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篇（十八） 國家正議（四）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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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財富

國家一經產生，就具有了國家意志。國家意志與個人意志不在同一個層面上，不是任何個人的意志。國家意志需要政治家的“無我”，表現為政治家對形勢的判斷能力以及應對和執行能力。許多概念對於國家和個人有着不同含義，比如“財富”。

展開想象，可以嘗試羅列出對於國家的期望值。視角和關注點不同，個人可能在次序上有所差異，但應當相差無多：

①國家安全：基本消除外敵入侵危險；應對霸凌不會退讓；國內沒有恐怖組織和恐怖襲擊；領土完整，台灣要統一。

②科技先進：處於世界第一梯隊；第四次工業革命不掉隊。

③環境宜居：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人民安居樂業。

④信心：人民相信國家；認同中華民族；國內團結；犯罪率低。

⑤財政健康：税收夠用，政府能幹一些想幹的事。

⑥有效行政：政令暢通，聽到民眾真實聲音。

⑦國際關係：朋友多，敵人少；出國方便，受歡迎。

可以繼續拉長這一清單，比如縮小貧富差距、消除貪腐、糧食安全、製造業立國、居者有其屋、水利、交通、通訊…。每一項都很重要，並且都不是孤立的，而是緊密交織的。國家安全，必然要求科技不能掉隊；也需要健康的財政，否則養不起軍隊；也要求國際關係正常，不能四面豎敵；也需要人民的信任，否則一有風吹草動自己先亂了，怎麼對敵？還需要民族團結，道理相同，這就要求財政的轉移支付，不讓偏遠地區掉隊；還要求犯罪率低，否則人民沒有安全感，談不上安居樂業；還要求企業有利潤，否則税收成問題，同時要求就業和最低工資，否則生活成問題；需要保持製造業大國地位，這就要求工業品的國際競爭力，但這本身又是“得罪人”的：被超越的企業不能躺着賺錢了！製造業需要交通、通訊、能源各方面支持，還是需要健康的國家財政、加大投入、政令暢通…。

對國家來説，當然可以整理出一些重要的指標，但這些指標並不是孤立的。也就是説，國家層面沒有可以捨棄的指標，只有指標的輕重緩急和可行性差異。不同時期，在不同國際環境和國內形勢下，最緊要的那個點是不同的。新中國成立的最初階段，首要目標是站穩腳跟；之後是致富，路徑就是全面改革開放，但需要國際形式使之可能；然後是強國，要統一，要反擊霸凌…。把握每個歷史時期的主要矛盾，制訂計劃並帶領人民解決這個主要矛盾，是國家建設的中軸線。國家意志就體現在對中軸線的判斷和堅持上，這就要求國家的自律：為了將來，承受現在。如果一個國家沒有自律的精神，那就不可能自強不息。不負有強國責任的政府，只是某種形式的“維持會”，可以認為這個國家的意志尚未覺醒！

科學家（及科研環境）、製造能力（及設計、控制）、信心（安定團結），這三項可能是當前最寶貴的國家財富。科技落後是整個近代史留給中國人的最深記憶；於是工業化成為新中國的核心目標（四個現代化），有了工業，國防才能上去，科研才能開展；有信心，才有可能讓幾代人承受原始積累的艱難，工業化才能起步；團結，才不會一有風吹草動就搶購囤積、自亂陣腳。

站在國家決策者的層面上，不存在與民爭利的選項。理由很直接，因為國家層面的財富和個人的財富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如果個人財富是水，那麼國家財富是三峽大壩）！所有關於“與民爭利”的討論都是在偷換概念。對國家來説，所謂財富，歸根結底是人！科研、製造、信心等都在人民之中。合格的政治家不可能不知道人心向背的意義，國家也就不可能與民爭利，有的只是為了將來而對當下的剋制，以及為了整體而對局部的扶持。國家決策，確實存在“合成謬誤”的可能性，確實存在感知或判斷偏差。但“絕對正確”不在人間，只能寄望及時發覺和糾正錯誤，這也是全體人民的共同責任。

