權力

組織是人類的生存方式。通常並不是個人依據其自由意志，選擇加入某種組織，而是從出生就屬於某個組織（比如家庭，比如某些民族的新生兒默認加入宗教）。人當然也可能發起某個新的組織（比如創業），但並不改變他屬於組織這個基本事實。

組織無時不在：有國家（秩序）時，它守序存在；沒有國家時，它無序生長，並在內部產生秩序，進而可能成長為國家。組織的目標多樣，但最基本的目標是生存和為了更好的生存；組織可能有長遠目標，但它必須先生存下來，然後才談得上能動性。組織的表現以及所實踐的結果，並不一定如它的目標所描述，它始終受到環境的制約，始終處於與他者相互成就的過程中。

組織要求內部秩序（一盤散沙稱不上組織）。這就要求組織內部必須分出行政階層和功能系統，並要求“感知”和“行動”能力。打個比方，如果説個體的人是沙粒，那麼組織就是聚沙而成的沙丘。有沙漠在，就必然有沙丘；人們聚居，就必然產生組織。沙丘有型，如金字塔般有基座、有塔尖，並分層次；組織有結構，也如金字塔般有基層、有核心，並分層級。不同的沙粒（粒度、形狀、濕度等）是沙丘形狀的內生條件；不同的人（啓蒙、記憶、教化等）是組織形態的內生條件。不同的環境（風、雨、震等）是沙丘的外部條件；不同的社會生態（國際競合、生存、法律、資源等）是組織的外部約束。

企業是一種典型的現代組織，企業的結構（運作模式）是受到內外部條件制約的。國家也是一種組織，國家政體顯然也要受到內外部條件的制約：外部是來自他國的競爭壓力，內部是國家規模以及歷史的傳承（人民的記憶）。

組織為了實現某種目的而運作，組織的結構是手段。企業可以向先進單位學習，國家可以借鑑先發國家的經驗教訓。別的國家或企業中行之有效的管理方法可以借鑑，但目標和基礎無法借鑑。組織需要紀律，否則不能作為主體（有機體），頭腦靈活、四肢協調的利維坦顯然有更強的生存能力！組織能力是組織的核心競爭力。

組織由人組成，決定了組織首先是個“經濟體”。無論組織的目標怎樣設置，其中必定包含使組織生存的物理前提，即作為成員的人的生存。不排除純粹為了興趣或理想而成立的組織，但那應當是在人的生存得到基本保障的前提下的，其成員的生存條件也是由其他組織保障的。比如長跑愛好者組織，只是本城區的聯絡方式，可以忽略這一類組織的政治和經濟影響。

組織是經濟活動的參與者，無論它是否註冊為企業。國內某些宗教場所，政策不允許寺廟開展經營活動，但無法禁止老百姓上香。香是免費取用的，但旁邊就是功德箱（可掃碼支付），多少不限，不捐也可。上香者一般不好意思白拿，捐贈的數額通常大於造價。宗教場所給出的是具有安慰作用的儀式（的場所），這種儀式感對社會也是有用的。參與經濟活動的組織，不是隻有企業。

國家一般不會把宗教場所當作企業並要求納税，税法關於宗教場所以營利為目的的經營行為則另有規定。但應當理解，這是對真正宗教人士的保護而非剝奪，真正要防範的是打着宗教活動的旗號行事的人或資本（組織）。那些打着宗教旗號的邪教組織，表面是主義，內裏是生意（本質是詐騙）。國家有打擊邪教的責任，為了宗教信仰自由，也為了經濟秩序。

無論名義上的目標是什麼，組織運作的最終影響都要落腳到“物權”上來（可能並非其目的）。企業以營利為目的，以生產（服務）為手段，供產銷的過程就是物權的轉移過程。公益組織促成或阻止某種經濟行為（比如保護區的建立、核電項目的取消），同時自身運作也包含經濟過程，比如接受捐贈以及僱傭人員。傳銷、詐騙組織在轉移貨幣所有權的同時，自身也是消費者，還是司法機關的獵物。革命組織如果成功掌握政權，將根據其理念改變這個國家的物權規則，革命的過程也同時是物權改變的過程（比如沒收和分配）…。

社會上的各類組織，以其各自方式參與了經濟生活。包括企業、事業、宗教、公益、知識付費、傳銷、詐騙、販毒、黑社會等等，無關善惡，它們都首先是經濟體。必然有着財富的生產（獲得）和分配機制，也必然有着內部的權力（層級）架構。作為經濟生活的參與者，組織也已經參與了政治。

