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遲審議的口服墮胎藥：日本女性距“身體自由”還有多遠？_風聞

國際湃2023年03月27日 21:31:25 0人蔘與0評論作者丨陳沁涵 編輯丨胡甄卿

“躺在病牀上，麻藥失效得有些快，劇烈的疼痛讓我大口地深呼吸，在想這是不是在殺人。”香織回憶起11年前的墮胎經歷，像是一段犯罪實錄。

香織現在已經是兩個孩子的母親，11年前，她在大學期間意外懷孕，8周時才察覺，在和男友商量後，她決定墮胎。當時在診所可供她選擇的只有刮宮手術這一種方式，術後的一兩週經歷了類似痛經的持續疼痛，還有一些出血，有大半個月沒去學校上課。她對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説，手術連帶檢查花費了近8萬日元，“生理上和心理上遭受了前所未有的痛苦，不敢告訴任何人。”

1948年，日本通過《優生保護法》將墮胎合法化，懷孕22周以內可進行人流手術，但只有刮宮術一種選擇。半個多世紀過去了，口服墮胎藥已在中國、美國在內等全球70多個國家和地區使用。日本婦產科醫會的最新調查顯示，刮宮手術仍然是現在日本女性墮胎的主流方式之一。

藥物墮胎合法化的討論在日本持續已久，遲遲沒有結果，“墮胎自由”在日本女性解放運動中成為爭論的焦點之一。英國製藥商Linepharma International於2021年底向日本政府提出口服墮胎藥“Mefeego Pack”的銷售申請，它由米非司酮和米索前列醇兩種藥物組成，適用於懷孕9周以內的孕婦進行藥流。在經過長達1年多的討論後，今年1月厚生勞動省專家小組給出了批准決定，但仍需徵集公眾意見後綜合審議。

視覺中國 創意圖

今年2月，日本厚生勞動省針對口服墮胎藥進行了為期一個月的在線意見徵集，共收到12000份意見，原定在3月24日的會議上宣佈審議結果。然而，會議當天突然臨時宣佈墮胎藥的審議議程推遲，時間未定，原因是公眾意見過多，需要更多時間整理。一時間，社交平台上的質疑聲四起。一名日本網友稱“壯陽藥的獲批速度堪比F1賽車，口服墮胎藥的審議進度就像兒童三輪車。”

“日本安全墮胎計劃”2月向日本政府提交請願書。新聞視頻截圖

“女性把墮胎作為最後的手段和希望，但最終的決定權似乎是由醫生掌握的。”日本墮胎問題研究專家、墮胎護理諮詢師塚原久美對澎湃新聞説，由於強烈的恥辱感和禁忌，幾十年來日本人幾乎對墮胎閉口不談，近幾年這一話題才激起一些討論。她悲觀地認為，即使口服墮胎藥獲批，也解決不了問題，藥價高、醫療制度鬆散、傳統觀念根深蒂固，“墮胎作為女性權利的意識在日本基本不存在。”

日本女性學研究的開創者上野千鶴子在《女性的思想》中説，日本爭取“墮胎自由”的女性解放運動，不僅僅是一場爭取“不生孩子的權利”的運動，目標是建立一個女性可以自豪地肯定自身母性的社會。

女性眼中的“污點”，醫生口中的“骯髒工作”

回憶起中學時代，香織選修了性教育課程，在課堂上觀看了人工流產的手術視頻。“影像沒有任何馬賽克，有一些女生當場就哭了。老師講解了女性的生理結構並強調了避孕措施的重要性，但是沒想到我還是經歷了（墮胎）。”

令她印象深刻的是，“麻醉藥效消失後陣痛難忍”。在私人診所進行刮宮手術，一般先用金屬器具擴張宮頸，然後用一種形似勺子的器械“刮匙”，把胚胎刮出來。現在在日本做人工流產手術主要有三種類型，分別是“刮宮術”、 “手動真空吸引”、“電動真空吸引”，後兩者在2015年才引入，而香織當時別無選擇。

世界衞生組織（WHO）2012年曾表示，不鼓勵已經“過時的”刮宮術，“會給女性帶來痛苦”，極有可能造成子宮損傷和併發症。然而日本婦產科醫會2019年的調查顯示，包括與其他手術方法結合在內，六成以上的人工流產手術使用的是刮宮。

由於墮胎手術沒有被納入日本的醫療保險，一般自費大約需要10萬至20萬日元（約合人民幣5294元至10587元）。埼玉縣一家婦產科診所的醫生加村和雄告訴澎湃新聞，各家診所的檢查項目、手術方式、收費標準不同，對接診孕婦的懷孕週數限制也不一樣，沒有統一的制度規範。

