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篇（二二） 政治視野（一）_風聞

-

政治視野

 

哲學終將關注人類命運。人類命運在“神”的領域，人類或許並不能獲知真相，但應當打開真實視野。

與自然領域不同，人們可以毫不費力地在社會領域找到可供還原的“本體”，即獨立的人格。科學的發展，視同人的進化，並未影響人格獨立。如果人類社會是一艘巨輪，那麼科學時代只是帶它駛入了更廣闊的水域，船上仍然是人的相處：只是有可能不再困於漁獲的不足，但合作與競爭並存的格局並未改變。

應當確信，關於人類社會的知識的總原則，並未因科學時代的到來而改變。當代人的面對，與軸心時代以及之後的思想者的面對是相同的：都是人以及組織的相處。在政治的視野中：

①船上乘客的最小單元是獨立的個人；

②船本身即國家應當作為主體，國家擁有意志；

③國皆有法，而無使法必行之法；

④政治是它的實踐本身，沒有世外的判定和指引；

⑤戰爭是政治的上限，戰爭塑造國家；政治和戰爭在人類的理性之外。

如果認同克勞塞維茨“戰爭是政治的延續”，那麼，政治就是戰爭（或避免戰爭）的準備。勿庸諱言，人類的歷史就是鬥爭史。最初是與自然鬥爭，族羣達成團結、協作的共識；之後是部落（邦國）之間的爭鬥，達成共尊公權力（國家）的共識。世界各國相遇之後，戰爭始終是歷史樂章中或急或緩但未曾中斷的節拍（尚在達成共識途中）。可預見的未來，人們不敢假定戰爭風險即將歸零。

從戰爭的視角看待政治，並不代表好戰。相反，戰爭準備是實踐有效的止戰之策，而“刀槍入庫，馬放南山”的安逸，大概率會成為戰爭的誘因。以戰止戰，或者説“以鬥爭求和平則和平存，以妥協求和平則和平亡”是歷史和現實的已有結論。中國人支持與人為善，人與人、國與國均是；但底線是“不把安危交由他人掌控”，人與人，國與國均是。任何不以自保和反擊能力為前提的與人為善，都不能作為政治家的選項。

政治的視野必定涵蓋戰爭，如果説戰爭以摧毀（敵方戰爭能力）為目的，那麼政治就是嚇阻（戰爭衝動）為目的；戰爭訴諸武力，政治則是桌面上的手談（棋戰）。棋戰規則要求把棋子擺在明處，政治要求展示決心和實力（決心也是實力）。怎樣的決心和實力，以及如何展示，就是國際政治。

政治是國家治理和國家的相處。戰爭在政治的視野之內，但有其特殊性：一方面，政治的目的是戰爭以及嚇阻戰爭；另一方面，戰爭不可控，戰爭可能塑造或摧毀國家。宣戰的政治意義是不再承認對方的權力，意味着國家之間可能轉向存亡之爭，意味着交戰國的內部秩序可能崩潰。在一定意義上，戰爭應當視為政治的邊界：戰時政治不是可以討論的一般政治形態。

孫子曰：“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故經之以五事，校之以計，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將，五曰法。道者，令民與上同意，可與之死，可與之生，而不危也…”。“同欲、不危”都是政治之要義。

天下神器

《禮記·禮運篇》：“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閉。是謂大同。今大道既隱，天下為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為己，大人世及以為禮，域郭溝池以為固，禮義以為紀，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以設制度，以立田裏，以賢勇知，以功為己。故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選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謹於禮者也。以着其義，以考其信，着有過，刑仁講讓，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埶者去，眾以為殃。是謂小康**。**”

儒家（藉由孔子或他的弟子）定義了理想和現實層面的兩個“國家”，前者謂之“大同”，後者謂之“小康”。大同之世，收儲是為了免於浪費，強健是為了出力，沒有算計和竊奪…，是天下為公。小康之世，君子率先垂範，以禮為政，着其義、考其信、寬刑罰、示有常，承認私產但取之有道，是人世可尋的公正。