組織能力是國家的核心競爭力之一，所謂“在錯誤的方向上，越努力就意味着越靠近毀滅”或“方向錯誤時，停止就等於前進”之類的説法，與因噎廢食同義。喪失組織能力，意味着國家機器的癱瘓，那將是強盜的盛筵，只不過摧毀國家機器的那些人不是唯一（甚至不是主要）的饕餮。那些始作俑者，或分得一杯羹，或被分食。盛筵已畢，誰又在意滿屋的狼藉，或者樑柱已屬他人！

如果“神”親自管理地球（想象一台超級計算機），那麼人類將無需自我管理。完全可以解散國家和企業，每個人接受並完成神諭，甚至無需任何思考！人類終於可以擺脱無處不在國家權力：這也不行，那也不對；要什麼沒有，不想要什麼卻躲不開…。但那時，人生還有意義嗎？反對公權力的為所欲為，不是反對公權力本身；反對公權力被一部分人竊取，不是反對權柄本身。

船員可以質疑船長的決策，可以要求決策的公開，也可以競聘船長，但不能破壞船舵！所以，只要是真心為了這個國家好，有意見或建議，那就儘管提出，包括指出她的錯誤，包括建議她放慢腳步，只是請摘下形而上的有色眼鏡，放開視野，察覺到屋外的掠食者！

關於貨幣

個人財富可以表達為擁有的貨幣（以及可以轉化為貨幣的資產），但國家財富不能。央行就是貨幣的發行者，理論上講，國家想要多少就可以有多少貨幣。對國家來説，貨幣是政策工具，濫發貨幣損害國家利益。政府通過税收、罰沒、發債取得的貨幣不能用於囤積或食利。也就是説，財政收入只是一個數字，這個數字要“花出去”而不是轉化為“物”。而政府投資基建在經濟學上有雙重意義：過程上，設計、施工和建材等企業得到一筆好的生意，這有利於企業和就業；結果上，地方得到該項設施產生的利益（便利性，房產升值可能惠及個人），整個國家的經濟生態也得到優化（比如通訊與出行便利）。

對政府來説，貨幣是能量的載體：三峽庫容的意義不在於水，而在於這些水可以發出的電能，以及可控的減災防災能力。除非財政支出用於“阿房宮、銅雀台、金字塔、空中花園”，或用於好大喜功的征伐，否則，中央財政統籌是社會之善。

進一步討論，政府可能關心戰略物資儲備，還要承擔平抑物價職能，但這種物資並不是政府拿來自用的，而是為國家穩定的必要付出。我們反對的只是官員貪腐和奢侈浪費，權錢交易導致分配不公才是問題。在這一點上，國家和人民的目標是一致的。也就是説，“與民爭利”的是造成貪腐、浪費和分配不公的人，他們才是公敵！這是任何國家都要直面的問題，無關國家樣式！權力的執行者是人。

關於央行“印鈔”的種種討論，其中摻雜了太多的似是而非，不在此展開。只需知道：①金融政策是一項公權力；②發展（新物產和新服務）和貨幣化（實業和虛擬）都要求新增貨幣；③央行控制貨幣上限，實際的貨幣發行渠道是商業銀行的信貸（貨幣M2提高的原因是市場規模，即可供交易的物產總額的擴大，而不是央行的降準或基礎貨幣投放；就像美國國債突破上限的原因是財政赤字，而不是參議院的批准）。如果一國貨幣是水，那麼央行負責桶的容積，商業銀行負責水閥，貸款行為才是注水。

在物產這一維度上，工業革命的本質是科技進步創生了跨時代的“物產族”，蒸汽機、內燃機、電力、計算機都是如此。每次工業革命，都造成了一次物產及其“用途”的跨越式增長。如果用貨幣計價這些物產，以及基於新物產的服務，那麼為了保持一些延續品的物價（比如糧食，可以作為價格標尺），必然導致貨幣總量的大幅度增長。道理很簡單，可以貨幣化的合法物產的總量增加了，必然要求貨幣供應的增加。貨幣之所以必然脱離貴金屬本位，就是因為工業革命持續創造的超量物產超出了貴金屬的承載。鎖定金本位，貨幣本身的交易屬性就會被它的資產屬性壓倒，人們會選擇儲藏貨幣等待增值。

“貨幣化”是“市場”的外部性。汽車替代了馬車，不是等價替代，而是開發出了遠大於馬車時代的市場；智能手機替代了功能手機，也不是等價替代，同樣開發出了更大的市場（手遊以及各種APP）。科技帶來了“用途”的擴容（等價於人的‘進化’）。