“手動真空吸引法”所用的手術器具 加村和雄 圖

加村和雄所在的診所有三種手術方式可供選擇，但他坦言，在使用手動或電動真空吸引時，不排除子宮內部未能完全清除乾淨的情況，有時還是需要刮宮設備輔助。“我們會向孕婦推薦手動真空吸引，對子宮比較友好，大多數人依舊選擇刮宮，一方面是費用低，另一方面是這種方式在日本的認知度比較高，但是對身體傷害較大。”

香織説，相比身體受傷，心理創傷更難癒合。她在人流後反覆諮詢醫生，“手術是否會在身上留下任何印記，在今後體檢中會不會被發現”，擔心這個污點會跟隨一生。醫生的回答消除了她的擔憂，但那段記憶的陰影難以抹去。

塚原久美作為墮胎問題的研究人員，也很難在情感上自我説服。40年前，她接受了人流手術，當時醫生告訴她，“第一次懷孕就做人流的話，之後很容易流產。”後來她第二次懷孕，很想把孩子生下來，結果自然流產了。“那時候覺得自己因為選擇墮胎而殺害了兩條生命，想到就非常痛苦。”

“不只是墮胎者身心受傷，有一些婦產科醫生會認為參與生命的誕生是神聖的工作，而人流是一項‘骯髒’的工作。”加村和雄説，人們對墮胎的禁忌感很強，而他希望將注意力轉移到醫療安全上。“經手的人流手術有數百台，但誰也無法保證手術萬無一失。我們曾遇到過患者刮宮術後大出血休克的緊急事件，叫救護車緊急送往醫院，因為孕婦不知道自己患有罕見的慢性疾病。”他説，人流的風險不容忽視，即使口服墮胎藥也會發生大出血、腹痛、嘔吐的情況，必須在醫療機構的監護下使用。

2021年12月，英國製藥公司Linepharma International向日本申請兩種口服墮胎藥的銷售許可，一年多來日本厚生勞動省一直在審查，稱此事“社會關注度較高，需要慎重考慮”。日本婦產科醫會會長木下勝之今年1月在接受日媒採訪時指出，人們可能認為藥流是一種簡單的方法，他們擔心一些女性在家自行服藥出現危險，需要一個能夠緊急響應的醫療系統，因此在批准藥物之前需要做充足準備。

在塚原久美看來，醫生們傾向於傳播墮胎藥很危險的“錯誤”信息，因為這將直接影響診所的生意。日本雖然是醫療先進國，但人流醫療沒有規範的指南，醫學生師從大學老師，然後代代相傳，習慣性依賴於古老的手術方式，“墮胎既是社會問題，也是醫療問題。”

被強行灌輸的“罪惡感”

“有手術和藥物兩種選擇，女性在考慮各自的優缺點後做出自己的選擇，這很重要。”香織説道。根據日本厚生勞動省2022年發佈的最新衞生行政報告，2020年日本國內有14萬餘人進行人流手術。

“在日本，如何墮胎全聽醫生的意見。”塚原久美舉例説，一般情況下一台人流手術的費用是10萬日元，如果醫生説“我們診所成本更高，要15萬日元”，只能照單全收。“用什麼方式手術，是否需要配偶和父母同意，都是接診醫生説了算，即使是未婚女性有時也被要求徵得男方的同意，這些都不是法律規定，任何人都無法阻止醫生制定自己的規則。”她認為，在醫生主導的背景下，口服墮胎藥的引進變得更加困難，醫生可以通過簡單的手術獲得較高收益，藥流的出現“動了診所的奶酪”。

當被問及對引進口服墮胎藥的意見，加村和雄沒有直接回答，承認口服墮胎藥的普及會減少私人診所的收入。但是他指出，藥流可能需要住院觀察，反而會增加一些人的經濟負擔。而且藥流看起來對女性更加友好，其實也會出現分娩疼痛、出血風險，“不是毫無負擔的完美方式”。

加村和雄提到的經濟負擔是口服墮胎藥上市的最大焦點之一，“墮胎藥10萬日元”一度在日區推特上登上熱搜榜。這一價格源於日本婦產科醫會的估算，與目前傳統的人流手術費用相當。由此，社交平台上出現了大量針對婦產科醫會的抗議聲，認為藥價過高。

