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篇（十九） 國家正議（五）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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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養成

在奔向太空之前，歷史、地理是國家形態的決定因素。

歷史包含了三個方面的因素：

其一，生產力總是在發展的。人口增加，開墾、育種、養殖、工具、知識、水利、交通、救濟等等方面都會朝着有利於人類生存和繁衍的方向進步。於是必然出現發展的不平衡，率先“組團”的部落在更大的人口基數上就可能取得更大的進步。這種進步的社羣會逐漸向周邊浸染，以接納、征服、驅趕等各種方式擴張。於是奴隸制國家的規模大到了碾壓周邊的程度，於是在人口增加的壓力下，向外開拓成為必然：“奉旨”拓邊，於是基於土地的封建制國家建立。進而優勢擴大成天下大勢，於是滾雪球般成長為帝國，直至某種極限。

其二，歷史是有記憶的。對於戰亂的恐懼使得人們優先選擇合作，於是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優勢一方不得不放下高傲的征服者心態，“上善若水”成為中央帝國的必然選擇。領悟到“處卑”的帝國必然是向心的，彷彿堤岸在水流的沖刷下不斷崩塌，終於周邊的湖泊與中央之海匯成一體。如果沒有外力干預和制約，那麼“天下”有“合一”的趨勢。帝國、處卑、反擊等等選擇，也造就了文化，於是中華之地政治高於宗教，獨尊儒術、王道天下。文化也反過來要求後來的王者要完成天下一統，否則就不完整。

其三，歷史需要時間展開。無論是人口增長，還是技術進步，還是合作的達成，包括形成可以確信的記憶，都需要時間。如果中央之國始終不能形成明顯的文明優勢，或不能領悟“處卑”（仇恨、攪局者、地形等因素），那就無法形成“合一”的趨勢。縱有豪傑一時雄起，也會被周邊當作“鞭子”而非目的。豪傑也就只能選擇征服而不是合作。即便他有意合作也不可能，搶劫者最要防範的就是合夥人。西方自羅馬帝國開始，就有着與中華不同的性格。中華帝國是中央之海，周邊的水域順勢融入；羅馬帝國則是高山溶雪，水流到處就是它的澤國。中華分久必合，中央之海不可能長期乾涸，後繼的帝國又必須繼承上善若水的品格；西方則沒有這樣的傳統，澤國的邊界不穩定（因為雪水的供應不能保障），水流到處只能是新拓而不是繼承，帝國於是隻能另起爐灶，無論它如何描述法統。

地理的影響也包含了三個方面：

其一，農業經濟所能容納的人口上限。發源地所處的緯度、大洋的位置（氣候）、灌溉條件、天賦的物種以及礦產（冶煉）等等因素，都影響着一個族羣發展的可能性，甚至合作的方式。人口密度有時是一個決定性因素，就像不同濃度的硫酸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質。至少在科學時代以前，國家的形態受到地理和氣候的強約束。

其二，山川海洋沙漠等形成帝國擴張的邊界。科學時代以前，地球上有很多不宜居的區域，人類族羣被這些區域分割，形成相對獨立的“天下”。對中央帝國而言，繼續擴張失去了動力，因為不值得，既因地理，又因生產力，還因為暫時構不成威脅（比如荒涼）。

其三，居高臨下的霸業之基。《過秦論》：“據崤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窺周室，有席捲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併吞八荒之心”。“崤函之固、雍州之地”就是天下形勝、霸業之基，這使得秦國可以犯錯誤，而其他國家不行；使得此後的帝國中央集團相對安全，國體相對穩固。相反，歐洲沒有這樣的先天條件，而生產力又制約着“合”的可能性，還有教會作為政治組織所起的外部平衡作用，於是版圖如當下所見，當然文化也如所見。

國家是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國家相遇之前，連邊界都是模糊的），是社會組織的終極形態（如果將來國家消失，人類社會仍可存在，但國家組織已不是舞台主角）。除此之外，並不能從“源頭”處得到國家的定義和性質。類比關於河流的研究，人們可以追溯黃河直到卡日曲，但那裏的水文可以無關黃河中下游的治理。黃河在成為它自己的過程中，有太多複雜的影響因素，超出人類的評判能力；國家在走向當代的過程中，有更多的不可知因素！史書是人的書寫，凡是人在參與的事情，應謹慎得出“必然”。