商品和服務的種類和內容都不是靜態的，它們會隨着社會的發展而更新（集合中的元素在擴充）。它們或者凝結了勞動，或者本身是勞動，而勞動是跟隨着“人的進化”而進化的。進化了的勞動（學歷、技能的普遍提高），以及人口的增長，都會使得市場的規模不斷增長，要求貨幣增發。如果市場是一個湖泊，那麼貨幣化是增量湖水，工業革命持續實現成倍的湖水增量。作為世界經濟的一員，中國巨大體量的工業化同樣使得世界經濟實現成倍的增量。

土地本身不是勞動，但城市中的“區位”是勞動：人的聚居以及城市的基建。土地的價值不是僅在它被批准為建設用地的那一刻形成的，後續的城建仍在為它賦值。放到更大的視野中，國家的發展性和安全性，也在為土地賦值。

關於土地

有人説政府壟斷建設用地審批，土地財政導致房價過高。隱含的正確就是，如果土地私有，那麼市場機制就會發生作用，房價就會下降。有人還附帶質疑耕地紅線，質疑土地審批是飢餓營銷，總之是政府在與民爭利。關於土地私有之不可行，已在前文論述。難以理解的是：為什麼總有人要以各種藉口來挑戰國家的根本性質？如果經濟學理論能解決政治和社會問題，各國的領導人乾脆由諾貝爾獎委員會指定豈不省事！

中國的土地公有制基礎上的虛擬土地私有產權，是一種本質安全的產權：沒有人可以物理剝奪之，且理論上與國鹹休。這種虛擬產權畢竟不是土地，也就不用擔心有人處心積慮謀奪它，結果是廣大人民安心持有。國家政體因而是“與廣大人民共天下”。如果有人不願與國家共命運，或者篤信中國崩潰論，那麼他根本就沒有資格質疑國家制度，因而他不是提出改進意見，而是挑撥離間！世界上有許多國家地廣人稀，天然沒有設置耕地紅線的必要，但羨慕不來。按照上面的邏輯，土地私有制的國家是“與豪強共天下”，普通人大概率是無立錐之地！“西部片”很有範兒，但真的是我們期望的生活嗎？

健康的財政是國家意志的體現和保障。所謂“土地財政”，只是政府推動城市化建設的一種方式，這筆錢總要出，不以“賣地”方式就要以税收方式。百姓以遠高於建安成本的價格購置房產，本質上是分享了國家發展的收益。土地公有制決定了中國的城市化道路與其他國家有本質不同，發達國家的經驗（掠奪或剝削實現資本積累），可能是中國的毒藥。（日本是最典型的例子。‘脱亞入歐’所追求的是分一杯羹！當時的日本政界學界取得了共識：成為列強一員，加入瓜分世界的盛筵！但事實證明這不是良方，而是毒藥。）

學者們需要關心的是説清楚税制改革的必要性，形成全社會的共識，適時推動國家的税收重心轉向財產税；或者論證高房價已對經濟和社會穩定形成衝擊，幫助國家下定“房住不炒”的決心；或者是辨析土地財政中的利益鏈條，為如何防止公職體系的腐化變質出謀劃策，畢竟吏治崩壞才是腹心之患。

學者們應當自有良知，不要用似是而非的説法去割裂社會，因為國家的職責包含着團結各族人民、彌合分歧。某些言論可能有一定道理（對美好生活的嚮往任何時候都有道理，但超越發展階段的訴求通常是陷害或教唆），但其中暗示甚至挑動着族羣和階層的對立，這真的是發言者所願嗎？這個社會是有“因果”的，壞情緒會在社會的網絡上傳導，説不定哪天發言者也會被壞情緒傷害！

關於資產

資產並不等於財富。青山綠水、人居人文、歸屬感、安全感，以及體制機制、經驗和教訓，甚至空氣、水源、風俗、文化等都是廣義的財富。許多財富未能或不應貨幣化，所以資產只是財富的局部，且不是所有資產都是財富：超量的監獄、戒毒所，毒品及生化設施，以及分裂傾向的國土等等，都是一定意義上的負資產（財富的減分項）。