部落、城邦、聯盟、天下，歷史的演進之路是席捲般的規模增長。當體量大到一定程度時，國家的內涵將發生質變。一方面，關於共識的敍事，將從世間之物（實物之圖騰）轉向世外的象徵，比如天、道、神…。另一方面，各族羣差異的普遍性，使得具體的兼顧或協商成為不可能，唯一的選項是和而不同。當“和而不同”本身成為目的時，“天下為公”作為理想呈現。公權力作為“天下為公”的形而下之器，就有了明確定義的載體：天下共主。

人們並非沒有嘗試聯邦或邦聯，但“聯合”並不容易！因為責權不對等：登上最高位置的那個人，不代表共同利益!輪流執政確是理性的公平，但現實中更大的可能是走入“囚徒困境”，因互相傷害而走向解體。春秋戰國五百多年的演化，證明了鬆散的聯合不是長久之計，歷史最終選擇了統一。

“公平切分蛋糕”、“無知之幕”是理性的公平，但不是現實可及的公平。它們都需要前提：所有人都遵守規則。但現實中不存在這樣的規則：國皆有法，而無使法必行之法！當兩個部族或邦國決定聯合時，如果沒有一個更高的權力主持，那麼，聯合就只在共同利益或共同對敵的情況下成立。失去外部或上位制約，它們走向“囚徒困境”的可能性更大。政治現實排斥理性的公平！

就像公司合併的結果是成立集團，邦國聯合（通常是以聯合之名的吞併）的結果是中國：規模與級別是同步的。於是，天下共主的地位不斷推高，終於到達人間的極限：天子。同時利益和責權關係被綁定：以“天下奉一人”為代價，定義天下共主！以後哪裏出問題都是她的問題，並且不能厚此薄彼！因為由此導致的問題還是她的問題…。中國曆代的內部爭霸，都會在某場“決戰”之後，呈現摧枯拉朽之勢，原因就在於此時天下共主已出，再做頑抗將成為歷史的罪人！“分久必合”之勢的背後，是對天下共主的認可與期待。

大國終將走向天下關懷！兩千多年的演化，現實中的皇帝已不重要，“天下為公”的理想則漸漸脱虛向實，顯影為國人心中的實存：天下神器！她既是權柄，也是責任。（可以想象傳國玉璽，只不過上面刻着的不只是‘受命於天，既壽永昌’，還有無限責任，以及“毀器等於自毀”的警示銘文。）

人心所向，大一統的中國必須打出天下為公的旗幟，才能於現實中帶領人民追尋人世間的公平與正義。中國的國家正義必須錨定“天下為公”，她描繪的理想國就是“大同之世”。大同之世與共產主義理想（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的社會），並無分別。與其説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不如説馬克思完成了中國政治文化在西方哲學話語中的表達。

理想不一定能實現，也不是‘絕對正確’，它只是指引。理想國，甚至不能量化表達，何談可驗證的實現！‘絕對正確’不在人間！理想，是儒家所説的‘無所為而為’，是義不容辭之‘義’。

‘義’是樹木的頑強向上，不是註定的參天！也許大同之世的後果是人口過度膨脹進而社會崩潰，但那不是否定大同理想的理由，就像必將死亡不是人生沉淪的理由，終將衰朽也不是樹木倒伏的理由！

國家的正義性敍事必須形成閉環，否則就失去了“靈魂”。中國很早就開始了國家的正義性構建，至秦漢終於完成：君主受命於天，天意自我民意，五德始終，其命維新等等，構建了中華大地上國家的正義性，也就定義了“天下為公”的理想之路。中國的國家正義性論證閉環是：人民->官僚體系->皇權->人民。其中，“皇權->人民”是一個不能只在人世間完成的論證，中間必須有一個世外的擔保者。於是，人們把皇帝定義為上天之子。

“天子”之位在尊貴之餘，也是個“大坑”，皇權於是被固定為上天派來統率萬民的憑據，是天命也是責任所在。如果皇帝不能讓人民滿意，那麼他家就會逐漸失去正統地位。革命經常是血腥的，尤其是對皇帝一家而言。

皇家的種種特權，大部分是圍繞“穩定傳位”而設（皇家的禮儀排場，更像是牌匾上的鎏金，以示莊重；三宮六院，則直接是為了後繼有人，至少初衷如此）。“以天下奉一人”充其量是你情我願，奢靡無度的昏君是特例。