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個人與組織是利益關係，所謂利，歸根結底是人的需求。以生存線為界，“利”被分為兩個層面。生存線之上，“利”是收益，可以表達為機會成本最低的選擇；生存線之下，“利”是生存（避免受害），可以表達為兩害相權。於是組織權力的量值可以定義為：個人脱離組織對其自身造成的損失，也就是組織成員另謀他業時的機會成本。組織權力內在地規定了該組織的一系列性質（就像不同種類和強度的化學鍵，內在地規定了材料的性質），比如規模、架構、靈敏性、執行力等。

奴隸制社會，莊園（或者其他形式）主人和奴隸之間的結合力主要地來自強迫（不排除個別的優待情形）。莊園主結成同盟，共同維護其統治：奴隸如果抗爭，鞭刑伺候；如果逃跑，天下共捕之。當莊園規模增大時，會誕生奴隸主武裝。進一步發展，類似安保公司（騎士、武士）的專業武裝組織會成型…，社會因應組織的需求而發育，組織也因應社會的需求而發育。封建社會（或中國秦漢之後的農業社會）中，地主和佃農（租户）之間是表面上的自願結合，但只能説強迫者不是地主本人，而是離開土地不能生存的現實。官僚地主結成同盟，擠壓自耕農的生存空間以便增強自身力量（土地兼併），同時道德和法律雙管齊下，維護同盟權益的合法性與合理性。如果有人試圖脱離這種由土地聯結的依附關係，那麼“荒野求生”將成為勸退的強制力量。而社會輿論並不同情遁入蠻荒的個人，法律並不支持因窮困而有理。權力，已從直接的“強力”轉向了土地。

企業是現代社會中的典型組織。薪酬是員工與企業之間的“結合力”，僱傭關係得以建立。薪酬表現為貨幣。權力（載體）進化為資本！。

前期輿論的熱點之一，某大型企業被曝光上下級之間性侵。且放下其中的是非，只看其意義。侵害或騷擾之所以存在，是因為侵害者（通常是權勢者）認為受害者會選擇忍受，即受害者反抗的損失大於忍受。侵害者之所以這樣認為，是因為他了解其中的利害（經歷或見到）。受害者選擇反抗，是因為她不認同加害者的價值判斷。事件的被曝光與上熱搜，提示的是權力博弈的當前形勢：資本權力的鋒面就在那裏（有些人，有些事件，正在對權力的邊界做着試探）！人們希望鋒面向哪個方向移動，才是更重要的。

如果貨幣可以購買免罪券，那麼侵害是否非法將取決於個人財富（貨幣擁有量）。如果反抗的結果是生存危機（侵害者團結起來，打擊反抗行為），那麼反抗也將不再發生。如何令受害者放棄反抗？絕望（官官相護或高不可企的法律壁壘）或者不以為害的價值觀（自由、解放、羣體斯德哥爾摩效應）。侵害與反抗，是現代社會矛盾的兩個方面，其背後是權力的博弈：資本在追求更大的權力，它甚至要追求人們傳統價值觀的改變。資本對價值觀的改造，是時代的造山運動，它將打破並重塑社會地圖上的山川地理。如果人民認為那將是窮山惡水，那就應當形成國家意志來制約它。

資本的主體性體現在組織上，就是追求僱傭關係的牢固程度，也即增強員工與企業之間的結合力（目的是提高組織的執行力）。企業對內優化管理、提高效率以及開發新產品，提高獲利能力，從而用更優厚的條件加固僱傭關係，是值得鼓勵的。但良性競爭只能在資本不能控制公權力的條件下成立。對資本來説，如果有辦法可以從外部獲得加固僱傭關係的便利，它就不可能再以內部挖潛和創新為主要努力方向，而是轉向操控政治權力。（權力就像電池，驅動社會組織的運作。增強驅動力，提高正極電壓或降低負極電壓的效果相同。）

這是“前輩”實踐過了的道路：奴隸主團結起來，創建有利於強化控制奴隸的國家機器；地主與官僚合體，創建有利於土地兼併和控制佃農的國家機器。資本家必然期望掌握政治權力，以便限制工人恰好處在生存線附近，來降低僱傭成本和強化僱傭關係。所以，經濟學中那隻看不見的慈善之手，有夠不到的地方，而以這隻手為根據的研究，無論如何的雄辯或精彩，其結果必然延伸為“用全部歷史細節的真實性偽造歷史”。