GDP真的不能表徵生存。數億支槍，後面是製造、維修、改裝、彈藥、靶場、培訓、救護、司法、監獄等多條產業鏈，是巨量的GDP，但除了虛幻的自由，社會得到了什麼？

麥肯錫研究報告稱，全球淨資產（美元計）從2000年的156萬億增至2020年的514萬億，中國的淨資產從7萬億升至120萬億（同期美國是從45萬億升至90萬億）。全球資產淨值的68%儲存在房地產中，其餘為基礎設施、機械和設備，以及知識產權和專利等所謂的無形資產。金融資產不計入，它們實際上被負債抵消了。

據報道，鶴崗的房價已經降到幾百元每平米，已經低於建安成本；底特律有的房價則是一美元每棟，等於白送了；同期北京房價十萬每平，紐約則百萬美元一套。上市公司的市淨率從小於1到幾百的都有。中國有句俗語“亂世黃金，盛世古董”，社會富足時，古玩價格會漲上天，社會動盪時，只有黃金或可保值。資產價格本質上是人的信心（預期）。只有在社會安定狀態下，才談得上信心，戰爭或無政府狀態下，生存尚且難料，何談信心！所以，不要輕言改變，如果改變的代價包含國家失控，那麼請在談論改變時提示風險。安定不等於富足，但沒有安定就不可能有富足，亂世只有利於掠食者！《紅樓夢》仙曲：“好一似食盡鳥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乾淨”，頗有佛家韻味，人散了，一地雞毛隨風而去，哪裏有什麼財富！

日常生活中，人們總是面對某種過剩的表象：琳琅滿目的超市和電商，以及不絕於耳的廣告推銷，彷彿任何時候，生產生活物資都是充足的。但當社會發生動盪時（比如疫情、戰爭傳言），只要發生囤積搶購，那所有貨架很快就會被清空，後知後覺者會忽然發現什麼都缺！流通領域的豐盈可能會在幾小時內乾涸。

以較小的庫存營造出物資充盈的效果，是現代性和公共性的雙重利好。與流通領域的豐盛相對應的，資產領域也存在類似情況：某個時段可能所有的資產價格都在上漲，彷彿買到就是賺到，一派欣欣向榮；但一旦信心反轉，則很快爆倉，資金出逃造成“踩踏”。極端一些，原來的高值資產可能瞬間歸零，甚至成為拖累！

國家穩定、安全，是人民信心的根據。在此之上，現代性和公共性的效果才能顯現：現代性提供了高效（低成本）的物流和信息流；公共性提供了商家和消費者最低庫存佔用下的物資安全保障。這是強大國家後盾支撐起來的全民福利！在動盪的國家或地區，企業的成本：供應鏈、質量、時效性等等各方面的指標都會變得沉重無比；人民的生活成本也會大大提高（囤積生活物資以及基本的人身安全保障，都是成本），生活質量也會降低（生鮮還能指望嗎？）。

社會安全穩定自帶的效率福利，遠遠大於經濟學家們從“邊際”處尋來的那點收益！JIT根本不是一個經濟學或管理學問題，如果沒有國家治理作為後盾，任何理念都是紙上談兵。用各種基於“邊際”的正反向延長線來對國家治理指手畫腳，隱含着置國家安全於不顧的前提，這與掛在枝上砍樹的猴子有什麼區別！

如果動盪是一時的，那尚可承受，如果是長期的，則一切都彷彿經過了“陰間濾鏡”而呈現為灰暗與壓抑。在“城頭變幻大王旗”的時代，縱有高檔鏡頭和彩色膠片，也拍不出明豔的場景。網絡上關於蘇東劇變的圖片很多，可供參考。

作為一箇中國人，我們應當感到幸運。國家只要統一就會強大，人民就可以遠離亂世。縱使在三國割據時代，魏國仍能以當時半個中國的力量平定蠻族（《白馬篇》中有曹子建獨佔八斗的才氣，有中華男兒視死如歸的豪情）。當代中國，每當發生災難，人們可以指望共產黨員，指望人民軍隊。如果你陷於危難，那麼沒什麼好擔心的，天塌不下來，保持冷靜、互相扶持，安心等待救援即可。近幾年，各種謠言已經帶不起搶購，因為人民已有信心。

