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篇(十八) 國家正議(四)_風聞
付延明-03-29 0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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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財富
國家一經產生,就具有了國家意志。國家意志與個人意志不在同一個層面上,不是任何個人的意志。國家意志需要政治家的“無我”,表現為政治家對形勢的判斷能力以及應對和執行能力。許多概念對於國家和個人有着不同含義,比如“財富”。
展開想象,可以嘗試羅列出對於國家的期望值。視角和關注點不同,個人可能在次序上有所差異,但應當相差無多:
①國家安全:基本消除外敵入侵危險;應對霸凌不會退讓;國內沒有恐怖組織和恐怖襲擊;領土完整,台灣要統一。
②科技先進:處於世界第一梯隊;第四次工業革命不掉隊。
③環境宜居: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人民安居樂業。
④信心:人民相信國家;認同中華民族;國內團結;犯罪率低。
⑤財政健康:税收夠用,政府能幹一些想幹的事。
⑥有效行政:政令暢通,聽到民眾真實聲音。
⑦國際關係:朋友多,敵人少;出國方便,受歡迎。
可以繼續拉長這一清單,比如縮小貧富差距、消除貪腐、糧食安全、製造業立國、居者有其屋、水利、交通、通訊…。每一項都很重要,並且都不是孤立的,而是緊密交織的。國家安全,必然要求科技不能掉隊;也需要健康的財政,否則養不起軍隊;也要求國際關係正常,不能四面豎敵;也需要人民的信任,否則一有風吹草動自己先亂了,怎麼對敵?還需要民族團結,道理相同,這就要求財政的轉移支付,不讓偏遠地區掉隊;還要求犯罪率低,否則人民沒有安全感,談不上安居樂業;還要求企業有利潤,否則税收成問題,同時要求就業和最低工資,否則生活成問題;需要保持製造業大國地位,這就要求工業品的國際競爭力,但這本身又是“得罪人”的:被超越的企業不能躺着賺錢了!製造業需要交通、通訊、能源各方面支持,還是需要健康的國家財政、加大投入、政令暢通…。
對國家來説,當然可以整理出一些重要的指標,但這些指標並不是孤立的。也就是説,國家層面沒有可以捨棄的指標,只有指標的輕重緩急和可行性差異。不同時期,在不同國際環境和國內形勢下,最緊要的那個點是不同的。新中國成立的最初階段,首要目標是站穩腳跟;之後是致富,路徑就是全面改革開放,但需要國際形式使之可能;然後是強國,要統一,要反擊霸凌…。把握每個歷史時期的主要矛盾,制訂計劃並帶領人民解決這個主要矛盾,是國家建設的中軸線。國家意志就體現在對中軸線的判斷和堅持上,這就要求國家的自律:為了將來,承受現在。如果一個國家沒有自律的精神,那就不可能自強不息。不負有強國責任的政府,只是某種形式的“維持會”,可以認為這個國家的意志尚未覺醒!
科學家(及科研環境)、製造能力(及設計、控制)、信心(安定團結),這三項可能是當前最寶貴的國家財富。科技落後是整個近代史留給中國人的最深記憶;於是工業化成為新中國的核心目標(四個現代化),有了工業,國防才能上去,科研才能開展;有信心,才有可能讓幾代人承受原始積累的艱難,工業化才能起步;團結,才不會一有風吹草動就搶購囤積、自亂陣腳。
站在國家決策者的層面上,不存在與民爭利的選項。理由很直接,因為國家層面的財富和個人的財富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如果個人財富是水,那麼國家財富是三峽大壩)!所有關於“與民爭利”的討論都是在偷換概念。對國家來説,所謂財富,歸根結底是人!科研、製造、信心等都在人民之中。合格的政治家不可能不知道人心向背的意義,國家也就不可能與民爭利,有的只是為了將來而對當下的剋制,以及為了整體而對局部的扶持。國家決策,確實存在“合成謬誤”的可能性,確實存在感知或判斷偏差。但“絕對正確”不在人間,只能寄望及時發覺和糾正錯誤,這也是全體人民的共同責任。
組織能力是國家的核心競爭力之一,所謂“在錯誤的方向上,越努力就意味着越靠近毀滅”或“方向錯誤時,停止就等於前進”之類的説法,與因噎廢食同義。喪失組織能力,意味着國家機器的癱瘓,那將是強盜的盛筵,只不過摧毀國家機器的那些人不是唯一(甚至不是主要)的饕餮。那些始作俑者,或分得一杯羹,或被分食。盛筵已畢,誰又在意滿屋的狼藉,或者樑柱已屬他人!