最初的國家（政權）無論怎樣的“出身”，在被民眾認可（或強迫認可）時，已經代表了公權力。政府的執政過程就是考試過程，主考官是包括統治者在內的所有人。統治者可以武德充沛、嚴刑峻法；也可以與民生息、以德治國。百姓可能麻木，可能認命，但當他們發現有更好的答案時，醒悟可能會瞬時發生。歷史上的“順民”面對蠻族入主時所搭建的“入華夏則華夏之”的台階，可以解讀為懦弱，也可以解讀為歷史的真相：（不入華夏則）胡虜無百年之運。入侵者可以“撈一票就走”，堅決不參加人民的命題考試，那就等待“順民”們被培訓成“武夫”，重建國家武力並“遠征漠北”；入侵者可以相信自己的武力，用任何方式打消民眾出題的“妄想”，但無非是另一個政權在自證其非正義，革命未完成而已。

歷史確實可以解讀為“勝者王侯敗者賊”，但背後是新政權完成“華夏之”的過程：開始承擔管理國家的職責，接受人民的考評。人民並不關心亂世之中的是非，你起家可以是鹽幫、馬幫，可以是白蓮、聖火，只要你完成國家統一，並承擔主權和治理，那就隨你怎麼洗白我都認。對於新政權來説，歷史可以一定程度的“打扮”，組織的慣性卻難以改變。但要想開始政權的合法性積分，那就要完成組織目標的轉向：由打天下轉為治天下。若轉向失敗，則政權內鬥，天下重新走向紛爭；若轉向成功，意味着轉不彎來的開國將士要淘汰一批；轉向的代價，取決於慣性和目標之間的偏差。

人們經常稱歷史為“老人”，但歷史老人有時更像一個頑童：安定富足久了，大夥開始找點刺激時，他看着咱們鬧；鬧久了想安定時，他讓咱們自己選一個當頭的（林子裏忽然冒出來的也行）；選上的傢伙不願意，或者大夥不滿意，那就接着鬧；鬧不動了，那就再挑一個出來…。直到某一天，大夥徹底慫了：愛誰誰吧，我沒意見；被選中的小夥開始乖乖上課，讓拐彎就拐彎絕無二話。

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修史的意義在於揚棄，揚棄本身包含了肯定和否定（歷史老人留的作業）。過程中的取捨（可以解讀為‘打扮’）也意味着新政權的承諾：將按如此的標準要求自己。所以，不要對“歷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悲觀，恰恰相反，應當盼望這個小姑娘美麗、善良，願見歲月和成長抹去她臉上的疤痕。至少在她因老朽而變得面目可憎之前，不要用以訛傳訛的所謂“真相”破壞美好，這世上沒有十全十美的女子，愛她就呵護她！

如果民族有性格，那麼這個性格是歷史、地理養成的。榮耀和苦難是民族成長的關卡，它們會刻印在民族的性格上。民族性格又反過來影響她與鄰國的相處。中國歷史上蠻族入侵的經歷不少，犬戎之於周，匈奴之於秦漢，五胡之於兩晉，高句麗之於隋唐，契丹、女真、蒙古之於宋，蒙古、女真之於明。每當國內虛弱之際，蠻族就會乘虛而入中原，但中華民族每次都能在更高的水平上站起來。僅從結果上看，主要來自北方的蠻族入侵者同樣也是中華民族的成就者和成員。若永遠聚焦其中的罪行，則中國不會有今天的版圖。

中華民族選擇了寬容，因為只有寬容才能消弭仇恨。不能要求別人寬容，那就要求自己：不追求等量的或變本加厲的報復。但寬容是建立在中國重新強大起來的現實之上的，中華民族不是忘記了仇恨，而是放下了仇恨。放下的理由只有一個，以更強大的姿態站起來，原來的加害者或衰微或消散或歸順，已不值得當作敵人。

不知道硬撐着的日本將來會做何選擇，但中華民族當下還未能放下！上善若水，自強而處卑，中國不主動加害，但也必將雪恥。與人為善、有限反擊、可信寬容，已經準備了必要的國家正義！