大河有水小河滿

資產（價格）來自預期即信心。假如沒有了“與民爭利”的政府，那麼一切歸零，金錢成為廢紙，房產白送不要，機器設備只是廢鐵；確實沒有來徵税和罰款的人了，但口袋裏也沒有什麼可徵可罰的東西了；好處是每個人都有機會成為亂世中的英雄（如果不死）。

“大河有水小河滿”曾經作為宣傳用語，用來類比集體與個人之間的關係：只有國家富強，人民才能過上富裕的生活。近幾年，這句話經常被拿來用作反面材料：或影射某個時代荒唐，或反證“民富才能國富”。這句口號被拿來反覆踩踏，原因是其中的邏輯瑕疵，其實當時就有人提過：“…這話不對。天下哪有大河有水小河才滿的事呢？不都是小河有水大河才滿的嗎？”

這句口號有問題，不代表它宣傳的道理有問題。而反過來的“小河有水大河才會滿”所要宣揚的理念，卻是以偏概全的典型。大河小河只是個類比修辭手法，並非推理。無論大河小河之水的關係怎樣，集體與個人、國富與民富的關係都遵循其自身的邏輯。俗語的邏輯有問題，這是事實，但反向的延長卻是詭辯。

財富不僅是“物”，還是社會為此物所賦的值即信心（預期）。僅就“物”而言，某些社會財富（比如黃金）可以類比為水：它要麼屬於集體，要麼屬於個人，不因歸屬而增減。但除黃金（以及某些自身可以作為價值錨定的物品，比如外幣、珠寶、糧食等）之外，物的價值不能再以水來類比：財富不再是定值，零和關係不再成立。盛世古董，藝術品和古玩的價格可以千萬倍；經濟發展，股市市值可以伸縮數十百倍；富人增多，需要價格畸高的奢侈品；基建到位，房產甚至城市本身可以三番五番…。

國家安定繁榮本身創造的財富要遠遠大於“零和型財富”之和（世界上已開採的黃金大約為20萬噸，RMB計價約為80萬億元，而中國的M2已遠超此數值，中國的總資產則已千萬億計）！大河（國家）的存在本身創造了百倍千倍的水量（社會財富），如果沒有大河，那麼小河也將乾涸，因為乾旱（信心喪失）使得降水量根本不足以匯流成河。而大河有水（國家富強），則足以改變上游氣候，降水充盈。從這一點上，“大河有水小河滿”成立！

那些踩踏者肯定可以完成上述思辨，但他們仍要挑起爭論，所圖無非是讓政府與人民（集體與個人）成為敵對。只要人民相信“國富”是造成民窮的罪魁禍首（政府與民爭利），他們的目標就達到了！而“政府是必要的惡”正是契約説的推論。

西學東漸，不知從何時起，一些學者開始挑戰那些婦孺皆知的基本良知：集體主義竟然是醜惡的！集體主義是社會性本身，是人生的價值所在！這是中華文化早已定論的，也是生而為中國人的常識！當“學術”違背常識時，“學者”就是在作惡！學術的形而上，卑劣如斯！那些“敢言”的懦夫，或許並不在意他們的“指控”是否違背良知！他們只是想當真˙惡龍，卻連屠龍的風險都不願承擔，只敢在背後影射！

真正值得討論的，是其中“度”的把握。孔子曰：過猶不及。國家處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和發展階段，以及面對不同的外部形勢，“度”是不同的。有限資源與物產，如何服務國計和民生，是真正的宏觀經濟（經世濟民）學！學者若有心，可以研究新中國成立至今七十餘年，中共中央對“度”的把握，未必不能找到可供借鑑和吸取的經驗和教訓，讓經濟學成為真正的經世濟民的大學問。

全球淨資產中美並列，説明麥肯錫研究所的同志們承認中國人民的信心也是信心，中國政府守護的安全也是安全。脱離國家談論財富，就像泰坦尼克號的獲救者糾結曾經的幾等倉，印地安人談論位於紐瓦克曾經的部族領地，有意義嗎！

邦有道

面對貧富差異，僅用一句“社會發展必然導致貧富分化”來表達是不夠的，還要説清楚財富與善惡的關係。孔子曰：“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聖人之言已説透其中的道理。財富本無善惡，但它與“邦有道”之間是綁定關係。這也很好理解：若邦有道，則必然支持人民“過上好日子”，那麼率先過上好日子的人就是榜樣；反之，若邦無道，則超額的財富必定是搶奪而來，以多數人的極端貧困為代價。