除了厚養宗室的明朝之外，皇帝一人一家並非世間不可承受的負擔，不至於因‘奉一人’而橫徵暴斂。真正使得税負成為不可承受之重的，是與皇權共天下的欲壑難平的官僚權貴階層。家天下、昏君、無能、亂政…等等，不是封建帝制必然消亡的原因。

帝制消亡的原因是‘權力’脱離了土地，‘共天下’的權力架構不再成立！

中華大地上，每一位開國之君身上都附會着大量的傳説。漢高祖起大澤、斬白蛇（斬為兩截，頭化王莽尾變蘇獻）；光武帝有神牛救駕（太上老君的青牛）化卧牛山；唐太宗乃紫微大帝降世，玄鳳救駕、拔槊成泉…；宋太祖有扳倒井故事（這個有時會算給漢光武）；朱皇帝被蜘蛛吐絲結網隱蔽；清帝遜位時，民間擔憂“宣統再不濟也是人間的真龍，天下可怎麼辦？”。這些附會的意義在於民間“確證”皇帝是區別於普通人的“天子”。“確證”本身不值一駁，但要義就在這是世人的合謀：事涉自家安危，皇帝們沒法不同意（反正在坑裏也出不來）；官僚也同意，“捧上天”才能用大義制約她；老百姓當然認為結束亂世之人是上天派來救苦救難的菩薩。

毛主席在民間也有被神化的趨勢，比如有人在家供奉《選集》，比如主席像的種種神奇、關於8341的傳説等等。政治角度，這並不是迷信，而是願望！如果有哪個學者非要站出來考證其偽，只能説他吃飽撐的！反倒是學者們非要編造華盛頓、英女王的故事教給中國的娃娃，那倒要問問他想幹什麼了。

神化偉人，中國人自有邊界：不以“神意”干預政治。這一點，與西方教會中的“神”有着根本區別，西方的“神”有神諭，是主觀能動的！中國的“神”則只代表旗幟或願望，不得參與世事。讖緯之事，以及種種白蓮、彌勒、上帝、無生，都是人間事，這是歷代政治家最基本的共識。

在想到“祖國”的時候，每個中國人內心感受都是複合的：沒有哪個論述可以涵蓋心中的那份情感。原因就在於中國的文化基因之中，“國家”一詞同時包含了現實和理想，既是現實中的此地此景（一條大河波浪寬，風吹稻花香兩岸；長江、長城、黃山、黃河…），又是親切的人居人文（我家就在岸上住，聽慣了船上的號子，看慣了船上的白帆…）；還是形而上的精神寄託（心靈的家園、靈魂的居所），似乎在人間之外，卻又在每個人的心中。

當代中國已不再有皇帝，但仍須完成國家的正義性敍事，這是中華文化自帶的光環，也是中華文明所以生生不息的紐帶。敍事中的樞紐，必須秉持“天下為公”，因而不得屬於任何局部，因而必須高於並獨立於任何權力。當今中國的正義性閉環是：人民->政府->國家（黨）->人民。中國共產黨用信仰（共產主義）和宗旨（為人民服務）完成了新中國的正義性閉環。**“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堅持黨的領導”、“黨指揮槍”**的政治內涵即此。

沒有國家的正義性建設，就不會有人民軍隊、正義之師。

由人民出發再回到人民，形成國家正義性的閉環，那個形而上的擔保者是“天”，無論有沒有皇帝，“天意”不會缺席。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執者失之**。**”中華文化中所謂“神器”，是人民信仰所構建的形而上正義的“國家”，常以“鹿”、“鼎”代指。“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鹿”仍在，只是“去秦”，待有道者得之。老子的意思是：（國家）權柄不是想拿就拿的，神器自有意志！人間的代行者不得強加個人的意志，否則只能敗之、失之。“天意自我民意”，如果讓人民絕望，革命的正義性就會成立。

國家的正義性構建，是最大的政治，其實質是“神器”的認可。認可的標誌就是**“實事求是”、“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原則的確立。神器無為，消滅它的方法很簡單，民心不再凝聚時它將消散；神器有柄，得民心者執權柄；神器不言，只能摸石頭過河，並始終保有清醒和糾錯的能力。對新中國來説，天下神器所規定的任務如下（這當然是事後的追認，但也是政治家的高明）：