宣傳女性健康的志願組織“日本安全墮胎計劃”今年2月向日本政府提交了一份請願書，附有6.8萬人的簽名，呼籲降低口服墮胎藥的自費費用，稱“高成本是阻礙安全墮胎的因素之一。”如果藥價很貴，普通人很難獲得，將會發生的最壞情況是製藥商退出日本市場。活動人士希望政府給予墮胎藥一定程度的補貼，確保有足夠的人願意使用，持續幾年後，藥流的可靠性就能在日本女性羣體中得到證實。

藥價公平或許可以通過政策調整實現，但是圍繞墮胎的“罪惡”觀念難以迅速扭轉。許多人認為，日本在“墮胎自由”方面落後，追溯源頭是刑法中的“墮胎罪”讓人們存在根深蒂固的罪責意識。

明治四十年（1907年）頒佈的日本刑法中明確記入“墮胎罪”，即處於妊娠中的婦女使用藥物或者其他方法墮胎被視為違法，可處以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昭和年代初期，知名女演員志賀曉子兩度墮胎，因犯墮胎罪被判處有期徒刑2年（緩刑3年）。此事件一度激起有關墮胎罪的熱議，一方面有媒體大肆炒作“女星殺嬰”的新聞，引發女性貞潔和母性的討論，另一方面，有意見認為只有女方被控犯罪是不合理的。

1936年日本女演員志賀曉子在《朝日新聞》上就墮胎事件刊登自述文章。

此後日本法律幾經修訂，但墮胎罪名一直存在，只是條款細則不斷變動。二戰後的1948年，日本參照納粹德國的《防止具有遺傳性疾病後代法》，出台了《優生保護法》，規定妊娠未滿22周的孕婦可通過指定醫生進行墮胎手術，主要目的是防止“有缺陷”的嬰兒出生，墮胎在事實上合法化。之後法案几經修訂，基於優生學的強制性墮胎、絕育等條文被刪除，但舊法的許多內容仍然保留，比如人流須在醫療機構中進行，原則上須徵得配偶的同意等。

婚後女性墮胎須徵求配偶的同意，這意味着男性的理解至關重要，但現實令人無奈。塚原久美舉了個例子，前些天她在社交平台上開放了一個針對墮胎的公開討論空間，有一名年輕男性留言説，“如果要討論性，首先女人要明白，對男人而言，性是為了自己的快樂。”我對那名男性説：“女人不是為了你的快樂而存在的吧，做愛難道不是為了彼此的快樂嗎”。在進行性教育之前還應該進行人權教育，許多不懂得尊重對方的人在進行性行為，對女性來説，社會變成了遭受性暴力的地方。

幾十年來，日本在“墮胎自由”上的行動停滯不前，不僅是墮胎藥難以觸及，避孕藥的引入也路途漫漫。雖然避孕藥自20世紀70年代已被介紹到日本，但由於違反《藥事法》，此後近20年的時間一直無法在日銷售，直到90年代部分禁令才得以解除，但也必須憑藉醫生處方才能獲得。諷刺的是，由美國輝瑞公司研發的壯陽藥“萬艾可”在日本僅耗時3個月就獲得批准，審批速度之快非常罕見。

“決策者中男性佔多數，他們是否能切身理解和關心女性。”香織説，她在中學時代能學習性教育課程，而現在孩子們已經接觸不到當年的那些內容。塚原久美介紹，進入21世紀，日本學校中的性教育課程變得糟糕，並逐漸被“生命教育”課程取代，一些保守政客反覆強調“墮胎有罪”，否定性教育，“比起20世紀末，現在這一代的年輕女性對墮胎的罪惡感更強，實際上是社會強行灌輸的。”

墮胎問題與女性主義的距離

“我想改變女性羣體之間瀰漫的無力感。”30多歲的笛美供職於日本一家廣告公司，以女性主義博主的身份活躍在社交平台，並以個人經歷出版了《都是宿命嗎？大叔社會和女孩的一生》一書，獲得關注。近幾個月，她在社交平台上發佈宣傳文案，呼籲人們重視墮胎的自由選擇，支持口服墮胎藥上市，得到了許多女性的響應。

在笛美20多歲的時候，日本政府開始宣傳少子化對策和婚活（找尋結婚對象的活動），新聞上出現了“如果不早點結婚生子，卵子就會老化”的警告。政治家們也發表“女性是生育機器”、“LGBT人羣不生孩子所以沒有生產力”這樣的言論。“自己沒有生育計劃，但在外界的期待之下產生了不得不生育的想法。”她對澎湃新聞説道。

笛美做的海報，其上文字意為：我想要對那些譴責墮胎的人説的話。

“原本想着既然早晚要結婚生子，應該早一些在職場穩定下來，於是先努力工作。可是世俗的觀點是，不早點結婚作為女性的價值就會下降。而結婚生子，事業就很難獲得成功。如果不生孩子，就會有人在背後指指點點。”伴隨着這種循環往復的煩惱，笛美經常陷入自責。