從古至今，國家（部族）之間的仇殺幾乎不曾間斷。如果沒有一種機制能消弭仇恨，那就不可能形成穩定的聯合：要麼敵對，要麼滅絕。如果加上一個外部的平衡勢力，那就是解不開的仇疙瘩，歐洲、非洲的歷史和現實足以為證。中華歷史上不是沒有人嘗試對蠻族採取滅絕策略，但結局往往適得其反。典型例子是明朝五徵漠北，把草原過成了篩子。舊敵可以消滅，但邊界之外必然會產生新敵（事實上，掃清了的草原反倒更利於新勢力的成長，明成祖客觀上幫草原完成了革命），加上朱家全員硬剛，於是終明一朝邊患不斷。所以，優勢地位的中央帝國的選擇只能是與人為善和有限反擊。也就是説，中央帝國必須有消弭宿怨的胸襟：只要你敢真心融入，那我就敢真把你當自己人，哪怕是拖累。華夏正統，是中華民族的旗幟，也是財富，覬覦者多有，但無論怎樣的粉飾，都無法替代這份胸襟！

國家養成表現為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帝國事業，但其底部是生產力這一本質能動。戰爭狀態的人口容量（密度）顯然是最低的，其次是割據。容量最大的狀態是“天下（在科學時代以前是由地理決定的）統一”。很顯然，國界阻隔了交通、交流、交易，是不利於生產力發展的，關税、邊檢、地方保護、信任（守約）甚至語言和量具都是障礙。換成“能量”的角度看，戰爭狀態顯然是能量消耗最大的；割據其次，割據就要備戰，備戰必然消耗。於是統一就有着巨大的優勢：國土面積與邊界長度是平方關係，國土面積越大，個人分攤的邊防壓力就越小，於是“天下”就成了山川形勝圍起來的歷代中國的版圖，因為據險而守是最省力的。

中華大地上的興亡成敗有很多偶然，但包含着的總體趨勢是生長在這片土地上的所有人聯合成一個統一的國家。這是地理和歷史的合謀。人口增長是其內生動力，虛懷若谷的中央之國是其可能性。

除中國外，世界上其他國家多是非穩態的。拿二戰結束時的地圖和現在的地圖相比，已經改變很多了：有多少個新生國家？有多少國家消失或分裂？國家之間的邊界也在變化之中。這背後既有現代科學所帶來的原有地理邊界的模糊化，也有民智漸開的反殖民浪潮的作用。但無論怎樣，背後再背後的東西，人民關於歷史的記憶，以及人民對國家的認同，才是國家穩態的內核。

歐洲錯過了統一的機遇，歐盟是一種統一的嘗試，各國精英們肯定認識到了合作共贏，但歐洲的人民缺乏關於統一的合理性的記憶，反倒是族羣之間越積越深的仇恨（缺少消弭機制），歐洲也沒有國強不霸的傳統，外部還有各種離岸平衡勢力…，幾乎看不到歐洲統一的可能性。

英美的離岸平衡技術早已爐火純青，也取得了不少的利益。但這樣做並非沒有代價，只是時候未到。政治最大的忌諱就是低估他人，這不僅是愚蠢的，更是招人恨的--把他人當作棋子。沒有真傻的政治家，人民也都有記憶，做過的惡終將回饋自身！

中華大地上有週期律，有王朝更迭，但中央之國的種子卻早在秦漢即已生根，所制約者不過是交通、生產，以及疾病的克服（開荒等），版圖的擴張不過是實現它生根時即已確定了的那棵樹的樣子。**中國的歷史研究應當確立一個時間分界，大約在沙皇俄國擴張至與清朝相遇時期（十七世紀末）。此前的中國是努力長成種子所規定的那棵樹，主題是人與自然的鬥爭；此後的中國才是世界史的一部分，才有了“國際關係”。**與世界史相遇之前，生存在中華大地上的所有人，都認為只有一個天下，爭奪的是同一個正統，挑戰者只是“地方勢力”而非外國。所謂邊界（人與自然）也是模糊的，直至與其他帝國相遇。也只有在國家相遇處，國界才有意義。