其一，國家統一。實現地理邊界與人心（認同）邊界重合，否則“神器”殘缺，降低政權的合法程度。革命政權在立國之初，就要明確國家的主權領土主張（法理依據）：是我的，寸土不讓；不是我的，分毫不取。（假如汪偽繼承大統，那麼百年後，‘中國’的定義可能會改變：東三省、台灣或已不在人心和地理的中國疆域之中。新清史、內亞史等史觀可能上位成為正史，屆時，會有大量的著述論證：自古以來，以及理所應當…）。

其二，安定民生。革命的正義性在於結束非正義的亂世，民心思安就是“神器”此時的第一意志：以革命之威，清理亂世傷痕，清除舊時代壞死的組織，打通麻痹失能的經脈，是革命的最大福利。這是最好的時機，可能也是唯一的時機，天予不取，必受其咎。新中國“打掃完屋子再請客”就是這個道理。

其三，表明意志。守衞國土、守護人民之責無可推卸，如果有人試圖侵犯或欺壓，那就要堅決反擊。要展現出不惜玉石俱焚的決心，否則國家不可能有完整主權。新中國成立之後的對外作戰，都是隱忍之後，不以領土或財富為目的的堅決反擊，道理如此。

其四，發展是硬道理。與兩千多年農業社會的王朝更替不同，新中國醒來的任務就是工業化，這是科學時代新增的規定。沒有工業化，改善民生就是一句空話。想想新中國為了工業化的付出…，能源、電力、冶金、化工等等基礎產能構成了強國之軀。

資源陷阱、中等收入陷阱，都不是經濟學問題！這些國家缺少的是：完整的國家主權，和堅強的領導核心。

中國文化中的“天下神器”，就是中國政治哲學的“形而上”。無論怎樣解構和轉置，它就在那裏：天下萬民的心願，彷彿凝成了實質，高懸在每個中國人的心上（這是歷史和地理的合謀，已刻印於人心）。“天心自我民心，天意自我民意”就是聯結政治和“神器”的絲線；革命就是“神器”祛邪歸正的過程。而革命是人間事，革命是“神器”實存的人間之證。“逐鹿中原”通常是慘烈的，這背後是“神器”的實存與值得：如果民心已散或者從未凝聚，那麼神器不實。

神器無形，它只是記作“天下為公”。沒有任何的制度形式可以代表神器（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民心求安時，“宵禁”就是神器意志；民意思變時，改革就是神器的意志；穩住航向時，戰略定力就是神器的意志…。這就要求她在政治現實中的護持者不被任何外物侵染！政治家“無我”，政治局任何時候不被收買或脅迫。政治核心鎖定於神器權柄，毀器等於自毀！

神器不言，任何人不得以“神諭”之名行事。教條主義是政治之害，中國共產黨堅持馬克思主義立場，但反對馬克思主義本身成為教條；中國共產黨用馬克思主義否定了“祖宗之法不可變”，同時也要求馬克思主義自身不能成為“祖宗之法”。

政治家發動變革需要順勢而為：民意已積聚並形成勢能。一方面，只有積聚發展到一定程度，才可能確認民意所指，政治上的任何輕率都是災難。另一方面，變革需要能量，只有上下同欲並積累足夠的勢能時，才可能克服陣痛，達成變革本身和它的正義性的雙重建設。政治，高於任何的理性，成功的實踐才是判定。

神器不二，不因執政黨信仰馬克思主義而西化或消失。沒有馬克思主義，中國共產黨不可能取得革命勝利。是信仰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共產黨獲得了神器的認可，不是“天下神器”被馬克思主義取代！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的革命和建設事業，也就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事業！而“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正是神器意志！

西方社會也在尋找政治的“形而上”，但自大和謊言使得這種尋找始終在歧途，比如自然法，比如民主，比如憲政。黑格爾試圖用“絕對精神”來表達某種可及的形而上，但他的視野侷限於歐洲；“絕對精神”的過度拔高，使得他的政治哲學成為“追認歷史”的狡辯。

西方學者絕不是智力不足，他們或許只是在迴避（他們並不願見公權力呈現，並居資本權力之上，所以，他們要遮蔽‘天下神器’）。難以理解的是，為什麼有那麼多的中國學者非要用西方政治學來定義中國！比如憲政，比如法治，這些概念真如字面那般純淨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