加固權力的追求與人品無關。對於地主來説，他本人可能善良勤勞，但如果他不兼併，就會成為更大的地主的獵物；對資本家來説，他本人可能高尚，但如果他不去爭取政權的助力，就會成為更大的資本的獵物。規則如此，體現在組織上，就是組織會把違抗組織意志的個人代謝出去：個人不能脱離他的立場。於是資本的生長成為一種正反饋，如果沒有外部的制約機制，必然導致它本身的野蠻生長，並終將超過社會的承載能力，引發崩塌。經濟危機就是一種“自然”制約，就像森林大火或者倒塌的積木。

國家是企業的承載，也是企業的外部制約。企業家應當瞭解社會現實的承載能力，不去追求天花板之上的目標。社會的承載能力不是一個定值，天花板也可以升高。對企業來説，天花板並不是某個規模或者涉嫌壟斷，而是獨木難支（風險不僅在於木秀於林，還在於重心不穩：一旦重心偏離就可能毀於自重）。人類最高的建築不超八百米，但地球上最高的山峯海拔超過八千米，差別在於地基。越是大的企業，越應與國家利益捆綁，就像珠穆朗瑪峯紮根在青藏高原之上。當然不能要求企業去承擔堆砌青藏高原的工作，這是國家的職責；企業家也無需被道德（共同富裕）綁架，只需跳出經濟學家們的邏輯陷阱，認可國家與企業之間是承載而非零和關係即可。

人民並非要求把資本踩在腳下，人民只是期望不要支撐得太過辛苦（過度的資本權力，比如感恩996，比如奴役和侵害）。人民的意志集合成為國家意志，國家只是不能允許眼看着貧富分化階層分裂導致國家內亂。對於資本的造山運動，任何政治力量都只能順勢而為（穩固的政權->海量堅挺的貨幣->資本的巨力->強烈的造山），只能期望造成的山川不要太過陡峭！張家界的壁立千仞（如三姐妹峯）是上佳的風景，但並不宜居！

階層分化

整體地看，社會（國家）就像是巨大的沙盤，承託着高低不一形態各異的山丘（以企業為主的各種組織，可能有的山丘跨沙盤而立）。切面地看，社會是地圖上的等高線所圍成的區塊，這些等高線表達的是人在社會上的地位（政治權力或財富）。

社會上的組織彷彿是沙盤上的山丘：水從山頂流下，滋潤着坡上的梯田。山丘的高度取決於社會財富的集中能力，梯田的層級取決於社會總財富的多寡，於是社會結構整體上取決於生產力水平。較低的生產力水平下，層級之間的供養能力有限，上下層人數之比必須在供養關係的允許範圍之內，表現為財富等高線的急劇收縮：鬆軟的山石不可能撐起高山。隨着生產力水平的提高，層級以及層級之間的跨度被打開，等高線變得緊密，山勢險峻起來。

社會階層的樣式及其演化，都是客觀規律，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階層分化並不是社會的退步！相反，層級的展開，意味着社會財富的積累，意味着和平安定與人口增長。也只有充分展開的層級，才能提供龐大人口基數所需要的向上的台階！階層分化是社會發展的一體兩面，背後的推動力是人的需求。人們總要追求更美好的生活，需要發展生產力，需要釋放活力，而活力只能來自對個人擁有財富的鼓勵和保護。於是社會這個沙盤上的造山運動成為必然，穩定發展的社會必然出現貧富乃至階層的分化。

個人會被他所處的階層同化，即按照階層的標準來校正自己的標尺，只有這樣，他才可以與圈子中的其他人形成良性連接。個人視野總是有限的，個人的交往圈子往往限於同一階層，於是社會上的每個人都處在階層定製的繭房之中：他的所思源於所聞，所見印證所思，於是他以為世界就是那樣。圈子使他習以為常，以為世界只是井口的那片天；組織意志使他有時不得不違背本心行事，以為那就是履行本職！階層繭房和組織意志的共同作用，使得個人要麼被組織馴服，要麼被組織淘汰！現代社會的階層分佈是連續的，並沒有一個絕對的閾值，但就是這種平緩的漸變，最終形成社會上價值觀的鴻溝！