反觀世界其他地區，儘管歐洲有多個國家曾經一度以彈丸之地位在列強，但他們既沒有一箇中央之國，也沒有穩定的疆界（每次戰爭都有變化）。這背後有着更深層的原因：缺失中央之國及其上善若水的品格。各帝國的國家意志始終不是兼容幷包，而是掠奪和消滅，這可能與教會和外部平衡有關，但最終是由生產力水平決定的，是歷史和地理的合謀。於是歐洲的近現代史正如所見。工業革命率先從歐洲起步，生產力的發展使得歐洲有了統一的願望（統一的市場意味着更低的交易成本和更高的效率）。拿破崙戰爭以及一戰、二戰，客觀上都可視為某種嘗試，只不過地理答應了，但歷史不答應（民心不認同：人民尚未克服對記憶中的征服的恐懼）。

國家的權力架構取決於她的人口與土地規模、科技水平、自然稟賦以及人的素質。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並不是説可以根據一組經濟基礎的描述性指標，定量地推導出上層建築的模板，而是説上層建築總是要適應經濟基礎。有人曾列舉中國曆代的官吏（行政人員）與生產者之比，以此論證當代中國政府的低效。這種論證是站不住腳的。道理很簡單：政務的內涵是發展的，農耕社會與工商業社會生態所需的維護工作量天差地別！何況科學時代，世界各國已經相遇，政府所要承擔的對外職責早已不可同日而語！如果按照經濟學家們的建議限制政府權力，那就必然導致政府的責權不對等。政府應負的責任不由它自己決定：對外，是國際關係賦予它的國家主權；對內，是經濟發展所需的生態和秩序的維護。

經濟基礎是能動的，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為國家形態的演變提供了動力；人民有記憶，任何國家行為都有刻印於人心的後果，改變記憶需要時間（的積分）；國家之間是互動的，仇恨的消弭需要相處的驗證和時間的沉澱；這種互動是不斷深化的，因而所需的國際規則也是不斷演化的。以上因素共同決定了國家形態的演變，演變必然是過程的而非目的的。

未來不可知，歷史終結論都是囈語。

其命維新

《中庸》：國家將亡，必有妖孽。國家衰落肯定有徵兆，並且不難發現。徵兆大致可以分成兩種：內憂和外患。內憂就是失去民心，人民對政權漠不關心，甚至只恨不能逃離（洋人給錢就當帶路黨）。外患就是敵強於我（冷兵器對上堅船利炮），或者樹敵過多。如果非要分個輕重，那麼內憂重於外患。既因為“內因是根據，外因是條件”，也因為“只能改變自己，不能改變別人”。

世界歷史上，沒有永生的帝國。華夏雖然是唯一未曾中斷的文明，但兩千多年的王朝興衰把週期性演化成了定律。西方則由於文明的斷代而表現出離散性，彷彿新舊帝國之間沒有繼承關係，各自都是孤例。如果國家是一個生命體（利維坦），那麼她一定要走向死亡嗎？人們無法預言未來如何，但歷史卻是已知的。但即便週期律是“神”的意志，我們也總要努力一把，萬一成功了呢！難道甘心同樣的姿勢再摔倒一次！何況中國人不信神。

如果生命的老化是刻印在基因裏的客觀，那麼當人類打開基因技術大門之後，能否找到並清除這些刻印？如果不能，能否減緩衰老的速度，或者至少在天年（無病無災的壽命）之內相對的健康？如果國家必定遵循週期律，那麼造成國家（組織）老化的基因是什麼？能否清除它們？如果不能，能否減緩衰老的發生，或者至少相對平和的過渡而不是付出數十上百年的慘烈？

王朝新立，萬象更新，彷彿生命的新生，有其根據。其一，原有的上層建築被摧毀，新的權貴階層尚未成患；其二，人口下降，土地資源相對充足；其三，關於戰亂的記憶，民心思安；其四，吸取前朝失敗的教訓，有所改革；其五，武力慣性強盛，外患相對低潮；其六，天災過去或減輕，或技術進步減災。經歷一段欣欣向榮的上升期、興盛期，王朝逐漸走向衰頹，有其表現。其一，皇帝養在深宮，“胡不食肉糜”成為常態；其二，官員結黨，自成一體，侵奪財政；其三，土地兼併加重，貧者無立錐之地；其四，武備廢弛，國無可戰之兵；其五，積弊難返，改革加速衰朽；其六，外患或天災觸發。流民、囤積、失措等進一步加深危機，終至傾覆。