如果“神”親自管理地球(想象一台超級計算機),那麼人類將無需自我管理。完全可以解散國家和企業,每個人接受並完成神諭,甚至無需任何思考!人類終於可以擺脱無處不在國家權力:這也不行,那也不對;要什麼沒有,不想要什麼卻躲不開…。但那時,人生還有意義嗎?反對公權力的為所欲為,不是反對公權力本身;反對公權力被一部分人竊取,不是反對權柄本身。
船員可以質疑船長的決策,可以要求決策的公開,也可以競聘船長,但不能破壞船舵!所以,只要是真心為了這個國家好,有意見或建議,那就儘管提出,包括指出她的錯誤,包括建議她放慢腳步,只是請摘下形而上的有色眼鏡,放開視野,察覺到屋外的掠食者!
關於貨幣
個人財富可以表達為擁有的貨幣(以及可以轉化為貨幣的資產),但國家財富不能。央行就是貨幣的發行者,理論上講,國家想要多少就可以有多少貨幣。對國家來説,貨幣是政策工具,濫發貨幣損害國家利益。政府通過税收、罰沒、發債取得的貨幣不能用於囤積或食利。也就是説,財政收入只是一個數字,這個數字要“花出去”而不是轉化為“物”。而政府投資基建在經濟學上有雙重意義:過程上,設計、施工和建材等企業得到一筆好的生意,這有利於企業和就業;結果上,地方得到該項設施產生的利益(便利性,房產升值可能惠及個人),整個國家的經濟生態也得到優化(比如通訊與出行便利)。
對政府來説,貨幣是能量的載體:三峽庫容的意義不在於水,而在於這些水可以發出的電能,以及可控的減災防災能力。除非財政支出用於“阿房宮、銅雀台、金字塔、空中花園”,或用於好大喜功的征伐,否則,中央財政統籌是社會之善。
進一步討論,政府可能關心戰略物資儲備,還要承擔平抑物價職能,但這種物資並不是政府拿來自用的,而是為國家穩定的必要付出。我們反對的只是官員貪腐和奢侈浪費,權錢交易導致分配不公才是問題。在這一點上,國家和人民的目標是一致的。也就是説,“與民爭利”的是造成貪腐、浪費和分配不公的人,他們才是公敵!這是任何國家都要直面的問題,無關國家樣式!權力的執行者是人。
關於央行“印鈔”的種種討論,其中摻雜了太多的似是而非,不在此展開。只需知道:①金融政策是一項公權力;②發展(新物產和新服務)和貨幣化(實業和虛擬)都要求新增貨幣;③央行控制貨幣上限,實際的貨幣發行渠道是商業銀行的信貸(貨幣M2提高的原因是市場規模,即可供交易的物產總額的擴大,而不是央行的降準或基礎貨幣投放;就像美國國債突破上限的原因是財政赤字,而不是參議院的批准)。如果一國貨幣是水,那麼央行負責桶的容積,商業銀行負責水閥,貸款行為才是注水。
在物產這一維度上,工業革命的本質是科技進步創生了跨時代的“物產族”,蒸汽機、內燃機、電力、計算機都是如此。每次工業革命,都造成了一次物產及其“用途”的跨越式增長。如果用貨幣計價這些物產,以及基於新物產的服務,那麼為了保持一些延續品的物價(比如糧食,可以作為價格標尺),必然導致貨幣總量的大幅度增長。道理很簡單,可以貨幣化的合法物產的總量增加了,必然要求貨幣供應的增加。貨幣之所以必然脱離貴金屬本位,就是因為工業革命持續創造的超量物產超出了貴金屬的承載。鎖定金本位,貨幣本身的交易屬性就會被它的資產屬性壓倒,人們會選擇儲藏貨幣等待增值。
“貨幣化”是“市場”的外部性。汽車替代了馬車,不是等價替代,而是開發出了遠大於馬車時代的市場;智能手機替代了功能手機,也不是等價替代,同樣開發出了更大的市場(手遊以及各種APP)。科技帶來了“用途”的擴容(等價於人的‘進化’)。