孔子給出的其實是一個循環定義：如果財富來自與民爭利，那麼邦無道；如果邦無道，那麼官僚統治階層聚斂無度，他們已與大眾為敵。循環定義就是無定義，也就是由結果定義：如果國家安定富足，那麼財富就是成功的標誌；如果社會從內部崩潰，滿足了革命的條件，那麼為富者必定可能不仁，因為歷史由勝利者書寫。

這並非消解“取之有道”的法律和道德要求，而是確認：無論財富是否合法取得，都不附有免死金牌。雪崩不是因為雪花的形狀或顏色，而是因為它在山頂，藴含了勢能。為政者、為富者應當時刻記得，戰爭（以及內戰）在理性的討論之外，當人性退失之時，任何的合法性與神聖都只是夢幻泡影。

如此，可以回答：①邦有道，即是“讓人民過上好日子”之道，是“為人民服務”之道。②財富若可論善惡，則以結果論：社會是否越過了秩序的邊界。（強取豪奪是‘取’之惡而非財之惡，樂善好施是‘施’之善而非富之善）

推論：①國家安定和邦有道是共生關係。②邦有道，則公權力必須與財富劃清界限！公職人員不以財富為價值取向。③邦有道，是天下為公：為政者浩然正氣、公權力號令天下。

中央政府負有使邦有道的責任：對外的國際道義，這是中華文化的政治智慧，表現為大國的自律；對內的為人民服務，並始終保有刷新吏治、自我革新的能力。為人民服務，就是識別判斷當前社會的主要矛盾，制定計劃解決這些矛盾。

基尼係數

當前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解決矛盾的方向就是社會文明進步的方向。在這一點上，國外已無可供借鑑的經驗（北歐小國不具有普遍性，中大型發達國家面對的是和我國相同或更嚴重的問題）。事實上，西方經濟學的目的就是不平衡和不充分，他們甚至創造了一些掩人耳目的經濟學指標，比如反映貧富差距的基尼係數。

根據算法定義，基尼係數分為收入基尼係數（Income Gini）和財富基尼係數（Wealth Gini），後者應當稱為資產或財產基尼係數（財富不等於資產）。在表達貧富差距方面後者要優於前者：擁有房產但收入較低的家庭，其生活質量要好於收入較高但租房住的家庭。通常來説，發展中國家的收入基尼係數較高，原因在於新興行業與傳統行業並存，比如互聯網和金融從業人員收入普遍較高，而農業、餐飲、建築等從業人員收入普遍較低。

財產基尼係數則主要表達積累：國家承平日久，繼承規則導致家庭財產變動。通常情況下，家庭財產的增長速度與財產數量正相關：越是富有的家庭，用於積累的比例越大，從經濟發展中獲得的收益也越多（比例也更高），這就造成財產基尼係數總體呈增大趨勢，即家庭財產差距隨着時間推移而增大。這種情況符合邏輯，但也是隱憂所在：任何時候，貧富差距都是社會問題的根源之一。

基尼係數作為一項經濟指標，顯然有其表徵的意義，可供決策。但問題在於學界對它的過度解讀和濫用。

首先是大型經濟體要慎用。基尼係數有時不僅不能表徵問題，反而會掩蓋問題。不同地域的地理、歷史稟賦差異可以很大，表達為基尼係數就會較大。中國的東西部差距、城鄉間差距、平原山區差距等結構性的差距，都不是靠所得税率調整之類的經濟學方法就可以解決的（那是杯水車薪）！而是需要政府主導的持續、大規模的投入，以及產業政策的扶持引導。基尼係數顯然有警示作用，但提供解決方案的經濟學理論，則已成為轉移人民視線的道具和解脱政府責任的藉口。經濟學理論本身不是問題，濫用甚至排他卻是問題！

其次，發展中經濟體慎用。資本是權力，也是動力，在後發國家追趕（工業化）的過程中，必然造成傳統產業和新興產業並存。無農不穩，無工不富，無商不活，三者必須也只能並存。新興產業的高收入，意味着強動力，這是必須承受的發展階段，濫説公平只會導致整體的躺平！而後發國家失去發展動力，正是道路上的陷阱。