忽略各種偶然，王朝的生長週期中似乎有一些力量在推動其腐化、僵化。這種力量主要來自官僚體系，其他的各項都與官僚體系有關或者影響較小。

先説皇帝。晉惠帝不常見，“不思蜀”的那位據説是裝傻而不是真傻。不能指望皇帝們都天資過人，但中人之資還是可以保證的。“昏君”們的養成大約與官僚體系脱不開干係。與開國之君不同，後繼的皇帝往往缺乏人生歷練，這是事實。皇帝肯定希望勵精圖治，但他所獲取的信息，他的決策執行以及執行情況的反饋信息，都主要來自官僚體系，於是他的“執政經驗”就是經過官僚體系過濾了的。就像新上任的船長駕駛巨輪，他的面前是儀表盤和船舵，他根據儀表盤的指示來判斷航行參數、調整航向，再根據儀表指示來判斷調整效果，形成並積累自己的掌舵經驗。但問題是，如果這一切都發生在船員們打造的一個遊戲倉裏呢！所以，皇帝肯定鬥不過百官。大概率講，愚蠢不是成為昏君的理由，矇蔽才是。於是，除非出現極端情況（比如雄才大略的漢武帝、唐明皇），否則皇帝只是名義上的權柄。但凡有幾個不服的皇帝，也會成為某種笑柄，比如嘉靖，同他的內閣和言官鬥了一輩子，有啥好處！比如崇禎，直接亡國，還被後世定性為微操和多疑（遊戲倉中的種種異常不疑才怪）。

再説武備。孟子曰：“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恆亡”。財政資源有限，除非有迫在眉睫的威脅，否則軍事開支必然會壓縮，訓練也會傾向於儀仗（花架子）。原因既有人的惰性，也有國家建設重心的轉移，還有（或許更重要）文官體系對國家武力的警惕。強軍和名將都是戰爭的結果，而不是儲備。真實的歷史，武備廢弛確實存在，但並不是亡國的原因，往往窮兵黷武才是衰亡之路。如果孟子的話是“預言”，那麼預言就已成為原因：總有人想着抵抗武備走弱的大趨勢，於是資源不足而強化武備的行動變成了對武人的壓榨。外患尚未發生，士兵先亂了。歷史上的起義之所以能席捲成勢，要麼是軍人發起，要麼是軍人選擇加入。如果武將地位高，就會形成藩鎮割據之勢；如果武將地位低，就會形成武將貪腐行賄文官成為壓榨底層軍士的工具。所以武備廢弛基本無解，除非戰爭。

既然無解，那就順勢而為。並不是解散軍備，而是根據國內外形勢投入並經略，是急也沒有用的稍安勿燥，是按自己的節奏行事。“忘戰必危，好戰必亡”，其中的“度”要由以國家為己任的政治家來把握。過度的重文輕武，或者另一個極端“沒有敵人就創造敵人”的做法都不可取。中國曆來重視戰爭的正義性，不主動生事，甚至不主動威壓，知雄守雌是為正義性所做的準備，這正是大國的氣度。對於小國來説，再怎麼強兵也擋不住大國雷霆一擊；但對於大國來説，有足夠的戰略縱深，只要民心不散，最多遭受一時之敗，持久戰之下必然取得最後的勝利，這也是中華文明延續五千年的原因。對於大國來説，“仁者無敵”或許可這樣理解：內施仁政所以得民心，民心不散就打不垮，敵國總要掂量一下；外行王道所以少樹敵，即使有幾個不講理的國家，他們也難以形成廣泛的統一戰線，不敢輕易動手。

再説改革。船長髮現各種不對勁的時候，就會有改革的願望。中國歷史上的改革雖然以大臣的名義標註，但本質上還是皇權推動，至少皇權是贊成的，所謂君臣相得。改革往往加速王朝的滅亡，就像現代企業所面臨的“不改是等死，改革是找死”。之所以難以成功，或者成功之後執行走形遠離初衷，是因為改革多數時候本身就是個悖論：改革的執行者本身就是既得利益者，改革要動他們的利益簡直難於登天！不必展開宋、元、明、清的改革過程，只需看改革后王朝的延續時間即可有上述結論。實際上，朝堂之上的政治鬥爭無時不有，皇帝與他的百官的鬥爭也無時不在，其中未必沒有皇權直接推動的歷史上未留下專有名號的改革，比如外戚、宦官的得勢。但最終都沒有改出週期律，主持衰老的那條主線未變。改革並未取得預期的結果，反倒是加劇了社會矛盾。