商品和服務的種類和內容都不是靜態的,它們會隨着社會的發展而更新(集合中的元素在擴充)。它們或者凝結了勞動,或者本身是勞動,而勞動是跟隨着“人的進化”而進化的。進化了的勞動(學歷、技能的普遍提高),以及人口的增長,都會使得市場的規模不斷增長,要求貨幣增發。如果市場是一個湖泊,那麼貨幣化是增量湖水,工業革命持續實現成倍的湖水增量。作為世界經濟的一員,中國巨大體量的工業化同樣使得世界經濟實現成倍的增量。
土地本身不是勞動,但城市中的“區位”是勞動:人的聚居以及城市的基建。土地的價值不是僅在它被批准為建設用地的那一刻形成的,後續的城建仍在為它賦值。放到更大的視野中,國家的發展性和安全性,也在為土地賦值。
關於土地
有人説政府壟斷建設用地審批,土地財政導致房價過高。隱含的正確就是,如果土地私有,那麼市場機制就會發生作用,房價就會下降。有人還附帶質疑耕地紅線,質疑土地審批是飢餓營銷,總之是政府在與民爭利。關於土地私有之不可行,已在前文論述。難以理解的是:為什麼總有人要以各種藉口來挑戰國家的根本性質?如果經濟學理論能解決政治和社會問題,各國的領導人乾脆由諾貝爾獎委員會指定豈不省事!
中國的土地公有制基礎上的虛擬土地私有產權,是一種本質安全的產權:沒有人可以物理剝奪之,且理論上與國鹹休。這種虛擬產權畢竟不是土地,也就不用擔心有人處心積慮謀奪它,結果是廣大人民安心持有。國家政體因而是“與廣大人民共天下”。如果有人不願與國家共命運,或者篤信中國崩潰論,那麼他根本就沒有資格質疑國家制度,因而他不是提出改進意見,而是挑撥離間!世界上有許多國家地廣人稀,天然沒有設置耕地紅線的必要,但羨慕不來。按照上面的邏輯,土地私有制的國家是“與豪強共天下”,普通人大概率是無立錐之地!“西部片”很有範兒,但真的是我們期望的生活嗎?
健康的財政是國家意志的體現和保障。所謂“土地財政”,只是政府推動城市化建設的一種方式,這筆錢總要出,不以“賣地”方式就要以税收方式。百姓以遠高於建安成本的價格購置房產,本質上是分享了國家發展的收益。土地公有制決定了中國的城市化道路與其他國家有本質不同,發達國家的經驗(掠奪或剝削實現資本積累),可能是中國的毒藥。(日本是最典型的例子。‘脱亞入歐’所追求的是分一杯羹!當時的日本政界學界取得了共識:成為列強一員,加入瓜分世界的盛筵!但事實證明這不是良方,而是毒藥。)
學者們需要關心的是説清楚税制改革的必要性,形成全社會的共識,適時推動國家的税收重心轉向財產税;或者論證高房價已對經濟和社會穩定形成衝擊,幫助國家下定“房住不炒”的決心;或者是辨析土地財政中的利益鏈條,為如何防止公職體系的腐化變質出謀劃策,畢竟吏治崩壞才是腹心之患。
學者們應當自有良知,不要用似是而非的説法去割裂社會,因為國家的職責包含着團結各族人民、彌合分歧。某些言論可能有一定道理(對美好生活的嚮往任何時候都有道理,但超越發展階段的訴求通常是陷害或教唆),但其中暗示甚至挑動着族羣和階層的對立,這真的是發言者所願嗎?這個社會是有“因果”的,壞情緒會在社會的網絡上傳導,説不定哪天發言者也會被壞情緒傷害!
關於資產
資產並不等於財富。青山綠水、人居人文、歸屬感、安全感,以及體制機制、經驗和教訓,甚至空氣、水源、風俗、文化等都是廣義的財富。許多財富未能或不應貨幣化,所以資產只是財富的局部,且不是所有資產都是財富:超量的監獄、戒毒所,毒品及生化設施,以及分裂傾向的國土等等,都是一定意義上的負資產(財富的減分項)。
GDP真的不能表徵生存。數億支槍,後面是製造、維修、改裝、彈藥、靶場、培訓、救護、司法、監獄等多條產業鏈,是巨量的GDP,但除了虛幻的自由,社會得到了什麼?