階層分化以及相應的價值觀的差異，都不是個人可以對抗的，因而不是道德問題。地主可以品德高尚，但他以土地兼併為己任；資本家可以本性純良，但他的任務是資本的增殖；關於財產繼承和税率的法典可以遵循民意，但它本身助長了階層固化。

社會運動的主體是組織（包括國家），在這一層面上，只有勝負，不要奢談道德。人們不能指責殖民者的後代繼承莊園，不能指責地主購買土地，不能指責資本的增殖，這些行為的合法性由社會發展的正義性賦予。但不能指責並不意味着形而上的正義！

當階層固化到令人絕望的程度時，人民內部矛盾就會轉化成階級矛盾，階級鬥爭成為社會大樂章的主旋律。當政權控制能力下降，各種組織形成割據之勢時，莊園、土地、資本都將成為掠奪的對象。此時，繼承、購買、增殖的合法性都不是免死金牌。

社會上的每個人都遵紀守法，不代表政治家們可以高枕無憂了：每一根枝條都遵循基因的規則生長，不代表樹木可以長生（還可能毀於自重和招風）。道德和法律，都不足以論證社會走向的絕對正義，它們都在國家概念之內，它們的延長線在國家主權邊界上失效：當青藏高原碎裂時，珠穆朗瑪峯也會崩塌；當國家失去秩序時，企業也會消亡；當國家陷入戰亂時，法與產權都將失效。（人們可以要求神聖，但給出保證的國家主權並不神聖）。

組織（意志）應有自律能力，但它的實現需要外力。復活節島上的森林不是一代人伐光的，砍倒第一棵樹的人想象不到森林損毀的災難，砍倒最後一棵樹的那個人從未見過森林！組織運轉是一個長期過程，時間會改變組織的面對，也會改變成員的價值標尺。前者導致金科玉律的“祖訓”可能成為後世的絞索，比如宋的杯酒釋兵權和明的厚養宗室；後者導致標尺基準的漂移，比如“胡不食肉糜”。

習以為常的結果是脱離現實並且不能自覺！企業家創辦企業，實現自我價值是其初心。但當企業壯大，企業家（或其繼承人）登上富豪榜時，他可能會在讚許中迷失，對許多原來不可接受的行為習以為常。公職人員同樣可能隨着職位的升高而迷失，對許多原來看不慣的行為習以為常。政權的初心是吸取歷史教訓，造出更宜居的山川，但隨着時間的推移，良政可能變為惡政，“初心”可能已沉入水下。

國家（政權）的正義性來自進步，來自人民的評分。人民包含了不同等高線上的各個階層，人民代表的廣泛性是政權不變質的前提，所以要不忘初心：勿使國家的正義性脱離人民。發展帶來階層的變遷，所以，國家要堅持改革：直面變化着的時代主題。改革並非對歷史的否定，而是繼承和發揚；關於各時期中國社會主要矛盾的判斷，就是發自初心的清醒。這種判斷，不是誰的聲音大，也不是排他性的執其一端，而是基於相互承認的協商。

​貧富差距->階層分化->階層固化->公權私有->階級鬥爭->？？這是一條清晰的演化道路，曾經無數次真實上演。

戰線越來越長，人變得越來越殘暴；心已經被裝甲武裝起來了。

---一名曾經的士兵

國家組織

國家是終極的組織，至少目前看來尚未有超越國家的組織形式存在。所謂終極，並不是指某種模板或格局，而是説世界上不存在比國家主權更高的權力：個人或企業可以向國家（法律）尋求正義，可以選擇移民，可以跨國經營；但國家無法離去，國家的生存和權力伸張只能靠自己，沒有更高權力的仲裁者。試圖進行仲裁的國家是國際事務的參與者，無論它以什麼名義介入。

聯合國是由主權國家組成的政府間國際組織，承認並尊重各成員國主權是聯合國存在的前提，而不是國家的主權需要聯合國背書。聯合國更像是主權國家的議事場所，兼有召集職能。安理會在大國一致原則下，可以授權軍事行動，但行動的主體仍是各主權國家而非國家主權之上的力量；國際法庭的職能是仲裁而非司法，前提是相關主權國家同意交由國際法庭仲裁。

以氣候峯會為例，應對“全球氣候變暖”是峯會的議題。無論議題本身是如何的“科學”，都不能強制主權國家執行，而只能在聯合國框架下協商推動。即使關於氣候變暖的結論“公認正確”，這也是個國際合作問題，不是科學問題。“聖母型”的“合作”，就是放棄本國的基本人權以實現他國福利，這與自殺無異。既然是為了全人類，那就不能以犧牲自我為選項！