再説土地兼併。農業社會，土地就是權力。舉人（或等效功名）不納税（或減免），指向的是皇族與士族權力的分享。不必懷疑制定這項國策的皇帝和大臣們的智力，他們都是人傑，肯定能推算到權力分享的後果！應當反過來説，是皇帝和大臣們決定分享權力，所以才有了士大夫免税的國策。這就是常説的“皇帝與士大夫共天下”。其中的道理在於：想要江山穩固，就要有牢靠的利益同盟。這並不是説統治者們看不到少數人對多數人統治的風險，而是受生產力制約的不得已：農業社會的經濟基礎支撐不起太多的同盟者。國家意志總是要努力擴大同盟的範圍（人數的和階層的），所以，科舉制的組織意義在於穩固和擴大統治集團利益同盟，附帶着增強治理能力（人才）和引入新鮮血液（流動性）。

税收的目的是為國聚財，但徵税需要成本（實物税則成本更高），税率又受到農業生產模式的本質約束。於是必定存在一個極限：到某種程度，徵收成本會高於所得。歷史上由封建而郡縣，皇權到縣再到鄉，都是這個徵税極限所規定的。既然皇權下不了鄉，只能採取某種代理人機制，這在一定程度上縱容了土地的兼併。

國家承平日久，原設計的基層組織逐漸老化變質：地主鄉紳與官僚體系的結合越來越緊密，終至合為一體。可以類比肺功能，表現為土地兼併的官紳合流就像肺裏的大泡，這些大泡擠佔了正常肺泡的空間，從而減小了氣體接觸面積，降低了交換效率，導致整個人體的供氧不足（無論怎樣努力呼吸）。土地兼併必定侵蝕國家的税收體系，從而導致國庫不足。於是用於民生和武備的財政不足，於是官紳更加需要抱團（抵抗兵、匪、皇權）。於是官僚體系逐漸成為國家的病灶。歷史上不是沒有消除或減輕病灶的嘗試，比如改革，比如“和珅跌倒，嘉慶吃飽”，比如官紳一體納糧，比如有意無意促成的黨爭（倒一個就能緩解一時），但終究抵不過大勢。

組織總有長大的內生動力，就像樹木總是努力向天空伸張。個人的道德修養不能抵抗這種趨勢，你面臨選擇：要麼不做組織的首領，要麼實現組織的利益。受儒家思想教化的官員們，尤其是高級官員，不可能不知道貪腐、奢靡、打擊異己等有違良知，不可能不知道終將被組織綁架，但又有什麼辦法？如果他拒絕奢靡，那麼團隊就會離心，不打擊異己，團隊就會跌倒。樹冠控制不了樹的生長，他要為下面的枝葉留出空間。首領控制不了組織的長大，他要為下面各層級的人留出空間。他要坐十二人抬的大轎，是因為助手們想坐八人抬的！他想靠攏皇權（並不是暗示皇帝都是好人，而是皇帝和國家一體，無關好壞），關鍵要下面人的支持，否則分分鐘下台甚至身敗名裂，而且必定是真材實料、合法放倒。

組織就像一個生命體，有自身的免疫能力，它會把試圖改變組織意志的個人代謝出去！不否認各個時代都有官居高位但仍有良知的人存在，他們都是民族的脊樑，但他們同時也是其所屬組織有機體的一部分，沒有了手腳，只靠脊樑又能如何？

綜上，國家衰敗的主線是官僚體系的腐化變質。只要權力與財富的載體合一（固化為統治階級，它的意志就是與民意為敵），這種趨勢就無可避免！教化可以延緩這個過程，但並不能改變它。從組織的視角看，國家組織被從內部生長的食利組織架空，國家有機體原有的機能被削弱甚至失去。有沒有皇帝反倒不那麼重要，皇帝一家人同這個國家一體，頂多有些笨的或者膽子大的，於是早早領盒飯的很多。武備問題也不是關鍵，只要財政充裕，對於大國來説恢復武力不難。土地兼併和貧富分化只是表現，並不是根源。至於生產力水平決定的人口上限，則已被現代化投送到了較遠處。