其三，統計指標的選擇問題。收入基尼係數，隱性收入和隱性支出都很難被統計，而隱性收支恰恰是貧富差距的主因。比如賄賂，是弱勢羣體的隱性支出，也是權力階層的隱性收入，無疑使得實際貧富差距要大於收入基尼係數的顯示。所以，全面從嚴治黨、官員財產公開，都是非常必要的。財產基尼係數，公共財產不被計入財產統計，而公共財產才是社會生活水平的主要支撐。比如交通、通訊、醫療、教育、水利、園林等，無疑使得實際生活水平的差距遠低於財產基尼係數的顯示。不同國家，國有資產佔社會總資產的比例不同。當國有資產（全民共有）佔比足夠高時，人們的生活水平將趨同，無論財產基尼係數是怎樣的取值！

資本的造山運動無可阻擋，但過高的落差藴含了地質災害風險：滑坡、泥石流、地震等都可能破壞生態。國家是企業的承載，國家並不是“見不得山高”，而是必須保證承載能力！唯一的辦法就是抬高國土，整體建設成為高原：既保證了山峯的絕對海拔，又降低了地質災害風險。這也就是“共同富裕”的政治意義所在，政府託底消除絕對貧困，相當於填平了山腳下的溝壑，表現為基尼係數的降低。問題在於：資本造山，追求的是絕對海拔，還是相對落差？

其四，過度抬高指標意義。當人們眼中只有貧富差距這一個指標時，視線將產生畸變！無論哪種基尼係數，都不能擴展為表達人的生存。財富並不等於資產，財富是人們可以獲取的“便利性”，也可以視為社會發展造成的人的進化：比如汽車，它使得人行走的速度、時長、舒適性等指標提升，相當於人的本體機能提升。如果這種“便利性”可以數字化，那麼它一定不等於資產基尼係數！

無論是貨幣還是可轉化為貨幣的資產，它們本質上都是社會權力，等價於某種籌碼：人可以隨時把他的資產轉化為某個目標的達成。資產是實現目標的方式，不是目標本身。

俗語説“某件東西，失去了才懂得珍惜”，生存環境本身是生而為人最大的財富。陽光、夜色、空氣、水源等都不是資產，但它們都是財富，只是人們並不在意，因為它們都是大自然的饋贈，無償使用。環保的意義在於用額外的成本換取生存環境的改善（至少不使人類失去宜居）。假如能夠把“宜居”數字化，那麼世界各地的人類是天然的不公平的，有人出生在青山綠水的江南，有人出生在冰天雪地的塞北。在科技發展（使得人類可以克服惡劣環境）之前，宜居，是最大的原罪之璧。對生存空間的爭奪，決不是道德或法律可以判定或制約的：生存競爭，叢林法則。失去家園的民族或個人並不少見，無立椎之地才是真的貧者，基尼係數能表達嗎？

如果需要定義一個指標來表達生存（差距），那就應當把視野拓展開來，統計的項目要包括那些還未貨幣化的“便利性”。某些關鍵的便利性不能體現在基尼係數上。比如安全、互助、衞生、教育，以及基礎設施、便民服務、公共休閒等指標，都因難以量化而不能列入。但事實上，易於獲取的公共福利才是便利性的主體。（這也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公有制意味着共有、平權，不同制度國家的基尼係數，內涵並不相同！）

如果公共福利可以包養每個人，那麼基尼係數的警戒將失去意義；如果財富不能兑現某些目標，那麼財富與便利性之間將不是線性關係。前者取決於國家（社會）的富足程度，但並不是福利越多越好；後者取決於國家性質，某些目標可能被禁止！後者或許是富豪移民的理由之一（他們追求的是財富藴含的‘絕對權力’，也即‘相對落差’。有的國家可以滿足他們的要求）。

真正表達生存的指標不是什麼“基尼係數”。人在社會中生存的“舒適”程度，很難數字化甚至很難達成共識，失去了作為“指標”的意義。事實上，人們完全可以採用相對易得的指標，比如人均壽命、人口密度，輔之以人均醫療和教育資源、休閒時間佔比等指標。與其去爭論基尼係數的算法和統計意義，不如做些實事以利國利民。後者或許才是“社會文明”的本義，以及學者的本職。那些過度向人展示算法、學術之精彩的學者們，或許已忘記初心。他們只是在研究怎樣的樹葉才能有最好的障目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