麥肯錫研究報告稱,全球淨資產(美元計)從2000年的156萬億增至2020年的514萬億,中國的淨資產從7萬億升至120萬億(同期美國是從45萬億升至90萬億)。全球資產淨值的68%儲存在房地產中,其餘為基礎設施、機械和設備,以及知識產權和專利等所謂的無形資產。金融資產不計入,它們實際上被負債抵消了。
據報道,鶴崗的房價已經降到幾百元每平米,已經低於建安成本;底特律有的房價則是一美元每棟,等於白送了;同期北京房價十萬每平,紐約則百萬美元一套。上市公司的市淨率從小於1到幾百的都有。中國有句俗語“亂世黃金,盛世古董”,社會富足時,古玩價格會漲上天,社會動盪時,只有黃金或可保值。資產價格本質上是人的信心(預期)。只有在社會安定狀態下,才談得上信心,戰爭或無政府狀態下,生存尚且難料,何談信心!所以,不要輕言改變,如果改變的代價包含國家失控,那麼請在談論改變時提示風險。安定不等於富足,但沒有安定就不可能有富足,亂世只有利於掠食者!《紅樓夢》仙曲:“好一似食盡鳥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乾淨”,頗有佛家韻味,人散了,一地雞毛隨風而去,哪裏有什麼財富!
日常生活中,人們總是面對某種過剩的表象:琳琅滿目的超市和電商,以及不絕於耳的廣告推銷,彷彿任何時候,生產生活物資都是充足的。但當社會發生動盪時(比如疫情、戰爭傳言),只要發生囤積搶購,那所有貨架很快就會被清空,後知後覺者會忽然發現什麼都缺!流通領域的豐盈可能會在幾小時內乾涸。
以較小的庫存營造出物資充盈的效果,是現代性和公共性的雙重利好。與流通領域的豐盛相對應的,資產領域也存在類似情況:某個時段可能所有的資產價格都在上漲,彷彿買到就是賺到,一派欣欣向榮;但一旦信心反轉,則很快爆倉,資金出逃造成“踩踏”。極端一些,原來的高值資產可能瞬間歸零,甚至成為拖累!
國家穩定、安全,是人民信心的根據。在此之上,現代性和公共性的效果才能顯現:現代性提供了高效(低成本)的物流和信息流;公共性提供了商家和消費者最低庫存佔用下的物資安全保障。這是強大國家後盾支撐起來的全民福利!在動盪的國家或地區,企業的成本:供應鏈、質量、時效性等等各方面的指標都會變得沉重無比;人民的生活成本也會大大提高(囤積生活物資以及基本的人身安全保障,都是成本),生活質量也會降低(生鮮還能指望嗎?)。
社會安全穩定自帶的效率福利,遠遠大於經濟學家們從“邊際”處尋來的那點收益!JIT根本不是一個經濟學或管理學問題,如果沒有國家治理作為後盾,任何理念都是紙上談兵。用各種基於“邊際”的正反向延長線來對國家治理指手畫腳,隱含着置國家安全於不顧的前提,這與掛在枝上砍樹的猴子有什麼區別!
如果動盪是一時的,那尚可承受,如果是長期的,則一切都彷彿經過了“陰間濾鏡”而呈現為灰暗與壓抑。在“城頭變幻大王旗”的時代,縱有高檔鏡頭和彩色膠片,也拍不出明豔的場景。網絡上關於蘇東劇變的圖片很多,可供參考。
作為一箇中國人,我們應當感到幸運。國家只要統一就會強大,人民就可以遠離亂世。縱使在三國割據時代,魏國仍能以當時半個中國的力量平定蠻族(《白馬篇》中有曹子建獨佔八斗的才氣,有中華男兒視死如歸的豪情)。當代中國,每當發生災難,人們可以指望共產黨員,指望人民軍隊。如果你陷於危難,那麼沒什麼好擔心的,天塌不下來,保持冷靜、互相扶持,安心等待救援即可。近幾年,各種謠言已經帶不起搶購,因為人民已有信心。
大河有水小河滿
資產(價格)來自預期即信心。假如沒有了“與民爭利”的政府,那麼一切歸零,金錢成為廢紙,房產白送不要,機器設備只是廢鐵;確實沒有來徵税和罰款的人了,但口袋裏也沒有什麼可徵可罰的東西了;好處是每個人都有機會成為亂世中的英雄(如果不死)。
“大河有水小河滿”曾經作為宣傳用語,用來類比集體與個人之間的關係:只有國家富強,人民才能過上富裕的生活。近幾年,這句話經常被拿來用作反面材料:或影射某個時代荒唐,或反證“民富才能國富”。這句口號被拿來反覆踩踏,原因是其中的邏輯瑕疵,其實當時就有人提過:“…這話不對。天下哪有大河有水小河才滿的事呢?不都是小河有水大河才滿的嗎?”