現代中國，封建帝制早已落幕，公有制已經禁止了土地兼併的可能性，工業化從根本上解決了人口供養問題，國家武備至少現階段可以保障國家安穩。與農業時代不同，社會權力的載體已經由土地轉為資本，所以即使推動農田集約耕種（農民只是名義上擁有土地）也無關國本。中國堅持社會主義土地公有制，目的早已與農業時代不同：其一，耕地紅線的堅守；其二，土地資源有限，零和關係使之不宜私有化；其三，限制資本的權力。

所以，仍然不能對公職體系腐化墮落的風險掉以輕心。現代中國，雖然已經消滅了土地兼併問題，也不再有無立錐之地的赤貧者和流民，但官員的品行代表着政府的形象，直接決定民心的向背。如果人民對黨和政府失去了信任（蛀蟲講什麼為人民服務），那麼，新中國作為政治體、經濟體的一切優勢都無從談起！也就不可能開闢出資本主義之外的國家道路。

刷新吏治，不能只把希望寄託在宣誓和信仰上，而是始終保有一套行之有效的清除腐化分子的免疫機制。官員也是人，並且也是人民的一員（也是我們的親友）。只要是人，就無法實踐形而上的承諾。國家強調懲治貪腐官員，並不是暗示他們是敵人或壞人，而是他們擔任了直面誘惑但又不可或缺的崗位：尋求社會進步，追求美好生活，就要設置相關職能，包括税收和分配，這些與資本/利益直接打交道的崗位必須存在，因而風險無可規避。所以，反腐是常態！希望常態的反腐，可以營造出不能腐、不敢腐的從政環境。追求形而上的指標，只能成為忽悠人的口號，不能解決實際的社會問題。那些宣揚形而上指標的人，反倒可能懷有不可告人的目的。

決定國家興衰的基因在於國家權力和社會財富的合體：公權力與資本，構成了國家有機體的DNA雙鏈。而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就在於如何對待這條鎖鏈。應當清楚，這條鎖鏈是自發生長的，一旦失去外力制約，公權力和資本就會合體！外力只有人民（代表人民的政黨）：只有政權來源於人民並且始終與人民站在一起，兩端合力行使監督職能，才能確保國家公器不被資本綁架。

總的原則上，國家應建立機制，防止公職體系與資本合流，同時推動以德治國。前者規定了公職人員的行為界限：公職必須遠離資本，絕不允許類似旋轉門的存在，絕不允許以權經商。後者在社會上營造不從屬於資本的價值體系，讓真正的人民公僕得償所願，享有共和國給予的榮耀和福利。人民寄予厚望，期望優待和榮譽，可以營造不想腐、不願腐的從政環境。

《詩經》“周雖舊邦，其命維新。”給出了國家的正義性：革新政治，服務於她的人民。政治家面臨國家的兩種前途：其一，保有自我實質革新的能力，以履行守護國家和造福人民的職責；其二，任其腐化衰朽，等候人民的革命。

人民革命的正義性不容質疑，它與國家的正義性同在，這是歷史的論證：失去生存條件，意味着失去人性，而失去人性意味着不受道德和法律約束！起義（叛亂）造成割據和生靈塗炭，人民陷於亂世。於是期望強者出來收拾局面，恢復國家統一，達成維新使命。也就是説，革命的正義性是腐朽政權（以及無政府）的不義性反襯的，是由天下無道反證的正義。只要歷史進入了亂世軌道，一切就不由道德和法律評説了，責任只在那些合力把社會推下懸崖的人！革命，內莫談私有產權神聖，外莫談形而上的條約執行。天下無道，本國政府和外部勢力都不是無辜者。始作俑者，其無後乎！

革命可以完成政權更替、社會革新，但往往充滿暴力和血腥（血腥和暴力反過來提醒新政權：革除弊政，匡正過失）。人們反對戰爭，不願見到人類文明的塌陷，不願讓人性在生存的邊緣接受考驗，歷史上不乏高明之士，他們也肯定想過“和平更替”，但週期律確如所見。那麼，跳過革命的洗禮，可行嗎？

 

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

---孟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