在身邊人的催促下，笛美去參加婚活（指相親），婚介所建議把年收入説得低一些，稱“女性如果拼命工作會讓男性覺得可怕”。在接觸形形色色的婚活對象後，她瞭解到“許多男性最初被女性魅力吸引，但其實他們更希望找到一個婚後能支持自己、養育子女的女性。”笛美強烈地意識到“生不生應該由自己決定”。

圍繞女性的生育選擇權，笛美關注到日本的避孕和墮胎現狀，“日本有沒有把女性當作人來尊重，我有了這種懷疑的心情。”作為廣告人，她利用漫畫形式製作了“想對那些批評墮胎的人説”系列海報，對有關墮胎的誤解和偏見進行解釋，並鼓勵網民參與厚生勞動省的公眾意見徵集活動，“想讓女性同胞們認識到自己或許也能做些什麼”。

笛美做的海報，其上文字意為：珍愛健康和人生，擁有更多選擇更好。

近幾年，日本女性主義者中不乏笛美這樣的社交網絡意見領袖，她們將“墮胎自由”的主張帶入到了女性主義運動之中，被視為日本上世紀70年代後之後的又一波墮胎自由倡議浪潮。

1972年，日本國會審議《優生保護法》修正案，討論刪除“經濟條款”，意味着在事實上禁止墮胎，並附加“胎兒條款”，即如果預判胎兒可能出現身體或精神障害，孕婦可以墮胎。當時，日本女性解放運動者發起抗議運動，並在厚生省（現厚生勞動省）靜坐，喊出了“生不生由女人決定”的口號。在巨大的輿論壓力下，國會未能通過修正案。

塚原久美指出，當下女性主義運動中對墮胎自由的主張與過去不可相提並論。過去，母性女權主義很強，那時候女性很少把自己放在第一位，而是思考身為母親應該怎麼做，為別人着想。儘管為了讓世界變得更好而運動，卻不主張自己的利益。如今日本年輕一代是為了自己而不願懷孕生子，認為做人工流產和做絕育手術是自己的權利，這種女性主義觀或許和歐美很接近，但在日本還沒有形成主流。

笛美也認為日本的女性主義發展尚在起步階段。“日本是以男性為中心構建的社會，女性則以配偶角色支持。”她説，日常生活中經常會有人説“女性為了讓男性高興，最理想的狀態就是做個幼弱的笨蛋。”在這樣的社會，發表個人主張的女性讓人覺得礙眼，長久以來為實現兩性平等的努力還沒有開花結果。

在外界的印象中，“賢妻良母”是過去日本女性的符號化形象。上世紀80年代初期，有一部以日本職場為舞台的人氣漫畫《課長 島耕作》，其中有畫面描繪女性員工一大早上班，打掃辦公室，準備茶水和煙灰缸，這是當時職業女性的真實寫照，甚至許多公司在招聘時明文標註應徵者限於男性。1986年《男女僱用機會均等法》給這樣的社會風氣打上了休止符，女性運動興起，並在20世紀末掀起高潮，《男女共同參畫基本法》出台成為女性主義制度化的標誌之一。

漫畫《課長 島耕作》的封面

日本女性並不是一直沉默的，但是她們的發聲不可避免地受到政治干預。在日本保守派人士看來，平權運動對傳統的兩性關係造成威脅，可能破壞家庭紐帶，他們將“無性別差異”(gender free)曲解為“自由的性行為”（free sex），並加以宣傳，2000年開始發起了針對“性別平等政策”的反擊運動，自民黨內部為此設立了“激進性教育/無性別差異教育調查項目組”，當時項目組負責人是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而他在就任首相後卻提出了“女性活躍”政策。在這樣的政治環境下，女性主義運動的實效並不顯著。

“我自己與日本的女性主義運動保持距離。”塚原久美謹慎地認為，在日本，不應將墮胎自由問題與女性主義問題相捆綁，“上世紀60年代，隨着避孕藥的出現，墮胎被合法化，西方女性主義蓬勃發展，女性能夠控制自己的身體，具有極大的意義，那才是女性主義的原點。”

儘管大部分西方國家已陸續將墮胎合法化，但是去年6月，美國最高法院推翻羅訴韋德案、終結了50年來對墮胎憲法權利的保護，墮胎權問題再次在西方社會引起軒然大波，“選擇權”和“生命權”的拉扯成為一個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