這句口號有問題,不代表它宣傳的道理有問題。而反過來的“小河有水大河才會滿”所要宣揚的理念,卻是以偏概全的典型。大河小河只是個類比修辭手法,並非推理。無論大河小河之水的關係怎樣,集體與個人、國富與民富的關係都遵循其自身的邏輯。俗語的邏輯有問題,這是事實,但反向的延長卻是詭辯。
財富不僅是“物”,還是社會為此物所賦的值即信心(預期)。僅就“物”而言,某些社會財富(比如黃金)可以類比為水:它要麼屬於集體,要麼屬於個人,不因歸屬而增減。但除黃金(以及某些自身可以作為價值錨定的物品,比如外幣、珠寶、糧食等)之外,物的價值不能再以水來類比:財富不再是定值,零和關係不再成立。盛世古董,藝術品和古玩的價格可以千萬倍;經濟發展,股市市值可以伸縮數十百倍;富人增多,需要價格畸高的奢侈品;基建到位,房產甚至城市本身可以三番五番…。
國家安定繁榮本身創造的財富要遠遠大於“零和型財富”之和(世界上已開採的黃金大約為20萬噸,RMB計價約為80萬億元,而中國的M2已遠超此數值,中國的總資產則已千萬億計)!大河(國家)的存在本身創造了百倍千倍的水量(社會財富),如果沒有大河,那麼小河也將乾涸,因為乾旱(信心喪失)使得降水量根本不足以匯流成河。而大河有水(國家富強),則足以改變上游氣候,降水充盈。從這一點上,“大河有水小河滿”成立!
那些踩踏者肯定可以完成上述思辨,但他們仍要挑起爭論,所圖無非是讓政府與人民(集體與個人)成為敵對。只要人民相信“國富”是造成民窮的罪魁禍首(政府與民爭利),他們的目標就達到了!而“政府是必要的惡”正是契約説的推論。
西學東漸,不知從何時起,一些學者開始挑戰那些婦孺皆知的基本良知:集體主義竟然是醜惡的!集體主義是社會性本身,是人生的價值所在!這是中華文化早已定論的,也是生而為中國人的常識!當“學術”違背常識時,“學者”就是在作惡!學術的形而上,卑劣如斯!那些“敢言”的懦夫,或許並不在意他們的“指控”是否違背良知!他們只是想當真˙惡龍,卻連屠龍的風險都不願承擔,只敢在背後影射!
真正值得討論的,是其中“度”的把握。孔子曰:過猶不及。國家處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和發展階段,以及面對不同的外部形勢,“度”是不同的。有限資源與物產,如何服務國計和民生,是真正的宏觀經濟(經世濟民)學!學者若有心,可以研究新中國成立至今七十餘年,中共中央對“度”的把握,未必不能找到可供借鑑和吸取的經驗和教訓,讓經濟學成為真正的經世濟民的大學問。
全球淨資產中美並列,説明麥肯錫研究所的同志們承認中國人民的信心也是信心,中國政府守護的安全也是安全。脱離國家談論財富,就像泰坦尼克號的獲救者糾結曾經的幾等倉,印地安人談論位於紐瓦克曾經的部族領地,有意義嗎!