國際政治關注國與國之間的關係，默認的前提是國家無論大小，國格平等。可以想象：世界就是一片叢林，其中盤踞着大大小小的利維坦怪獸，每個怪獸都是主體的、非他的。而“神”在世外看着的就是叢林之中這些怪獸們的本色出演。

“權利”與“權力”之間的區別在於秩序，而秩序必須在主權之下。國家（利維坦）所處的環境是叢林，叢林之中沒有秩序，這是任何國際關係討論的前提，因為國家主權的定義就是排他的！國家主權就是其主體性的表現。人們可以站在“神”的視角去研究歷史和現實，但那只是看問題的視角，不代表世上真有其位；可以藉助這樣的視角做出評價和預測，但採納與否是後果自負的主體行為。人們可以評價某人不道德，可以看不慣甚至教訓他，但評價是基於對方也是主體的人，看不慣和教訓，出手的也是主體的人。國家行為可能非正義，但那是它的自主行為，無論它是否被脅迫；干涉他國，也是國家自主行為，無論以什麼名義。國家作為主體，像人一樣始終處在成為它自己的途中，國家的所作所為都是其“存在”的本意，只不過“所作所為”的意義不由自己而由他國評價。

既然評價由承受者完成，那麼國家就已經被賦予了同階的意志，無論它的政府如何界定責任（關於‘大小政府’的爭論，只在主權之內）。公民在他國的行為對他國造成影響，這筆賬要算到這個國家頭上，與政府是否宣稱個人自由無關（白求恩為他的祖國增光，無論是否政府派遣）。公司跨國經營，對他國造成的影響也要算在國家頭上。擦槍走火（造成國家之間的衝突），會被認為是國家行為，指揮失靈或操作失誤不能成為脱罪的理由。內部錯誤或被誤導的情報，同樣不能成為理由。媒體、政客所為都是國家行為，“（反對黨）只代表個人”或“言論自由”不能成為免責的根據。如果一個主權國家要求另一個主權國家“理解”其苦衷，那麼只有一種可行性，就是提出者向對方讓渡自己的部分國家主權！叢林中的利維坦（想象一隻章魚）觸手的任何動作，都會被他的同類看在眼裏並判斷利害；除非親緣關係，否則如何可以要求對方解讀為善意！

確認這種叢林關係，並不是某種悲觀或厚黑，而是對事實的認可。國際社會，仍然可談正義與非正義，比如被多數國家接受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或者聯合國平台上的大國一致原則。但國家無法把主持正義的職責交給任何組織，那樣的話，國家主權就殘缺了，而人民不相信做亡國奴會更幸福。人類無法知道未來怎樣，但當下各國人民的信任程度還未達到成立地球聯邦的要求：販奴、殖民、熱戰、冷戰、霸凌、干涉…埋下了太多的隔閡。

在國際關係層面，國家不等於政府（國家與政府的關係更像是企業與經營團隊之間的關係）。國家是它的行為的積分：時間是橫軸，影響是縱軸。執政團隊可能變更，理念可能改變，政體也可能改變，但只要它繼承權力，關於國家（對外影響）的積分就是連續的。積分曲線上的取值是由他國決定的，而非本國意願或預期。一國政府，不可以要求或聲稱“有限主權”，以便只承擔有限義務。“永久中立國”是一種壁壘，增加了侵略者的道義上的代價，但也僅是代價。

無論政府如何宣稱，國家的主權都是標配的所有國家的同階取值，因為參與“定價”的國家使用的指標來自各自對主權的理解。無論政府是否願意，它都要佔有國家完整主權和全部義務，這是國際關係本質決定的。樂隊可以不要指揮，但不能逃避演出失敗的責任，觀眾是來聽音樂的，不是來面試樂手的。政府可以不要求紀律，但不能逃避外交事故的責任，其他國家沒有義務去分辨國家行為和個人行為。如果一個人在公路上閉着眼睛開車，那麼他要為事故負責，否則就是否定受害者的人格；如果一個政府允許成員自主行動，那麼它要為其造成的影響負責，否則就是否定受到影響的國家的國格。政府可以任意宣示主權，但答應與否是他國的事；政府可以有限責任，但放任的後果仍由本國承擔。