邦有道
面對貧富差異,僅用一句“社會發展必然導致貧富分化”來表達是不夠的,還要説清楚財富與善惡的關係。孔子曰:“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聖人之言已説透其中的道理。財富本無善惡,但它與“邦有道”之間是綁定關係。這也很好理解:若邦有道,則必然支持人民“過上好日子”,那麼率先過上好日子的人就是榜樣;反之,若邦無道,則超額的財富必定是搶奪而來,以多數人的極端貧困為代價。
孔子給出的其實是一個循環定義:如果財富來自與民爭利,那麼邦無道;如果邦無道,那麼官僚統治階層聚斂無度,他們已與大眾為敵。循環定義就是無定義,也就是由結果定義:如果國家安定富足,那麼財富就是成功的標誌;如果社會從內部崩潰,滿足了革命的條件,那麼為富者必定可能不仁,因為歷史由勝利者書寫。
這並非消解“取之有道”的法律和道德要求,而是確認:無論財富是否合法取得,都不附有免死金牌。雪崩不是因為雪花的形狀或顏色,而是因為它在山頂,藴含了勢能。為政者、為富者應當時刻記得,戰爭(以及內戰)在理性的討論之外,當人性退失之時,任何的合法性與神聖都只是夢幻泡影。
如此,可以回答:①邦有道,即是“讓人民過上好日子”之道,是“為人民服務”之道。②財富若可論善惡,則以結果論:社會是否越過了秩序的邊界。(強取豪奪是‘取’之惡而非財之惡,樂善好施是‘施’之善而非富之善)
推論:①國家安定和邦有道是共生關係。②邦有道,則公權力必須與財富劃清界限!公職人員不以財富為價值取向。③邦有道,是天下為公:為政者浩然正氣、公權力號令天下。
中央政府負有使邦有道的責任:對外的國際道義,這是中華文化的政治智慧,表現為大國的自律;對內的為人民服務,並始終保有刷新吏治、自我革新的能力。為人民服務,就是識別判斷當前社會的主要矛盾,制定計劃解決這些矛盾。
基尼係數
當前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解決矛盾的方向就是社會文明進步的方向。在這一點上,國外已無可供借鑑的經驗(北歐小國不具有普遍性,中大型發達國家面對的是和我國相同或更嚴重的問題)。事實上,西方經濟學的目的就是不平衡和不充分,他們甚至創造了一些掩人耳目的經濟學指標,比如反映貧富差距的基尼係數。
根據算法定義,基尼係數分為收入基尼係數(Income Gini)和財富基尼係數(Wealth Gini),後者應當稱為資產或財產基尼係數(財富不等於資產)。在表達貧富差距方面後者要優於前者:擁有房產但收入較低的家庭,其生活質量要好於收入較高但租房住的家庭。通常來説,發展中國家的收入基尼係數較高,原因在於新興行業與傳統行業並存,比如互聯網和金融從業人員收入普遍較高,而農業、餐飲、建築等從業人員收入普遍較低。
財產基尼係數則主要表達積累:國家承平日久,繼承規則導致家庭財產變動。通常情況下,家庭財產的增長速度與財產數量正相關:越是富有的家庭,用於積累的比例越大,從經濟發展中獲得的收益也越多(比例也更高),這就造成財產基尼係數總體呈增大趨勢,即家庭財產差距隨着時間推移而增大。這種情況符合邏輯,但也是隱憂所在:任何時候,貧富差距都是社會問題的根源之一。
基尼係數作為一項經濟指標,顯然有其表徵的意義,可供決策。但問題在於學界對它的過度解讀和濫用。
首先是大型經濟體要慎用。基尼係數有時不僅不能表徵問題,反而會掩蓋問題。不同地域的地理、歷史稟賦差異可以很大,表達為基尼係數就會較大。中國的東西部差距、城鄉間差距、平原山區差距等結構性的差距,都不是靠所得税率調整之類的經濟學方法就可以解決的(那是杯水車薪)!而是需要政府主導的持續、大規模的投入,以及產業政策的扶持引導。基尼係數顯然有警示作用,但提供解決方案的經濟學理論,則已成為轉移人民視線的道具和解脱政府責任的藉口。經濟學理論本身不是問題,濫用甚至排他卻是問題!
其次,發展中經濟體慎用。資本是權力,也是動力,在後發國家追趕(工業化)的過程中,必然造成傳統產業和新興產業並存。無農不穩,無工不富,無商不活,三者必須也只能並存。新興產業的高收入,意味着強動力,這是必須承受的發展階段,濫説公平只會導致整體的躺平!而後發國家失去發展動力,正是道路上的陷阱。
其三,統計指標的選擇問題。收入基尼係數,隱性收入和隱性支出都很難被統計,而隱性收支恰恰是貧富差距的主因。比如賄賂,是弱勢羣體的隱性支出,也是權力階層的隱性收入,無疑使得實際貧富差距要大於收入基尼係數的顯示。所以,全面從嚴治黨、官員財產公開,都是非常必要的。財產基尼係數,公共財產不被計入財產統計,而公共財產才是社會生活水平的主要支撐。比如交通、通訊、醫療、教育、水利、園林等,無疑使得實際生活水平的差距遠低於財產基尼係數的顯示。不同國家,國有資產佔社會總資產的比例不同。當國有資產(全民共有)佔比足夠高時,人們的生活水平將趨同,無論財產基尼係數是怎樣的取值!
資本的造山運動無可阻擋,但過高的落差藴含了地質災害風險:滑坡、泥石流、地震等都可能破壞生態。國家是企業的承載,國家並不是“見不得山高”,而是必須保證承載能力!唯一的辦法就是抬高國土,整體建設成為高原:既保證了山峯的絕對海拔,又降低了地質災害風險。這也就是“共同富裕”的政治意義所在,政府託底消除絕對貧困,相當於填平了山腳下的溝壑,表現為基尼係數的降低。問題在於:資本造山,追求的是絕對海拔,還是相對落差?
其四,過度抬高指標意義。當人們眼中只有貧富差距這一個指標時,視線將產生畸變!無論哪種基尼係數,都不能擴展為表達人的生存。財富並不等於資產,財富是人們可以獲取的“便利性”,也可以視為社會發展造成的人的進化:比如汽車,它使得人行走的速度、時長、舒適性等指標提升,相當於人的本體機能提升。如果這種“便利性”可以數字化,那麼它一定不等於資產基尼係數!
無論是貨幣還是可轉化為貨幣的資產,它們本質上都是社會權力,等價於某種籌碼:人可以隨時把他的資產轉化為某個目標的達成。資產是實現目標的方式,不是目標本身。
俗語説“某件東西,失去了才懂得珍惜”,生存環境本身是生而為人最大的財富。陽光、夜色、空氣、水源等都不是資產,但它們都是財富,只是人們並不在意,因為它們都是大自然的饋贈,無償使用。環保的意義在於用額外的成本換取生存環境的改善(至少不使人類失去宜居)。假如能夠把“宜居”數字化,那麼世界各地的人類是天然的不公平的,有人出生在青山綠水的江南,有人出生在冰天雪地的塞北。在科技發展(使得人類可以克服惡劣環境)之前,宜居,是最大的原罪之璧。對生存空間的爭奪,決不是道德或法律可以判定或制約的:生存競爭,叢林法則。失去家園的民族或個人並不少見,無立椎之地才是真的貧者,基尼係數能表達嗎?
如果需要定義一個指標來表達生存(差距),那就應當把視野拓展開來,統計的項目要包括那些還未貨幣化的“便利性”。某些關鍵的便利性不能體現在基尼係數上。比如安全、互助、衞生、教育,以及基礎設施、便民服務、公共休閒等指標,都因難以量化而不能列入。但事實上,易於獲取的公共福利才是便利性的主體。(這也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公有制意味着共有、平權,不同制度國家的基尼係數,內涵並不相同!)
如果公共福利可以包養每個人,那麼基尼係數的警戒將失去意義;如果財富不能兑現某些目標,那麼財富與便利性之間將不是線性關係。前者取決於國家(社會)的富足程度,但並不是福利越多越好;後者取決於國家性質,某些目標可能被禁止!後者或許是富豪移民的理由之一(他們追求的是財富藴含的‘絕對權力’,也即‘相對落差’。有的國家可以滿足他們的要求)。
真正表達生存的指標不是什麼“基尼係數”。人在社會中生存的“舒適”程度,很難數字化甚至很難達成共識,失去了作為“指標”的意義。事實上,人們完全可以採用相對易得的指標,比如人均壽命、人口密度,輔之以人均醫療和教育資源、休閒時間佔比等指標。與其去爭論基尼係數的算法和統計意義,不如做些實事以利國利民。後者或許才是“社會文明”的本義,以及學者的本職。那些過度向人展示算法、學術之精彩的學者們,或許已忘記初心。他們只是在研究怎樣的樹葉才能有最好的障目效果。