無法完整列舉人格的內涵，因為世界是發展的且發展是不均衡的。在照相技術未普及的時代不存在“肖像權”，電話號碼是在電話普及之後才被列入“隱私權”，不同階層的人必然有不同的權利訴求…。同樣無法完整列舉國家主權的內容，理由相同。比如在飛行器未普及的時代不存在“領空”；無線電技術應用之後，“頻段”才列入主權；國家也是在地理上相遇之後，才需要勘定的“國界”。事務只有在越出國界時，才需要主權之間的協商。人格的這種發展性並不影響人的相處，只需遵循人格平等原則，在需要承認的時機，大家都會默認地知曉；同樣道理，只需按照國格平等原則，在需要某項權力劃歸主權的時候，各國都會約定列入。

國家主權是一切權利的基礎，在社會學領域中討論權利，必須在主權之內。法律的基礎在於權利的確認，權利只在主權之內有意義，因此，國家主權就是法律的邊界。國際法不是法律，本質上是主權國家之間的約定。國際法與法律的根本區別在於權利認定者的實體性。前者沒有認定者實體，即不存在一個高於國家主權的“世界政府”；而後者有認定者實體，即國家主權。

世界已經處在“地球村”時代，無論歷史如何演變至今，世界各國已經相遇。為保障國際事務運轉，各國之間經過協商形成約定，並進而組成跨國組織。國際法（包括外交禮節）和跨國組織要對各國主權一視同仁，這是它存在的基礎。政府可以不以其禮待他國元首，不會受到世外的懲戒，但你的國家要承擔後果；可以不把國際法當回事，可以把國內法律強加給世界，但你的國家要承擔後果。後果不來自世外（沒有世外的正義），來自其他主權國家。

當發生大規模戰爭，當各主權國家組成集團宣戰時，國際法將名存實亡。戰爭會摧毀原有國際格局並重塑它，這一過程不受國際法約束，因為宣戰意味着對敵對國家主權的否定。從“神”的視角看，利維坦之間發生了爭鬥，弱小者可能被吞噬或肢解為更弱小個體，強大者可能吞併弱小者，變得更加強大或因消化不良變得虛弱。這正是“神”所願見，人們並不知道“神”是否期待某種格局，比如利維坦們全部完成合並，或者可能“未知”才是它的趣味。

戰爭狀態，仍然有一些國際規則被遵守，視交戰的烈度不同而不同，“禮崩樂壞”所言即是打出真火後的不斷突破下限。國際規則並非世外的正義，但這些規則的打破卻是文明塌陷的標誌。比如日內瓦公約，目的是防止戰爭走向種族滅絕。公約的約束力不僅來自受害國的同等報復，還來自全世界所有國家的因恐懼而聯合。報復與聯合同樣不是世外的正義，但始作俑者已不能指責返諸自身的非正義。“神”未必願意劇情平淡，但一定不希望失去演員。“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可以被視作“神意”，雖然這神意是通過人們對殘暴的恐懼而聯合來實現的。

與人的相處類似，國與國之間也是相處的（國際社會），所以合則兩利、鬥則兩傷。人在本質上是自利的，但人與人可以在交往中建立信任；國家在本質上也是自利的，但國家之間一樣可以形成互信。人可以把道德內化為自己的修養，即使看清道德的所謂“本質”，仍然如此；國家也可以把道義上升為文明，即使理解政治的所謂“本質”，也仍然如此。政府是否以及如何定義強國之策，取決於政治家們對政治的理解：大國需要胸懷。

不負責任地猜想：“神”願意看到利維坦向着更強進化，更強健的身體意味着競技場上的更高難度動作，意味着舞台上的更高藝術造詣。政府（政治家）應當領會這樣的“神意”，為國家着想而不是隻為個人或本階層着想。雖然政府無需擔心世外的神罰，但需要擔心同處在世界中的他國因恐懼或憎惡而聯合，歷史已經作證。

以國家主權為界，政府可以在國內行使權力，包括立法、司法、行政。法律可以以國際法為邊界條件，也可以不受約束；法律可以規定涉外事務，但它以國家主權為界，超出國界的訴求都是國際事務，不因有“法”可依而不同：國內法條可能延伸至國際事務，但這是大國強力的外延，並且必定在他國主權邊界線上折斷。政府可以牽頭（各國政府）協商對國際法的改進，可以為世界提供公共平台（比如SWIFT），這些都會為國家加分，贏得尊重。但如果政府利用本國的國際地位，或者以公共平台的准入為要挾，脅迫他國接受利己的條款，則會造成國家失分，動搖原有的國際地位。如何做，只看政治家的理解和選擇。唯一不變的是後果自負。

如果把國家類比成一個星球，法律就是這裏的物理法則：重力、大氣、温濕度、風雨、地質等等。不同的物理法則會造成完全不同的生態，有的星球遍佈岩石構成的崇山峻嶺，有的則唯有砂礫堆積的緩坡丘陵；有的星球只生長灌木，有的星球則生長參天巨樹；有的樹木涵養水土，有的則破壞水土。當本地沙漠化發生時，殖民另一個星球成為選項，於是演化的結果是：通過加重殖民星的沙漠化，來延續本星球的生機。這意味着不可持續。國家也可以付出一定的經濟代價，在物理規則之下嘗試改造本地生態：防護林、水利…。

如果國家是果園，那麼法律就是園中的規則：樹種准入條件、剪枝規則、摘取（税收）比例，以及果園灌溉、養護、除害手冊。不同的規則可以導致面貌迥異的園林。園丁可以根據自己的理解來制定和施行，他人不能干涉。但當果樹枝葉遮蔽鄰家果園陽光時，當根系汲取鄰家的營養水分時，鄰家園丁可能按照他的規則來處理。園丁可以偷懶，可以偏愛某棵樹，或者坐在大樹下乘涼，可以宣稱果樹的“自由生長”，可以寄希望於生態的自我修復，但豐儉由己。

聯合國的宗旨：維持世界各地和平；發展國家之間的友好關係；幫助各國共同努力，改善貧困人民的生活，戰勝飢餓、疾病和掃除文盲，並鼓勵尊重彼此的權利和自由；成為協調各國行動，實現上述目標的中心。

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已為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所接受：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

宗教組織

宗教不只是社會組織，但宗教（教會社團，下同）首先是社會組織。宗教具有組織的一切特徵，包括成員、目標和組織結構；宗教參與經濟活動，可以具有法人資格並擁有物權；宗教作為主體參與政治活動，政教一體可以是國家形式；教眾在世間行走，也要遵守人間的法度。宗教在政治的視野之內。

政治可以不理解宗教。宗教之於政治，可以類比康德的“物自體”概念：政府受限於認知能力，只能得知宗教“放散”出來的影響。但無論是否被理解、被説透，宗教在政治的視野中都表現為社會組織。如果有人以宗教的名義在人間行事，那麼此事是人間事，在政治的視野之中。國家主權是一切權利的根據，所以在政治的視野中，教權基於主權。這不是來自世外的規定，而是政治學本身的直觀：國家主權是一個“無外”的概念，否則政治學不可能。

政治視野中的宗教組織與企業或社團並無差別，只看它們對社會的影響。形而上地討論：宗教所求是“天國、極樂、淨土”等世外的處所，只在精神領域而與世間（物質世界）無涉。世外如何，不在政治的視野之內，但入世所行卻是人間事，要循人間法，而人間法由合法政府制定和頒行。教會當然可以視國家為佈道的場所，可以按地域（中東、遠東…）來劃定教區，但教區與國家主權無涉。

無需展開關於宗教、信仰的話題：利益相關，或太多人的不願，足以作為迴避的理由。或許可以有所期望：如果“世界和平”算是人類最大的共識，那麼，願見宗教（的教化和認同）能夠與政治的努力一道，止於消彌仇恨之善。

小結

人屬於組織，人類聚居則組織自發產生。組織作為主體，有感知和行動能力，並有意志；組織權力的度量是人脱離組織的機會成本，組織權力決定它的架構；科學作為手段，使得組織更加強大。國家（組織）是這個世界的終極造物。

國家是競爭主體，國家主權相等且無外。政治學在人類知識大廈的第六層，是最高的智慧：不是否定人的主體性，而是在政治的研討中，可以忽略人的主體性。這是血的教訓，不是理論的推導。

僱傭關係是現代社會中的合法關係，企業是現代國家承認的合法組織。國家是企業的載體，國家有責任加厚地基以承載，企業有義務配合國家以改善自身以及被僱傭者的生存。公權力的權限和定位，將決定國家的性質，以及政治和經濟生態。

國家是地球村舞台上的主角，國家擁有意志。受限於認知，國家只能視宗教為一種社會組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